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古迹导游词（通用5篇）
青城山道教名山，著名旅游景点。古称天谷山。在都江堰市西南。 因青山四合，状若城廓，故名。属邛崃山系，处邛崃山东坡与成 都平原交接处，背靠岷山雪岭，面向成都平原，山体主要由砾岸 组成，有36峰，最高峰海拔1600余米。为道教第五洞天，全称洞 天第五宝仙九室之天。
相传东汉张陵在此后山(即大邑鹤鸣山)结茅，传五斗米道 ，其子张衡、孙张鲁也嗣法于此。晋范长生、隋赵昱及赵冕、唐 杜光庭等相继来此修道。
有张天师降摩的掷笔槽、试剑石、天师手植银杏树、天师池 、唐玄宗手诏碑、唐雕三皇石像、唐铸飞龙铁鼎、杜光庭读书台 、唐薛昌丹井、五代天师像、明代木雕门屏等文物遗迹。
历代宫观林立，至今尚存遗迹38处。现存主要宫观有建福宫 、天师洞、朝阳洞、祖师殿、上清宫、圆明宫、玉清宫等，其中 天师洞和祖师殿为道教全国重点宫观。
明代，青城山道教属正一道，明末趋于衰落，清唐熙时武当 山全真龙门派道士士陈清觉来此山传道，从比属全真龙门派碧洞 宗，至今已传13代，有36峰、8大洞、72小洞、108处胜景之说， 以“青城天下幽”著称，北宋王小波、李顺起义曾以青城后山为 根据地，并存明末张献忠起义部队驻扎的遗迹。
四川广汉南兴镇北，古老的马牧河蜿蜒淌过，在三星堆村形成一月牙般弯道———月亮湾，河南岸是三个起伏相连的黄土堆与之相望，此即清《嘉庆汉州志》记载的“三星伴月堆”。这里就是古蜀先民生息繁衍之地———闻名中外的三星堆遗址。
三星堆遗址面积达12平方公里广阔，是四川境内目前所知一处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1988年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纯属偶然，但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研究却数十年持续不断。
1920xx年的一个春天，当地农民燕道诚在宅旁掏水沟时发现一坑精美的玉石器，因其浓厚的古蜀地域特色引起世人广泛关注。1933年，前华西大学美籍教授葛维汉及其助手林名均首次对三星堆进行发掘，其发掘成果得到当时旅居日本的郭沫若先生的高度评价。由此拉开了对三星堆半个世纪的发掘研究历程。
以后40、50、60年代，四川考古界持续不断地在三星堆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探赜索隐。
198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联合对三星堆遗址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揭露出大片房屋遗址并进行了航拍。但真正使三星堆名扬四海的则是1986年7～9月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两坑上千件国宝重器的轰然显世，震惊了世界。英国《独立报》撰文说三星堆的发现“比有名的中国兵马俑更要非同凡响。”后不久，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亲临三星堆遗址考察并将其定性为“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前-长张爱萍将军在参观了三星堆两坑出土文物后，更是满怀热情地挥笔题下了“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的颂词。
1989年，四川考古部门对三星堆进行解剖，证明系由人工夯筑而成;1990年，发掘东城墙局部并获确认，同时发现3000多年前的土坯砖;1992年，试掘西城墙并获确认;1994年，发现并发掘南城墙。至此，确证三星堆古城的存在，其东、西、南被三面城墙包围，北以鸭子河为天然屏障，其面积超过3平方公里，这样大的古城在中国同时期文化中也是罕见的。
三星堆遗址文化距今4800～2820xx年，延续时间近20xx年，即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至商末周初，这把四川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同时，三星堆文化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其陶器以高柄豆、-底罐、鸟头形把勺为基本组合定式，其中还有瓶形杯，它是三星堆出土的很有地方特色的器物，它被做成喇叭口、细颈项，圆平底，很像今天我国北方地区用来烫酒的陶瓷酒瓶，与日本人喝清酒用的酒瓶极为相似。陶在遗址也有较多发现，颇具特色，一般高三、四十厘米，下部为三只袋状足，中间是空的，可加大容量，一般认为它是用来温酒器物，其玉石器则以祭天礼日的璧、璋为多，尤其是号称“边璋之王”的玉边璋，其残长达159厘米，厚1.8厘米，宽22厘米，其加工精美，棱角分明，其器身上刻有纹饰，这么大件精美玉器，在国内现有的考古发现中仅发现这一件，但在三星堆的发掘中，又很少工具类的文物出土，当时也缺乏比玉石更硬的金属，那么这些玉器是如何加工的呢?
