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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金瓶梅》 文化批评 文化学研究
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和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西方的文艺理论被逐渐引入我国知识界,在文学研究中引起一场批评方法的革命。其中,从文化的角度来对文学文本进行研究的方法,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运用,并形成一股文化研究的热潮。在新时期的《金瓶梅》研究中,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文化热”。
一、从文化学视角研究《金瓶梅》有其合理性
文化批评方法主张从作品文本的内部构成来反观中国文化、人类文化的特质,或将作品置于中国文化、人类文化的背景中来判定其文化价值、文化意义。简言之,文化批评方法是将文学作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或文化标本来加以研究的。从文化学的视角来对《金瓶梅》进行研究,有其明显的合理性所在。
首先,《金瓶梅》的文学文本的一般性质,决定了它与文化之间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文学对人的关注方式来看,文学家总是充满热情地将人的丰富多彩的生命情态和富有特色的生活方式反映在作品中,全方位地传达当时社会的各种文化信息,使我们能够跨越时代障碍和思想限制去认识和理解这一时期的文化。从文学的表达与存在的独特方式来看,文学通过塑造典型形象把人的全部活动和人类的所有经验完整地表达出来,因此文学形象是以生命整体的形式存在着,而社会的文化信息和人类的发展潜能便必然附丽于这种理想的生命形式中。从文学的价值层面来看,文学所呈现的现象世界是复杂的具体透视各种价值关系的窗口,它提供了价值活动的典型事例,以及人们进行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的行为方式和心理动机,有助于揭示一种文化中现存的价值秩序。而“价值”则是文化的核心层面。
其次,《金瓶梅》作为明代长篇通俗小说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它具有文化研究的价值。第一,对《金瓶梅》作文化学的分析符合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从来不把文学当作纯艺术看待,而是高度重视文学与社会的整体联系,重视文学反映生活、概括人生的文化特点。中国古代文学的功能是多方面的,文学的也是政治的、伦理的、哲学的、教育的,是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映和表达。因此,对《金瓶梅》的文化学研究,并未脱离古代文学思想的实际和文学创作的实际。第二,小说这种叙事性文体本来就具有很强的文化描写,特别是风俗描写的功能。而明清长篇小说的题材取向从《金瓶梅》开始,从王朝盛衰、神神鬼鬼转向了社会现实、市井生活,这样就使其文化学的内涵更为丰富了。举个例子,在《金瓶梅》中,那些风俗描写有时是情节发展中不可缺少的纽带,有时是借它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还有时是展现风土人情,渲染时代气氛,为人物活动创造具有时代特色和民俗情趣的典型环境,造成一种具有立体感和真实感、与人物性格相契合的人文环境。
二、新时期对《金瓶梅》的文化学研究
第一类是对《金瓶梅》文化的整体性研究。代表专著有王齐洲《四大奇书与中国大众文化》,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来对《金瓶梅》进行了诠释;田秉锷《金瓶梅与中国文化》,内容涉及对各种具体文化的研究;王宜廷《红颜祸水——〈水浒传〉〈金瓶梅〉女性形象的文化思考》,从性别角度对《金瓶梅》的文化进行审视;还有陈东有《金瓶梅——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断面》,何香久《金瓶梅与中国文化》,等等。论文有王祥云《从〈金瓶梅词话〉包蕴的文化理念审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认为《金瓶梅词话》所反映出来的天命观、人伦观、价值观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色,文化的差异是由不同民族社会经济结构的差异所致;罗德荣、胡如光《〈金瓶梅〉女性意识文化折光》,从文化层面探究妻妾争宠所反映的女性意识的社会实质及其悲剧性;张进德《理性的皈依与感性的超越——论〈金瓶梅〉的二元文化》,认为《金瓶梅》是世俗价值观念与宗法传统道德观念的特殊浑融。作者的理性指向表现为对宗法传统价值观念的皈依,而艺术描写的感性指向则表现为对作者理性思维定势的超越。此外,还有王平《〈金瓶梅〉:文化裂变孕育的畸形儿》,陈东有《〈金瓶梅〉文化意义刍论》,王启忠《简析〈金瓶梅〉“生殖崇拜”文化返祖现象》,王彪《无可指归的文化悲凉——论〈金瓶梅〉的思想矛盾及主题的终极指向》,等等。另有王启忠《金瓶梅价值论》,田秉锷《金瓶梅人性论》,霍现俊《金瓶梅新解》,宁宗一、罗德荣《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以及章培恒《论〈金瓶梅词话〉》,等等,虽都未径直标出“文化”二字,但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文化研究。
