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景点导游词（通用4篇）
洛阳博物馆创建于1958年，现为国家一级博物馆、河南省优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收藏上自旧石器时代，下至明清时期的历代文物数十万件，尤以时代蝉联的历代典型青铜器及唐三彩著称，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洛阳博物馆位于洛阳隋唐里坊区内，北临洛浦公园，南接隋唐城遗址植物园，环境优美，交通便利。现设立办公室、陈列部、保管部、保卫科、宣教部、三产开发部。洛阳博物馆占地300亩，建筑面积6.2万平方米，其中地上面积4.2万平方米，地下面积2万平方米，总投资3.5亿元。
建筑外形如方鼎屹立，寓意“定鼎洛邑”、“鼎立天下”，体现洛阳十三朝古都的历史内涵和特色。博物馆整体建筑气势恢宏，设施先进、功能齐全。20__年2月建成，并先后成功举办了“世界邮展”，“秦汉罗马文明展”、“大遗址保护成果展”、“中国古都文明展”和“洛阳珍宝展”几个大型展览，赢得了国内外来宾的广泛赞誉。
洛阳博物馆新馆20__年4月16日全面开放。现举办有大型基本陈列“河洛文明”和“珍宝展”、“汉唐陶俑展”、“唐三彩展”、“宫廷文物展”、“古代石刻展”、“书画展”六大专题陈列。展览面积1.7万平方米。
《河洛文明展》分为史前时期、夏商周时期、汉魏时期、隋唐时期和五代北宋时期五大部分。以夏代都城、偃师商城、东周王城、汉魏故城和隋唐洛阳城五大都城遗址为主线，洛阳出土历代具有代表性的文物为载体，以时间为顺序，整合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考古发现、重要历史事件、著名史迹、科技发明等，以现代化、艺术化、人性化的陈展形式，全面展示洛阳十三朝古都的辉煌历史，突出了“河洛文明”作为中华文明象征的特殊历史地位，被评为20__年全国十大精品陈列。
《唐三彩展》选取洛阳历年来出土的唐三彩精品150余件/组，较全面的展现了唐三彩艺术的瑰丽风韵。
《洛阳珍宝展》主要展示洛阳出土的二十一件文物珍品，使人们在欣赏文物的同时，了解古代工艺之精湛、领略河洛文化之厚重。
《汉唐陶俑展》展出400余件洛阳出土历代代陶俑，集中地展示汉俑的古拙、晋俑的拘谨、北魏陶俑的清秀、唐俑的丰美，较系统地勾勒出古代雕塑艺术发展的脉络，为了解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洛阳古代石刻艺术展》选取洛阳出土石刻近百件，分为石刻造像、碑碣墓志两大部分，较全面展示洛阳不同历史时期的石刻艺术成就。
《书画馆》展示以明、清及近现代作品为主，藏品包括王铎、吴昌硕、何绍基、査士标、任伯年、翁同龢、康有为、齐白石、于右任等书画大家，笔墨精到、意蕴悠然。
《宫廷文物馆》则是以馆藏文物为基础，系统地真实再现了清代宫廷的日常生活起居和佛堂等场景。
洛阳博物馆新馆已成为洛阳的地标性建筑，它的开放成为传承河洛文化，延续历史文脉、展示城市内涵和传播真善美，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元前221年，强大的秦国一统六国，秦始皇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制国家。车同文、书同轨、设三公、置郡县，古代中国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帝国。
秦朝定都咸阳，在洛阳设立三川郡。经过短暂的统治之后，公元前202年，西汉建立，汉高祖刘邦最初定都洛阳后迁都长安，洛阳从都城转变为掌控中原及东部地区的重要军事重镇。
西汉经过二百年的统治，由盛转衰，战乱四起。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国都定于洛阳。自此以后的曹魏、西晋和北魏也先后在洛阳建都，历时长达500多年。这一时期的洛阳，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都市。
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文化艺术繁荣，对外交流频繁，洛阳成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也成为东方文明西传的源头。尤其是北魏时期，随着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及其一系列汉化政策，北魏国力臻于强盛，都城洛阳经济繁荣，商业发达，成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京城和通达百国千城的贸易都会。
汉魏洛阳故城遗址位于今天洛阳市以东15公里处。是我国建都时间最长、建都朝代最多的古代都城遗址之一。从东汉修建以来，经过历代的修缮、扩建，城址总面积约106平方公里，是中国乃至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古代都城遗址，是近代以前全球最大的城市。
