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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垛团村积极发挥宣传思想工作在推进各项工作中的先导和服务作用，着力抓好理论学习、舆论宣传和核心价值观弘扬工作，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并多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系列的重要讲话精神，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带头维护党中央权威，坚持带头学，坚持读原文，坚持学而用，切实指导实践、确保我村各项工作的高效推进。
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将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进行目标管理。及时成立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由村书记担任工作组长，村主任担任工作副组长，其他村组干部担任成员。领导组在工作中，认真履行意识形态工作的主体责任，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原则，层层落实责任分工。并要求班子成员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作为述职报告的重要内容，确保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的落实。并多次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带头维护党中央权威，坚持带头学，坚持读原文，坚持学而用，切实指导实践、确保我街道各项工作的高效推进。履行意识形态工作的主体责任，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原则，层层落实责任分工。并要求班子成员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作为述职报告的重要内容，确保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的落实。并多次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带头维护党中央权威，坚持带头学，坚持读原文，坚持学而用，切实指导实践、确保我街道各项工作的高效推进。狠抓学习教育，落实工作实效。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街道党组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及时传达学习党中央和上级党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及指示精神，狠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守组织纪律和宣传纪律，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在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开展党员冬训。根据区委区政府的要求并结合实际，街道定制了两大类冬训课程暨一项专题类课程+一项拓展类课程，专题类课程里包含六个学习主题，主要是针对十八届六中全会及各级党代会精神的学习，进一步加深了党员干部们对从严治党的理解，增强了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村领导班子成员为大家讲解各级党代会精神，确保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部署上来。
虽然我村在意识形态工作领域工作中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和问题。主要是：意识形态正面舆论引导方式途径不够丰富，影响力、战斗力不够强;对党员干部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还需往常态化努力。
我村将以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强化意识形态宣传和强化阵地建设的“四强化”为抓手，促进意识形态工作由虚变实，由宽变严，由软变硬，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推动环卫事业稳定快速发展。
今年的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审计任务重与审计力量不足的矛盾，审计粗而不细；审计人员专业知识结构单一；人才队伍建设方面还有待于提高等。
明年，我局将紧紧围绕省厅、市局以及县委县政府安排的各项工作安排，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着重抓好审计质量和效率，继续聚焦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审计、经济责任审计、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工程投资审计、国有资产审计等方面。
围绕审计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审计，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审计工作高质量。始终坚持党对审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思想教育引领，坚持把党建工作与审计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考核、同落实，党组书记带头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党组成员认真落实“一岗双责”，推动以党建引领各项工作开展。
审计局要克服人少事多的困难，进一步整合各科室力量，保质保量完成省厅、市局以及县委县政府安排的各项工作任务。将继续以任中审计为主，将离任审计与任期内轮审有机结合起来，逐步实现经济责任审计全覆盖，充分履行审计监督职责，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我局着力加强审计队伍建设，加大学习培训频率。适应审计信息化大数据审计要求，以提升审计人员业务能力。倡导继续教育和专业能力考试，为全局审计人员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努力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提高审计队伍的综合素质；深入推行传帮带和审计组组长负责制，全面提升审计干部综合素质；加强审计信息化培训，提高计算机审计应用力度，改进审计方法，提高审计效率。
主流意识形态的“守土”责任
[内容提要]文化生产方式的改变、主导传媒形式的革新和新兴文化形态的崛起引起了原有文化艺术生态格局的全面变化。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传播方式和运营机制对主流文化形成冲击和挑战。面对文化市场化趋势，主流意识形态必须迫切要解决守什么，怎样守的问题。
[主题词]主流意识大众文化守土有责
一