第二类是对《金瓶梅》文化的专题性研究。这一类研究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物态文化层的研究。例如对《金瓶梅》饮食文化的研究。这方面主要著作有邵万宽、章国超《金瓶梅饮食大观》,胡德荣、张仁庆《金瓶梅饮食谱》,赵建民、李志刚《金瓶梅酒食文化研究》,戴鸿森《从〈金瓶梅〉看明人的饮食风貌》,田秉锷《〈金瓶梅〉与酒文化》,美国郑培凯《〈金瓶梅词话〉与明人饮酒风尚》、郭孟良《〈金瓶梅〉与明代的饮茶风尚》,以及日本小川阳一《〈金瓶梅〉中的酒令》,等等。其次是行为文化层的研究。如对《金瓶梅》民俗文化和商业文化的研究。这方面主要著作有陈诏《从民俗描写看〈金瓶梅〉的时代背景》、《〈金瓶梅〉小考》,蔡国梁《灯市·圆社·卜筮·相面——〈金瓶梅〉反映的明代风习》、《磨镜·画裱·银作·漆雕·织造——〈金瓶梅〉反映的明代技艺》,刘秉果《〈金瓶梅〉中的体育文化》,梁今知《〈金瓶梅〉所见晚明市镇音乐活动》,邱绍雄《金瓶梅与经商管理艺术》,南矩容《金瓶梅与晚明社会经济》,蔡国梁《〈金瓶梅〉反映的明后期的城市经济生活》,跃进《金瓶梅中的商人形象透视》,王启忠《物欲横流 本末颠倒——〈金瓶梅〉对经济文化异质新态描写的价值》,等等。最后是心态文化层的研究。如对《金瓶梅》的宗教研究和性观念研究。宗教研究方面主要著作有余岢、解庆兰《金瓶梅与佛道》,朱越利《论〈金瓶梅〉中的佛道教描写》,石景琳、徐匋《金瓶梅的佛踪道影》,孔繁华《〈金瓶梅〉与宗教》,王启忠《简论〈金瓶梅〉宗教描写中的新形态》,此外,美国凯瑟琳·蔻尔莉茨所著《金瓶梅的修辞》中有专章讨论宗教,杨义《〈金瓶梅〉:世情书与怪才奇书的双重品格》“对正统哲学和世俗宗教的信仰危机”一节从形而下与形而上两相矛盾揭示了《金瓶梅》中佛教与道教的文化意义。性爱文化研究方面,学者分别从儒家性观念、道家性观念、性科学等角度出发予以探讨,其中以国外学者研究成果为多。如日本奥野信太郎《好色文学谈义》,长泽规矩也《〈金瓶梅〉和明末淫荡生活》,等等。我国学者有王祥云《〈金瓶梅词话〉中性爱描写的文化阐释》,谢真元《对男权中心的文化批判——略论〈金瓶梅〉〈肉蒲团〉性描写的象征意义》,等等,都比较集中地讨论了《金瓶梅》的性爱文化及其意义。
三、当前《金瓶梅》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文化批评的方法为《金瓶梅》的外缘研究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审美角度和操作方法,但需要注意的是,文化研究的批评方法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对于当前的《金瓶梅》研究中的“文化热”,我们仍要保持一种谨慎和反思的态度。
首先,当前的《金瓶梅》的文化研究出现一种“泛文化论”的倾向。或是处处皆是文化,除了文化别无他物;或是将《金瓶梅》所反映出的一个时代的文化片面地等同于整个中国古代文化,从而忽视了明代文化的特殊性;或是仅仅满足于对各种文化现象的罗列,而并不进行更深层次的发掘和探讨,研究取消了深度,走向平面;或是进行一些不必要的重复建设,对同一个研究对象进行反复的却没有任何进展的研究,比如对《金瓶梅》中的“茶文化”“酒文化”一类的研究论文层出不穷,但基本没有超越戴鸿森、田秉锷等人的研究成果,这是对研究精力的一种浪费。
其次,《金瓶梅》的文化研究存在一种观念先行的现象,而缺乏田野调查的实践精神。研究者往往先行接受或主观设定一种文化观念,以此为研究模式,再从文本中寻找相应的论据,以此来阐释《金瓶梅》时代的某种文化现象。而对于这种文化观念是否与历史相符,是否切合独特的文学现象,则并不进行详细的考证和坐实。
再次,《金瓶梅》的文化研究逐渐呈现一种无序化的状态。一是过于强调文化研究的多元性特点,而丧失了研究的共同的价值取向和批评标准,这种自言自语式的文化研究不利于研究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相互激发,也容易造成《金瓶梅》文化研究的无序状态;二是《金瓶梅》的文化研究者不能有效地将西方的文化批评方法“极度语境化”,很多只是生硬地套用西方理论的名词、概念,而并未将外来理论与本土研究对象——《金瓶梅》文本本身的具体情境进行合理的整合,从而导致《金瓶梅》文化研究的“失语症”;三是在对《金瓶梅》的研究中对文化批评方法盲目倚重,使对文学的研究沦为文化研究的附庸,丢弃了对于文学更基本的东西——审美的维度,忽视了对文学的诗性的把握。