汉魏洛阳故城是中国古代都城的典型代表，上承周秦，下启隋唐，集中体现了各代都城的布局特点。表现出从先秦城市的非对称式不规则布局向隋唐都城中轴对称布局的过渡，是都城规划史上的重大转折性变化，影响后代都城规划达千年之久。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座官办寺院——白马寺;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国家天文观测台——灵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官办学府——东汉太学等。汉魏洛阳城以其历史之悠久，内涵之丰富，在中国古代都城中独树一帜，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录。
东汉时期，洛阳城大致为南北长而东西短的长方形。南北九里，东西六里，俗称“九六城”。四面共设城门12座，纵横24条大街。城内由若干个宫殿组成，宫殿布局分南宫和北宫，二宫南北对峙，中间以复道相连。南宫是皇帝接受群僚朝贺议政及国家举行重要仪式的地方;北宫主要是举行天子临朝，百官赐福，宴飨朝议的地方。
南、北宫以外城区，为各类官府、太仓、武库、商市所在地和达官贵人住宅。城南郊建有规模宏大的明堂、辟雍、灵台和太学等重要礼制和教育性建筑。东汉洛阳城两宫制度、礼制建筑独立成区的城市布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东汉太学位于汉洛阳故城南郊，今偃师市大郊村一带，始建于东汉光武帝中元元年(公元56年)，是东汉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后屡加扩建，光武帝刘秀曾亲临太学视察，汉明帝刘庄还在太学亲自讲学。东汉时太学生最多时曾达到三万余人。东汉以后曹魏、西晋、北魏相继延设洛阳太学。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这里不断有石经残块出土。考古发掘表明，太学遗址规模宏大，面积达数万平方米，是古代中国规模最大、最早的国立大学。
熹平石经，我国最早的一部石刻经典，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大学者蔡邕等得到汉灵帝诏准后，以隶书体刻立石碑46块，内容包括《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等，立于东汉太学讲堂前，供太学生观摩。史称“熹平石经”或“一体石经”。后代也有石经立于太学或国子监，最为著名的还有曹魏“正始石经”和唐代“开成石经”，与“熹平石经”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石经”。
东汉刑徒墓铭砖，记录了为修建东汉洛阳城而死的刑徒姓名、刑名、部属、狱所名、死亡日期等。砖铭记载，刑徒墓地使用年代从东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至永宁二年(公元121年)年初。东汉刑徒来自全国各地，绝大多数是男性青壮年，雄伟的东汉洛阳城建筑是他们劳动的结晶。
两汉时期，是中国道教发展成熟阶段。升仙思想在社会中广泛流行，“事死如事生”的丧葬制度已经在社会中形成。人们开始大量运用陶土烧制出的模型，为自己营造死后生活的世界。东汉墓葬随葬陶器包括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器皿随葬数量巨大，大批式样繁多的陶制建筑明器，可谓汉代陶器的代表。这些建筑明器，既有供人居住的宅院和楼阁，也有储藏粮食的仓房，以及舂米磨面加工粮食的作坊和饲养家禽家畜的圈舍等等。东汉建筑明器形象具体，结构严谨，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建筑的高大，设计的精巧，装饰的富丽，是汉代地主庄园经济生活的缩影。
这件褐黄釉陶熏炉，造型独特，工艺精湛。采用立体堆塑工艺，器盖部分以“勇士搏兽”为题材，塑造出一座猛兽遍布的山峰，形象生动、雄健。器座为一猛虎蹲伏于地，回首撕咬，生动逼真，尾巴还斜斜地搭在前面的爪子上，意趣盎然。
熏炉在汉代十分盛行，大多以金铜铸成，习惯称之为“博山炉”。汉代低温铅釉陶是汉代制陶工艺的又一杰出成就。釉料中加入铅，不仅降低了釉的熔点，而且使釉面增加了亮度，使铜、钛着色剂呈现出美丽的色彩。洛阳出土的低温铅釉陶常见有仓、壶、炉、罐、奁等专用于陪葬的模型明器，釉色多为黄、褐、绿三种。而熏炉以釉陶工艺制成则十分少见，这件釉陶熏炉出土于20__年，系洛阳首次发现。
这件彩绘陶百花灯，是对道教“升仙思想”的最好的诠释。灯高92厘米，座径40厘米，由座、盘、枝和盏组成，灯座为喇叭形圈足，白地涂朱，绘黛色云纹。座上立有平底灯盘，盘中有一圆孔，灯柱插入其中。