主流意识形态是在文化竞争中形成的，具有高度的融合力、较强大传播力和广泛的认同的文化形式。现代高新科技革命对人类当代文化的发展正在产生着以往所无可比拟的巨大影响。文化生产方式改变、主导传媒形式的革新和新兴文化形态的崛起引起了原有文化艺术生态格局的全面变化，封闭的，落后的，狭隘的文化和缺乏竞争力的文化，都将在文化市场中被文化消费者遗忘。一些曾经居于主导地位深受群众欢迎的、十分红火的文化艺术形式将逐步失去主导地位被边缘化。一些传统的文化形式经过现代技术的改造或得了新的生命，而另一些传统的、民族的文化将主要依靠国家保护以维持人类文化资源的生态平衡。在现代社会里，一切关于思想文化的有效传播、意识形态建设和文化经济的实现，都只有通过和借助于文化产业的规模和手段才能实现，因此，文化经济的竞争背后实际上是国家和民族的综合实力的竞争，也是民族文化从封闭走向开放，从文化敌视到文化融合，从文化输入到文化输出，实现文化双赢。
大众文化既是主流文化的营养基因，又是主流文化异化的力量。在文化市场化过程中，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可能有意无意地被人们忽略了，认为大众文化是消遣性文化，主要满足人们一般精神需求，事实上，一个民族价值观和道德文化都是通过大众文化的传承而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大众文化用工业化的手段，以满足人们好奇心为内容传播着人类共同价值观念的同时，也渲染脱离现实社会的、违背人类本性的和民族歧视的极端化倾向以误导民众。弱小的个人面对强大的、铺垫盖地的、持续不断的大众文化只能从形式上的主动选择到被动无奈的接受，久而久之大众文化所渲染的、适合人们消极意识的价值观念就有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大众文化传播意识形态消极因素的强大力量，使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必须高度重视，所谓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就是指大众文化传播过程中对民族文化和主流文化形成的威胁。
二
“守土有责”是主流意识形态历史责任。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工作中有一种不良倾向，就是把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对立起来，用主流文化排斥或遏制大众文化滋生和传播。主流文化强调“守土有责”所特别强调的，它也是近年来思想文化建设所面临诸多问题的表现。这里的“土”就是阵地的意思。由于对于具体的“土”的概念缺乏足够科学的界定和把握，忽视了思想文化领域里“土”的内涵和外延已经在形态上和本质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的现实，固守传统的思想意识、运营模式和管制手段。事实上，原来意义上“阵地”，如对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专营和审查，对主流文化的传播采取传达文件、班组学习、集中教育，说服谈心式思想工作，对大众文化的滋生、传播进行强制性遏制等等。这些手段和方法都因背离于社会发展，远离于广大群众而苍白无力。面对文化市场化趋势，主流意识形态必须迫切要解决守什么，怎样守的问题。
“守”就是保持主流文化的先进性和普适性。先进文化的大众化和大众文化的先进化的统一，是主流文化阵地得以巩固的根本保证。主流文化建设坚持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与民族性和科学性的要求以及社会主义的方向，都是围绕“大众”主体，以服务于“大众”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在文化建设中使先进文化的特征、性质和要求与“大众”主体有机地融合起来，先进文化才能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和环境。文化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大众文化发展的程度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一个社会文化发展的整体水平，它既是一个社会整体文化发展状态和程度的标志，也是一个社会的文化是否成熟的标志，它为主流文化的创新提供丰富的素养和发展动力。主流文化只有在深入到大众的心理层面，才能反映出社会文化的主流和基本特点，才能被广大群众接受并实现其功能和价值并引导和推动大众文化发展方向。主流文化之所以成为主流文化是因为其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自觉的渐进过程，主流文化具有了稳定性、连续性和统率性的特点是主流文化特有的文化自觉和文化生命力在市场竞争中的表现。
“守”就是增强主流文化的产业性和扩张性。文化的竞争是没有国界的，所谓“文化全球化”就是文化产业中的人才、技术、资本、信息的全球流动和配置。外国文化资本、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将更大量的渗透和进入到我国各种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我国文化产业的主体结构、所有权结构和市场结构将发生根本变化。这既是文明的交流，又是文明的冲撞、竞争和征服。主流文化必须超越时空界限，立足国家民族文化根基，瞄准国际市场空间，作大作强文化产业，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文化传播力量的大小与文化产业规模是正相关关系，倘若我们不能在文化产业领域里积极参与全球化文化市场竞争，那么，我们的主流文化的阵地就从有“土”难守变为无“土”可守。
“守”就是主流文化的传播手段和方式科技化、多样化。在传统社会中，主流文化大行其道的原因是它依附于国家意志和权力，以独特的传播手段和灌输渠道，以标准的价值观抑制其它文化的滋生和传播。而文化的市场化趋势促使文化传播手段的科技化和多样化。大众文化的市场敏感性要求文化的快捷和多变。主流文化的公益性和普及性使之天然的缺乏市场主动和市场敏感，面对自主的文化主体和铺天盖地的文化信息，主流文化阵地已失去了国家权力单纯的、强制的有效保护，如果再失去现代化的传播手段和形式多样传播渠道，主流文化就会渐渐地在人民群众视线中淡出，其主流地位也自然而然地在一片“加强”的空谈声中丧失。
“守”就是提高主流文化的亲合力和整合力。长期以来主流文化都是以严肃的面孔、居高临下的气势和强制性的口吻教育人民群众；以教条式的、公式化的和僵化的思想禁锢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以高不可攀道德追求和理想信念作为衡量人们思想行为的标准，不仅抹杀了文化的主体个性，也抑制了多种文化繁荣，阻断了主流文化赖以生存源泉，市场经济造就了独立的市场主体，培养了人们独立思考和自主行动习惯。经济多元化催生公民社会，滋长大众文化。主流文化依靠国家权力和政治运动去荡涤传统文化，筑起抵制外来文化思想长城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主流文化所提供价值观和道德理念是温和的、兼容并包的、人民群众普遍认同的、对国家和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和前进动力，对其它文化具有亲和力融合力和整合力。如果人民群众惧怕或拒绝而不是自觉把主流文化看作是凝聚全社会精神理念，只能说明主流文化缺乏或者还不具备统帅、整合全社会的共同信念和精神实质。如果主流文化还没有摆脱文化对权力依赖的习惯思维，还没有养成走下圣坛，走进民众，贴近民心，被民众认同的文化自觉性，就不可能成为国家和民族精神支柱。
三
