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两则 课文（精选8篇）
加了一句话
一天中午，在巴黎的街头，一位法国著名诗人看见一个老妇人木然地站着。她佝偻着腰，衣衫褴褛，苍白的头发在风中飘荡。在她身旁，立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我什么也看不见！”这是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在街上乞讨。诗人走到老人跟前，俯下身子问道：“老人家，今天给您钱的人多吗？” 听到有人询问，老人先是一愣，接着长叹一声，说：“我……今天什么也没有得到。”诗人听了，拿出笔，悄悄地在木牌的那行字前面写了一句话“春天到了”他把身上带的钱全给了老人，说：“这够您吃一顿饭了。”
晚上，这位诗人又经过那条街。他看到来往的行人经过这块木牌时，大都停了下来。无论是衣着华丽的绅士、贵妇，还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少男少女，都掏出一枚枚铜币送到老人的手里，就连衣着寒酸的小职员，也摸出一枚铜币交给老人。诗人远远地看着，露出欣慰的神情。
“春天到了，我什么也看不见！”诗人仅仅在原来那句话的前面加了四个字，竞产生了这么大的魔力！是啊，春天多么美好。但是，对于双目失明的人来说，仍然是一片漆黑。何况这是一位贫困交加、风烛残年的老妇人呢！诗人的语言，用美好衬托出不幸的人更加不幸。这位盲妇人，一生连万紫千红的春天都看不到，谁能不产生同情之心呢？
“我们一起消灭法西斯”
20世纪60年代的一天，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勤政厅招待外宾，客人对中国菜肴风味之独特、味道之鲜美大为赞赏。这时候上来一道汤，汤里的冬笋、蘑菇、荸荠等拼成各种图案，简直就是精美的工艺品。冬笋是按民族图案“万”字的形状刻成的，在汤里一翻身，恰巧成了法西斯的标志。贵宾见此，不禁大吃一惊，当即向周恩来请教。
周总理先是愣了一下，立即神态自若地对翻译说：“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而是我国传统图案，叫“万”字，象征着‘福寿绵长’，是对客人的良好祝愿！”接着他又风趣地说：“就算是法西斯标志也没有关系嘛！我们一起消灭法西斯，把它吃掉！”
一个意想不到的被动场面，周总理只用了三言两语，化解了尴尬，宴会的气氛更加活跃了。
哥伦布是16世纪意大利伟大的航海家，他常常带领船队在大西洋上乘风破浪，远航探险。
那时，航海生活不光非常艰苦，而且充满危险。船员们在船上只能吃到黑面包和咸鱼。最可怕的是在航海期间很容易得一种怪病，病人先是感到浑身无力，走不动路，接着就会全身出血，然后慢慢地死去。船员们都把这种怪病叫做“海上凶神”。
有一次，船队又出发了。不久，“海上凶神”就悄悄地降临了。船队才航行不到一半的路程，已经有十几个船员病倒了。望着四周一片茫茫的海水，哥伦布的心情十分沉重。
那些病重的船员为了不拖累大家，对哥伦布说：“船长，您就把我们送到附近的荒岛上吧。等你们返航归来的时候，再把我们的尸体运回家乡。”哥伦布噙（qín）着眼泪点了点头……
几个月过去了，哥伦布的船队终于胜利返航了。船离那些重病船员所在的荒岛越来越近，哥伦布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重。这次探险的成功，是用十几个船员的生命换来的呀！哥伦布这么想着，船不知不觉已经靠岸。
