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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蒋姓人口有600余万，这600余万人几乎都是同一家人。在中国大姓中，蒋姓(依人口计应排在40～50位之间)乃血统最纯正、纯粹者，所以，民间云“天下无二蒋”、“江南无二蒋”。
数年前，欧洲的科学家工作团队发现：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可能有1600万人是成吉思铁木真的后裔。他们不说是蒙古人的后裔，而是成吉思一个人的后裔。他们的方法是对男性y染色体，进行比较分析，发现这1600万人应该在13世纪时有一个共同的男性祖先。以史料对证，认为此生殖威权者一定是成吉思汗。
这个发现结果或许缺少逻辑上的严谨性，因为人们现在找不到铁木真本人的dna，仅仅是通过数学计算与历史推原得出的结论。但这个工作团队的发现至少告诉我们，通过一个世纪的时间，一名先祖可以蕃衍出1 600万之众的后裔。
目前蒋姓人口有600余万(接近香港的总人口)，如果这600余万人都是同一家人，似乎也合情合理。在中国大姓中，蒋姓(依人口计应排在40～50位之间)乃血统最纯正、纯粹者。民间所云“天下无二蒋”、“江南无二蒋”，或许渊源有自。
三位蒋先生的回忆录
欲探求蒋氏历史，最好先选读三位蒋姓子嗣的回忆录。这三位蒋先生都是现代中国的文化巨子，他们的回忆录又都用英文写就，先飨西夷读者，再译回母语，以资国人。
第一位是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蒋梦麟出生在浙江余姚的蒋村，他在回忆录《西潮》中说，“蒋氏族谱告诉我们，我们的祖先是从徽州迁到奉化暂住，又从奉化迁到余姚。徽州是钱塘江的发源地，我们的祖先到余姚来，可能就是为了开垦江边的新生地。在我幼年时，我们蒋氏家庙的前面还有古堤岸的遗迹，那家庙叫做四勿祠，奉祠宋朝当过御史的一位祖先，他是奉化人，名叫蒋岘。”又说，“我们确切知道，住在浙江省境的蒋姓子弟，都在徽州找到了共同的宗脉。”
第二位是曾执教于南开、清华大学的历史学家蒋廷黻先生。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家是从邻省江西吉安迁到邵阳的，时间可能是在十七世纪的后期似乎是陆续迁移而不是整族迁移的我们族人有一份族谱，每十五到二十年修订一次。为了修订族谱，族人曾派代表到吉安去搜集资料。我应再补充一句，我的族人有一部分迁到老远的四川，定居在战时的首都重庆附近。”又说，“十九世纪末我族才有祠堂。这说明在此以前蒋家族人稀少，无此必要。”
第三位是著名画家、诗人、书法家、学者，被誉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使者”的蒋彝先生(按正是蒋彝先生将coca-cola译为双声叠韵、妙不可言的“可口可乐”)。他在回忆录《儿时琐忆》中，专有一节“蒋氏一家”叙述九江三径堂蒋氏的来历。先叙东汉初年的一世祖蒋诩(字元卿)，归隐不仕，辟三条小径，与友人交通。“在元卿公以前，家谱中无祖先的姓名记载。但是根据中国史书记载，周武王的兄弟周公，就有一个儿子，被分封于姜，他的后裔便以姜(蒋)作为姓氏。年深日久，蒋氏家族分布到中国各地，这也就是目前有许多蒋家的原因。”(按此书中文译者不知有蒋国，误将封邑地名依音译作“姜”。姜，因姜水而定，于今陕西岐山)又说，“南宋末年，中国北方遍遭元军蹂躏，南方又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时疫。我们的祖先便决定卖掉田产，迁居到中国的中部。这便是我家迁往九江的原因。祖先们曾在长江北岸务农为生，世代相传，竟繁衍为江北望族。”
这三段关于家谱的记叙，大致可以说清蒋氏由来、支派迁徙，他们的现代地望分别是浙江、湖南、江西，因而也颇具代表性。但这种描述仍不够严谨。
大族在江南
《氏族略》云：
蒋，周公之第二子伯龄所封之国也。杜预云，弋阳期思县是。按期思宋改为乐安，今光州仙居县是也。汉有隐者蒋诩，又有蒋期。刘宋时有蒋恭，灵异，后封为蒋神。
如今各地蒋氏宗谱，均将伯龄称作始祖，但伯龄却并不姓蒋，伯龄是周公之子，所以蒋是周的同姓国。后为楚国所灭，亡国后，蒋国子弟才以国为氏焉，后再过多年，姓、氏统一，才以蒋为姓。蒋氏失国一事，不见于经传(《春秋》及《左氏传》)。后人只能以《左传》文公十年中的一句“期思公复遂为右司马”(楚人令尹称公，期思公，即期思的令尹，复遂为人名)，米判定至晚在文公十年，蒋已为楚所灭。杨伯峻先生认为，期思“其地即今河南省固始县西北之期思镇”。
蒋彝先生一族的家谱所记载的一世祖蒋栩，在《汉书》中有记载，《王贡两龚鲍传》云：杜陵蒋诩元卿为兖州刺史，亦以廉直为名。王莽居摄，钦、诩皆以病免官，归乡里，卧不出户，卒于家。(按《资治通鉴》卷第i十七也有相似记载。)“三径”典故的最初记载，出于东汉时期所撰的《三辅决录》卷一：“蒋诩归里，荆棘塞门，舍有三径，不出，唯求仲、羊仲从之游。”因大部分蒋氏后裔认同自己是蒋诩的后裔，所以三径堂是蒋氏最大的堂号。
《氏族略》所云隐者蒋诩，乃正史中第一次记载蒋姓人物，其望出京兆杜陵。蒋栩在史书上的出现，距蒋氏失国已有六百年之久。部分蒋氏族谱所载早于蒋诩的“蒋满”、“蒋万”两人，则《正史》不载。由此看来，蒋彝说“在元卿公以前，家谱中无祖先的姓名记载”，意味着九江三径堂谱更客观些。
中国的家谱，向分大宗、小宗两种。大宗者，从三皇五帝纪起；而小宗则创自宋初的欧阳修和苏洵，又称欧苏体，其编修原则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始祖，即仅上溯五代。小宗法一度成为修谱的正法，但明清两代纷纷回复到大宗谱法。大宗法，极不准确。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外篇中沉痛地指出：
谱谍掌之于官，则事有统会。人有著籍，而天下大势可以均平也。今大江以南，人文称盛，习尚或近浮华，私门谱谍，往往附会名贤，侈陈德业，其失则诬。大河以北，其人率多椎鲁无文，谱谍之学，阀焉不备，往往子孙不志高曾名字，间有所录，荒略难稽，其失则陋。夫何地无人，何人无祖，而偏诬偏陋，流弊至于如是之甚者。谱谍不掌于官，而史权无统之故也。
三国蒋干的前世今生
三国时期，乃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民族迁徙之前夜，此时的姓氏分布颇具意义。细检《三国志》，计得蒋氏二十一人(按《三国志》中不见蒋义渠，《通鉴》载之，望出不详)，列表如下：
蒋舒，蜀武兴督，今略阳。
蒋石，居于西平、金城(今西宁、兰州)一带，望出不详。
又，《三国志》裴注引《别传》云：
乐安博昌(夸淄博迤北)“乡人为之语曰：蒋氏翁，任氏童”，盖蒋氏时已为此地著姓。
以上可知，三国时期虽距蒋诩仅二百年，但此时蒋氏已成蔚然大姓，而且分布广泛，东西南北，无所不至。但是此时的蒋氏未必全是隐士蒋诩的后人。现在一些自称是蒋诩后裔的支族，族谱记载蒋诩有九子，诩死后被光武帝分为九侯，因而这些蒋氏后裔称为“九侯堂”蒋氏。但不仅九侯不见诸正史，在“三径堂”的族谱中，明确记载始祖元卿公有三子二女。三子皆务农不仕，两女也都嫁人农家。中国人所谓“一世代”，即指三十年，如果我们保守地以二十五年为一代人，那么二百年时间，大致相当于八代人。仅隔八代，便兴旺如斯，不合情理。好在笔记史料提供了另一条蒋氏先祖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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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黻于一九一九年夏季进入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先是主修新闻学，后来改攻政治科学，最后把自己的专业定为历史学。蒋廷黻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劳工与帝国：关于英国工党，主要是工党国会议员对于一八00年以后英国帝国主义的反应的研究》，这与他导师海斯的欧洲史研究方向相契合。他的论文在一九二三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并收入著名的由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学院编辑的《历史、经济和公共法律研究》丛书。
蒋廷黻在论文的序言中阐明了自己选题的问题意识来源：“英国影响越来越大的政治因素，即英国工党在最近的四十年中对于英国的帝国主义究竟做了些什么……像印度、墨西哥和中国这样深受近代帝国主义之害的国家，能从几大列强国内的左派政治势力中获得比右派政治势力更好的待遇吗？”在谈到自己在哥大数次变换专业的原因时，蒋廷黻曾指出：“我想如果我能成为中国报界大亨，我就能左右中国政治……为了左右政治，就必须懂得政治，欲想懂得政治，就必须专攻政治科学……欲想获得真正的政治知识只有从历史方面下手。”蒋廷黻求学哥大并撰写博士论文时正值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极为高涨的历史时期。进入哥大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之前，他就曾作为中国学生青年会的志愿者前往法国前线慰问中国的战地劳工，亲身经历了“一战”的过程，并在巴黎和会召开期间“数度赴巴黎”。蒋廷黻在之后的回忆中说：“我对一向主张全世界人民自决的威尔逊，实在不解，何以他竟违背了他自己的原则。不过，我想威氏此举必有不便公之于世的充分理由，也说不定。”当时美国的国力虽蒸蒸日上，并在国际事务中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美国的国际主义和孤立主义两大外交传统的博弈使美国的对外参与十分有限，老牌的帝国主义强国英国仍然是最为重要的世界大国，对像中国这样的弱国的命运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此外，蒋廷黻的论文指导老师海斯是从事欧洲史研究的教授，并在一九一四年之后开始重点关注民族主义问题，因此蒋廷黻在选题时把关注的重点放在英国的帝国主义政策上是十分自然的。