主流文化“守土”的责任重如泰山。主流文化由于具有历史性民众认同，经常凭借认同优势，采取固守阵地手法，思想观念僵化、内容虚化、表现形式居高临下，传播手段粗暴单一，发展方式上呈现出权利化、内卷化的自残走势。面对文化传播渠道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文化消费趋势，主流意识形态显得力不从心，难以应付，大有阵地丧失之感。大众文化强大的、快捷的、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正是在广大消费者感到热闹、好看、刺激、过瘾的文化享受过程中实现了。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传播方式和运营机制是没有意识形态性的，而它所承载的文化传播功能却担负着凝聚人心、感召民众和传承文明的重载。我们不能因为其传播与主流文化相左的思想观念而阻断其传播通道，更不能因对主流文化形成冲击遏制其发展，主流文化只有深深地扎根于大众文化鲜活的土壤之中，汲取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文化营养，才能成为文化融合、文明传承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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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级精神和统一安排，我积极自我查摆、相互谈话、征求意见等方式，深入剖析了存在的问题，反思了问题产生的根源，明晰了问题整改的措施。
意识形态工作对于我们党来说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关系着党的荣辱兴衰、生死存亡。是广大党员武装头脑的工具，可以说意识形态有多深入，党员党性就有多强，意识形态并不是虚无缥缈的，也不是天马行空、飘忽不定，它是以广大党员为抓手，以宣传思想工作为载体，是有骨有肉，有血有气的。意识形态的骨就是广大党员，肉就是宣传思想工作。
我有时候攻坚克难意识有所降低，有时候面对复杂的问题，勇于担当的底气不够，奋斗的精神不足，今日事今日毕的优良作风发挥不够，遇到问题时有时候会产生厌烦情绪。现将有关情况进行对照检查，请对我提出批评意见:
1.政治功能强不强方面。党员的意识有所淡化，没有把党员的作用体现出来，更没有在引领群众方面发挥很好的作用。
2.“四个意识”牢不牢方面。对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理论研究不够透彻，没有从理论联系实践、指导实践的角度出发，认为自己是一般干部，局限于了解知道这个层面，运用于实际工作不够。对全局的工作参与不够，建言献策不够。
3.工作作风实不实方面。一是业务能力有待提高，存在着“摸着石头过河”现象，工作成效不明显。二是创新意识不强，工作上有重视领导布置多、重视实际任务少的问题，机械照搬照套上级、领导的精神和部署，结合单位实际不够。
4.自我要求严不严方面。一是工作标准不高，有时在任务重、压力大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怎样尽快完成工作任务，存在着“以应付求过关”的想法，不能从尽善尽美、时时处处争一流的标准_上去把握。二是工作效率有待提高，没有制定工作计划，工作有时比较散漫、松懈、不够严谨，紧迫感不够强。
一是理论学习不够深入。客观上没有完全处理好工学矛盾，学习形式多限于集体学习，静下心抽时间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不够深入细致，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解决问题的能力还不够。
二是自我要求有所降低。自己的思想观念比较保守，进取心理不强，目标定位不高，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中，一直抱着既不居后，也不争先的心态，无形中降低了工作标准、自我要求标准，懒散拖拉、降格以求。
一是狠抓理论学习，坚定理想信念。坚持把学习作为永恒主题，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一中、二中全会精神，全面提升理论和政策的认知水平，筑牢思想之基。
二是严守党的纪律，忠诚党的事业。坚持与党同心同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遵守党章、践行誓言。坚持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同向同行，坚决维护党的权威，严格遵守党内政治生活有关制度和组织程序，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中央和省市县委保持高度一致。
三是增强宗旨意识。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把职位作为为人民服务的岗位，把最高满意度作为工作的奋斗目标和精神追求，加强对党建业务知识的学习。
四是坚持严于律己，永葆政治本色。时刻以《党章》从严要求自己，进一步规范自身行为。自觉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管住自己，守住小节，防微杜渐，以实际行动维护党纪政纪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树立勤政廉政的党员干部形象。
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控制力?思想政治教育
李合亮
一、意识形态领导权与意识形态控制力
作为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和政治文化事实，意识形态虽已引起人们足够的认识，但是至今尚未有统一的概念。这既在于意识形态本身看似无所不包，“具有非常宽泛的功用意义，且所有这些意义都不完全相容” ，也在于意识形态往往附着于文化与哲学思潮而变动，表现出繁杂的样式，还在于意识形态与政治思想密切相关，呈现出实用化的迹象。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是反映社会存在的，意识形态是特定社会阶级或利益群体的自觉意识与观念上层建筑系统。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意识形态既具有否定的意义，也有一般性的描述。正如哈恩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一文中所说：“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或术语很可能在双重意义上被运用。一方面，它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具体地理解为虚假的意识的标志；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些人的文献中，它主要是作为一个阶级的社会意识的总体概念而出现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当时流行于德国的各种思潮，即构成德意志民族意识的所谓“德意志意识形态”作否定性批判，指出“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 的同时，明确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葛兰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意识形态概念与思想，并具有独特性。葛兰西在分析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根源时，认识到意识形态问题是主要因素，进而在分析市民社会的基础上，提出了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问题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获得的著名命题。