正在这时，十几个蓬头垢面的人从岛上向大海狂奔过来。这不是那些船员吗？他们还活着！哥伦布又惊又喜地问道：“你们是怎么活下来的？”“我们来到岛上以后，很快就把你们留下的食物吃完了。后来，肚子饿的时候，我们只好采些野果子吃。这样，我们才一天天活下来。”
“难道秘密在野果子里面？”哥伦布一回到意大利，就把这些船员起死回生的奇迹讲给医生听。后来经过研究，人们发现野果子和其他一些水果、蔬菜都含有一种名叫维生素c的物质，正是维生素c救了那些船员的生命。
原来，所谓的“海上凶神”就是“坏血病”，它是由于人体内长期缺乏维生素c引起的。当身体内补充了适量的维生素c，坏血病就不治而愈了。
维生素c的故事课文来自第一范文网。
1935年的春季，我失业居家。在外面读书看报惯了，忽然想订一份报纸看看。这在当时确实近于一种幻想，因为我的村庄，非常小又非常偏僻，文化教育也很落后。例如村里虽然有一所小学校，历来就没有想到订一份报纸，村公所就更谈不上了。而且，我想要订的还不是一种小报，是想要订一份大报，当时有名的《大公报》。这种报纸，我们的县城，是否有人订阅，我不敢断言，但我敢说，我们这个区，即子文镇上是没人订阅过的。
我在北京住过，在保定学习过，都是看的《大公报》。现在我失业了，住在一个小村庄，我还想看这份报纸。我认为这是一份严肃的报纸，是一些有学问的，有事业心的，有责任感的人编辑的报纸。至于当时也是北方出版的报纸，例如《庸报》等，都是不学无术的失意的政客们办的，我是不屑一顾的。
我认为《大公报》上的文章好。它的社论是有名的，我在中学时，老师经常选来给我们当课文讲。通讯也好，还有赵望云的风俗画。最吸引我的还是它的副刊，它有一个文艺副刊，是沈从文编辑的，经常登载青年作家的小说和散文。还有“小公园”，还有艺术副刊。
说实在的，我是想在失业之时，给《大公报》投稿，而投了稿子去，又看不到报纸，这是使人苦恼的。因此，我异想天开地想订一份《大公报》。
我首先把这个意图和我结婚不久的妻子说了说。以下是我们的对话实录：
“我想订份报纸。”
“订那个干什么？”
“我在家里闲着很闷，想看看报。”
“你去订吧。”
“我没有钱。”
“要多少钱？”
“订一月，要三块钱。”
“啊！”
“你能不能借给我三块钱？”
“你花钱应该向咱爹去要，我哪里来的钱？”
谈话就这样中断了。这很难说是愉快，还是不愉快，但是我不能再往下说了。因为我的自尊心确实受了一点损伤。是啊，我失业在家里呆着，这证明书就是已经白念了。白念了，就安心在家里种地过日子吧，还要订报。特别是最后一句：“我哪里来的钱？”这对于作为男子汉大丈夫的我，确实是千钧之重的责难之词！
其实，我知道她还是有些钱的，作个最保守的估计，可能有十五元钱。当然她这十五元钱，也是来之不易的。是在我们结婚的大喜之日，她的“拜钱”。每个长辈，赏给她一元钱，或者几毛钱，她都要拜三拜，叩三叩。你计算一下，十五元钱，她一共要起来跪下，跪下起来多少次啊。
她把这些钱，包在一个红布小包里，放在立柜顶上的陪嫁大箱里，箱子落了锁。每年春节闲暇的时候，她就取出来，在手里数一数，然后再包好放进去。
在妻子面前碰了钉子，我只好硬着头皮去向父亲要，父亲沉吟了一下说：
“订一份《小实报》不行吗？”
我对书籍、报章，欣赏的起点很高，向来是取法乎上的。《小实报》是北平出版的一种低级市民小报，属于我不屑一顾之类。我没有说话，就退出来了。
父亲还是爱子心切，晚上看见我，就说：“愿意订就订一个月看看吧，集上多粜一斗麦子也就是了。长了可订不起。”
在镇上集日那天，父亲给了我三块钱，我转手交给邮政代办所，汇到天津去。同时还寄去两篇稿子。我原以为报纸也像取信一样，要走三里路去自取，过了不久，居然有一个专人，骑着自行车来给我送报了，这三块钱花得真是气派。他每隔三天，就骑着车子，从县城来到这个小村，然后又通过弯弯曲曲的，两旁都是黄土围墙的小胡同，送到我家那个堆满柴草农具的小院，把报纸交到我的手里。上下打量我两眼，就转身骑上车走了。