灯座下塑有环绕的山峦，间有神态各异的人物及虎、狼、鹿、猪、狗、羊、猴、兔、蛙等动物。灯盘沿处有八个圆孔，交替插入四枝曲枝灯盏和四枝龙形饰件。在龙尾处坐一羽仙人，头戴冠，穿红色短裤。等距的灯柱均涂朱红色，三道凸箍与盘边、灯盏均涂以翠绿色。三道凸箍上有两层四枝曲枝灯盏，盏上插有火焰纹样花饰，枝上端坐四位红色羽仙人。灯柱顶端平放朱雀形圆灯盏。陶灯共有十三盏，十三枝灯争相辉映，绚烂华美。百花灯造型挺拔，稳重，五彩纷呈，它所塑造的神禽异兽，仙人跨龙等装饰性题材，反映了汉代社会“长生不老”、“羽化升仙”的道家思想，造就了一种人神共处，人神共乐的梦幻图景，令人叹为观止。
这件汉代解注瓶，是1954年洛阳西郊汉墓出土的。小口、圆腹、大平底。在腹部周壁有朱书符箓一道，符箓意义不解，符文后有“解注瓶，百解去(长?)如律令”九字。在墓葬中放置解注瓶的目的，不仅体现在希望墓主人的安宁不被邪魔侵扰，也体现在家人希望墓主人的灵魂安息不会返回阳世滋扰，所以解注瓶又叫“镇墓瓶”。而道教是我国的原生宗教，兴起于两汉，把老子所著《道德经》奉为主要经典。在西汉早期普遍信奉“清净无为”、“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即便武帝以后独尊儒术，但道家的无为思想和升仙思想还备受人们追捧。
自秦朝始，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货币文字度量衡。而真正将铸币权收归国有，还是在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当时流通的钱币已经是圆形方孔的铜钱，称为五铢。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件铸造铜钱陶范。
两汉交替时期，政局混乱，王莽新朝曾经存在过17年的时间。在这期间王莽进行了五次货币改制，其铸行的钱币品种之多，币值之高，在世界货币史上都是罕见的。莽钱以其独特的造型，考究的铸造工艺，隽秀的文字以及诸多的千古之谜而倍受泉家、学者所青睐和推崇。其中金错刀“一刀平五千”，形制独特，不同凡响。
金错刀因其制作精致，形状奇特，自东汉以来就为世人所喜爱。著名科学家、学者张衡在《四愁诗》中曾以“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的诗句咏之。“金错刀”铜质精良，体泛银光。其钱文虽无垂针篆之挺劲，但其深厚质朴的篆录之意与厚重笃实的钱体浑然一体，遂有“钱绝”之美誉。
汉代伏人玉环1986年洛阳涧西出土。对角长12.7厘米，口径9.8厘米，整体呈现出鸡骨白色。外侧刻饰有爬伏四人。伏人脑后饰垂发髻，巨目大鼻，脊背高拱，四肢抱环，双腿呈鱼尾形。玉环在汉代使用较为普遍，或为佩饰，或为手镯，形制多样。这件伏人玉环雕琢手法和工艺造型十分独特，以四人伏于圆环之上，形态质朴，外方内圆，艺术效果十分理想。
洛阳汉代墓室中的壁画装饰，兴起于西汉早期，流行于东汉。墓主多为高官显贵或地方豪绅。目前洛阳已发现汉代壁画墓近20座，这些汉墓壁画内容丰富、手法娴熟，深刻地折射出汉代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情感意趣。早期神灵、仙人内容流行，是汉初黄老思想的折射;中期反映儒家思想的历史故事和神学谶纬意识愈见盛行;至东汉时，反映墓主身份和仕宦经历的宴饮歌舞、车骑出行场面逐渐丰富，反映出从西汉到东汉人们由幻想迷信的心理转向现实生活的享受、炫耀，完全是人世间生活的再现。
斗兽纹绿釉陶壶，1978年洛阳收集。高45厘米。外表施深绿色釉。肩部半浮雕斗兽纹图案。图案分为两部分，一是熊面人与狮形兽相斗，二是骑马者拉弓射兽的场面。斗兽是汉代百戏中的一种，演员在表演时要化妆，戴上假面具。此壶浮雕中的斗兽者皆有假面具。浮雕斗兽纹在汉代出土文物中比较罕见。
东汉末年，宦官、外戚专权，国家再次陷入分裂混占局面，魏、蜀、吴三国鼎立形成割据。公元220年，魏文帝曹丕代汉建魏，定都洛阳，史称曹魏，都洛共46年。公元263年，蜀为曹魏所灭。公元265年，晋武帝司马炎取代曹魏建立西晋，公元280年灭吴，统一全国。西晋以洛阳为国都，前后共52年。
曹魏时期，社会提倡简朴之风，随葬品亦随之减少。洛阳涧西矿山厂内发现一座曹魏正始八年(公元247年)砖室墓，全墓由墓道、甬道、墓室、耳室等组成。墓室结构保存完好，随葬品较为丰富。尤其是墓中出土了制作精致的玉杯和稀有的铁帷帐架，其中铁帷帐架上刻有“正始八年八月”纪年字样，是曹魏时期极罕见的纪年墓葬之一。
西晋铜三轮鸠车，1989年洛阳偃师南蔡庄砖厂晋墓出土。高6.5厘米。三轮，车身为一昂首挺胸长尾鸠鸟，胸前有一牵行环鼻。腹中横穿铁棍为轴。轴头两端各有宽车辋车轮一只，身尾连接处下方有一不分辋辐圆轮。史书记载自汉代以来儿童“年五岁有鸠车之乐”，“小儿五岁曰鸠车之戏”，此墓出土的鸠车反映了汉代风习在晋代的延续。
狮形青瓷盂：西晋。1972年洛阳矿山厂出土。高8厘米。头作狮形，尾呈蕉叶状，颔下有须。项脊分披鬃毛，腹部两侧画有羽翼。脊上有直径三厘米的圆管，瓷狮昂首竖耳，四腿卷曲伏卧。造型灵敏精巧，施釉匀称莹润，是一件造诣高超的青瓷艺术品。