当然，蒋廷黻的博士论文并不是一篇传统的英国对外关系史或英国外交政策史领域的文章，他更加注重探讨英国国内的政治格局与其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劳工，一个是帝国主义。蒋廷黻认为，帝国主义并不是一个新现象，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曾有这样的情况，而当前的帝国主义之所以不同以往，是由于经济因素发生了变化。他指出：“准确地说，最近四十年的帝国主义不应被称为经济帝国主义，而应被称为制造商一投资者帝国主义。这不是因为现代的帝国主义者是一个单独的阶级，而是因为现代的经济生活发生了变化。”蒋廷黻还看到，经济生活的变化导致西方的政治生活也开始出现新的转变，“一个新的阶级诞生了，他们虽然在政治上被赋予选举权，但是仍然通过工资谋生，也就是说，一部分人使用另一部分人所拥有的工具和原料来工作”。这个新的劳工阶级在英国拥有了选举权，而且人数越来越多，他们的诉求和看法必将对英国的政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蒋廷黻敏锐地抓住了英国社会所发生的这个重要变化，并且预见到代表这个新兴阶级的政党——英国工党——将会打破原有的保守党和自由党轮流执政的政治格局，使英国的政治出现新的可能。因此，通过透视这个政治上属于左翼的政党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可以看到英国在对外政策上可能会发生的变化，以及是否能够使像中国这样的弱国获得更好的国际环境。尽管工党的政治力量在不断上升，但是一直处于在野党的地位，所以蒋廷黻重点关注工党国会议员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他们是工党政治实力的代表，而且在将来极有可能成为决定英国外交政策的人。有意思的是，就在蒋廷黻博士论文出版之后的一九二四年，工党在英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执政党，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1866—1937）組阁并担任首相，这就使蒋廷黻的博士论文更加具有了现实意义。
蒋廷黻的博士论文重点探讨的就是劳工运动与帝国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即英国国内的阶级斗争是否影响到了国家之间的斗争。他列举了几位社会主义思想家的理论，指出马克思和考茨基认为工人对国家的概念会越来越淡漠，不会像之前那么爱国，而饶勒斯和伯恩斯坦则依旧认为爱国主义是工人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们都不会支持帝国主义或具有扩张性的民族主义”。蒋廷黻还在论文中提到了冯·伯恩哈迪（ bernhardi）、约翰·霍布森（jnhn a hobson）和索尔斯坦·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等非社会主义思想家对阶级斗争和国家间斗争关系的理论。在这样的问题意识和思想背景之下，蒋廷黻将研究重点放在一八八。年之后英国工党关于帝国主义的一些具体问题的立场上。而英国工党的立场主要体现在工党国会议员身上，所以蒋廷黻在论文中运用的主要史料就是英国国会的辩论记录、英国国会的文件和英国工党年度代表大会的记录。
蒋廷黻在“结论”中把他的论文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关注的是工党对英国与殖民地之间关系的反应；第二部分重点探讨的是工党对英国与其帝国主义竞争者之间关系的态度。通过对这两组问题的研究，蒋廷黻认为“无论从动机还是结果来看，工党对这两组问题的反应都是反帝国主义的”，工党的主要政治人物在对殖民地和外交政策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英格兰主义”。蒋廷黻最后指出，工党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将会长期持续下去，因为工党已经不仅是代表劳工运动的政党，而且已经成为所有秉持反对帝国主义立场并且拥护小英格兰主义的人的政党。
蒋廷黻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哥大政治科学学院名师荟萃，处于鼎盛时期。任教的学者包括著名的国际法学教授，并曾担任过国际法院法官的约翰·巴塞特·穆尔（john bassett moore，1860-1947），担任过美国社会学协会会长（amerio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的社会学家富兰克林·亨利·吉丁斯（franklin hey giddings，1855-1931），以及培养出了陈焕章、马寅初和赵乃抟这三位中国著名经济学者的财政学和经济史大家艾德温·赛里格曼（edwin an，1861-1939）。当时的历史系属于政治科学学院，按照规定，历史系的学生也要修读同样属于政治科学学院的公共法律与比较法学系、经济学系和社会科学系的课程。因此，蒋廷黻在读博期间修读了很多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等课程，这对他的博士论文产生了很多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之后出掌清华历史系提出的“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的观念也可溯源于此。
对蒋廷黻的博士论文和学术道路影响最大的还是几位从事欧洲史和美国史研究的学者。蒋廷黻博士论文的指导教授是哥大政治学院历史系教授卡尔顿·海斯（carlton ，1882-1964）。海斯是美国二十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外交家、民族主义问题研究专家，他在哥大讲授的课程是“欧洲近代政治社会史”。他认为工业革命前的社会和工业革命后的社会是截然不同的，工业革命前的放任主义在工业革命后已全然不适用，国家必须干涉。他清楚地指出：“德国俾斯麦和后来英国的劳合·乔治有关社会的立法，是顺应时代潮流而且是非常高明的。”他敏锐地发现了工业革命之后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重要变化，并预见了社会民主主义和福利国家思想在二十世纪西方社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蒋廷黻受到海斯的启发，开始关注英国工党这个方兴未艾的新政党，并试图从工党对帝国主义政策的态度中发现英国外交政策所可能发生的变化。
蒋廷黻的博士论文基本上属于政治史和外交史范畴的研究，其中必然要运用一些政治学的基本理论。他在读书期间非常重视的一门课程就是哥大著名的美国史教授威廉·邓宁（william g，1857-1922）所教授的“政治学原理”。邓宁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美国内战和重建时期的历史，并创立了美国重建史领域中的邓宁学派（dunning school）。这派学者对重建基本持否定态度，将其视为北方人的阴谋，而且他们认为黑人在政治上十分无能，从而忽视黑人在重建过程中的作用。邓宁之所以对激进重建持否定的态度，是因为他非常看重政治秩序的稳定。在他看来，北方的激进重建政策破坏了南部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使南方的经济受到很大的冲击。南部白人通过州权重新获得优势地位，并实行种族隔离政策之后，南部的稳定才得到恢复。他对重建时期历史的认识影响到了他在哥大讲授的“政治学原理”课程。蒋廷黻在回忆这门课时说：“邓宁不独断，不大重视教条，他仅仅提出对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如果学生肯考虑他所提出的看法，加以深思的话，他们一定会了解政治学说的最终问题是政权的性质问题，政治家的最终目的是保护政权。在政权稳定的时候，大学教授们似乎用不着强调稳定政权的困难。但从那时起，我就感到有些国家的人民，连最低限度的稳定都做不到，而稳定政权、建立秩序乃是一国政治的基点。若干年后，我越发认为邓宁教授的见解是高明的。”蒋廷黻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著名的独裁与民主的论战中，坚决拥护国民党政权的“新式独裁”，反对胡适等人的民主诉求，其中很重要的一点理由就是面临日本入侵威胁的中国需要保持稳定与秩序。
蒋廷黻除了在哥大听邓宁的课，还到当时在纽约新成立的社会研究新学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聽英国左派政治理论家和经济学家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1893-1950）讲授的“政治学原理”。拉斯基是民主社会主义的鼓吹者，试图调和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和苏联式的科学社会主义中间走出一个“第三条道路”，对民国时期中国的思想界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蒋廷黻对拉斯基的印象很深，“我上午去听邓宁的课，下午去上拉斯基的课。他们二人不仅在理论上针锋相对，教法也截然不同”。“与邓宁正相反，拉斯基教授以其雄辩滔滔的口才慑服了我们。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授课时他会引证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斯丁、圣托马斯·阿奎那以及法国大革命前各家的著述。授课时，他从不停止。我们常被他的言语带开。我认为有许多次他自己也如脱缰野马，易放难收。”从拉斯基的学术经历来看，他所受的主要是历史学的训练，而且他早期教授的也主要是欧洲史、英国史、政治思想史等课程。从蒋廷黻的回忆来看，拉斯基讲授“政治学原理”课程的时候最为注重的也是政治思想史。拉斯基的这种治学风格和学术背景对蒋廷黻把学术兴趣放在政治史和外交史方面是有很大影响的。此外，作为英国工党最为重要的理论家之一，拉斯基在课堂上肯定会传播工党和费边社的政治思想。蒋廷黻选择把英国工党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其灵感来源之一就有拉斯基的课程。而且能够亲自聆听工党理论家的授课，会有助于蒋廷黻在博士论文的写作中对工党的理论有更为准确的把握。