葛兰西对意识形态的认识建立于对市民社会的分析之上。葛兰西所指市民社会，不是从物质生活关系方面，而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界定，将其描绘成独立政治活动的特定核心和反对专制统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他认为：“国家通常被理解为政治社会（或者被理解为专政，被理解为为了使广大民众顺应某一特定时期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方式而建立起来的强制性机关），而不是被理解为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平衡（不是被理解为某一社会集团通过教会、工会、学校等私人组织对整个社会实施的领导权），而知识分子恰恰是在市民社会当中发挥自己的作用的。” 在葛兰西看来，国家=强权+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既包括政党、工会、教会、学校等民间社会组织，也包括报刊等新闻媒介以及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学术团体。这些组织通过影响控制社会舆论而获得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市民社会属于上层建筑。“我们目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
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的发展状态不一，决定了各个国家不同的政治体制。“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原始状态，尚未开化” ，因此，东方社会缺乏形成市民社会的基础，只能形成以政治国家为主体的专制社会，而西方却形成了以市民社会为主体的民主社会——“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得当，国家一旦动摇，稳定的市民社会结构立即就会显露。国家不过是外在的壕沟，其背后是强大的堡垒和工事” 。葛兰西认为东西方市民社会的不同情况决定了不同的革命策略。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民社会’已经演变为更加复杂的结构，可以抵制直接经济因素（如危机、萧条等等）‘入侵’的灾难性后果。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就像现代战争的堑壕配系。在战争中，猛烈的炮火有时看似可以破坏敌人的全部防御体系，其实不过损坏了他们的外部掩蔽工事；而到进军和出击的时刻，才发觉自己面临仍然有效的防御工事。” 对这些国家来说，暴力不是革命的主要形式，无产阶级首先应赢得市民社会的支持与接受，并逐渐获取意识形态领导权，待条件成熟时夺取政权。
在葛兰西那里，以暴力夺取政权的方式被称为“运动战”，而以意识形态领导权为主获取政权的策略则被称作“阵地战”。“包括政治斗争在内的机动战（前线出击）向阵地战的转变”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时期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也是最难得到正确解决的问题。他认为，无产阶级要想获得政权，首先应该消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夺取意识形态的阵地并坚守，在逐步扩大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阵地的同时，掌握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领导权。1932年5月2日，葛兰西在狱中书信中参照列宁的有关解释，把克罗齐与马克思主义进行比较，强调指出，“恰恰是在克罗齐苦心构想他自己的这一理论时，当代最伟大的理论家们在同一意义上创造了实践的哲学，而且，他们与经济主义的机械主义和宿命论观念相反，重新估价了‘领导权’或者说是文化领导的那一方面。甚至可以肯定地说，最现代的实践哲学的本质特征，恰恰在于‘领导权’这种历史——政治学的概念。” 这一段叙述明确表明，葛兰西已经牢固地把领导权特别是文化领导权问题视为中心问题，把它看作是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和知识分子承担的“文化领导”问题的中心点。在葛兰西那里，文化不简单是狭隘意义上的文化，而指整个阶级的价值观念，即意识形态。文化领导权就是意识形态领导权。
“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统治着它往往会‘清除’或者甚至以武力来制服的敌对集团，他领导着同类的和结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 就葛兰西的革命观来看，虽然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关系等各个方面，但他着重强调的还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掌控问题。虽然他的思想只是针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发，但对于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执政者而言也同样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对于市民社会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获得来完成，而对于已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而言，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还是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
事实上，不仅对无产阶级而言如此，历史上的任何阶级只要想实现对国家、社会的统治，都存在一个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问题。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前，都想尽一切办法通过舆论、宗教、思想的启蒙等手段实现对民众的诱导，为其夺取政权奠定基础。这实际上就是在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而当这些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也面临着一个控制意识形态的问题，即巩固意识形态领导权。不仅各个社会的统治阶级需要意识形态领导权，就连被统治阶级也面临着这一问题。奴隶的起义、农民的武装斗争、无产阶级的革命都需要通过意识形态的渗透达到夺取政权之目的。陈胜、吴广起义中“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喊，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纲领与口号，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马克思主义的宣扬，都是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一次次影响与夺取。