最后,《金瓶梅》的文化研究在某种程度上陷入到机械唯物反映论之中。作为文学的《金瓶梅》不是“镜子”,不是被动地反应或反射,而是投射,是能动地干预和表现。新时期的《金瓶梅》文化研究仅仅把这一文本当成是一部明代中期的市井生活的静态的“风俗画”,其研究只局限于对《金瓶梅》所反映的各种文化现象的层面的探讨,而忽视了作为文学的《金瓶梅》对于其历史语境的反作用:一是对作者兰陵笑笑生个体,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个群体阶层的欲望的满足,矛盾和焦虑的缓解;二是塑造一种文化(当然单这一部作品的影响是不够的,需要与当时同一类的文学作品联合起来),使那一个阶层的人们能更充分地适应那个时代的历史语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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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梅新林,葛永海.《金瓶梅》研究百年回顾.文学评论,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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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冬青
摘 要：广彩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对外贸易的见证、文化交流的结晶、广府民俗的记忆。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广彩业发展存在多种问题，导致文物的价值没有体现出来。新时期，文物的价值实现及活化利用有了更多的便利条件，采取有效措施实现广彩文物的更大价值，加强对广彩的文化传播，创新传承方式等，可以为广彩文物的活化利用创造有利条件。
关键词：广彩;陶瓷类文物;文化特质;活化利用
陶瓷类文物有独特的价值，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广州织金彩瓷简称“广彩”，起源于清早期，是为了满足外贸需求在广州地区发展起来的釉上彩瓷。广彩历经300多年延续至今，有极高的价值。但是广彩的价值没有被充分挖掘，没能很好地开发利用。新时期，陶瓷类文物的价值实现及活化利用有了更多的便利条件，故有必要研究广彩传承存在的问题，为广彩的传承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1 广彩的内在价值
1.1 广彩是彩瓷制作技艺的代表
广彩是广府文化的代表，是对景德镇彩瓷的创新发展，保留了传统彩绘技法与制作工艺流程，在发展中融入了广东陶瓷文化。广彩在发展中继承了五彩、粉彩、珐琅彩的精华，形成了独特的釉上彩技艺。广彩不仅吸取传统制瓷技艺的优点，还进行发展创新，如对彩绘工艺进行创新。广彩具有代表性的织金工艺，是在瓷器图案空白处用金彩装饰，装饰效果金碧辉煌。广彩彩绘采用了“省面”工艺，即在瓷器的重要部位用金色勾勒，提升了图案的立体感。广彩针对大批量生产对彩绘技法进行创新，如彩绘用的“长行人物”“挞花头”绘法。特别是由于绘法的程式化，形成了代表广彩的传统花式，如常见的花雀、云龙、花纹等。这些体现区域色彩的花式在外销市场中具有优势。广彩的工艺操作采用了独特的工具并沿用至今，如令圈笔、胶印、辘印等。在彩绘颜料方面，广彩也实现了创新。早期广彩使用传统颜料，如明代三彩、五彩，以“土片”为熔剂。发展到后期，由于廣州具有外贸优势，广彩开始使用洋彩颜料，彩绘可以满足多种要求。
1.2 广彩见证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广彩是为了满足对外销售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彩瓷门类，它的产生体现出特殊的历史背景，也与广州的对外贸易发展有关。广彩见证了广州清代以来对外贸易的发展变迁。清康熙年间，广州设立粤海关，以大力推动“开海贸易”。广州由于具有得天独厚的区域优势，贸易量实现了快速增长。在此背景下，广彩应运而生。刘子芬在《竹园陶说》中记载：“清代海舶云集，欧重华瓷，我商人投其好，请景德镇工匠烧造白器，仿照西洋画法产生彩绘，售之西商。”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广彩的产生与发展。历史上粤海关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一直延续至1842年。广州作为当时重要的贸易口岸，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广彩成为那个时代“欧洲的宠儿”。广彩贸易的发展也是广州贸易发展的缩影，反映了广州外贸的变迁。
1.3 广彩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
广彩作为外销瓷，是为了满足国外市场的需要而产生的。广彩在发展中融入了中西文化，不同时期的产品有不同的特色。早期广彩的制作采用了依样定制的方式，体现出“式多奇巧”的特点。早期广彩器皿包括餐具、茶具、马克杯等，多采用成套定制。广彩纹饰题材大多为半中半洋图案，从题材可以看出广彩融合了中西艺术。图案中有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想象，也有部分图案是中国人对于西方生活状况的想象。图案中还有部分中国传统纹饰，如戏曲人物、表达吉祥如意的图案等。在彩绘技法方面，广彩融会贯通了中西艺术表现形式。例如，长行人物的表达是中西画法交融的结果，不需要先勾轮廓，而是采用勾线定位的方式，直接画出图案。
1.4 广彩体现了广府民俗生活