蒋廷黻认为，除了导师海斯教授之外，威廉·沙费尔德教授的“欧洲发展史”课程对他的影响最大，直接决定了他博士论文的选题。威廉·沙费尔德（william rd，1871-1934）被认为是美国史学界拉丁美洲史研究的开创者，他在一九0九年美国历史学会（aha）年会上发表演讲，呼吁美国史学界加强对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的美洲殖民地的研究，而不是仅仅关注英属美洲殖民地。沙费尔德在“欧洲发展史”的课程上虽然没有直接探讨帝国主义问题，甚至没有使用过“帝国主义”一词，但是他一直在探讨欧洲人在近代的扩张。由于沙费尔德的主要研究兴趣是拉美史，所以他对欧洲的殖民扩张尤为关注就毫不奇怪了。蒋廷黻在课程上并没有明确地看到沙费尔德对殖民扩张持一种什么样的价值判断，只是听到了他对欧洲人扩张的两面性的客观分析。沙费尔德认为：“在发展过程中，欧洲国家把他们的文明（从政治、经济到宗教）带到新发展的地区去。另一方面，欧洲人也从占领地区学到一些事物，开始更了解欧洲人在欧洲以外土地上接触到新动物、新植物和新社会。”从中可以看到，沙费尔德既没有像很多殖民地国家民族主义者那样对殖民扩张进行道德上的简单谴责，也没有像宗主国中的那些拥有极强种族优越感的帝国主义者那样认为殖民扩张只有单向的正面效果，而是比较理性而全面地将其当作一个客观的历史现象来进行分析。他的这种态度触发了蒋廷黻对帝国主义问题的思考，促使他在博士论文中探讨英国工党对帝国主义政策的态度，而且使蒋廷黻能够心平气和地对帝国主义进行理性的分析与研究。蒋廷黻之后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的很多基本历史观点也可以明显地看到沙费尔德的影子。
在民国时期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中国留美生中，能够做一个与中国没有直接关系的研究课题的学人可说是凤毛麟角，特别是历史学这样需要深厚文化背景的学科就更是如此。蒋廷黻在当时美国“新史学”重镇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不仅选修的基本都是西洋史和西方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而且博士论文选择了一个纯粹的英国史（而且是当代史）的题目，前人并没有做过很多深入的研究，所以这个题目不仅拥有很强的创新性，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九二三年论文顺利出版，收入哥大著名的《历史、经济和公共法律研究》丛书，并且得到几本美国社会科学领域重要学术期刊的推介，为他之后的史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蒋廷黻在留学期间所修史学课程的几位老师都是当时美国史学界的一流学者，像邓宁和海斯还都曾经担任过美国历史协会的主席。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基本上都曾经在博士期间留学于当时世界的科学文化中心德国，受到过德国十九世纪现代史学的熏陶，有着非常扎实的史学功底；而且他们大都研究的是欧洲史和美国史，属于美国史学界的研究主流；此外，他们还都深受二十世纪初詹姆斯·鲁滨逊和查尔斯·比尔德“新史学”观念的重要影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史学界基本上由欧洲史和美国史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一流的史学人才和重要的史学方法都来自这些领域。作为一名留学美国学习历史的学生，只有完全进入美国西洋史的研究领域之中，才能真正学到美国史学界最精华的东西。蒋廷黻通过选修哥大的西洋史课程，跟随这批史学大家接受了美国第一流的史学训练，深入美国西洋史的整个学术脉络之中，并为这个学术传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之后，蒋廷黻回国任教于南开与清华，并提出了“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的理念，塑造了一个中国史学界的清华学派，使自古传统深厚的中国史学真正完成了现代转型，实现了美国的西洋史传统在中国的知识迁移，具有十分重要的跨文化交流的意义。
（tingfu ，labor and empire：a study of the reaction of british labor，mainly as represented in parliament，to british imperialism since 1880，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23；《国士无双：蒋廷黻回忆录》，蒋廷黻著，新星出版社二0一六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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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崇敬的心态拜读了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一书。读完之后颇有所得。
这部书把中国近代史界定为中国近代化的历史，中国能否近代化以及如何近代化，于是就成为本书论述的主线。
近代化对于当时的中国是一个非常迫切的课题，它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中却又是一个缓慢和曲折的历程。蒋廷黻不可能找出为何如此缓慢和曲折的社会根源，但他却看到了我们民族的惰性。他说：不好的东西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这个话颇有分量。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在不好的东西战争震撼的当初迅速走上维新抑或革命之路呢？
本书以恭亲王奕訢及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领导的自强运动即洋务运动为第一个近代化方案，以康有为等人领导的变法运动即百日维新为第二个近代方案，以义和团运动或曰拳匪运动为第三个公式化方案然而这些方案最后都挫败了。于是本书提出自己的观点：近代化国防不但需要近代的交通、教育、经济，并又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换句话说，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全盘西化口号为胡适在一九二九年提出，意即对西方文化都不预设任何的人为限制。或许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这是不值得推崇的，然而在那个年代我们确实应为他们的勇气所折服！
此外：本书所开创的学术传统，曾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框架。只是在范文澜、胡绳等人的近代史研究开展之后，这个框架才被完全以意识形态要求必定中国近代史的所谓新的学术传统所取代。这本书不仅奠定了蒋氏在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而且折射出他那一段受西潮冲击的学人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之前途命运的独特理解。
大师之作，言简意赅，薄薄的小册子将中国近代史讲述的清晰明了。由于我在上高中时所受到的中国近代史教育，有太多的政治倾向，所以看到蒋先生的大作，真的是从眼睛到心灵都清澈无比。他不仅是从客观的角度的讲历史，更重要的是从尊重的角度讲历史。对历史的尊重，就是对人民的尊重。
我认为这本书不仅仅可以作为高中生、大学生的教材，而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读。作为教材似的史书，它将这段历史的前因后果很轻松地进行了梳理，这样根本就不可能再混淆再硬背这个那个条约，赔多少款，割多少地是怎么回事了。作为每一个中国人，更应该了解这段真实原历史，太平天国的真相、为什么开放通商口岸、北洋海军的失败等等，近代化过程中这些耻辱是怎么产生的？实际上，很多伤痛或许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带给自己的。
历史值得我们深思！不知过去，无以图将来。
一段荡气回肠的`故事，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一曲催人泪下的歌曲……让我回味无穷，百看不厌。