我坐在柴草上，读着报纸。先读社论，然后是通讯、地方版、国际版、副刊，甚至广告、行情，都一字不漏地读过以后，才珍重地把报纸叠好，放到屋里去。
我的妻子，好像是因为没有借给我钱，有些过意不去，对于报纸一事，从来也不闻不问。只有一次，她带着略有嘲弄的神情，问道：“有了吗？”
“有了什么？”
“你写的那个。”
“还没有。”我说。其实我知道，她从心里是断定不会有的。
直到一个月的报纸看完，我的稿子也没有登出来，证实了她的想法。
这一年夏天雨水大，我们住的屋子，结婚时裱糊过的顶棚、壁纸，都脱落了。别人家，都是到集上去买旧报纸，重新糊一下。那时日本侵略中国，无微不至，他们的旧报，如《朝日新闻》、《读卖新闻》，都倾销到这偏僻的乡村来了。妻子和我商议，我们是不是也把屋子糊一下，就用我那些报纸，她说：
“你已经看过好多遍了，老看还有什么意思？这样我们就可以省下数块钱，你订报的钱，也算没有白花。”
我听她讲的很有道理，我们就开始裱糊房屋了，因为这是我们的幸福的窝巢呀。妻刷浆糊我糊墙。我把报纸按日期排列起来，把有社论和副刊的一面，糊在外面，把广告部分糊在顶棚上。
这样，在天气晴朗，或是下雨刮风不能出门的日子里，我就可以脱去鞋子，上到炕上，或仰或卧，或立或坐，重新阅读我所喜爱的文章了。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天神，叫普罗米修斯。
普罗米修斯不喜欢住在云雾缭绕的山顶上，他来到人间，同人们一起生活。他发现人们住在山洞里，饥寒交迫；他们被野兽捕食，甚至彼此猎食——他们实在是一切生物中最可怜的了。
“只要他们有了火，”普罗米修斯对自己说，“他们至少就可以取暖和做饭了；以后他们可以学会制造工具，给自己盖房子住。现在没有火，他们的日子过得比野兽还要坏。”
他鼓足勇气去见主神宙斯，请求他把火赐给人类。
“连一丁点儿火星我也绝对不给”，宙斯说，“不给就是不给！”
普罗米修斯下定决心要帮助人类。他转身走了，永远离开了宙斯和众神。
当他在海边行走时，发现那里长着一根芦苇，他将芦苇掰开，看见它是空心的，中间尽是干燥柔软的绒髓，这种绒髓一旦点着了，就会慢慢燃烧而且保持很长时间不会熄灭。他拿了这根长芦苇秆，向太阳居住的遥远的东方走去。
“人类必须有火！”他说。
天刚刚亮，他就到达了太阳所在的地方。当时，那颗金光灿烂的球体正好从地面升起，开始天空中的旅行。普罗米修斯把长芦秆的一端触到火焰，绒髓点着了，慢慢地燃烧起来了。他揣着那个宝贵的火种赶回出发前的地方。
他把几个冷得发抖的人从山洞里叫出来，为他们生了火，教他们用火取暖的方法。不久，人们家里都燃起了欢快的火焰，男男女女围在火的周围，得到了温暖和幸福。他们感谢普罗米修斯从太阳那里带来这份神奇的礼物。
过不多久，人们学会了吃熟食，不再像禽兽那样吃生食，紧接着，他们开始抛弃掉野蛮的原始习惯，从原来他们蜷居的阴暗角落里走了出来，到户外明亮的阳光下。他们为开始了新的生活而感到高兴。
随后，普罗米修斯把许多本领都给了人们，教他们怎么抵御冬天的风雪和林中野兽的侵袭。后来，又教他们如何开采矿石、冶冻铜铁，以及用铜铁铸造耕种所需要的工具和打猎用的武器。人们的生活变得一天比一天幸福了。
一天，宙斯偶然俯视大地，看见火在燃烧，人们有房子住，牛羊在山上吃草，五谷在地里生长。这一切使他十分震怒。
“这都是谁干的？”他问道。
有人回答：“普罗米修斯！”
“什么！”他叫道，“好啊，我要用一种办法来狠狠地惩罚他。”
宙斯命令手下的两个侍从——“威力”和“暴力”——去逮捕普罗米修斯，把他押解到高加索山的最高峰上，用铁链捆住他的手脚，缚在峭壁上。