“晋归义胡王”金印，1973年洛阳孟津征集。高2.6厘米。印面呈正方形，驼形钮。印文“晋归义胡王”五字。归义，即归化、降顺。胡即指当时北方的少数民族匈奴。“晋归义胡王”是西晋时匈奴归化部落首领的封号。该印来自甘肃，系居住在凉州的匈奴归化后为晋武帝所封，是晋朝廷为了安抚少数民族，建立相互间的友好关系，以减少边疆战争的一种具体措施。这枚金印反映了西晋时期中国西北境内部族内迁、民族融合的历史事实。
北魏是来自东北大兴安岭的少数民族鲜卑人建立的政权。公元493年，魏孝文帝自平城(山西大同)迁都洛阳。都洛共42年。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大力推行一系列汉化政策，加速了鲜卑族的汉化，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推动了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为中国大一统的多民族社会和谐共处的今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推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改革政策，他率先将皇族姓氏“拓跋”改为“元”姓，要求鲜卑族官员穿汉服、说汉化，并纳汉族大臣的女儿为妃，推动了汉化改革进程。
北魏元巶墓位于洛阳老城区盘龙塚村。墓主元巶是孝文皇帝之孙，曾封常山王。其墓为带墓道土洞墓，墓内出土墓志、陶俑100余件，主要由镇墓俑、仪仗俑、伎乐俑、庖厨俑组成，它们簇拥着装饰华丽的牛车和鞍马，重现了墓主人生前出行时的奢华情景，尤其是主人乘坐的牛车，牛和车呈一体，从车厢前端格子栏下面伸出的车辕套在牛身上。牛呈拉车行走状。牛俑浑劲，脖颈肌肉下垂，牛身披饰革带，驾一双辕双轮车，车盖呈拱棚状，前后檐外伸，车厢两侧各刻一象征性假窗，车厢前孔呈棂状，后开门，车轮靠在车厢左右两边，牛四肢和车的两支柱立于托板之上。陶牛车造型写实逼真，这正是南北朝时贵族盛行的车乘，极富时代特征。
北魏彩绘陶昆仑奴俑，1965年北魏孝文帝之孙元巶墓中出土。高9.5厘米。俑并腿蹲坐作蜷缩状，右手抱头，左手横置双膝之上，埋头于两臂之间，仅露满头卷发。著红色衣裤，腰束带，足穿长筒皮靴，生动地塑造出一低头掩面缩成一团的异族形象，是北朝贵族官僚或富室家中外族家奴的一种。昆仑奴俑表现的是我国西北少数民族或南洋、中亚地区黑人的形象，这件俑是公元五世纪北魏洛阳与西北及南洋中亚地区交流的见证。
魏晋时期中国青瓷有很大发展，融实用性与观赏性于一体，在成型方法上，除轮制技术外，还采用了拍、印、雕、堆和模制等技法。由于瓷器性能优于陶器，且烧制成本相对较低，逐渐取代了一部分陶器、铜器、漆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生活用具之一，被广泛用于餐饮、陈设、文房用具、丧葬等等。这件莲花纹大瓷碗，取材重瓣莲花形象，釉色细腻，色泽温润，使整只瓷碗犹如一朵怒放的青莲。
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繁荣和佛寺的众多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北魏王朝崇尚佛法，入主中原后，利用佛教作为其统治手段，把佛教定为国教，广为提倡，形成朝野贵贱皆崇佛的局面，佛教的发展在洛阳盛极一时。都城内外寺院林立，千百万人皈依佛教，至北魏晚期，洛阳城内建寺1367所，列刹相望，其中尤以永宁寺和龙门石窟最为豪华壮观。
永宁寺位于北魏洛阳城内城南郊，今白马寺东南约2公里处。建于北魏熙平元年(公元516年)，是北魏洛阳城内最大的一座皇家寺院。寺院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301米，东西宽约212米，四周有夯筑围墙。永宁寺中心建筑为九层木塔，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建筑之一。据史书记载，木塔高“四十九丈”，折今136.71米。考古发掘表明，塔基高出地面8米，平面呈方形，分为二层，边长38.2米，高2.2米，内为夯土，四壁以青石镶包，台基四面皆置“漫道”，以供人上下。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时西域来洛阳的诸僧，住永宁寺者多达数百人。