蒋廷黼所著的《中国近代史》，贯穿了中国近代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至20世纪抗日战争爆发前的近一个世纪历史，讲述了整整一个旧民主革命阶段——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甲午战争，辛丑条约……作者用着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我们描述着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翻开这本《中国近代史》，就仿佛掀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历史长卷。为何当时的中国多次被列强的铁甲钢炮给轰开了古老的大门？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人的守旧。中国人的守旧造成了他们思想的落后，思想的落后造成了科技的落后，科技的落后造成了国防的落后，国防的落后就造成了国家不保的危险。很可惜，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时，李鸿章勇敢地站了出来。
李鸿章，何许人是也？世界排名第九的北洋水师的创始人与统帅，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之一，晚清四大民臣……无数的荣耀集他一身，可谓是时势造英雄。或许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吧，李鸿章认清了只有向西洋学习才能自强的道理。
历史就是这样公正，也是这样的残酷，它不会给予弱小者任何悲悯，也不会给予强大者任何协助。当清王朝的统治者在宫殿里享着天伦之乐之时，西方的工厂里机器正在轰鸣。李鸿章向西方学习，建工厂，设学校，成立北洋海军。虽然他自强的方式很不错，但是他自强过后却也救不了国，因为他自强的不彻底，没有认清楚清王朝落后的根本原因，思想上不改变就算是他能力再强也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说，在那个时期，想要自强是有多么的困难。
历史早已过去。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因为即便我们对历史有多么的不满，我们也无法将它改变。无论是什么年代，都是属于强者的。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都要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如此这般，才能为祖国做出贡献。
三、主持北大
1、学潮与学风
“五四运动”爆发时，蒋梦麟还在上海陪同他的老师杜威进行访问。“五四”之后，蔡元培因发生如此大事，悄然离开北大，委托蒋梦麟主持北大校务。当时蔡先生对他说，大学生是有自治能力的，你可以代表我到学校执行校务。我把一切权力交给你，但是责任由我来负。蔡元培还嘱咐说：“自今以后，须负极重大之责任，使大学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第145页）
与此同时，蔡元培对于学生在运动以后的状态忧心忡忡。蒋梦麟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写道：“他说，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中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容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这就是他对学生运动的态度。”（《西潮·新潮》，第125-126页）
蒋梦麟接受蔡元培委托后，北大学生会负责人段锡朋、张国焘等人曾拜访过他。据张国焘回忆：“我到达上海后，和段锡朋等到江苏教育会去访问住在那里的蒋梦麟先生，向他表示我们代表北大同学欢迎他去北大代理校长的职务。于是蒋先生也即到达北大，代理校长，肩负起这一艰巨的任务。”（《我的回忆》，第一册，第65页，东方出版社1980年版）不久，蒋梦麟与张国焘等人一同乘火车到达北京。
蒋梦麟抵京后，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蒋梦麟代办北大校务启事》：“元培因各方面督促，不能不回校任事。唯胃病未瘳，一时不能到京。今请蒋梦麟教授代表，已以公事图章交与蒋教授。嗣后一切公牍，均由蒋教授代为签行。校中事务，请诸君均与蒋教授接洽办理。”（《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311页）
初到北大时，蒋梦麟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评价这场举世闻名、影响深远的学生运动。
7月22日，北大学生集会欢迎蒋梦麟。因为蒋梦麟深知蔡元培“‘为学问而学问’的信仰，植根于对古希腊文化的透彻了解，这种信仰与中国‘学以致用’的思想形成强烈的对照。”（《西潮·新潮》，第119页）因此，他在即席讲话中介绍了蔡元培的近况后说：蔡先生的美德和他集中西文化于一身精神是“怎么得来的呢？是从学问中得来的。故诸君当以学问为莫大的任务。”蒋梦麟还说，西方先进国家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是多少年来文化积累的结果。“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之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此岂摇旗呐喊之运动所可几？”讲话结束时，他告诫大家：“如果是今天反对这个，明天反对那个，终不是根本办法。吾人若真要救国，先要谋文化之增进。”（《蒋梦麟文化学术随笔》，第145-146页）
1920年“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蒋梦麟与胡适共同发表《我们对学生的希望》。胡适在美国留学时就对学生运动有看法，在这篇由他起草的文章中，进一步表达了他们对学生运动的意见。
该文首先肯定了学生运动的贡献有五个方面：一是“引起学生的自动精神”，二是“引起学生对于社会国家的兴趣”，三是“引出学生的作文演说的能力、组织的能力、办事的能力”，四是“使学生增加团体生活的经验”，五是“引起许多学生求知识的欲望”。
紧接着，文章分析了学生运动的起源。认为学生运动起源于变态社会，因为常态社会的政治比较清明，许多社会问题有成年人处理，学生可以安心求学，用不着在其他方面操心。但是在变态社会中，“许多事被一班成年人或老年的人弄坏了，别的阶级又都不肯出来干涉纠正，于是这种干涉纠正的责任遂落在一般未成年的男女学生的肩膀上……简单一句话：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政府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汉末的太学生，宋代太学生，明末的结社，戊戌政变以前的公车上书，辛亥以前的留学生革命党，俄国从前的革命党，德国革命前的学生运动，印度和朝鲜现在的运动，中国去年的‘五四运动’和‘六三运动’，都是同一个道理”。所以他们认为：“荒唐的中老年人闹下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生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至于动不动就使用罢课手段，则“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同上，第166-168页）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不仅是因为“罢课与人无损，于自己却有大损失”。还因为它容易让学生养成依赖群众的心理，同时养成逃学和盲目从众等习惯。在这方面，文章的论述非常精彩，不妨摘录其中一段：“现在的学生很像忘了个人自己有许多事情可做，他们很像以为不全体罢课便无事可做。个人自己不肯牺牲，不敢做事，却要全体罢了课来呐喊助威，自己却躲在大众群里跟着呐喊，这种依赖群众的心理是懦夫的心理！”（同上，第168页）时至今日，能够对学生运动做这种分析者，并不多见。
在指出学生运动弊病的同时，蒋梦麟和胡适还向大家指出：今后要注重真正的学生活动，这种学生活动包括学问生活、团体生活和社会服务三个方面。在学问生活上，一要学好外文，二要注重观察与调查，三要促进学校的改良，四要注重自修。在团体生活上，除了要开展学术活动、体育活动、游艺活动、社交活动外，还要弥补各种组织活动中不完善的地方，其中包括开会的法定人数、提案手续、发言顺序、表决方法、复决程序、讨论时间等内容，以及容纳反对党的意见和人人要负责任的精神。在社会服务上，要注意普及科学常识和公民常识，开展破除迷信、移风易俗的活动。这一切，都是民主社会不可缺少的内容。
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尽管这篇文章说理透辟，但是在那变态社会向常态社会转轨的时代，大大小小的学潮还是此起彼伏，一个接着一个。有一次，学校要收讲义费，学生马上举行集会表示反对。当时蔡元培已经回校，他赶到现场，气愤地卷起袖子喊道：“你们这班懦夫！……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 （《西潮·新潮》，第132页）后来，蒋梦麟也经历了多次围攻，甚至在办公室里被关了几个小时。
为什么“学生势力这样强大而且这样嚣张跋扈”呢？蒋梦麟认为这与他们的出身有关。他说：“这些学生多半是当时统治阶级的子女。学生的反抗运动，也可以说等于子女对父母的反抗。”另外，“学生运动在校内享有教师的同情，在校外又有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的支持，因此势力更见强大。”（《西潮·新潮》，第136页）