在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发掘中，还出土了共计80多枚象牙，它的来源和作用在学术界有多种观点，有的认为是通过贸易而来，有的认为在远古川内的生态环境适合大象的生存，其证物主要是在当地发现大量的半化石状乌木，单体巨大。但无论其来源怎样，都可以认为它是统治者财富的象征。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有造型各异青铜人头像，出土时面部均有彩绘，而且在耳垂上穿孔，用以挂戴耳环耳饰，看来我们的先人很爱美的。除了这些青铜造像外，还有许多用祭祀的尊、等，有形态各异的各种动植物造型，其中被誉为写实主义杰作的青铜鸡、有在全国范围内首次出土的青铜太阳形器等一大批精品文物。它们皆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区别，这表明三星堆文化不仅是古蜀文化的典型代表，亦是长江上游的一个古代文明中心，从而再次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体的。
不仅如此，三星堆文物还填补了中国考古学、美学，历史学等诸领域的重要空白。使得世界对中国古代文明需重新评价，三星堆文物中，高达3.95米、集“扶桑”“建木”“若木”等多种神树功能于一身的青铜神树，其共分三层，有九枝，每个枝头上立有一鸟，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鸟，而是一种代表太阳的神鸟。被誉为铜像之王的青铜立人像、有面具之王美誉、作为“纵目”的蜀人先祖蚕丛偶像的青铜纵目面具，长达1.42米、作为权杖法杖的金杖，其器身上刻有精美和神秘的纹饰，两只相向的鸟，两背相对的鱼，并在鱼的头部和鸟的颈部压一只箭状物，同时有充满神秘笑容的人头像。器身满饰图案的玉边璋以及数十件与真人头部大小相似的青铜人头像，俱是前所未见的，作为集群展现的稀世之珍，而在青铜器冶铸方面，范铸法和分铸法的使用，以铅锡铜为主的三元合金的冶炼，表明在商周时期，三星堆古蜀国即已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有力地驳斥了传统史学关于中原周边文化滞后的谬误。
的确，古史关于古蜀历史的记载如凤毛麟角，杨雄《蜀王本纪》也只是搜罗了一些关于古蜀历史的传说，难以勾勒出古蜀历史的大体轮廓。对今天研究三星堆文化及巴蜀文化具有重要参照价值的《山海经》鲁迅先生都视之为“盖古之巫书也”，因而，前人治古蜀历，大都只能上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就连年代较为久远的唐代大诗人李白，也只能发出“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喟叹。
然而，自古以来真伪莫辨的古蜀史传说，因三星堆而成为信史，史载在蜀地先后称王的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三星堆最为繁盛的时期大抵属鱼凫王时期，鱼凫，即俗称的鱼老鸹，三星堆遗址出土有大量的鸟及鸟形器，其喙部多有如鱼鹰者，很可能就是鱼凫的象征或其族徽。另外，三星堆除了没有发现可识读的文字，已建立了城市、产生了高度发达的青铜器，并有了大型的宗教祭祀场所，这些都是早期国家产生的标志因素，已有研究成果表明，两坑本为祭祀的产物，三星堆的三个土堆亦很可能是人工夯筑的祭坛，三星堆盛行诸神崇拜并以太阳神崇拜为主神崇拜，如此大量的充当商品流通媒介货币的海贝，象征财富的象牙等等，都表明了在商周时期，三星堆古蜀国已具有较为强大的综合实力和相对稳定独立的政治地位。一句话，古蜀国的源头及其中心，因三星堆而得到确证。
三星堆文物魅力无限，内涵丰厚，极具吸引力和震撼力，1993年5月，三星堆部分文物首次到瑞士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展出，其后相继到法国、英国、丹麦、日本、美国等国展出，所到之处，人头攒动，观者如潮。因而，我们毋需怀疑，三星堆文物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文物，属世界文化遗产范畴。