永宁寺木塔毁于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因雷电引起的一场大火。新中国成立后，对塔基进行了科学发掘。塔基周围出土了大量与佛教有关的彩绘泥塑佛、菩萨、弟子和供养人残件，所有彩塑品皆泥质，除少数饰件为模制外，均系手工雕塑而成。这批泥塑形体虽然较小，但塑形之美，比例之准确，情态之传神，塑工之细腻，极为罕见，堪称中国古代泥塑艺术的杰作，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产生于隋唐时期，雕版印刷佛经，五代后唐时期作品。线条细腻流畅，文字清晰，图案规整，梵文佛经呈放射状圆形围绕在中心佛像周围。如此成熟的印刷作品，证明当时印刷术发展已臻于成熟。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两宋时期的制瓷工艺和瓷窑体系较唐代有了较大进步，其中以皇室用瓷为代表的五大名窑更是一改唐代浓重华丽之风，而以淳朴自然的单色釉取胜。唐宋时期河南地区的瓷窑遍地开花、分布广泛，宋代五大名窑河南独占其三，即北宋官窑、汝窑和钧窑。河南出土了为数众多的宋代瓷器，展柜中央的瓷碗就是鼎鼎大名的汝窑。
根据南宋学者叶寘的《垣斋笔衡》记载：“以定州白瓷器有芒而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然汝州为魁。”是说宋代统治者认为定窑白瓷不好用，于是命令汝州烧造青瓷供奉内廷，再加上宋徽宗信奉道教，而道家主张“清净遁世，返璞归真”，所以青瓷在宋代盛极一时。
北宋汝窑存在时间只有短短20年，产品存世量极为稀少，由于在釉料中加入玛瑙，采用满釉支烧的方法烧造，因此器物釉面光洁如洗、温润如玉、浑厚天成，历代都奉为至宝，著名国画家李苦禅先生曾经评价说：“天下博物馆无汝者，难称尽善尽美也。”我们面前的这件汝瓷碗，虽然经过修复，但釉色饱满、苍翠，制作精美绝伦，也是汝窑的上乘之作。
展柜左侧是两件钧瓷碗，钧窑同样是北宋五大名窑之一，也同样创烧于徽宗年间，它典型的特征就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利用无法控制的窑变使瓷器呈现出独一无二、妙不可言的视觉效果。
瓷器是中国人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具，瓷器的种类涉及生活的多个领域，这组展柜中展出的是宋代不同造型和窑系的瓷枕，有定窑、磁州窑和宋三彩等等。瓷枕最早出现在隋代，唐代和宋元时期最为流行，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醉花荫》中：“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玉枕指的就是瓷枕，瓷枕可用作寝具、脉枕，也可以用作随葬，这件牡丹诗词瓷枕以牡丹花纹为主，配上清丽淡雅的诗文，书法流畅飘逸，随意中有章法，平淡中有灵气。
这一组保存完整的宋代瓷象棋，分别以黑瓷和白瓷棋子作为区分，字迹清晰，与现代象棋已无较大区别。象棋于北宋末定型成近代模式：32枚棋子，有河界的棋盘，将在九宫之中等等。南宋时期，象棋“家喻户晓”，成为流行极为广泛的棋艺活动。宋代时期墓葬大多趋于简葬，能够发现一整组完整的象棋棋子，可见主人生前一定非常嗜好象棋，才将一整组棋子放入墓中随葬。
唐代灭亡后，五代的后梁、后唐、后晋仍以洛阳为都，北宋也以洛阳为陪都“西京”，金代洛阳为“中都”，但随着经济中心的迁移，洛阳逐渐失去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城市的规模和等级、经济和文化的繁荣程度相比商周、汉唐不可同日而语。这座象征着帝王理想的王者之里，曾经辉煌无比的丰都大邑像一座座高耸的封土一样，成为了过去的记忆。
一路走来，她承载着商周的定鼎中原、汉魏的文脉风流、隋唐的开放包容，一路走来，她饱经风霜，历尽了兴衰荣辱、城垣更迭。
今天看来，所有的一切都不过是历史的一个回眸，而洛阳在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无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将永载史册、光照千秋!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灭陈建立隋朝，隋代历两帝只有短短38年，但它的功绩是不容磨灭的，它结束了汉末以来长达300多年纷争割据的局面，为唐代的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隋代取消了自两汉以来形成的举孝廉制和九品中正制，开始进行科举取士，适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大业元年，也就是公元605年，隋炀帝命将作大匠宇文恺修建东都洛阳城，同时，开始开凿贯通南北的大运河。
大运河沟通了南北运输，使江南富庶之地的粮食可以通过水路源源不断的运抵东都洛阳，保证京师长安的粮食供给，也使洛阳再度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和交通枢纽，促进了洛阳的繁荣昌盛。东都洛阳城历时一年建造完成，此后唐朝和五代的后梁、后唐、后晋相继以此为都，历时300余年。唐代的洛阳与长安并称为东西两京，当时洛阳经济之繁荣，文化之昌盛，达到了封建社会的巅峰。隋唐洛阳城内街道纵横，里坊井然，三市繁华，店铺鳞次栉比、商贾往来如织，万方来朝、辐辏洛阳，煌煌帝京，气象万千!