蒋梦麟还说：许多事例“足以说明学生运动中包含各式各样的分子。那些能对奋斗的目标深信不疑，不论这些目标事实上是否正确，而且愿意对他们的行为负责的人，结果总证明是好公民，而那些鬼头鬼脑的家伙，却多半成了社会的不良分子。”（同上，第133页）
尽管如此，蒋梦麟对于当时的学生爱国运动还是给予热情支持。比如“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蒋梦麟多次出席“北京国立九校校务讨论会”，处理善后问题，并严厉谴责政府屠杀学生的暴行。
2、自治与“治自”
蒋梦麟的一生，始终把教育与改变人生态度、培养合格公民联系在一起。他虽然对学潮多有批评，但还是把“五四运动”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希望以此为起点，“把中国萎靡不振的社会，糊糊涂涂的思想，畏畏缩缩的感情，都一一扫除”，使每一个都成为一个活泼的公民。（《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第48-49页）
1919年北大发生林德扬自杀事件，“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罗家伦认为这是恶劣的社会造成的悲剧。蒋梦麟认为，除了社会之外，这也是中国人心气薄弱的表现。为此他撰文说：“中国之社会，一罪过之社会也。中国之家庭，一罪过之家庭也。以罪过之社会，建神圣之国家，犹设天堂于地狱”，因此，“泛言改革政治，其效必浅。泛言改革社会，其祸必巨。欲图积极之进行，必须有一入手之的实办法。此法为何，曰建设新国家于学校之中。”（同上，第112页）
蒋梦麟第一次代理北大校务只有两个月左右。1919年9月蔡元培返回北大，聘他为教育学教授兼总务长。他说：蔡先生回来后，“北大再度改组，基础益臻健全。新设总务处，由总务长处理校中庶务。原有处室也有所调整，成为一个系统化的有机体，教务长负责教务。校中最高立法机构是评议会，会员由教授互选;教务长、总务长，以及各院院长为当然会员。评议会有权制订各项规程，授予学位，并维持学生风纪。各行政委员会则负责行政工作。北大于是走上教授治校的道路。学生自治会受到鼓励，以实现民主精神。”（《西潮·新潮》，第127页）
可见，要“建设新国家于学校之中”，除了教育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等要素之外，学生自治也是必不可少的内容。
关于学生自治，蒋梦麟的两个演讲谈得非常透彻。第一次是1919年10月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校庆纪念会上。“五四运动”以后，学生自治会即学生会纷纷成立，因此，蒋梦麟首先指出：我们讲学生自治，要研究三个要点。第一是学生自治的精神，第二是学生自治的责任，第三是学生自治带来的问题。所谓精神，是一种公共意志。一个团体有了公共意志，大家就会不知不觉地受其感染，否则这个团体就无法存在。所以学生社团结合的要素，不是在章程，而是在养成一个公共的意志。换一句话说，就是养成一种精神。他还说，学生自治不是一种时髦，也不是要反对教师，而是一种移风易俗的爱国运动。因此大家应该有一颗移风易俗的爱国心，来培养这种自治精神。关于学生自治的责任，蒋梦麟认为应该表现在四个方面：一要提高学校的学术水平，二要建立公共服务的观点，三要生产更多的文化，四要为改良社会做出榜样。至于学生自治可能带来的问题，比如学生个人的行为该不该管，学生团体与教师以及教师团体产生矛盾怎么办，蒋梦麟也做了很好的解答。
第二次是1920年9月在北京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如果说蒋梦麟在北高师的演讲偏重于学理的话，那么这次讲话则比较侧重于现实。他说：“我近来学生认识得不少，据各方面的闻见，觉得最可惜的就是学生会总没有好好的组织;开会时秩序亦不甚整齐。我们时常说国会省会如何捣乱，其实像这样子，叫学生去办国会省会，又何尝不会捣乱呢！所以开会时必须注重议会法才好。学生会章程，上半年已经订好，采取委员制，现在已经付印。希望新旧同学平心静气地讨论、确定以后就大家遵守。本校的特色，即在人人都抱个性主义。我曾说，东西文明的不同，即在个性主义。比如希腊的文化，即以个性为基础，再加以社会的发达，方能造成今日的西方文明。”在演讲结束时，蒋梦麟殷切地说：“北大这么大的一个学校，研究学问，注重品行的件件都有，就是缺少团体的生活。所以我希望大家，一方各谋个人的发达，一方也须兼谋团体的发达。从前严厉办学的时代，是‘治而不自’，现在又成杜威先生所说的‘自而不治’，这都不好。我们要‘治’同‘自’双方并重才好。因为办学校用法律，决计不行的，只可以用感情化导，使得大家互以良好的情感相联络。这就是我最后的希望。”（《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第148-149页）
让学生自治而不是“治自”，学校要依靠感情化导而不是严格的法纪，这就是蒋梦麟的办学理念。
3、学术与政治
1920年10月，蔡元培出国考察，蒋梦麟再次代理北大校务。1923年，蔡元培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蹂躏人权而羞与为伍、愤然辞职，蒋梦麟第三次担任代理校长职务，直到1926年“三一八惨案”爆发后，蒋梦麟被北洋军阀列入黑名单，他只好离开北大逃到东交民巷。当年秋天，他脱离魔掌抵达上海，结束了将近七年的北大生涯。
作为蔡元培的继承人，蒋梦麟认为北大精神既是一种公共意志，又是一种学风。但是如何建立良好的学风，让北大精神发扬光大，却不是容易的事情。1922年，他在《学风与提高学术》一文中表达了自己的苦闷：“我们办教育的人，近来真觉得日暮途穷了。从前我们以为政治不良，要从教育上用功夫，养成人材，去改良政治。近年以来，政治愈趋纷乱，教育界经济上和心理上，都因此受莫大打击，不但经济破产，精神上破产的征象，也渐渐暴露了。于是数年前“只讲教育，不谈政治”的迷信，渐渐儿打破。” （《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第77页）
他还说：由于政治腐败，大家不能不谈政治。但是要谈政治，又会受到腐败政治的仇视、摧残或利用，无奈之下只好不谈政治。但是，面对一个缺乏公平和正义的社会，大家又到哪里去讨个公道呢？想来想去，他认为“现在我们所能勉强提出的一个办法，就是‘提高学术’。”但由于人才不足，经费不能保证，因此要通过“‘提高学术’来唤起精神，养成一个学术化的学风，谈何容易。”（同上，第78页）
蒋梦麟分析说，全社会对知识界的期望是解决目前的政治问题，以减少贪官污吏给他们造成的“切肤之痛”。但是知识界却认为，要改良政治，就要先改良社会;要改良社会，就要先从学术、思想、文化上下功夫，否则就会陷入治标不治本的误区。对于知识界的这种看法，蒋梦麟觉得，就好比究竟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一样，不可能有一个正确答案。因此“我们只好说，鸡是蛋所生的，蛋亦是鸡所生的。有了好鸡，自然能生好蛋;有了好蛋，自然能生好鸡。”基于同一道理，他认为“社会能影响到政治，政治也能影响到社会;社会能影响到学术，学术也能影响到社会。无论哪一方面做起，都是有效的。”（同上，第67-68页）
此外，蒋梦麟提出知识界参与政治的界限和条件下。所谓界限，主要是不可忘记的本职工作，否则就会失去自身的价值，也不可能改良政治。所谓条件，则是不参与维持现状的政治，也不能因为参与政治而妨害学术研究。蒋梦麟80多年前发表的这些意见，至今仍然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4、孔子与“鬼子”
蒋梦麟在北大经历了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初期）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每个时期又恰好七年左右。北洋政府拖欠教育经费是常有的事，但是蒋梦麟说，“在第一个七年中，虽然政治上狂风暴雨迭起，北大却在有勇气、有远见的人士主持下，引满帆篷，安稳前进。图书馆的藏书大量增加，实验设备也大见改善。国际知名学者如杜威和罗素，相继应邀担任客座教授。”（《西潮·新潮》，第127页）可见他当时多不容易。
蒋梦麟离开后，北大进入一个相对黑暗的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梦麟曾担任浙江省教育厅长、第三中山大学校长和教育部长等职。1930年底，国民政府为了振兴北大，任命蒋梦麟为北京大学校长，但是他却回了杭州。
据胡适说：“他不肯回北大，是因为那个时候北平的高等教育已差不多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回去也无法整顿大学。北京大学本来在北伐刚完成的时期已被贬作为‘北平大学’的一个部门，到最近才恢复独立，校长是陈大齐先生（字百年）。那时候，北京改成了北平，已不是向来人才集中的文化中心了，各方面的学人都纷纷南下。一个大学教授的最高俸给还是每月三百元，还比不上政府各部的一个科长。北平的国立各校无法向外延揽人才，只好请那一班留在北平的教员尽量的兼课。结果是这班教员到处兼课，往往有一个人每星期兼课到四十小时的！在这种情形之下，孟邻迟疑不肯北来做北大校长，是我们一班朋友都能谅解的。”（《胡适全集》，第19卷第500页）
在这里，所谓教师兼课的问题需要澄清一下。记得潘光旦在《教授待遇与今日流行之兼任讲师制》中说：“为什么大学需要专职教授呢？这是因为大学教授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知识，还应该在日常接触用自己的人格来影响学生。因此，过去的大学是不主张教授兼课的。如果你为了多挣钱非要兼课，那就只能担任讲师。我想当年的鲁迅在教育部供职时，同时兼任大学课程，大概就是这样。”基于此，潘光旦认为大学教授一方面要享有较高的待遇，另一方面也必须拥有精神上的宁静。精神不宁静，其人格魅力就会大打折扣。