普罗米修斯这个人类伟大的朋友，这个曾经把火带给人类、使人类脱离了苦海、教会了人类怎么生活的伟大英雄，如今却身缠铁链被拴在崖上。狂风终日在他身边呼啸；冰雹敲打着他的面庞；凶猛的大鹰在他耳边尖叫，用无情的利爪撕裂他的肌体。普罗米修斯忍受了这一切苦痛而不中哼一声，决不乞求仁慈，决不对自己做过的事说一句懊悔的话。
一年又一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普罗米修斯一直被捆在那里。
太阳车的神驭手老赫利俄斯不时往下看着他，同情地微笑着，让成群的鸟儿不时把远方的消息传送给他。大洋里的仙女们来了，唱美妙的歌儿给他听。人们时常用感激地目光仰望他，对那个把他拴在那里的暴君大声呼叫，表示抗议。
几个世纪过去了。一位名叫海格立斯的英雄终于来到高加索。他不顾宙斯可怕的雷电霹雳和吓人的风雹雨雪，爬上了大山，在峻峭的悬崖上把那些长期折磨着普罗米修斯的大鹰杀死。他猛力一击，敲断了捆在普罗米修斯身上的镣铐，将伟大的英雄救了下来。
1840年，英国首次正式发行邮票。最早的邮票根现在的邮票不一样。每枚邮票的四周没有齿孔，许多邮票连在一起，使用的时候，得用小刀裁开。
1848年的一天，英国发明家阿切尔到伦敦一家小酒馆喝酒，在发明家的身旁，一位先生手拿着一大张邮票，右手在身上翻着什么。看样子，他是在找裁邮票的小刀。那位先生摸遍全身所有的衣袋，野没有找到小刀，只好向每枚邮票求助：“先生，您带小刀了吗？”阿切尔摇摇头，说：“对不起，我也没带。”
那个人想了想，从西装领带上每枚邮票取下一枚别针，在每枚邮票的连接处刺上小孔，邮票很容易地便撕开了，而且撕得很整齐。
阿切尔被哪个人的举动吸引住了。他想：要是有一台机器能给邮票打孔，不是很好吗？阿切尔开始了研究工作。很快，邮票打孔器造出来了。用它打过的正张邮票，很容易一枚枚地撕开，使用的时候非常方便。英国政府部门立即采用了这种机器。直到现在，世界各地仍然使用邮票打孔器。
20世纪初，美国亚里桑那州北部的凯巴伯森林还是松杉葱郁，生机勃勃。有四千只左右的鹿在林间出没，凶恶残忍的狼是鹿的大敌。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很想让凯巴伯森林里的鹿得到有效的保护，繁殖得更多一些。他宣布凯巴伯森林为全国狩猎保护区，并决定由政府雇请猎人到那里去消灭狼。
枪声在森林中回荡。在猎人冰冷的枪口下，狼接连发出惨叫，一命呜呼。经过25年的猎捕，有六千多只狼先后毙命。森林中其他以鹿为捕食对象的野兽（如豹子）也被猎杀了很多。
得到特别保护的鹿成了凯巴伯森林中的“宠儿”，在这个“自由王国”中，它们自由自在地生长繁育，自由自在地啃食树木，过着没有危险、食物充足的幸福生活。
很快，森林中的鹿增多了，总数超过了十万只。十万多只鹿在森林中东啃西啃，灌木丛吃光了就啃食小树，小树吃光后又啃食大树的树皮……一切能被鹿吃的植物都难逃厄运。森林中的绿色植被在一天天减少，大地露出的枯黄在一天天扩大。
灾难终于降临到鹿群头上。先是饥饿造成鹿的大量死亡，接着又是疾病流行，无数只鹿消失了踪影。两年之后，鹿群的总量由十万只锐减到四万只。到1942年，整个凯巴伯森林中只剩下不到八千只病鹿在苟延残喘。
罗斯福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下令捕杀的恶狼，居然也是森林的保护者！尽管狼吃鹿，它却维护着鹿群的种群稳定。这是因为，狼吃掉一些鹿后，就可以将森林中鹿的总数控制在一个合理的程度，森林也就不会被鹿群糟蹋得面目全非。同时，狼吃掉的多数是病鹿，又有效地控制了疾病对鹿群的威胁。而罗斯福下定决心要保护的鹿，一旦数量超过森林可以承载的限度，就会破坏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给森林带来巨大的生态灾难。也就是说，过多的鹿会成为毁灭森林的罪魁祸首。