武周时期，东都洛阳城的规模更是达到了非壮丽无以重威的盛况。隋唐洛阳城由皇城、宫城、含嘉仓城、外郭城、曜仪城、圆璧城、东城以及上阳宫城等部分构成，自北向南，以龙光门、玄武门、天堂、明堂、应天门、端门、天枢、天津桥、定鼎门大街及定鼎门，贯穿圆璧城、曜仪城、宫城、皇城、外郭城，形成城市南北轴线。外郭城西南有上阳宫，始建于唐高宗上元年间，高宗晚年常居于此，武则天还政于中宗李显后也居住于此，并驾崩于上阳宫仙居殿，唐代大诗人王建曾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赞颂上阳宫：“曾读列仙王母传，九天未胜此中游。”
可见上阳宫建筑之奇、景色之秀。皇城东北角，圆璧城、曜仪城东有含嘉仓城，从发掘情况来看，整个含嘉仓应分布着口径15米左右、深度10米左右的仓窖400余座，刻有年号的铭砖显示，含嘉仓主要囤积着高宗、武后及玄宗时期来自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糙米、粟和小豆，由此可见，运河在漕运方面的突出作用。含嘉仓城规模之庞大，保存之完整，贮藏粮食之多，均为全国罕见。
宫城中核心区域是天堂和明堂，这两处建筑也代表着帝国的政治核心和当时先进的建造技术，宫城正门应天门北部的明堂依《周礼》而建，是举行重大政治活动的场所，其所在位置是隋代的乾阳殿，武后垂拱四年即公元688年，毁乾阳殿而建明堂，据史书记载，明堂高294尺，合今天80米，共有三层，上圆下方，下层四面墙壁上绘黑、白、红、青四色，代表一年四季，中层12面，象征一年12个月，上层有大圆盘，九龙簇拥，喻义九州，圆盘顶端设高一丈的涂金铁凤。武后证圣元年，公元695年，僧人薛怀义纵火烧天堂而殃及明堂，旦夕之间明堂和尚未完工的天堂都焚毁殆尽。
次年再度建起，形制照旧但规模略小。神功元年即公元697年，总耗铜量280吨的九州鼎被安放在明堂，由于神都洛阳处于豫州，故豫州鼎最大，高一丈八，其余各州高丈四。武则天曾命薛怀义督造夹苎干漆佛像供奉在明堂，但佛像形体巨大，仅指头就可容十数人，明堂根本无法容纳，于是武则天决定在明堂北面再造一座五层天堂用以供佛，据《资治通鉴》记载：“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天堂在建到第三层时就可以俯视明堂，根据《朝野佥载》描述：“天堂高一千尺，中有大佛高九百尺，小指中容数十人并坐。”因此，天堂的高度应在130米左右。明堂和天堂是隋唐洛阳城的标志，也是帝国的象征，展现了古代工匠杰出的建造水平。
皇城正南门端门外铸有天枢，天枢原意是指北斗七星中的第一星——天枢星，无论季节转换，北斗七星斗柄如何轮转，天枢星总会指向北极星，以此命名，喻义万邦辐辏、万国来朝。天枢于天册万岁元年即公元695年铸成，高150尺，合今天40米左右，下方为105尺高的八棱铁柱，由铁山擎托，环绕有蟠龙、麒麟、狮子。顶端设腾云承露盘，盘上有四龙托举一火珠。据《资治通鉴》记载，天枢是武三思率四夷酋长请铸铜铁为天枢，立于端门之外，铭纪功德，黜唐颂周。……诸胡聚钱百万亿，买铜铁不能足，赋民间农器以足之。铸成之后，由武三思为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长名。工人毛婆罗造模，太后自书其榜，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
洛阳博物馆正门东侧的观光塔便是依照天枢的外形而建。天枢南边的桥是天津桥，隋代为浮桥，唐代改砌为石桥，“洛阳八景”中的“天津晓月”指的就是此处。当时洛阳城的正南门是定鼎门，贯通定鼎门与天津桥的是定鼎门大街，这条大街是当时的主干道，也是城市中轴线的一部分，长3公里，宽90-120米。隋唐洛阳城因其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成立了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将被复原展示，让今天的人们也可以领略大唐帝国的奢华与壮美。
大运河是隋炀帝时期开凿的一条贯通南北的人工运河，以洛阳为中心，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是中国漕运的重要通道。这一工程兼有引水、蓄水、排泄、治理等多方面的作用。在运输组织方面，唐、宋都专设有转运使和发运使，统管全国运河和漕运。随着运河通航条件的改善和运输管理的加强，运河每年的漕运量由唐初的20万石，逐淅增大到400万石，最高达700万石(约合今11.62亿公斤)，使隋唐时期的东都洛阳成为京师长安重要的粮食保障地。