当一个阶级革命成功，实现国家统治之后，自然而然就拥有了意识形态领导权，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拥有只代表了一种地位，问题的关键却是如何巩固意识形态领导权，即用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民众，实现思想的统一。基于这种认识，为了进一步显现统治阶级执政后加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我们主张以“意识形态控制力”来代替“意识形态领导权”。相对于“意识形态领导权”而言，“意识形态控制力”展现的不是一个执政阶级的地位而是任务，它将促使执政阶级及其政党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并将其贯穿于实践之中。这样的表述更具有针对性，更能展示统治阶级思想控制的重点与核心。
这里的意识形态控制力有两层含义：一是意识形态本身具有的规范约束性；二是统治阶级通过对社会资源特别是政治资源的垄断而对社会成员思想价值观念的支配与控制。意识形态作为人类思想和行为定向的价值体系，提供着为人类所追求以至献身的目标和理想，对每一个人的思想与行为都具有强大的约束力，促使个人朝向集体价值的方向努力发展。阶级性是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由此产生了它维护阶级利益的功能。意识形态“既表现为同对现实生活的沉思相异，又表现为把取得支配地位的强有力的物质关系转换成思想的王国” 。在一个国家中，统治阶级由于拥有强大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由于在政治资源的占有与使用上占尽了优势，由于拥有宣传教育的强大载体与渠道，其对社会成员的思想进行控制是情理之中的事，更何况他们又特意采取种种方式有意识地对人的思想进行控制。不仅如此，统治阶级在执政的同时，已经把它们的意识形态美化成全社会乃至全人类最美好、最具有人性的意识形态，“把它们提出来作为生活准则，一则是作为对自己统治的粉饰或意识，一则是作为这种统治的道德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是共性与个性很难区分，生活于社会中的个人虽然个性很强，但却在不知不觉中被支配与控制。
二、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控制力实现的重要途径
任何一个阶级实现对国家、社会的统治，都面临一个统治手段的问题。一般来讲，一个阶级在确立统治地位之后，在没有大的阶级冲突的情况下，主要面临的不再是武力，而是权力控制问题。虽然武力和权力都属于调节不同生存单位之间关系的手段，但两者有所不同，武力运用的是武装力量，强调的是对民众肉体的控制，权力运用的则是法律、制度等手段，实现的是对民众意识上的强制。武力是权力的后盾，权力则是武力的延伸。当武力使民众屈服之时，实现统治应主要求助于权力，而当权力对意识控制失控，统治阶级就会转用武力。由此可知，一个阶级实现统治后，主要运用武力保障下的权力来治理国家与社会。
在权力运用问题上，统治阶级一般会采用国家机器威慑与意识形态教化两种模式。按照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包括国家机器的上层建筑与作为意识形态的观念上层建筑。统治阶级在维护阶级统治过程中，所采取的两种权力模式，无非是两种上层建筑运用的不同表现而已。任何一个阶级在实现统治之后，都有一个获得社会支持与认可的问题，即为自己的统治合法化作辩护。当然，达到这一目的，可通过国家强制力来实现。历史上这样的情况很多，一个阶级通过武力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掌握国家政权后，利用国家强制机器对民众实行威慑，民众恐于暴力镇压，而接受统治阶级及其社会制度的约束。表面看来，社会似乎进入了正轨，统治阶级的统治也毫无隐患。但事实上，这种实现合法化的方式，只能一时有效，不能长期保持。因为民众是被迫接受，并没有在其意识中固化，一旦统治阶级的统治出现内忧或外患，一旦社会出现大的动荡，一旦统治阶级无暇顾及对民众的威慑或威慑软化，民众的逆反与不满情绪就占据主导，就会威胁到统治阶级的统治。这种情绪如果得不到及时引导，就有可能燃为推翻统治阶级统治的熊熊大火。秦朝时，暴力镇压与强权威慑不可谓不强，体制建立不可谓不系统，但由于缺乏教化，最终秦嬴政万世的梦想灰飞烟灭。与秦的短暂消失相反，古今中外历史上凡是存在时间较长的国家中，除却强权威慑之外，统治阶级大都重视意识形态教化。
如前所述，不但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是任何一个阶级在争取实现统治的过程中要努力强化的，而且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力更是一个阶级在实现统治后，要牢牢把握并深化于实践之中的问题。利用意识形态来实现统治制度的合法化，具有一切国家机器所不具备的优势。它既可以利用统治阶级作为社会领导的影响力，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影响，更可以深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从思想深处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实现对统治阶级意识的认同。这样，人们不仅承认，并且乐于接受统治阶级的统治，接受其赋予社会的制度体系与价值观念。更为重要的是，一旦民众实现了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认同，不仅会心甘情愿地接受统治，更会在统治阶级的统治出现纰漏或失误时，维护这一制度，至少不会起来反对该制度。也正因为意识形态的这一重大功能，阿尔都塞将其称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虽然这一称谓未必恰当，但却反映出意识形态控制对一个阶级统治的重要作用。
当然，无论是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还是意识形态控制力的实现都需要在展示强制力的同时，经由一定的手段和途径来完成。“一套成功的意识形态，首先必须经过心理说服的过程，使群众认同其理念，这是意识形态确立的首要步骤——符号化的步骤；尔后，必须透过政治强制的过程，使个人或集团与意识形态不相容的欲望或需求，以及与意识形态相左的理论或信仰，完全从群众的公共沟通系统中排除掉，这是意识形态非符号化的步骤；最后，意识形态会被塑造成独立于个人之外，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它成为一种典范，并且为个人或集团的思想行为形构了一个背景世界，成为个人或集团从事价值判断或对周遭环境认知、评估时，不自觉地以它作为依据，亦即此时意识形态犹如自然般地对人产生命运的因果作用。这是意识形态典型化的步骤。” 这一过程表明，在阶级社会中，为实现或维护统治，一定的阶级或集团会通过教育向社会成员传输本阶级的意识形态，以期在达到共同认识的基础上实现或维护自身的阶级统治。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政治特性，特别是其努力以占支配地位的价值观念与思想方式向民众进行教育与灌输，促使全体成员形成共同持有的价值观、信仰的特性，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成为统治阶级巩固政权和治理国家的首选。这样，思想政治教育因与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领导权之间的本质关联，而成为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渠道，成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意识形态控制力的重要体现。