广彩虽然是基于外销而产生的，但展现了广府普通民众的生活，反映了广府人的审美态度，体现出广府人在艺术上的创造力。这也反映了广府文化具有地域特点，体现出包容并蓄的特点，广彩用图案记录了民俗生活。广州四季气候宜人，物产丰富。广州人崇尚自然，倾向于明快的色彩，艺术表达喜欢饱满的构图。因此，在颜色上，广彩多喜用暖色调;构图上，广彩喜用锦地、多层纹饰等技法，装饰适用范围广。广彩在发展中吸收了广府传统艺术的精华，题材多源于岭南人文，经过想象加以再创造。如传统的“散花雀”，虽繁却不乱，从清道光年间流传至今，被演绎为最为常见的装饰构图，体现出地域特色。广彩题材还表达了广府人的民俗，如蝠鼠花篮斗方，由于“蝠”与“福”谐音，可以带来福气。
2 广彩面临的困境
2.1 消费市场发生转型
陶瓷类文物的价值实现取决于市场，缺少市场难以实现。广彩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多年的发展一直是满足于国外市场，产品定位于日用瓷，花色也是为了满足国外市场的需求。当前广彩的发展需要面对国内外陶瓷业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外市场已不存在，广彩依靠外销的时代已不再有，广彩当前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市场发生转型。21世纪以来，消费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广彩的产量大幅萎缩，仅生产数量不多的收藏瓷、旅游纪念品等。国内消费市场对于广彩不认可，广彩的装饰形式、构图风格区别于国内陶瓷，在审美观上存在差距。但广彩采用了借胎上彩，不自行制作白瓷胎，转型难度较大。
2.2 发展方向的困惑
业界对广彩在当代发展有过许多的争议。在近年来的藏品市场中，海外藏家抛出许多清代广彩，而国内这类藏品的保有量很少，因此价值开始持续攀升，收藏市场对于广彩开始认可。收藏界认为清代广彩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收藏前景看好，所以有专家指出要恢复广彩传统的技法与风格。但是业界人士认为广彩最基本的内涵是开放和创新，广彩要实现对传统的突破，广彩行业的发展取决于市场对广彩的认识。广彩只有保证生产与市场的对接，才能获得发展空间。但是当前社会对于广彩的价值缺少认知，没有结合其历史地位，发展中存在多方面的困惑。针对当前消费市场的变化，广彩也注重了创新，推出了明显区别于传统风格的产品，但引发了多方面的质疑。有人倡议广彩还需要延续传统的生产方式，生存是发展的基础。也有人质疑：这种发展模式会导致广彩失去了原有的风格。文物的活化利用与行业发展需要合理解决，保证两者的相互协调是当前广彩价值要解决制约问题。
3 新时期陶瓷类文物价值实现及活化利用的建议
3.1 结合时代发展充分挖掘广彩的优势
广彩要实现活化利用，就要明确发展目标，要注重对现有文物资源的挖掘、整理，并加以利用。从当前国内的发展方向来看，更加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同时，中国也进入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广彩的价值实现需要明确路径的选择。广彩在发展中还要继承传统，要发挥传统文化原有的作用，突出民族文化的特色。文化自信有利于保护民族文化，提高公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可，增强民族自豪感，推动民族文化的兴盛发展。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在网络文化快速发展的作用下，多种不同的文化在发生激烈的碰撞，而代表民族精神的传统优秀文化受到了多方面的冲击。传统优秀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广彩的传播有利于发挥传统优秀文化的价值理念。
3.2 实现广彩的形式创新
广彩的历史悠久，在发展中兼收并蓄了多种艺术的精华，对多种艺术元素加以整理，艺术价值具有综合性的特点。在当前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广彩要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加以创新变革。广彩艺术的发展要结合时代发展，要实现活化利用需要考虑到外部环境的变化。传统模式下的广彩缺少创新的主动性。随着时代的发展，群众需要多样化的艺术。当前国内经济稳定增长，居民收入增加，文化消费市场规模发生变化，并且消费方式与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当前广彩的发展缺少创新，产品供给与服务水平还处于原有的水平，难以满足社会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制作者应深入到消费市场，分析市场需求，深入挖掘有价值的文化资源，提升作品的影响力、感染力，满足群众多层次、差异化的需求。因此，广彩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加以保护，要保护性开发，开发可以代表广州的项目，构建出相应的文化传承方式。发挥新媒体的作用，提升广彩的传播效应，扩大影响力。在当前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渗入，广彩的发展要发挥新媒体的作用，借助微信、微博等新媒體扩大影响，积累人气，培养消费市场。
4 结束语
