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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念做打，生旦净末，"咿咿呀呀"中粉墨登场，她是中国的国粹——京剧。韵律十足，动感四射，她是大妈们的最爱——广场舞。
一个阳春白雪，一个下里巴人，看似天差地别，但她们站在一起，笑得灿烂："不，我们都是中国！"
历经岁月洗礼，炮火纷飞，京剧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从唱词到唱腔，从服饰到妆容，她就像一个文化符号，使人说起中国，便有个黑脸的包公开始"哇呀呀呀".而作为舞坛新秀，广场舞的兴起只在近几年，但鲜明的节奏、简单的动作使她迅速在大妈中流行，掀起了一股广场舞热。但无论是高雅的京剧抑或是通俗的广场舞，不可否认的是，她们都给人以精神的愉悦享受。那么对高雅还是通俗的纠结就可放到一边了。
偌大的广场，有空地，有戏台，台上是水袖青衣，台下是"动次达次";台上人沉浸在戏中，或喜或嗔，或哀或愤，台下人陶醉在曲中，或进或退，或旋或蹲；有人品一杯香茗，跟着台上人摇头晃脑、念念有词，有人放下手中物什，跟着台下人旋转跳跃，舞步翩跹。
什么是雅？什么是俗？每个人脸上都呈现笑意时，又有什么高下之分呢？
如今的中国，有沉迷京剧的票友，也有喜爱跳舞的大妈，他们的审美情趣截然不同，但没必要争吵、没必要纠结，各人有各人的路。地广物博的中国不敢故作清高，也不撒泼打滚，他推出京剧、广场舞两个姑娘，"谁喜欢跟谁玩儿就跟谁玩儿吧！"于是，他笑了，她笑了，大家都笑了。
当今世界发展迅速，多元的文化也呈现新的`面貌，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的中国，其文化更是纷杂。古老的文化艺术与新兴的娱乐活动仿佛势不两立，但中国以其融会贯通的包容心将两者有机的统一了起来。无论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只是中国这个泱泱大国不同的面貌罢了。
当京剧遇上广场舞，大雅遇上大俗，没有争论嘲笑，只有理解友好，雅俗共赏，雅俗皆乐，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快乐，进而整个中国都幸福。
水袖舞青衣，鼓点动腰肢。雅俗共欢乐，幸福满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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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俗共赏是不是褒义词
明·孙人儒《东郭记·绵驹》：“闻得有绵驹善歌，雅俗共赏。”
喜闻乐见、有口皆碑
下里巴人、阳春白雪、曲高和寡
appeal to both the more and the less cultured
成语解释：形容某些文艺作品既优美，又通俗，各种文化程度的人都能够欣赏。
成语举例：这些虽好，不合老太太的意;不如做些浅近的物儿，大家雅俗共赏才好。(清 曹雪芹《红楼梦》第五十回)
常用程度：常用
感情色彩：褒义词
语法用法：作谓语、定语、补语;含褒义
成语结构：主谓式
产生年代：古代
成语正音：雅，不能读作“yā”。
成语辨形：赏，不能写作“党”。
成语辨析：雅俗共赏偏重在“共赏”;含有被欣赏赞美的意思;无论文化水平高低的人都能欣赏。“有口皆碑”;偏重于“皆碑”;含有被接受称赞的意思;“皆碑”指的是所有能讲话的人。
yǎ sú gòng shǎng
雅俗共赏(雅俗共賞)
谓兼具优美、通俗之品格，能为不同文化水平者欣赏。 明 孙仁孺 《东郭记·绵驹》：“闻得有 绵驹 善歌，雅俗共赏。”《红楼梦》第五十回：“这些虽好，不合老太太的意;不如作些浅近的物儿，大家雅俗共赏纔好。” 朱自清 《论雅俗共赏》：“然而又出现了‘雅俗共赏’这一个成语，‘共赏’显然是‘共欣赏’的简化，可是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
成语词典已有该词条：雅俗共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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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曹植在创作时不仅追求文章的雅正与中和，他对民间俗文化也有着很大的兴趣，在创作中有着向民间俗文化靠拢的趋势。同时，其诗文之间的相互影响也为这种世俗化倾向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曹植诗歌中的俗化倾向主要体现在对汉乐府诗的继承与革新以及诗歌的赋化上，其诗歌语言也有部分呈现出浅白、俚俗的特点。曹植文与赋的俗化倾向主要表现为以身边之物作为表现对象以及善用民间故事等。曹植雅俗共存的诗文特点对后世的文人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曹植;雅文化;俗文学;建安文学