事实上，作为实施意识形态控制力的重要工具，思想政治教育更多表现为一种软性力量，是一种国家“软权力”。“软权力”这一概念最早由约瑟夫?奈提出，主要相对于军队、经济实力等有形力量资源，即“硬权力”而言，指文化、意识形态、民族凝聚力等无形的力量资源，其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软权力”依靠的是某种思想、文化的吸引力和根据特定的价值标准和政治制度设置别人议程的能力，主要目的在于说服别人相信和同意某些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以促使他们产生预期的行为。“软权力”不像“硬权力”那样通过军事或经济制裁等强迫方式起作用，而这种“软权力”力量的获得与发挥效用则在于文化、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引导力与同化力。“硬权力”是“命令”民众做阶级、国家需要他们想做的事情，而“软权力”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与导向力，左右民众的认识，“要”民众或者自愿，或者至少不强烈反对做阶级、国家要求做的事。思想政治教育这一“软权力”对民众的影响是无形的、非对抗性的，一般不会遭到教育客体的抵制和反抗，甚至会得到教育对象的“欢迎”。
三、学校教育：意识形态控制力强化的重要场域
虽然思想政治教育是意识形态控制力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与途径，虽然这一过程可以渗入人们的生活之中，但是在所有的可以实现这一功能的场域中，学校的地位最为突出。这不仅在于学校建立本身就具有意识形态控制的成分，更在于学校教育肩负着意识形态灌输的重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学校就是意识形态工具。“有的教育学者把学校当作文化发展的产物、忽视其政治和经济的成因，这是不科学的。实际上，奴隶主阶级不仅是为着发展文化而创立学校的。学校产生以后固然是有促进文化的作用，但统治者不会先从文化发展，后从巩固政权的角度考虑设校问题。就因为如此，我们随处可以看出学校的阶级烙印，看出享受和控制文化教育是统治阶级的特权，看出学校中传播的宗教信仰、伦理观念、法权思想，样样切合统治者的利益。” “学校具有正面的教育功能，法院具有镇压和反面的教育功能，因此是最重要的国家活动；但是在事实上，大批其他所谓的个人主动权和活动也具有同样的目的，它们构成统治阶级政治文化霸权的手段。” 美国的政治学家安东尼?奥勒姆说得更为直白。他说：“学校在指导人民的政治思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学校的任务是维持社会制度，保证后代人像前代人那样思考政治。这实际意味着，社会对学校的期望主要是为社会训练出好公民，训练出有责任心的、尊重不断发展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因而有助于维护和延续国家的公民。” 当这些教育在进行意识形态灌输之时，不但肩负着思想政治教育的重任，事实上本身就已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
对于学校的意识形态性，人们一般愿意从理论上接受，但在真正的教育实践中，许多人采取了或回避，或淡化，或漠视的态度。许多人针对我国曾一度存在的教育极度工具化、政治化的现象，从批判、否定工具化的极端出发，强调学校教育的无意识形态化，从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类观点又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公开地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批判，认为它应该退出学校，让学校成为教育自由地、学术自由地，与政治无关，与社会主义无关。此类观点较好辨别，也能够引起人们的警惕，并且这类观点一般都会遭到政府批判与社会反对。但是另一类观点则不同，它不是直接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批判与否定，而是在反思教育，寻求教育回归的大旗下，从以人为本的理念与教育目的出发，否认教育的阶级性、意识形态性。这类观点更具有欺骗性，更容易获取社会民众的“支持”。近年来，我国社会中此类观点不断涌出，主要有三种现象。
一为以反思教育为名，对教育的意识形态性进行批判与否定。有人以反思中学语文教育为名，对中国教育进行“控诉”和“批判”，甚至“谩骂”——认为中学语文教育之所以不能遵循教育规律，科学地进行，关键在于其目标不在于培养人，而在于培养阶级统治的工具，是政治教育完全代替语文教育的结果。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教育“只告诉学生在人类所有的思想财富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是好的，其他一切都是坏的，都是对人类精神有损害的”，这样的教育“把受教育者的精神变得非常单一，这实际上就是精神阉割。一个人从走进幼儿园开始就遭受这样无情的阉割，精神生命哪还有发育和发展的余地！” 我们的教育“把人类的心灵变成了某种意识形态观念的‘跑马场’” 。就语文教育而言，“在我们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充斥的国度里，语言却完全背离了其‘语言文学’的初衷，而被异化为简单的‘用革命的方法分析革命的文章，培养革命的接班人’的意识形态工具。” 中学语文课本“最可怕的是，……都是围绕政治在说话，它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语言表达的极端化——要么是好，要么是坏；要么是革命，要么是反革命。而维系这种极端化的语言的两极的就是这种话语体系所要弘扬的‘斗争精神’。” 以此为认识的基点，他们对中学语文课文进行了所谓剖析，对一些曾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进行丑化。在他们看来，《纪念白求恩》是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命题，“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词汇“表面上看这是很美好很纯洁的词汇，但再往下推，为了某个崇高的‘共同理想’就可以要求别人牺牲生命，甚至可以强迫你牺牲生命，也就是可以杀人”；《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中“充斥于魏巍文章中对美国军人和南朝鲜军人的仇恨称谓和大量基于意识形态褊狭立场的情绪化语句，营造了把历史搅浑、把人的头脑搅糊涂的气氛” ，“字里行间还透着褊狭的党派精神，透着宣传国与国、民族与民族间仇恨的意味。”
二为以“中性化”的态度进行教育，回避教育的意识形态性。列宁早在1909年就明确指出，“在任何学校里，最重要的是课程的思想政治方向。这个方向由什么来决定呢？完全而且只能由教学人员来决定。” 这就是说，教育者的首要责任是保证教育的正确方向与教育目的性的实现。但在目前的教育实践中，部分教育者只将自己看作是知识的传授者，而不是思想的引导者。许多人以怕走极端为名，不愿意提及教育的意识形态性，选择了所谓“中立”的立场，以“中性化”作为认识与教育的标准，作为教育者立身处事的“流行标签”。这些人不愿意在科学性与意识形态的正确关系之中作出自己的判断，以“中性化”作为立身之本、处事之方。在他们看来，讲课就是知识的叙述而已，不需做任何分析评判，也无须对受教育者进行任何引导。教育者就是知识传输器，只管将知识传递下去，只要能维持知识传输带正常工作即可，什么思想、意义与自己无涉。受教育者想从教育者那里获取引导，不仅不可能，相反却从教育者麻木不仁的态度中，更产生了疑惑。于是，“中国革命史”讲授成了“中国文化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西方哲学”，“政治经济学”改成“西方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转变为“社会发展理论”，“思想理论教育”则转换为“心理健康教育”、“个性发展教育”，等等。更有甚者，在部分教育者的讲解或编写的教材、剧本中，革命故事、英雄人物本来的革命意义与英雄气概荡然无存，严肃的中国革命战争，变成了一场滑稽戏，革命的红色在他们的策划中变成了粉色或灰色，失去了应有的立场。