陶瓷类文物要实现活化利用，要结合陶瓷文物本身的特点，注重价值的实现。新时期，广彩的活化利用虽然面临着困境，但也存在发展机遇。广彩界内人士要抓住新时期的有利机遇，解决好广彩文物活化利用的瓶颈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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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贾涛.传统文化在现代艺术设计中的合理应用[j].美术大观，2017（3）：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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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项目：本文系河北省文化艺术科学规划项目成果，批准号：hb17-yb002。
摘 要：张洁是中国迄今为止唯一获得短篇、中篇、长篇小说三项国家奖项的作家，也是唯一一位荣获两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她在国际文坛赢得了一片赞誉之声。以张洁作品在俄罗斯的译介与研究为例，探讨中国新时期小说在俄罗斯的传播与推广，有利于丰富中国文学走出去国家战略的实践内容。
关键词：中国；俄罗斯；新时期小说；张洁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9-0-02
中俄两国间的文化交流迄今为止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在中国的当代文学作品中，小说是最先被译成俄语出版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苏关系的日益正常化，两国间的文化交流状况也得到了改善，苏联各大媒体陆续加强了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报道。在俄罗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学术队伍中，既有索罗金、费德林、李福清等老一辈的俄罗斯汉学家，也有罗季奥诺夫、科罗博娃、舒鲁诺娃等新一代的青年学者。他们不仅翻译了许多优秀的中国当代小说，而且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对这些作品展开了全方位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张洁作品亦如此。
一、张洁作品在俄罗斯的译介
1984年，张洁创作的小说《沉重的翅膀》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这是当时中国文坛反映四化建设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为此，小说很快成为当时中国最畅销的小说之一，并先后被翻译成德文、英文、法文、瑞典文等多种文字。俄罗斯出版的这部小说的俄文译本最早刊登于1986年出版的第6期《国外当代文学》杂志上，谢曼诺夫翻译。1989年，莫斯科“虹”出版社又发行了该小说的俄文单行本，发行量50000册。1988年，莫斯科“文学艺术”出版社发行了小说集《中国当代小说》，张洁的短篇小说《条件尚未成熟》被纳入其中，李谢维奇翻译，发行量50000册。1995年，莫斯科大学出版社发行了小说集《孔雀开屏》，张洁的短篇小说《最后的高度》被收入其中，谢梅年科翻译，发行量5000册，谢曼诺夫为该书撰写了序言。2007年，莫斯科“东西方”出版社发行了《方舟：张洁中短篇小说集》，其中收录了《方舟》、《他有什么病》等四部小说。同年，为庆祝俄罗斯中国年活动，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和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共同发行了《中国变形：当代中国小说散文选》一书，著名汉学家华克生精心编选了该文集的入选作品，张洁的小说《她吸的是带薄荷味儿的烟》、《鱼饵》以及散文《假如它能够说话》被收入该文集，分别由尼科利斯卡娅、杰米多、德米特里耶娃翻译，发行量3000册。
总体而言，俄罗斯对张洁作品的译介具有鲜明的特点。第一，在张洁在中国文坛初露头角时便开始关注她。张洁步入文坛的时间比较晚，但创作活动却十分活跃。从1984年张洁获得茅盾文学奖开始，俄罗斯学者便对她投来了关注的目光。遗憾的是，截止目前为止，共有八部张洁作品被陆续译成俄文，与作家的高产严重失调。这一方面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中国图书市场的萧条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俄罗斯汉学界青黄不接的人才断代有很大关系。第二，从译介内容来看，选译的作品大部分是张洁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一类是获奖作品，另一类是反映作家创作特点的作品。第三，从译介主体来看，俄罗斯汉学家是翻译队伍里的主力军。第四，从译介途径来看，图书和期刊是张洁作品传播的主要载体。加之近年来，中俄两国互办国家年活动的开展和中国政府“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推行，包含张洁作品在内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俄罗斯的出版有了更大的可能性。