尽管三星堆尚有许多未解之谜，但伴随着三星堆文物的影响与日俱增，对三星堆文化的研究渐成一门显学，我们相信随着对三星堆不断的发掘研究，谜底终有揭开的一天，神秘梦幻的三星堆古蜀国亦终将再现于世人面前，三星堆文物也必将以其无穷的魅力，闪耀出迷人的光华。
杜甫草堂位于四川省成都市西郊的浣花溪畔。
杜甫，字子美，唐玄宗先天元年(720xx年)出生于河南巩县，代宗大历五年(770年)病死在湘江船上，因其曾任工部之官，所以后世亦称“杜工部”。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至衰的交替时代，经历了唐中期的“安史之乱”，他的许多诗篇，真实反映了这一时代的种种社会现象，被誉为“诗史”。杜甫的诗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后世尊他为“诗圣”。唐乾元二年(759年)，杜甫流寓成都，在浣花溪畔筑起茅屋，在此居住历时近四年，在这四年之中，他著作了大量的诗文达240篇，许多脍炙人口的著名诗篇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就是在居草堂时作出的。
从北宋开始，后人在诗人的故居建园立祠，并多次修葺，现在的建筑规模是在明弘治十三年(1520xx年)和清嘉庆十六年(1820xx年)的两次较大规模的修建中确立的，现存主要建筑有大廨、诗史堂、柴门、工部祠等。
步入草堂的正门，两株大榕树耸立在古石桥旁，大树枝繁叶茂，浓郁遮天。跨越石桥，穿过梅林就来到了“大廨”，大廨后是“诗史堂”，堂中陈列杜甫塑像，壁柱间悬挂着历代杜甫像的拓片木刻板，还有名人题写的对联。穿堂后过小桥，就来到了“工部祠”。祠内有明、清石刻和清代的泥塑，供奉有杜甫的塑像，塑像的两侧是宋代著名诗人黄庭坚、陆游的塑像和石刻像。
“大廨”与“工部祠”的东西两侧，是杜甫纪念馆陈列室。“工部祠”左边的“草堂书屋”，展出了各种版本的杜诗。右边的“恰受航轩”是杜甫诗歌选译展览室。“诗史堂”左右两边的陈列室，展出了与杜诗有关的书画。
绕过“工部祠”后侧的假山，便到了解放后扩建的园亭。这里有水池、荷花、玉兰、海棠、月桂、山茶等，名花贵木，枝叶繁茂，水波潋滟，台、亭、水榭点缀其间，景色十分优美，颇有江南园林的风韵。
1961年3月，杜甫草堂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杜甫 (712～770) 杜甫(公元720xx年-公元770年)，字子美，别名杜少陵、杜工部等，唐朝著名现实主义诗人，自号少陵野老，有“诗圣”之称。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代表作有《杜工部集》、《三吏》、《三别》等。他的诗词以古体、律诗见长，风格多样，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对后世影响甚大。杜甫的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运用的艺术手法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
四川广汉南兴镇北，古老的马牧河蜿蜒淌过，在三星堆村形成一月牙般弯道———月亮湾，河南岸是三个起伏相连的黄土堆与之相望，此即清《嘉庆汉州志》记载的“三星伴月堆”。这里就是古蜀先民生息繁衍之地———闻名中外的三星堆遗址。
三星堆遗址面积达12平方公里广阔，是四川境内目前所知一处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1988年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纯属偶然，但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研究却数十年持续不断。
1920xx年的一个春天，当地农民燕道诚在宅旁掏水沟时发现一坑精美的玉石器，因其浓厚的古蜀地域特色引起世人广泛关注。1933年，前华西大学美籍教授葛维汉及其助手林名均首次对三星堆进行发掘，其发掘成果得到当时旅居日本的郭沫若先生的高度评价。由此拉开了对三星堆半个世纪的发掘研究历程。
