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语文教育的探索与思考（三）
古代语文教育是偏重读写的教育
我们现在谈语文教育都从听、说、读、写四个方面来说，但是走进中国古代教育史、字典、辞书比比皆是，却难找到口头语言教育和语言规律研究的典籍。教育的长河中，古代语文教育重视的是书面语言的理解和写作。
古代语文教育的第一个重点是读。因为读是明经（即悟道）和写作的前提。古人特别看重朗读（包括吟诵）、默读、精读与博览。
朗读是培养语感的关键。古人虽然未提出“语感”一词，但是在语文教育实践中却非常看重语感的作用。大教育家朱熹强调说：“大抵观书，须先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注：《朱子大全·读书之要》）清代在教育方面很有研究的教育家曾国藩，在《家训》中关于读的一段话，对诵读的好处就说得更加形象、透辟。他说：“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读则不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趣。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字觉琅琅可诵矣。”没有语感就谈不上理解，更谈不上运用——说和写。特别是与口语差异大的文言语感更需要通过朗读培养。几乎所有的古代教育家都强调“熟读成诵”，*反复读和多读来达到意会的境界。因此，古人不管学生是否理解文章内容，常常是先让学生把教材读得滚瓜烂熟，直到流畅背诵。这种不分年龄，不分文章内容，一味死读死记的做法肯定是有缺点的。其一，古人对记忆力没有科学的研究，不可能懂得科学地运用记忆力，他们只能从实践中体会到了背诵对于语文学习的重要性，就一味用加大背诵量的方法来求学习效果。其二，古人读写的内容重在悟道和传道，重在博取功名，因此读背的内容相当狭窄。一般读背的多是宣传儒家思想的作品，民间文学、杂家著述、自然科技的东西多半不入读背之列。因此，古代语文教育虽然懂得利用少年记忆力强的特点，让他们大量读背，但是培养出来的人，除产生了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之外，很多人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庸才。很多有建树的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都是在传统学习之外还能广泛涉猎的人。现代语文教育呢，学法上，抛弃了古代少年时多读和多背的传统，不是讲深讲透，就是满堂“讨论”。教材上，不少课文没有几个生字，也找不出几句妙语，思想内容也很简单，没有给学生提供足够的富含文学性、哲理性或者科技性的美句美文。小学、初中九年下来，优秀文化的积淀和书面感悟能力都较差。等到这些学生进入高中和大学，理解力增强了的时候，头脑里却没有多少储备与丰富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现象发生碰撞。这应该说是现代教育的一个失误。我们应该从古代语文教育中吸取其合理部分，在学生理解力弱、机械记忆力强的时候，让他们多记一点“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之类的精美又富含哲理的美句、美文，或者读背一些包含自然科学常识、原理的新韵文，以备将来理解力强时享用。头脑这块阵地，高雅的东西不去占领，粗俗的东西必然乘虚而入。一味强调通俗易懂，不懂的不读不记，使学生失去了储备中华文化的大好时机，将来头脑空空，看不出这种教育方法好在何处。
读，是感悟的前提；读，是理解的过程；读，是继承的开端；读，是写作的基础。传统的文章教学，重视读的做法是有其合理性的。没有读的基础，汉语文的摩天大厦就无法修建。但是，语文独立设科以后，语文教学基本上都是从教育者的角度出发设计教学，只重传道、解惑、学例文，却忽视了另一方面：学生要在大量阅读和写作等语文实践活动中才能积累知识、感悟人生、认识社会。事实上，不管教师多么高明，讲述多么生动，仅凭一本薄薄的教材、屈指可数的几个单元，是不可能让学生掌握丰富的语言文化、社会生活、人文历史等知识的。语文的理解和运用的能力是由基础知识与认识、思想、情感等有机组合的结果。没有大量具有丰富思想、情感和艺术的语文读物的熏陶，没有生活和社会经验的积累，没有对生活、社会和人生的思考，只*几篇样板文章的学习，是培养不出语文能力的。
古代语文教育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写。隋唐兴起科举之后，考试主要凭写文章论成败，语文教育中的写就成了重点之重点，读就成了为写服务的附庸。
古代的写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练习写字，二是练习写文章。
就汉字的字形和字义来说，都只有通过反复书写才能增强识记和理解，也只有书写流畅，才能思维运动与手书运动同步，适应作文的需要。因此古代语文教育十分重视字的书写，也因此产生了无数的优秀书法家。今天，社会已经进入了电脑时代，有人就认为，汉字认识就行，没有必要练习写字了。这种思想是不正确的。第一，学生只有通过练习写字才能增强对字的识记和理解；第二，练习书写汉字能够促进人的多种思维发展；第三，如果对汉字结构不熟悉，电脑处理文字同样不会得心应手。因此，今天仍然应该要求学生认真书写汉字。
文章写作方面，从史料来看，汉代就有了明确的写作教学。古人在四五岁启蒙时就一面读《急就篇》《三字经》《千家诗》等识字课本，一面炼字、炼句、属对、叶韵，进行写的基本训练。这种训练，类似于今天小学的造句和写话，但比今天的训练层次高得多。七八岁开始学文章时，作文与阅读就同步进行了。方式由抄写和模仿开始，随着阅读的深入逐步过渡到独立创作。写的内容和形式随历史的发展日趋丰富，小到民间的简单契约、碑志，大到诗赋和策论，应有尽有。汉代语文教育已比较重视汉字书写和文体写作训练了。隋唐开科举之后，教学生应考的写作指导书也就应运而生，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作文教学开始了。如唐代的《diāo＠③玉集》《类林》，有点像今天的作文材料参考书。书中分类摘编了若干经史典故，供习作者写作时取材使用。再一类则是供习作者作样板的范文集，类似于今天的优秀作文选，例如《兔园策府》。但是，科举产生之后，应试作文训练就成了作文教学的主流，读也只好服从于写的需要。到了清代，应试写作教学就走入了学八股文的死胡同，教条的写作方式和没落的统治思想，限制了力图以学人仕者的思维发展，害了无数本可能大有作为而又一心科考成名的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