1948年北大五十周年校庆时，胡适对蒋梦麟有过这样的评价：“话说民国二十年一月，蒋梦麟先生受了政府的新任命，回到北大来做校长。他有中兴北大的决心，又得到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研究合作费国币一百万元的援助，所以他能放手做去。向全国去挑选教授与研究人才。他是一个理想的校长，有魄力、有担当，他对我们三个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胡适全集》，第20卷第271页）
辞退旧人是得罪人的事情。蒋梦麟勇于承担此事，除了职责之外，还与他的人格追求有关。蒋复璁说：蒋梦麟是“以儒立身，以道处世，以墨治学，以西办事。”（台湾《传记文学》第五卷第二期第46页）。专门收集学者趣闻轶事的《学林散叶》有类似记录：“抗战中蒋梦麟当北大校长，曾说自己平生做事全凭三子：‘以孔子作人，以老子处世，以鬼子办事’。所谓鬼子者，洋鬼子也。指以科学精神办事。”（《学林散叶》第36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这里除了“抗战中”三字尚可存疑外，其他内容无大出入。另外陈雪屏也说，“他尊重个人自由：凡个人行为之不涉及公众权益者，他绝不过问或批评;凡他的同事在分层负责的范围内所决定的事项，他从不挑剔或干预。他信服老庄的道理，对于屑细的是非之争与成亏之辨看得很淡。因此，他能够超脱于复杂的人事纠纷之上。”（台湾《传记文学》，第五卷第一期第11页）难怪胡适要说，蒋梦麟是一个“有魄力、有担当”的理想的校长。
5、大学与抗战
不幸的是，就在蒋梦麟组建的“新北大”刚刚开学之际，就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不久，日本侵略者又攻占山海关和承德等地，平津一带炮声隆隆，战云密布。为了救护受伤的抗日将士，北大师生成立了一所伤兵医院，蒋梦麟夫人亲自担任院长，组织教职员夫人和女学生充当看护。通过抢救伤兵，蒋梦麟进一步看到中国军队虽然缺乏现代武器，却勇于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抵抗外来侵略。他认为：“国军以血肉筑成长城抗御敌人的弹雨火海，主要的凭藉就是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这种精神使中国在漫长痛苦的八年之中愈战愈勇，虽然千千万万的人受伤死亡，中国却能始终连哼都不哼一声。我们虽然节节失利，却终于赢得战争。”（《西潮·新潮》，第201页）
除了愈战愈勇的中国军队之外，中国的大学堪称抗战胜利的精神堡垒，大学校长则是大家的精神领袖。在这方面，蒋梦麟的表现可圈可点，令人钦佩。比如1935年11月，蒋梦麟与北平各大学校长教授联名发表宣言，斥责冀东伪政府，反对华北“自治运动”。为此日本宪兵找上门来，“请”蒋梦麟去位于东交民巷的日本兵营进行解释。蒋梦麟毫无畏惧地深入虎穴之后，一个日军大佐居然想把他挟持到大连。面对这种危险局面，蒋梦麟冷静地说：“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了。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可就要成为笑柄了。”（同上，第203页）
在这位大义凛然的北大校长面前，无计可施的敌人只好把他放了。事后，宋哲元将军因无法保护他而劝他离开北平，蒋介石也派陈诚前来表示慰问，但他还是留了下来。他说：“从民国十九年到二十六年的七年内，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在许多朋友协助之下，尤其是胡适之、丁在君（文江）、和傅孟真（斯年），北大幸能平稳前进，仅仅偶尔调整帆篷而已。”他还说：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教学和学术研究的水准提高了。对中国历史和文学的研究也在认真进行。教授们有充裕的时间从事研究，同时诱导学生集中精力追求学问，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已经逐渐变为学术中心了。”（同上，第199-200页）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大、清华与南开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三校校长同时担任常务委员，共同领导学校。为此，蒋梦麟一方面组织广大师生南下，一方面嘱托不便南下的周作人、孟森、冯祖荀、马裕藻留下来照料北大，这四人被称为“留平四教授”。谙熟中国历史的周作人曾托人给蒋梦麟带话：“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蒋梦麟年表》，《蒋梦麟教育思想研究》第296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因汉奸罪入狱，曾希望蒋梦麟出庭作证。蒋也有此打算，但是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
蒋梦麟的纯正厚道是大家公认的。叶公超说：“我的朋友中，脾气好的人也不少，但对于仆役等最客气，而且从来不发脾气的，我想只有孟邻一个人。记得我们初到长沙去组织临时大学的时候，我们合用一个宝庆的老兵，因为语言关系，往往词不达意，我是一个性急的人，孟邻先生看见那位宝庆的同胞做错了事，或者是所做的刚好与我们的意愿相反的时候，他的反应总是发笑，我却在着急。纯厚、同情、宽容是他的本性。”
不过，在大是大非上，蒋梦麟却是另外一种模样。叶公超还说，他们到长沙后，南开的张伯苓和清华的梅贻琦还没有到。有人怕三所大学在一起会产生同床异梦的矛盾;有人甚至说：“假使张、梅两位校长不来，我们就拆伙好了。”听到这话，蒋梦麟声色俱厉地说：“你们这种主张要不得，政府决定要办一个临时大学，是要把平津几个重要的学府在后方继续下去。我们既然来了，不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办起来，不能够因为张伯苓先生不来，我们就不办了。这样一点决心没有，还谈什么长期抗战。”（台湾《传记文学》，第五卷第二期第39页）
不久，长沙临时大学迁往云南，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抗日战争中，三所大学长期合作，为中华民族保存了文化学术的火种，谱写了弦歌不绝的佳话。这一切，如果没有蒋梦麟的努力和坚持，是不可能的。这也正如叶公超所说：“整个抗战期间，大后方的高等教育没有间断，而能继续为政府培植人才，孟邻先生个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不畏艰苦的精神令人感动。费正清在战前就是与蒋廷黻和梁思成夫妇结下深厚的友谊，战争中他再度来华，发现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极其恶劣，便想通过官方渠道请求美国政府援助。于是，一个叫做“中国救济联合会”的组织于1943年秋开始实行一项计划，其中包括以500-1000美元的现款帮助一部分有前途和有声望的学者去美国访问。“然而蒋介石获悉这一计划后，大概是以中国学者不应接受美国施舍为由，实际上予以否决了。”（《费正清看中国》，第87页，1995年版）
费正清认为，这是“蒋介石开始丧失民心”的一个原因，也导致“许多知识分子感到心灰意懒，一部分人将会死去，其余的人将会变成革命分子。”（《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295页，上海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对于这种状况，蒋梦麟非常担忧。费正清说，有一天“蒋梦麟于午饭前到我这儿来，我告诉他联合援华会遭受惨败之事。从外表看，他颇象梅贻琦——个子很高，身材消瘦，举止优雅，不过，他是个理智胜过情感的人。他们作为昆明高校的两位领袖，都是以其苦行僧形象著称的，是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人物。蒋梦麟近来没有为北大做什么。他已困难到山穷水尽，唯靠典卖仅剩的衣物书籍而维持生活，他的夫人现在正在设法寻找工作，而他自己则回到昆明去担任中国最高学府的校长。跟梅贻琦相比，蒋梦麟的经济境况还稍胜一筹。梅夫人化名找到一个工作，结果被发觉，只得中辍。”
他还说：“当蒋梦麟博士向联大教授们宣布美国联合援华会支援中国高校教授生活费用计划不能实施时，遭到了听众们的强烈抗议。他们认为，鉴于‘租借法案’和他们自己的极端贫困，接受美国援助根本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他煞费苦心，竭尽全力阻止教授们发表抗议文字。蒋梦麟说，真正的核心问题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骨干力量究竟能不能为了将来而被保存下来，中国究竟会不会在战争时期失去培育英才的教师队伍，从而陷于更大的混乱。他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所受到的损害已经极其严重了。”（同上，第271页）
这些话既表现出蒋梦麟睿智，同时也透露了他的无奈。也许正因为这种无奈，他才不得不把部分精力放在学校之外。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他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从此离开了他服务多年的北大。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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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蒋廷黻在近代外交史学界的地位是得到公认的，他的外交史研究范式的构建则来源于数十年外交文献的整理编撰工作。他以史料评论的特殊方式，来阐述“信、新、要、通”的四字史料评价及编撰标准。又兼采西方近代治学特点，搜集档案，并完成两部史料专著的编撰。其外交史料学的理论与实践，对推动近代外交史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史料学；标准；编撰实践