唐代实行两京制，但帝王墓葬主要集中在长安附近，洛阳的唐代皇陵只有李弘的恭陵和昭宗的和陵。恭陵的墓主人李弘是唐高宗与武后的儿子，显庆元年即公元656年，李弘被册立为太子，据史料记载，李弘生性仁孝敦厚、温良谦恭，上元二年也就是公元675年李弘去世，时年只有24岁，高宗极为哀伤，于是下令以天子之礼葬李弘于偃师缑氏，按照《新唐书》记载：“营陵功费钜亿”，可见陵墓等级之高。李弘的太子妃裴氏死后陪葬恭陵，称为哀皇后陵，这组器物便出土于哀皇后陵之中。
上世纪末，一伙不法分子潜入恭陵哀皇后陵中，大肆盗掘陪葬文物，警方侦破案件后追回被盗文物，经鉴定国家一级文物有24件，而展柜中所展示的蓝釉瓶、蓝釉灯、酱釉三足盖罐、酱釉盆等器物便是哀皇后陵中的精品，它们器形规整、做工精湛、釉色亮丽，有典型的唐代皇室器物风范，也是唐代釉陶器中难得的精品。
唐代釉陶器造型生动、釉色光鲜，其中的代表就是唐三彩。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铅釉陶器，流行于两京地区，主要用于随葬，三彩的种类多种多样，这组展柜中展示的三彩骆驼和牵驼俑，也是对唐代的丝绸之路空前繁盛的再现。
隋唐时期，不仅有商人往来于两京至西亚、欧洲，也有大量的西域人定居中原。正如这组展品所展示的，牵驼俑的相貌、装束各不相同，证明他们来自于西亚或者欧洲。骆驼是西域的产物，原本不该出现在中原地区，但洛阳和西安都发掘出土了大量三彩骆驼，说明骆驼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和经济交流最好的见证，也证明西安和洛阳是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
玻璃瓶，唐代盛香料的器皿。1971年洛阳市关林18号唐墓出土。玻璃表面有一层银白色锈蚀薄膜，呈现出与玻璃相一致的平行波纹。此种形制的玻璃瓶，我国罕见，当从外国传来，对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波斯银币说明：1955年洛阳老城北邙山30号唐墓出土。正面为脸向左的王者半身像，背面中央有一祭台，两侧有祭祀两个，左侧有五角星，右侧有弯曲的明月。两面都有波斯文字。为波斯萨珊王朝俾路斯时期(公元459-484年)的铸币。
东罗马金币：1981年龙门安菩墓出土。圆形，正面为一王者形象，左边缘有铭文“FOCAS”，背面是胜利女神像，左边缘有铭文“CTQPIA”，为东罗马皇帝福克斯的铸币，其铸造年代为公元602-610年。这是洛阳出土的第一枚外国金币。
唐睿宗贵妃豆卢氏墓，于1992年在洛阳南郊龙门镇花园村南被发现。当时墓地面残存封土高6.5米，南北长22.3米，东西宽约22米。墓葬由墓道、过洞、甬道和墓室组成，甬道和墓室用小砖砌筑而成，全长36.2米。据墓志记载，墓主人为唐睿宗的贵妃豆卢氏，墓葬建于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豆卢氏曾经抚养过年幼的李隆基，因此为其修建了一座奢华的墓葬。
豆卢氏，在北朝和隋唐时期皆为望族，慕容氏后裔，其家族历代多与皇室通婚。
唐代经济繁荣文化强盛，各种手工业不断发展，瓷器烧造工艺已经非常成熟，形成了“南青北白”的格局，北方以烧造白瓷为主，南方以烧造青瓷为主，这种格局影响到后世中国瓷器烧造的基本风貌。唐代的瓷窑遍布全国，著名的有北方的邢窑、定窑，南方的越窑、铜官窑等等，这些窑口不断发展、融合、创新，为宋代制瓷业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隋唐以前，瓷器的烧造多数以单一釉色为主，而绞胎瓷和长沙窑的出现则打破了唐代以来单色青瓷独步天下的局面，因此，长沙窑和绞胎瓷器是我国釉下彩绘瓷器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铜官窑位于长沙，是南方最大的青瓷窑口之一，《水经注》中记载：“铜官山土性宜陶”，洛阳博物馆所藏的长沙窑执壶，通体施青釉，执壶的腹部彩绘一只奔跑跳跃的小鹿，笔法细腻娴熟、造型精巧灵动，动感十足，是难得的长沙窑精品之作。