三为以梳理思考现代大学制度为契机，以教授治校为口号，以学术自由为目标，试图将意识形态排挤出学校。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改革步伐的加快，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已成为各界人士的共同追求。特别是最近一段时期，针对高校去行政化问题，“教授治校”的言论无论是在政界还是学界此起彼伏。许多人在回顾高等教育发展进程，特别是在对蔡元培、梅贻琦治校理念梳理的基础上，认为中国高校应实行“教授治校”，实现学术自由化。实际上，在人类教育史上，固然有“教授治校”的提法与理念，但其实质意义不是“治校”而是“治学”，即“教授治学”。“教授治学”是指在大学里实行专家、教授对学校的教学、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民主管理，就是使教授拥有学术权力，使专家学者在学术领域行使其决定权力。但是，许多人有意识回避“教授治学”的实质意义，认为应以“教授治校”排除行政权力，实现学校无政治化。在他们看来，无意识形态化才是中国高校的出路之所在。学校就是学者的自由聚集地，与政治无关，学术自由是其最高追求；教育就是培养有自由精神、有创新意识的人，与其政治立场无关，与意识形态无涉。
上述现象的出现表面看来是对中国教育反思、是教育的所谓人性化复归、是对教育工具化批判的结果。在这些人看来，只有纯粹理性地无阶级意识地去还原教育，反思教育，才是教育的正途。认为完全无意识形态化，是中国教育的正确发展之路。也正是这种非意识形态化的鼓吹，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力，受到了很多人的吹捧。但透过表面去深究背后的主旨，其欺骗性则不言而喻。教育应该培养人，应该从人的本性出发引导人的发展，但这一引导是立足于社会现实的引导。人在社会中生存，不可能脱离精神文化的引导，不可能脱离政治思想的影响。人的自由发展是在阶级与社会所设定的范围内的发展。人要继承历史的精神文化，要接受传统的教化，更要接受意识形态的教化与影响。接受意识形态教化是人的生活之必然，人唯一选择的是接受何种意识形态教化的问题。
事实上，就学校与教育而言，深化意识形态灌输的任务，是它们在阶级社会中的本质体现。任何一个社会的学校与教育都是如此。考察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状况，我们不难发现，在任何一个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或地区，都不存在“教育淡化政治”的现实，相反，资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与竞争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旗帜鲜明、不遗余力地努力维护和扩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虽然在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体系或课程名称，但却在公民教育、道德教育、历史教育等众多的教育名目下，进行着阶级意识的教育。在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意识形态的教化完全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工作之中，学校等教育机构已成为意识形态的灌输地与再生产地。正如阿尔都塞所言：“正是通过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大规模教育包装着的多种知识的学习，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生产关系，即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得以大量地再生产。为资产阶级统治产生这种关键结果的机制，自然被学校普遍性统治的意识形态所掩盖和遮蔽，之所以称为普遍性统治，因为它是主导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根本形式之一：一个将学校表征为不受意识形态浸染的中性环境的意识形态（因为它是……世俗的），在这里，家长们（他们是自由的，因为他们是其孩子的拥有者）将孩子托付给教师们（绝对信任地），尊重孩子们的‘良知’与‘自由’的教师们，通过他们自己的榜样、通过知识、文学和它们‘解放的’品质，为孩子们展开通往成年人的自由、道德和责任的道路。”
不仅如此，虽然上述人士名义上宣称其出发点在于还原教育培养人的目的性而不是作为工具的本性，认为过去学校只重视教育在维护阶级政治统治方面的价值，忽视或轻视其在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发展方面的功效，只注重利用教育实现和保证所培养社会人才的政治方向，忽视或轻视了教育在一个人的人性发展与精神价值观建构中的导向价值。但是，事实上，他们却仍然把教育作为了工具，作为了支撑他们观点的工具。在他们看来，只有他们所主张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只有合于他们主张的教育才是科学的教育。他们虽然不承认自己的意识形态倾向，但在其言语之中，在其对现有教育的否定态度之中展示了自己的倾向。他们往往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切实可行的思想，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则予以否定，要么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吃饭哲学”，要么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立理以限事”的“人祸”，要么认为“马列主义是诸多学说中的一种，如果在整个社会的教育体系中，将某一种学说、思想置于独尊的地位，这就落入了蔡元培所极力避免的宗教迷雾之中” 。他们的这种做法与近年来社会上的部分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彼此呼应。对此，我们必须认清其实质并加以警惕，因为他们一再鼓吹无意识形态化，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迷惑性。由此来看，无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在当前倒成了一种值得警惕的意识形态了！
参考文献：
[1] 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2] 宋惠昌：《当代意识形态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
[3] 郑永廷、叶启绩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