以后40、50、60年代，四川考古界持续不断地在三星堆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探赜索隐。
198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联合对三星堆遗址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揭露出大片房屋遗址并进行了航拍。但真正使三星堆名扬四海的则是1986年7～9月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两坑上千件国宝重器的轰然显世，震惊了世界。英国《独立报》撰文说三星堆的发现“比有名的中国兵马俑更要非同凡响。”后不久，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亲临三星堆遗址考察并将其定性为“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前-长张爱萍将军在参观了三星堆两坑出土文物后，更是满怀热情地挥笔题下了“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的颂词。
1989年，四川考古部门对三星堆进行解剖，证明系由人工夯筑而成;1990年，发掘东城墙局部并获确认，同时发现3000多年前的土坯砖;1992年，试掘西城墙并获确认;1994年，发现并发掘南城墙。至此，确证三星堆古城的存在，其东、西、南被三面城墙包围，北以鸭子河为天然屏障，其面积超过3平方公里，这样大的古城在中国同时期文化中也是罕见的。
三星堆遗址文化距今4800～2820xx年，延续时间近20xx年，即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至商末周初，这把四川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同时，三星堆文化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其陶器以高柄豆、-底罐、鸟头形把勺为基本组合定式，其中还有瓶形杯，它是三星堆出土的很有地方特色的器物，它被做成喇叭口、细颈项，圆平底，很像今天我国北方地区用来烫酒的陶瓷酒瓶，与日本人喝清酒用的酒瓶极为相似。陶在遗址也有较多发现，颇具特色，一般高三、四十厘米，下部为三只袋状足，中间是空的，可加大容量，一般认为它是用来温酒器物，其玉石器则以祭天礼日的璧、璋为多，尤其是号称“边璋之王”的玉边璋，其残长达159厘米，厚1.8厘米，宽22厘米，其加工精美，棱角分明，其器身上刻有纹饰，这么大件精美玉器，在国内现有的考古发现中仅发现这一件，但在三星堆的发掘中，又很少工具类的文物出土，当时也缺乏比玉石更硬的金属，那么这些玉器是如何加工的呢?
在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发掘中，还出土了共计80多枚象牙，它的来源和作用在学术界有多种观点，有的认为是通过贸易而来，有的认为在远古川内的生态环境适合大象的生存，其证物主要是在当地发现大量的半化石状乌木，单体巨大。但无论其来源怎样，都可以认为它是统治者财富的象征。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有造型各异青铜人头像，出土时面部均有彩绘，而且在耳垂上穿孔，用以挂戴耳环耳饰，看来我们的先人很爱美的。除了这些青铜造像外，还有许多用祭祀的尊、等，有形态各异的各种动植物造型，其中被誉为写实主义杰作的青铜鸡、有在全国范围内首次出土的青铜太阳形器等一大批精品文物。它们皆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区别，这表明三星堆文化不仅是古蜀文化的典型代表，亦是长江上游的一个古代文明中心，从而再次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体的。