绞胎瓷又被称为“搅泥”或“透花瓷”，它是唐代制瓷艺术的新工艺。所谓绞胎，是将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颜色的瓷土揉和在一起，然后相绞拉坯，制作成形，浇一层透明釉，烧制而成。由于泥坯绞揉方式不同，纹理变化亦无穷。这件绞胎瓷器，虽然体型小，但做工极为精巧，黑、黄两色充分交融、交相辉映，代表了唐代高水准的制瓷工艺。绞胎瓷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制瓷工艺的革新，也代表着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青睐。
唐太宗与魏徵关于镜鉴的故事脍炙人口，根据《旧唐书魏征传》记载，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直言进谏的魏征去世，唐太宗难过地说：“夫，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鉴矣!”这里的“鉴”，指的就是镜子，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有四千多年，先后经历了五个时期：早期以齐家文化、商周铜镜为代表，流行期以春秋战国铜镜为代表，鼎盛期以汉代铜镜为代表，繁荣期以隋唐铜镜为代表，唐代是我国铜镜发展史上最最辉煌的时期，是一个创新的时代。它摆脱了汉镜的拘谨板滞，侧重于自由写实，其图纹从汉代铜镜的繁杂、拘谨、呆板，变得简练、流畅和清新，制作工艺也极为精细。既有艺术的魅力，又有与现实生活的和谐统一。
飞禽走兽、植物花卉纹饰是这个时期铜镜装饰的主要题材。这一组展柜中所展示的铜镜，充分显示了唐代铜镜多样化的造型和装饰手法，其中，海兽葡萄镜是唐代铜镜最引人注目的门类。根据史料记载情况可以判断，海兽葡萄镜在唐代高宗和武周时期较为流行，形制多为圆形，也有少量方形或菱花形，使用范围主要在唐代的关内道、河南道、淮南道等地。这种铜镜在洛阳地区也有大量发现，镜背主要装饰海兽以及葡萄的枝蔓和果实。
海兽是古人以狮子为蓝本创造的神兽，而狮子和葡萄都原产自西域，在流行于内地的铜镜上装饰西域的物种，由此可见唐代与西域乃至欧洲的文化和经济交流十分密切，许多物种和工艺都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中原，传到洛阳，因此，洛阳自然是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之一。
在铜镜的式样上，突破一直以来的圆镜和方镜的局限，出现了菱花形、葵花形和带手柄的铜镜，在尺寸方面也出现了直径超过30公分的大镜。铜镜的使用方式也开始多样，不再单一被用作日常使用，也兼具装饰、占卜、馈赠等多种用途。
唐代洛阳的繁荣，不仅表现在造型艺术和手工业制作方面，也表现在金融、经济和税收方面，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元宝”，意思是指元代的宝货，元代才开始出现，而元代以前的贵金属货币多数是像这样的银饼或银锭。
这件文物是杨国忠银饼，因为背面刻有唐代权臣杨国忠的名字而得名。银饼背面的刻款让我们了解到它来自四川达州，主管税收的官员名叫朱义，而作为主管全国税收和经济工作的权臣杨国忠也自然要在银饼上留名。
唐代所实行的租庸调制规定，每个男丁每年需要向朝廷缴纳一定量的粮食和布匹，还要服徭役20天，到唐代晚期租庸调制接近崩溃，赋税和徭役都可以折算成银两直接缴纳，朝廷和官员便借机搜刮民脂、卖官鬻爵。这件银饼可以让我们了解唐代的赋税政策，也见证了洛阳作为全国经济中心和国际都会的地位。
佛教的发展在隋唐时期可谓几经波折，曾有过武周时期的繁荣与鼎盛，也有过武宗时期的会昌法难，但佛教的许多宗派都形成、发展和壮大于唐代，如法相宗、法华宗、华严宗等。
佛教最大的宗派——禅宗，在唐代高僧慧能和神会的努力下传承有序并发扬光大，唐中宗嗣圣元年即公元684年，神会和尚生于湖北襄阳，拜在禅宗六祖慧能门下，后来被尊奉为“南宗七祖”，驻锡于洛阳菏泽寺，乾元元年即公元758年，在荆州开元寺坐化，永泰元年也就是765年在洛阳龙门宝应寺龙岗建身塔，整理发掘神会和尚身塔时，出土了一批精美文物，这组展柜中的铜净瓶和黑釉陶钵便出自于神会和尚墓，这件黑釉陶钵体型较大，保存完整，釉色深沉凝重。这些文物体现了神会和尚涅槃后人们对他的追思，其墓葬对研究唐代佛教文化有着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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