中图分类号：b24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387(2008)01-0174-04
蒋廷黻(1895－1965)，字绶章，湖南邵阳(宝庆)人。早年留学美国，后归国任教于南开和清华，从事中国近代外交史的教学与研究。作为国内最早一批致力于外交史研究的杰出代表，他被认为是“替中国外交史导航的人”。前后十余年浸润于外交文献工作，在科学外交史料学理论指导下，他构建了一套鲜明的研究范式。以往学术界对其外交思想多有阐发，而对其外交史料理论与实践，则着墨不多，故本文不揣浅陋，作一初探。
一、通过史料评论来阐述其史料观
上世纪20、30年代，国内外交档案层出不穷，卷帙浩繁，价值巨大。特别是以三朝《筹办夷务始末》为代表的官纂史料的面世，为外交史学界带来了“学术革命”。作为长期从事基础文献工作的外交史专家，蒋廷黻以极大的热情，对这些新材料分析评论，拣优裁汰，并通过史料评论的特殊方式，阐述自己的史料评价及编纂标准，以及其与外交史研究之间的联动关系，从而将之切实转化为推动外交史研究和编撰的基础性力量。
(一)“信、新、要、通”——史料评价及编纂标准
蒋廷黻对当时出版的外交史料基本都有所寓目，对其中重要者都有独到精当的点评。他认为“历史学自有其纪律。这纪律的初步就是注重历史的资料。”当时出版的外交史料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原料(primary soulrcc)；一种是次料(secondary source)。简略说，原料是在事的人关于所在的事所写的文书或纪录；次料是事外的人的撰著。”就其可信度而言，“原料不尽可信：次料非尽不可信。比较说，原料可信的程度在次料之上。所以研究历史者必须从原料下手。”此处的论述已触及到史料评价及编纂的两条标准——“新、信”，原料属于新材料，研究者最应重视；而无论是原料还是次料，不能因为其“新”或二手，就简单肯定或否定之，应甄别裁选，确定其“信”。
接着蒋廷黻在评论《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清季外交史料》和《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三类史料时，又对以上阐释进行了发挥引申，并确定了四字标准。蒋认为“史的编撰大概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历史原料的编撰。”那么“就外交史论，国与国交换的一切的文件，一个政府计议外交的记录，外交部与其驻外代表往来的文件，外交部给国会或国王的报告，以及外交官的信札和日记，皆是外交史的原料。”上述前两类史书就是这种原料的编撰。蒋氏认为这个体裁有其特殊条件，“第一须求其信”，何能使其信呢?他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观察，“(一)每件史料必须注明出处，俾读者能于较短时间内覆按原文。(二)每件史料必须注明年月日。外交的文件大半均有发给的年月日及接收的年月日。至于电报，尤其国际关系紧张时候的电报，还有收发的时分。这些均不可缺，缺了则文件就丧失其作用了。(三)每件史料必须保存其原来面目。无意的校对错误应竭力避免；有意的删改简直是史界的罪恶。”据此考察上述二书，于此条上遗憾颇多，《中日史料》的上谕、密寄及电报均只注明“上谕档”、“洋务档”和“电报档”，而且此三档的来源及状况无一字相告。《清季史料》作为私人修史，对其中史料来源一字不提，更无取信于人了。同时二书在时间的注释上“幼稚万分”，年月日记载的不完全及错讹者比比皆是，更严重的是中外照会全无年月日。因此二书很难符合“信”的标准。
“第二须求其新。所谓新者，即文件是新的，是未出版过的；读者可从其得新知识。倘若前人所出版的未达到上文所讲的求信的条件，则可重刊。倘若前人出版的太零散了，而新刊的是一种史料全集，则亦不妨与前人有几分之几的重复。”对于“新”，蒋认为上述二书做得比“信”的条件要高些，《清季史料》全书的新材料约占百分之六十，《中日史料》新材料的成分还在《清季史料》之上。蒋对此一标准尤其关注，他就非常激赏道光朝《始末》所提供的新材料和新知识；同时在评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四卷时，认为“有许多新知识的发现。其有二分之一是曾未出版过的，且皆是必不可缺的史料。”评论第六卷时，“我们不能问其完备与否，我们只能问其有无新材料的贡献。”“编者能于材料缺少的情形之下，替我们找着这么多有价值的新材料，这真是有功于学术。”对此书其他几卷及其他史料时，都以此为基本原则来审视，可见其对“新”的重视。
“第三须求其要。所谓要者，即文件有关紧要。”蒋氏认为此条颇难实用与把握，由于编撰主体及时代移易，对“要”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但他肯定“有些文件绝无出版的价值。如公使的任书及辞书，都是应酬之语，无须出版。”而“反过来说，有些文件无论何人都认为有绝等的价值，如编辑者不能搜收这种材料，则其出版品就减色了。”如近代外交史中李鸿章出使俄国的文件，庚子年增祺与俄国所订的草约等，就是代表。蒋氏认为《清史稿·邦交志》中的许多材料都不符合“要”的条件，对于其中“英人之赠自鸣钟，显非军国大事，……而于九龙之展界，则以半行了之”的史料“轻重颠倒”的弊端提出严厉的批评。
最后蒋氏在论述“史料的历史”时阐述了“通”的条件。他认为史的撰写的第四类是“日本人所谓史料的历史，西人所谓d0cumentary history。《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是属于这类的。”他将此类撰著譬喻为一种“完成的建筑物”，但与普通史著不同，墙及板柱不加任何粉饰，其目的“务使观者欣赏一方面原料之美实，一方面全建筑之有节调。”因此此类史书，“编撰者不但要作到上文所谓信新要三个条件，且须作到通的条件。所谓通者，即原委要清楚，贯连要紧接，章节的长短须有权衡。事实不可漏，亦不可滥。倘信新要三个条件未作到，则原料必不美实；倘通的条件不作到，则全建筑必无节调。”蒋氏认为《中国与日本》一书线索分明，叙事有条理，于“通”上做得不错，唯有其中几个关键问题的忽略，致读者仍不能明了六十年来中日关系的演变。
以上四要素，相互联系，层层递进，构成了蒋廷黻史料评论的四条核心标准，同时也是外交史料编撰者必须遵循的四条基本原则，蒋氏自己在编纂外交史料时就是如此而为的。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和《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卷)两书就是主要成果。
(二)史料与外交史书的编撰
蒋廷黻将史的编撰分为四类，除上述与史料直接相关的两类外，“专题研究的报告”和“史之正体”是另外两
类。史料、专题研究报告及正体史书三者之间的关系，蒋氏譬喻为“土、木、金”“砖、柱、板”与“完成的建筑物”的关系。外交史也是如此。
虽然蒋廷黻对之前外交史著中的史料运用“西化”倾向进行了批驳，但这并不代表他就武断地认定以后的外交史著只能以中文资料为中心的观点，蒋氏在对中西史料联动考察的基础上，为当时外交史学界的学术现状指明了两个努力的方向。他认为，“甲午以前，我们特别注重中国方面的资料。因为中日战争以前，外国方面的史料已经过相当的研究；又因为彼时中国的外交尚保存相当的自主：我们若切实在中国方面的资料上用一番功夫，定能对学术有所贡献。甲午以后，中国外交完全丧失了自主权。北京的态度如何往往不关紧要。关紧要的是圣彼得堡、柏林、巴黎、华盛顿及东京间如何妥协或如何牵制。加之近数年来西洋各国政府及政界要人对于欧战前二十余年之外交，多有新材料的贡献。内中有关中国而未经过学者的研究的颇不少。这种工作正待余人的努力。”若干年后，蒋廷黻在《回忆录》中仍然坚持这种学术观点，认为“在一八八四年以前，只需仔细研究中国文书资料就够了。但在一八八四年以后，则需中外资料并重。”并主张以前学者撰写的外交史著中“一八八五年以前的时代需要重新研究重新撰写”，这是因为“早期的作者写到一八八五年以前的时代，都是按照西方的方法和西方的资料而不涉猎中国的资料。”正是在以上认识的指导下，蒋编写了《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一书，“上中二卷，专论中、日之战以前的历史：材料专采自中国方面。下卷论下关条约以后的历史；材料则中外兼收。”后由于时间及精力有限的缘故，只出版了上中两卷，下卷没有完成。
以上是蒋氏对晚清外交史与史料关系的辨析，那么对民国外交史与史料关系的认识如何呢?在全面了解民国外交史料的出版情况后，他认为，“时至民国，我们外交史的学术状况就大不同了。”这种不同在史料上的表现是，“基本文件已经出版者很少，且极零散。作外交部长如王宠惠、陆征祥、孙宝琦、顾维钧、王正廷、伍廷芳、伍朝枢、胡惟德、颜惠庆诸人。或未发表文集，或未到发表文章的时代。我方如此，日本方面亦大致如此。”面对如此史料缺乏的状况，蒋主张先做好史料层面的工作，不能一味追求外交史的定论和定本，“民国的外交史事实上现在不能有定本，不问著者是谁。所可能者仅史料的探讨。”在史料基础上作些专题方面的研究报告，这样“有了数十人继续数十年的努力，各人都有些贡献，然后我们才能有科学的完备的民国外交史。”
由以上论述可知，蒋对史料与外交史的研究和撰写的关系的阐述，非常具体而微，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实用性。
二、近代史料搜集法
蒋廷黻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时，就系统地接受了近代史科学的科学训练，在他回国任教之后就利用各种机会搜集外交史料。同时，他认为历史研究首要在资料，故其又从史料编撰人手，来切人近代中国外交史的开拓性研究。