二、张洁作品在俄罗斯的研究
就总体而言，目前俄罗斯还没有出版有关张洁的研究专著，其研究成果主要为期刊论文和副博士论文。具体包括：马茹丽娜撰写的《张洁的创作倾向（北京时期）》、《张洁创作中的“女性意识”主题》、杰米多撰写的《人道主义浪潮下的张洁早期小说》、《作家自画像：张洁文艺散文》，以及萨霍夫斯卡娅撰写的副博士论文《中国文学背景下的张洁创作》。虽然人们经常谈到张洁作品中的自传色彩和女性意识，但相对评论界对其小说的关注程度而言，对其散文的分析和研究状况明显欠缺。张洁在散文中流露的个人体验有助于深化、补充对其小说创作的分析，而小说中的高涨情绪又在散文中得到了有效地缓解，因此，二者之间存在互证互补的关系，杰米多的论文《人道主义浪潮下的张洁早期小说》不仅是张洁研究领域的有益补充，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从俄罗斯汉学家对张洁创作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尽管其翻译数量和研究成果的数量并不可观，但其中既有对作品人物形象、语言特色、主题思想、叙事手法的微观描摹，也有对作家整体创作倾向、世界观、伦理观、美学观的宏观描述，体现了俄罗斯学者丰富、多维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尤其是青年汉学家萨霍夫斯卡娅的博士论文，不仅充分关注了张洁的创作风格和艺术内涵，也从题材的表现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两方面对作家的写作进行了共时和历时的比较。她指出：“尽管张洁的创作在向前发展，但风格始终没有改变。她所描写的故事从一开始就处于发展过程当中，她更钟情于分散的结构、跳跃的节奏和多变的叙事手法。她的创作常常带有西方文学的艺术风格，首当其冲的便是内心独白和意识流的心理描写方法，包括分散的结构，这是中国文学的一种新现象。”[1]她的研究成果对我国的张洁研究有着极大的补充意义和参考价值。
三、中国当代文学在俄罗斯的推广策略
从张洁作品在俄罗斯的译介与研究可以看出，中国当代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效果不尽人意。在中国政府推行的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外图书互译计划等八大工程中，俄罗斯都是首当其冲的，双方相继签订了版权输出合同，为推动中俄两国的文学交流互动开辟了新格局。对此，笔者有以下建议：第一，从文学传播的角度来看，真正能够让异域读者折服的作品，是那种既能够直击人类根本性重大关切，又能表现出所属民族独特审美品格、审美风范、审美趣味的文学杰作。换言之，发行海外的作品不仅应当具有本民族的文学特色，同时也应当具有普适性，关注跨文化传递的诠释方式和西方的诗学特征。第二，汉学家虽然对中国当代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做出了杰出贡献，但面对目前俄罗斯汉学界人才老化和断代的严峻局面，培养高水平的翻译人才已迫在眉睫。第三，加强中俄出版机构的多渠道合作。中国翻译的作品在俄罗斯的文学市场占有比例極小，相比俄罗斯本国出版的书籍，读者更趋于选择阅读本土参与出版销售的作品。由于诗学特征和阅读习惯的差异，误读现象在所难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发行效果不理想的局面。中国文学作品要走出国门，就必须积极加强与国外出版机构的合作，从版权贸易、图书贸易、数字出版物等方面拓宽传播的扩散面。第四，推行文学代理人制度。中国当代的文学作品要走向世界，现在最紧缺的就是既了解当代文学作品，又了解国际图书市场和发行渠道的出版中介。甚至可以说，“中介人才比翻译人才更为重要”[2]。中介人才指的就是文学代理人，文学作品的版权输出应该走专业途径，通过专业从事版权服务的机构，聘请代理人进行版权代理。
当今中俄关系处在历史上的最好时期，两国间的政治互信不断加强，经济、人文、军事等领域的合作日益密切，双边贸易额迅速增长，俄罗斯年轻人学习汉语的热情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情[3]。随着中俄两国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我们期待着更多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俄译本和研究著作的问世。
注释：
[1]саховская а. а. творчество чжан цзе в контексте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на соискание ученой степени кандидата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х наук. м.， 2008， с. 151.
[2]光明日报，2012.10.19.