[4] 刘建军：《马克思主义信仰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5] 何增科：《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6]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项研究的笔记）》，载齐泽克、阿多尔诺：《图绘意识形态》，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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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______党支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决贯彻盟局党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部署和要求，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方法和思路，着重在理论学习上下功夫，在舆论宣传上做文章，收到了良好效果。现将一年来的意识形态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2022年意识形态工作开展情况
(一)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
______党支部严格执行意识形态三级管理责任制，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形成党政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各负其责，部室主任为直接负责人的三级责任制，增强了抓意识形态工作的责任意识，形成了责任明确，人人有责，各负其责的工作格局，达到了齐抓共管的工作目的。
(二)加强理论学习，推进工作落实。
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到党支部集中学习中，利用“三会一课”，“讲习团”等形式，及时传达学习党中央和上级党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指示精神，认真学习关于意识形态工作论述和宣传工作的系列讲话。党的十九届五-召开后，党支部及时组织学习宣讲。一年来，开展意识形态学习5次，集中宣讲3次，同时每天利用“学习强国”平台和党员微信群对党的理论知识进行学习推送，为广大党员干部学理论、学知识、学经验创造了良好条件,提供了便利。
积极推进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压实主体责任，落实“一岗双责”，按要求每半年召开一次意识形态专题工作会，传达上级党委关于意识形态的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听取部室及分管领导关于落实意识形态情况工作汇报，分析研判意识形态情况，支委会就意识形态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及时掌握和了解意识形态工作进展情况，做出具体工作安排，确保意识形态工作有效落实，领导班子成员将落实意识形态工作列入年度述职报告中，严格落实信息发布审核制度，把意识形态工作同中心、同安排、同部署、同考核，全力打好意识形态主动战。
(三)强化舆论宣传，引领正确导向。
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宣传主阵地，扎实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通过班子成员讲党课，利用走廊流动播放等形式，围绕支部建设、企业改革与发展、安全生产等方面，大力宣传爱岗敬业，先进模范，使全院职工学有榜样、赶有目标，营造干事创业、奋发向上的良好氛围。
严把图片关、文字关、作品关，加强信息发布审核制度，各部室的业务信息由分管领导审核后方可对外发布，其他工作信息由支部书记、党群工作人员审核后对外发布。加强网络安全管理，严禁职工通过单位网络和微信、qq群组传播和发布涉及敏感话题的言论、图片和视频等。在新冠疫情、复工复产、统编教材使用之际，党支部主动作为，及时宣传国家、自治区、公司和盟局的政策精神，始终-一致，坚决贯彻执行盟局党委的工作部署，及时了解职工的思想动态，主动担当作为，以-为主线，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始终做到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加大正向引导力度，全年未发生各类舆情事件。
加强微信公众号、qq群、微信群、钉钉群等平台管理，落实网格员责任，今年以来，清理了闲置微信群6个，备案10人以上群组14个，建立了建群审批备案制度，开展谈心谈话工作，定期对职工思想进行了解，对可能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突发性的意识形态问题制定相应措施，对一些社会上的热点问题积极做出正面引导回应，按季度上报职工思想动态摸排分析表，确保职工思想稳定。积极参与网评员队伍建设，确定核心网评员1名，按要求落实网评任务，确保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二、存在的问题及困难
1.随着网络的普及应用和新媒体的日益发展壮大，人人都能够随时随地发表观点、看法、评论，因而网络舆情监管、防控的难度不断增大。
2.谈心谈话工作不同程度存在浮于表面的现象。与职工思想交流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下一步工作安排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针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我院将按照上级党委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强化责任担当，推动工作落实，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是抓好意识形态责任落实。主动作为、依法作为，组织召开意识形态工作专题会议，全面安排部署意识形态工作,完善工作机制，细化意识形态工作职责，加强上下联动，将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防控作为日常工作，时时关注，处处留意，及时发现问题隐患,努力提升舆论引导能力。
二是抓好宣传舆论引导。加强基层宣传思想文化队伍建设，把握-、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的契机，传递基层正能量。加强正面宣传，继续深入开展身边榜样宣传活动,以典型引领,凝聚人心，传递社会正能量。做好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和成就的展示宣传，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落地落实。拓宽对外宣传渠道,切实提高舆论引导水平。
三是加强理论学习引导。加强理论武装学习，强化政策宣传力度，结合“讲习团”“基层讲堂”等活动，深入学习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结合实际用身边故事影响身边人。运用职工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动社会正能量和主旋律深入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