由于他受过系统的史料学训练，因此，他的史料搜集工作更多的带有西方学者治学的特点。这种近代意义上的史料搜集工作，在当时中国外交史学界，还是开风气之先的。它具有选点准确、及时跟踪、亲历亲为的特点，将传统人力与现代影像技术结合，因此非常有效和科学。
早在清华任教之初，正逢故宫博物院着手影印三朝《始末》，此书的巨大价值也引起了蒋的兴趣，并立即跟进，于1929年秋至1931年秋，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到故宫博物院抄录军机处档案。同时他又留意当时作废纸卖的一些清朝老衙门的档案，他为清华图书馆购买了成吨计的关于清朝军机处和海军方面的资料。另外，还注意搜寻晚清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的文书信札，如曾国藩、李鸿章、文祥、曾纪泽、郭嵩焘等人。此类是先将与这些人物相关的史料缺陷和薄弱点选准，然后有的放矢去搜寻，经常有意外收获。
重视中国资料，同样不忽略外部资料，主张“研究外交史者必须搜集凡有关系的各方面的材料。”为了能搜集到真正有价值的第一手原始资料，蒋氏还亲历亲为，利用清华的休假制度，到苏联和欧洲诸国搜集档案。
1934年7月下旬，蒋动身前往苏联。在未到苏联之前，他按照苏联所定的章程写信给莫斯科文化交换局，请求参观他们的档案库，同时将想要查档的资料分成四组：“咸丰年间中俄黑龙江北岸及乌苏里江东岸之交涉文件；咸丰末年伊格那提业夫与肃顺交涉之文件；同治末年与光绪初年间关于伊犁问题之文件；咸丰八年关于天津条约之文件。”但蒋氏的这份请求和清单却命运多舛，在苏联文化交换局、外交部远东司及档案保管处三机构间往复推诿，几经交涉，始于双十节后看到其中一种，“但都是第四种的文件，且均系英法美三国之来往函件，无一件为重要的。”就是蒋的随手笔记，也以规章制度为由暂扣。蒋的第一站可谓出师不利。到了德国的柏林，情况就不同了。柏林大的中央档案馆主要有普鲁士档案馆和帝国档案馆两家，蒋氏主要查阅一八九五年以前中德关系的档案。先到普鲁士档案馆，正好机遇不巧，主管人员告诉蒋，此类档案两三年以前是可以公开的，但现在不公开了。所以蒋氏只能阅看一些通商部分的档案，其他档案也就无缘一见了。到了英国，蒋的收获就更大了，他要求查看的外交档案，除一八八六年以后的档案按照制度不予公开外，一八八五年以前的档案则完全公开。且研究公开的档案是极其方便的，笔记、抄录或照像均可，蒋就拣选紧要的档案，请人影照，共得有一万六千余页。其中除中英交涉的史料外，还有不少有关中国内政的好材料。
综观蒋廷黻的史料工作，其最大特点就是“中西兼顾”、内外并重。这个特点是与其治学特色一脉相承的。蒋自认为提倡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等，“并不是要中国人以后不研究西洋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史学。我以为不通西洋政治的人决不能对中国的政治思想或制度的研究有所贡献。其他社会科学亦然。我们必须中西兼顾，然后能得最大的成功。”重视外部资料的表现之一就是上述的亲自搜集原始资料，另一方面，他还注意搜集有价值的“次料”，这样的“次料”以日、俄为重，这与其重视日、俄史有关。原来日本外交最守秘密；外务省所发表的文件亦极少。研究日本外交的人与其向日本政府出版品中找材料，不如多注意于日本私人的文集和传记。因此蒋氏对一些日本要人的文书信札非常留意。而由于近代帝俄对中国西北疯狂经略，因此蒋氏也将不少精力投向俄国，对俄人的回忆录、著作及史学家披露的重要信息等予以关注。如《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从顺治到咸丰)附录之一即为“资料评述”，共提及西文史料十二部，其中大多是俄文史料，而蒋氏在文中引用的俄人著作远不止于此。又如利用俄国史学家罗曼诺夫(romanov)的著作《帝俄与满洲》一书，考察俄国与满洲的关系。再如其利用苏俄外交官伯沙达甫斯奇(bessedovskv)在英国出版的回忆录《一个苏俄外交官的披露》一书中的史料撰写了《鲍罗廷时代之苏俄远东政策》一文，蒋氏在中方史料阙如的情况下，根据俄国史料，勾勒出民国十五、十六年苏俄鲍罗廷时代之远东政策的大致轮廓。
综上所述，蒋廷黻从史料评论人手，辅以近代史料搜集法，不仅从理论上阐发了外交史料评价及编撰的四字标准，同时在实践上编成了《补遗》及《辑要》两部史料专著，卷帙浩大，编审精详，成为近代外交文献汇编中的代表作，为后来外交史研究发展成为一门历史学分支学科奠定了初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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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道：“执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牛耳”，这句话，就是对蒋廷黻先生所著的《中国近代史》的评价；蒋廷黻先生所著的《中国近代史》堪称是研究中国近代史中的一步“皇皇巨著”，也许书中的内容并不如其他书一般详细，可以称为简明，但是其书中透出的观点却在今天看来都十分先进。
蒋廷黻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与外交家，1923年带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担任南开大学史学教授，与梁启超称为南开大学的史学奠基人；1935年受蒋介石赏识担任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处长，被誉为国民党“最知外交的”；1965年溘然长逝，享年70岁。
回到蒋廷黻这本“皇皇著作”，我们可以首先发觉本书围绕的中心是“近代化进步救国”，这也是他自身思想中心的映射；从书中，蒋廷黻先生虽为明说，但是字字句句中都透露出了“近代化”的必要性，而书中表达的“近代化”却不仅仅是科学技术上的近代化，然而还有教育的近代化、治学手段与工具的近代化，从书中的历史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只有通过这样催化近代化历程，中国才会有更加光明的未来。
《中国近代史》以中英订立“邦交”为开端，从鸦片战争到国家自我复兴的尝试；蒋廷黻对那个屈辱岁月的思考也同时带动起来史学家们对于中国前途与出路的集体思考，并且也影响了相当一代中国人对于“西方现代化”的思考与尝试；并且，书中蒋廷黻先生对于中国近代的人物的介绍与评价也同时刷新了我对他们的认识。
“天朝上国，无奇不有”
书中的开篇，蒋廷黻先生就讲述了关于中英两国订立“建交”的历史事件。从这些历史事件中，从英国皇室派马嘎尔尼勋爵率使团前往中国企图与中国建立国际关系，一直到最后英国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强制打开中国闭塞多年的大门；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受到明朝与前清的影响所根治在心的“天朝上国”的顽固思想导致了对自己的高估与对西方各国的蔑视，并且也同时限制了中国在近代开端的工业发展。
以书中1973年，英国皇室马嘎尔尼勋爵率使团前往中国希望订立邦交的事件为例。当马嘎尔尼勋爵带着贡礼见到在西方素有“模范的开明君主”乾隆皇帝并表明了自己到来的目的后，乾隆皇帝却因自己对于国家“天朝上国”的自大顽固，拒绝了英帝国送出的贡礼，并责令其出京回国。这就是中英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一次失败。
从这次建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在近代初期因闭关锁国而产生的对于自己的错误高估与对于西方各国的盲目蔑视最后导致了中国近代化历程遭到限制与搁置，最后才会有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与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
从大英帝国到列强瓜分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间的这近二十年时间来，恰恰是以大英帝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蓬勃发展的时期；由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欧洲国家的国家生产力、工业实力受到其催化也慢慢发展了起来，最终导致了英国等国的经济指数的快速增长；这也激发了欧洲各国开拓国外市场的欲望，而版图巨大、历史悠久的古老中国就是他们的目标之一。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并没有吸取教训，而与大英帝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也只是像蚊子叮一样使大清王朝无动于衷。中国的闭塞腐败面对英国的空前强盛，就像是待宰的羔羊般任人宰割；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欧洲其他国家也意识到了中国市场与其贸易潜力的巨大，从而都起了攻打中国的念头。
然而这一时期的大清王朝仍然深陷“上朝天国”的固执中无法自拔，没有意识到在中国之外的国家都陷入在工业革命进步的水深火热中。
所以，我们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史中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都源于我们古代清朝人的无知与腐朽，还有那深植于内心的“天朝上国”的顽固不化；我们对于外交的无知也相应导致了不可避免的古代大清王朝的覆灭与被列强瓜分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