作者简介：蒋晨曦（1996.10-），女，重庆荣昌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是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五代。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1--02
曹植一生创作颇多，诗文在数量上都十分可观，他是一个对诗文创作十分看重的文人，他重视文学的政治功能，提倡以文治国，把文章创作和国家统治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同时他不仅创作诗文，更是把诗歌融入到了自己的生命之中，开创了一种诗意化的浪漫的人生和气质风度，这种风度被后人称为“魏晋风度”。他不屑于创作娱乐式的诗文，一直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诗文创作。钟嵘在《诗品》中对曹植诗文作出如下评价：“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1]但由于魏晋时期文学观念的转变以及社会风潮的影响，曹植对民间俗文化也是有很大的兴趣的，这一点在史书中就有记载，《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云：“太祖遣邯郸淳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耶？”[2]可以看出曹植对俳优小说具有十分浓厚的兴趣。曹植不仅对喜爱民间文化，并且也认为在创作时应该从民间文化中吸取养分，他在《与杨德祖书》中就有谈到：“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曹植这两种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诗文创作态度使得他的诗文呈现出独特的色彩——高雅与通俗并存，华丽的辞藻与俚俗的语言共通，曹植的诗文在雅与俗之间。
过去的学者已经对曹植诗歌中“雅”的特点有较多的研究，但其实曹植诗歌中俗文化的特点也体现得非常鲜明。他热爱汉乐府民歌，他对汉乐府从很多方面都进行了承袭与革新，使乐府诗歌呈现出新的面貌，但仍是从旧的土壤中生长出来，所以依旧带着汉乐府的影子。汉乐府民歌给曹植的创作带来了许多灵感。他不仅借汉乐府旧题抒写汉乐府原意，他更多的诗歌是借汉乐府旧题写新意，比如原是写丧事挽歌的《薤露行》，曹植借这个题目却写了一首抒发自己内心情怀的言志诗。除此之外，曹植还自拟乐府新题，比如《白马篇》《美女篇》等，他在继承汉乐府传统的基础上又对乐府民歌有了新的发展。曹植很多诗歌是直接脱胎于汉乐府的，比如《美女篇》，便是脱胎于《陌上桑》，《陌上桑》是汉乐府中的著名作品，写的是采桑女罗敷拒绝五马太守调戏的故事，是对当时社会上一些丑恶行径的控诉，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在《美女篇》中，曹植以美女自比，以美女盛年不嫁比喻自己的怀才不遇，表现了曹植个人的不幸遭遇，也从侧面体现出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以及政治倾轧等不合理现象，是继承了汉乐府的这种现实主义精神的。这种从汉乐府那里继承来的现实主义精神从始至终的贯穿在曹植的乐府诗中，他始终如一地抒发着他的政治理想、怀才不遇的忧郁情绪。除却《美女篇》外，还有表现人民贫苦生活的《泰山梁甫行》，描写战争时期人民无家可归的《门有万里客行》等诗。曹植的诗一半以上是乐府歌辞，随处可以见出乐府民歌的影子，可见曹植受汉乐府影响之深。
除了在内容与思想上继承汉乐府诗歌，使曹植诗歌呈现出俗化外，曹植诗歌的语言也有很多呈现出浅白、俚俗的特点。王夫之在其《船山古体诗评选》中评其《赠王粲》一诗时说：”曲引清发，动止感人，乃可不愧作者。子建横得大名，酌其定品，正在陈琳、阮瑀之下。《公宴》、《侍坐》，拖沓如肥人度暑，一令旁观者眉重，而识趣卑下，往往以流俗语入吟咏，……以腐重之辞，写鄙秽之情，风雅至此，扫地尽矣。”[3]抛开王夫之这种片面武断的评价是否正确不提，他说的曹植“往往以流俗语入吟咏”这种俗化倾向却是有一定道理的。曹植的文学创作，往往将民间的俚语俗字写进诗文中，他的一些诗作直接采用了民间歌谣的形式，比如《当墙欲高行》、《豫章行》、《当日来大难》等，语言浅白易懂，俚俗之语贯穿其中。
此外，曹植诗歌的世俗化也得力于其诗歌的赋化，诗歌的赋化普遍存在于建安时期诗人的创作之中，而曹植对诗、赋都非常熟悉，在他的创作中，他将赋体的铺陈与夸张都运用到了诗歌当中，使诗歌的叙事以及描写更为生动。如《斗鸡》诗中描述性的铺排：
“群雄正翕赫，双翘自飞扬。挥羽邀清风，悍目发朱光。觜落轻毛散，严距往往伤。长鸣入青云，扇翼独翱翔。”此诗作者通过细腻的笔触铺陈描写了斗鸡的神态及过程。曹植通过对生活细致的观察，然后用俚俗又生动的语言，再加上对赋体铺陈手法的借鉴，展示了“斗鸡”这一民间游戏的全过程，可以看出曹植在诗歌中对民间文化的关注。
曹植賦的俗化倾向主要表现为以身边世俗之物作为表现对象以及善用民间故事与寓言故事入赋。辞赋发展到建安时期，已经不同于汉大赋的宏伟华丽、极尽铺陈，魏晋时期的辞赋创作已经朝着叙事化与抒情化的方向发展。曹植所创作的辞赋，就有这多样化的题材，比如咏物、感时、宴会游玩等，内容从日常生活中得来，非常丰富多样。