不仅如此，三星堆文物还填补了中国考古学、美学，历史学等诸领域的重要空白。使得世界对中国古代文明需重新评价，三星堆文物中，高达3.95米、集“扶桑”“建木”“若木”等多种神树功能于一身的青铜神树，其共分三层，有九枝，每个枝头上立有一鸟，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鸟，而是一种代表太阳的神鸟。被誉为铜像之王的青铜立人像、有面具之王美誉、作为“纵目”的蜀人先祖蚕丛偶像的青铜纵目面具，长达1.42米、作为权杖法杖的金杖，其器身上刻有精美和神秘的纹饰，两只相向的鸟，两背相对的鱼，并在鱼的头部和鸟的颈部压一只箭状物，同时有充满神秘笑容的人头像。器身满饰图案的玉边璋以及数十件与真人头部大小相似的青铜人头像，俱是前所未见的，作为集群展现的稀世之珍，而在青铜器冶铸方面，范铸法和分铸法的使用，以铅锡铜为主的三元合金的冶炼，表明在商周时期，三星堆古蜀国即已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有力地驳斥了传统史学关于中原周边文化滞后的谬误。
的确，古史关于古蜀历史的记载如凤毛麟角，杨雄《蜀王本纪》也只是搜罗了一些关于古蜀历史的传说，难以勾勒出古蜀历史的大体轮廓。对今天研究三星堆文化及巴蜀文化具有重要参照价值的《山海经》鲁迅先生都视之为“盖古之巫书也”，因而，前人治古蜀历，大都只能上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就连年代较为久远的唐代大诗人李白，也只能发出“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喟叹。
武侯祠位于四川成都南郊，占地56亩，是国内纪念蜀汉丞相诸葛亮的主要胜迹，也是成都市个主要的旅游参观点。初与刘备昭烈庙相邻，明初武侯祠并入昭烈庙。1672年重建，形成现存武侯祠君臣合庙。
武侯祠建于唐，唐朝大诗人杜甫曾有诗写到它：“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现在的武侯祠是清康熙年间重建的。它同先主庙、刘备莫相毗连。武侯祠主体建筑分大门、二门、刘备殿、过厅、诸葛亮殿五重，严格排列在从南到北的一条中轴线上。
一进大门，浓荫丛中，矗立着六通石碑，其中最大的一通唐代“蜀汉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有很高的文物价值，被称为“三绝碑”。唐朝著名宰相裴度撰碑文，书法家柳公绰书写，名匠鲁建刻字。都很精湛，因此被称为三绝碑。碑文对诸葛亮短暂而悲壮的一生，作了重点褒评;竭力赞颂诸葛亮的高风亮节，文治武功，并以此激励唐代的执政者。
碑文特别褒奖诸葛亮的法治思想，马谡因失街亭被诸葛亮依法处斩，临刑，马谡哭着表示自己死而无怨。李严与廖立，两人都是被诸葛亮削职流放的罪人，但他们也自甘服罪。当他们得知诸葛亮病逝，“闻之痛之，或泣或绝”。这些均属史实，裴度据史褒评，令人信服碑文通篇辞句甚切，文笔酣畅，使人百读不厌。诸葛亮之所以为后人所敬仰，还因为他有着高尚的思想和作风，不利用职权谋私。他死后葬在陕西勉县定军山下。他在遗嘱里要求依山造墓，墓穴能容下棺材就行了，入殓时穿平常的衣服，不需要随葬器物。步入二门，一座气势雄伟、宽敞的刘备殿呈现眼前。正中有刘备贴金塑像，左侧陪祀的是他的孙子刘谌。为什么儿子刘禅在这里没有位置?据说，由于刘禅昏庸无能，不能守基业，他的像在宋、明两代几次被毁，后来就没有再塑。两侧偏殿，东有关羽父子和周仓塑像，西有张飞祖孙三代塑像。东、西廊房分别塑有蜀汉文臣、武将坐像各十四尊。
出刘备殿，穿过挂有“武侯祠”匾额的过厅，便到了诸葛亮殿。殿内正中有诸葛亮头戴纶巾、手执羽扇的贴金塑像，像前的三面铜鼓相传是诸葛亮带兵南征时制作，人称“诸葛鼓”。鼓上有精致的图案花纹，为珍贵的历史文物。出诸葛亮殿往西可到刘备墓，史称“惠陵”。
出“惠陵”是“武侯祠文物陈列室”，由郭沫若书题。陈列有出土的蜀汉文物复制品和三国历史图片。武侯祠的字画、对联甚多，其中以宋代爱国名将岳飞书写的《出师表》，现代书法家沈尹默书写的《隆中对》最引人注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