[3]阎国栋：俄罗斯汉学的危机，载《国外社会科学》2015（6），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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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初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孕育我们灿烂的中华文明，但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余年，中华民族遭遇了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无数仁人志士为挽救中国探索了很多方法：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前仆后继，但都未曾改变中国落后、战乱的现状，是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到1949年的建国，历经28个春秋，使我们贫穷落后的中国重新站立在世界民族之林。28年，为了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无数的革命先辈壮烈牺牲了，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坚贞不屈，为了心中的理想，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终于换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新中国成立的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华民族步入了正确的发展道路，新中国的建立使多少仁人志士热泪盈眶，焕发了建设新中国的巨大热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短短30年，就使我国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初步建成了工业门类齐全的工业国，为新中国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两弹一星”保障了我们国防安全，逐步的工业化使我国人民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特别是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国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工业国，我国的工业规模是美国的146%，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完成的，可以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是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
作为共产党员，今天坐在一起学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我们公司全体共产党员，重温我们党的历史，掌握我们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任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做好一个共产党员的工作。
我理解：首先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们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使路桥分公司跻身集团公司发展前列不懈努力，为公司谋发展，为职工谋幸福，不断加强学习，进一步统一思想，做到个人与企业共同进步，共同发展。
二是要认真重视问题，围绕主题教育的开展，对照公司既定的目标和任务，查找制约公司发展的突出问题，为公司突破发展瓶颈献计献策。
三是要增强发展信心，在困难面前要大步前进，进一步抓好市场承揽、项目管理、成本管控、提升二次经营能力等方面的具体工作。
四是要认识主题教育活动的重要性，要做到思想上统一，行动上积极，要抓好典型，树好榜样，形成常态化机制，让亮点更亮、典型更突出，并以点带面推动整个分公司上下在发展和管理上的进步。党员领导干部尤其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要想公司发展所想，做公司发展所做，努力在本职工作中为员工作表率，为企业谋发展，为员工谋幸福。
五是当前整个集团都在如火如荼的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路桥分公司要在这股学习热潮中牢牢把握主题教育的要求和目的，不断推进主题教育走深走实，通过主题教育的学习活动，使全体共产党员和全体员工，得到一次思想上的洗礼和升华，为路桥分公司的发展和壮大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总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要使我们公司全体激发前进的动力，焕发发展的活力，在工作中尽职尽责，为分公司、为集团公司的发展添砖加瓦，同时也为我们国家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