辞赋不避俗、小之物，并常以此作为主要描写对象，不只选取宏大、高雅之物作为描写对象是曹植辞赋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曹植创作的辞赋中，咏物赋有 17 篇，占总数的近三分之一，内容多取自他的日常生活，身边之物，然后通过这些物来反映他的思想活动，多是借物比人，借物言志，揭露现实，发泄愤懑等。在咏物赋中，咏动物类有《蝉赋》、《白鹤赋》、《神龟赋》、《离缴雁赋》等，咏植物类有《橘赋》、《芙蓉赋》等，咏珍奇器物类有《车渠椀赋》、《迷迭香赋》等，这些赋的描写对象大都是身边随处可见的俗物，描写对象的选取体现出了明显的俗化倾向。
曹植关注民间文化，所以在辞赋中也多使用民间故事、寓言故事。比如《洛神赋》，作者就选取了大量的古代神话传说，然后将众多神话中的人物串联在一起，凭借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勾勒出了一幅仙女出游图，可见他从民间神话传说中汲取了丰富的养分。再比如《鹞雀赋》，虽然此赋在内容上有残缺，但却是一篇十分典型的寓言故事赋，此赋以寓言故事的形式、通俗平易的语言来表现现实生活，极有可能是受到了相关民间故事及俳优小说的启发。钱钟书在《管锥编》中评价到：“陈王植《鹞雀赋》。按游戏之作，不为华缛，而尽致达情，笔意已似《敦煌琐掇》之四《（燕子赋》矣。……启后世小说中调侃法门。”[4]程章灿在《魏晋南北朝赋史》中也谈到：“建安赋家还吸收了民间语言，以口语体作赋，曹植《鹞雀赋》是最典型的例子。……他（指曹植）自民间文学土壤中吸取营养是自觉的。显然，在建安赋日益雅化、文人化的线索之外，还有一条隐约出现的民间文学影响的痕迹。因之，当我们读到敦煌变文中的《燕子赋》时，会油然想到《鹞雀赋》，而并不觉得陌生。”[5]可见，曹植受时代影响，在赋中呈现出俗化倾向，而他的这种特点也为后世文人所接受，比如唐代《燕子赋》极有可能就是借鉴了曹植的《鹞雀赋》，这表明曹植在咏物赋创作方面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深远。曹植文章的俗化倾向的体现同赋一样，主要是在语言的俚俗与多用民间故事、历史故事寓言故事方便，文章生动有趣，极富形象性。再者是曹植文章的语言，自古文章的创作便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而这种状况在魏晋时期有所变化，文章遣词造句的简易化已经成为了魏晋时期的大趋势，曹植更是如此，即便是在“诔”、“颂”这样的公文中，他依旧不避俗字，《文心雕龙·指瑕》篇：陈思之文，群才之俊也，而《帝诔》云，“尊灵永蛰”;《明帝颂》云，“圣体浮轻”。“浮轻”有似于胡蝶，“永蛰”颇疑于昆虫，施之尊极，岂其当乎？[6]曹植文章的世俗化是显而易见的。
纵观曹植的作品，我们既可以在他的诗文中找到“雅”的部分，也可以很容易的在他的诗文中找到民间文学的影子，这种向民间文学靠拢的特点是其诗文共有的一个倾向，这种倾向既与时代的发展和当时的潮流有关，也与曹植自己对民间文化的喜爱与关注有关，曹植诗文中雅俗共存的特点不仅为他的诗文带来了不一样的面貌，也对后世诗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值得我们继续关注与深入研究的。
注释：
[1]（梁）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2]陈寿撰《三国志》卷二十，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03页。
[3]《三曹资料汇编》，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中华书局 2004 年版，166—167。
[4]钱钟书著《管锥编》第三册，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1059 页。
[5]程章灿著《魏晋南北朝赋史》，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2 页。
[6]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37页。
参考文献：
[1]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3]（魏）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4]（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6.
[5]（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6]（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7]刑培顺.论曹植文学创作的俗化倾向[j].巢湖学院学报，2012（5）.
[8]徐公持.诗的赋化与赋的诗化[j].文学遗产，19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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