这与人们对狼和鹿的认识似乎是相悖的。在任何一个民族，凡是以动物为题材的童话，狼几乎永远担着一个欺负弱小的恶名。如，中国“大灰狼”的故事和西方 “小红帽”的故事。而鹿则几乎总是美丽、善良的化身。狼是凶残的，所以要消灭；鹿是善良的，所以要保护。罗斯福保护鹿群的政策，就是根据这种习惯的看法和童话的原则制定的。
凯巴伯森林中发生的这一系列故事说明，生活在同一地球上的不同生物之间是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仅仅根据人类自身的片面认识，去判定动物的善恶益害，有时会犯严重的错误。森林中既需要鹿，也需要狼。人们必须尊重动物乃至整个生物界中的这种相互关系。
四川灌县二王庙山脚有一座索桥，叫做“安澜桥”。桥身有一里光景长，是用粗的竹索挽成的，竹索上面铺着一块一块的木板，木板铺得不整齐，中间还露缝。木板不宽，也不长，三个人并排走在上面，就不大方便。有的板上有洞，有的木板断折。人走在桥上，看得见木板下面岷江的绿水，也看得见桥下的砂石。冬天水少，桥显得更高，要是人在桥上走，眼睛只顾穿过缝隙望下面，就会看得头晕眼花。幸好桥两旁有竹索编的栏杆，即使人失了脚，也不会落到水里去。索桥并没有桥墩，高高的竹架代替了他们。架子比栏杆还高，还有一个顶盖，在竖立架子的地方，桥身就像小山坡似的高起来，过了顶盖下面，桥身又往下斜，然后再向第二个顶盖升上去。
凡是到都江堰参观的人都要来看看索桥。那天我从山上二王庙下来，在索桥上来回走了两次。桥身微微地摆动，我往前走，桥也好象在往前走。一个乡下人挑着担子迎面走来，桥一下子动得厉害了。我走过他身边，加快脚步往高处去。忽然起了一阵笑声，两个小孩从高处跑下来，桥接着大大动了一会儿。我连忙走上高处，又继续往下走。我刚走了—半路程，就停下来，站在栏杆前埋头看下面。我的眼光正落在“分水鱼嘴”上。我起初看不出来这个光滑的、鱼嘴般的“石头”是什么东西，后来才知道它是把岷江分为内外两条江的工程。这个“鱼嘴”在都江堰的前端，都江堰便是两千两百多年以前李冰父子在岷江中修筑的一条大堤。二王庙就是为了纪念李冰和他的儿子二郎修建的。
我看看“鱼嘴”，看看“鱼嘴”两旁数不清的砂石，我又往前走了。回来的时候，我把“鱼嘴”再看了一阵。“鱼嘴”依旧摆在那里，看一百遍也看不出什么变化，可是在它上面，我好像看到了两千两百多年前人们的手和心。这个“石头”是会说话的。那许多用手建造了这个“鱼嘴”的人，虽然没有留下名字，可是留下了他们的心。就在离这里九公里的紫坪铺，在将近一公里长的河谷的两岸，上千的忙碌工作的年轻人，他们的心不是跟两千两百多年前那些人的心一样的么？大的水电站就要在那里动工修建了。
我走下了索桥，同来的友人刚看过山脚的一块石碑。他告诉我，这索桥又叫做“何公何母桥”，是清朝初年一个姓何的教书先生设计修建的。那个时候人们没法在这么宽的两岸上修一座桥。何先生想出了造索桥的办法。桥造成了，人们来来往往，感到便利。可是桥上没有栏杆，在摇摆的木板上走起来，并不是十分安全的事，不多久就有人失脚从桥上摔下去，死了。不满意何先生的官府把责任完全推到何先生的身上，将他逮捕处死。何先生的妻子决心要替丈夫雪冤，要实现丈夫的真正的愿望，她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了办法，用竹索在桥两旁编上了栏杆，从此，危险的桥变成了安全的桥，使得三百年后的小孩也能够在桥上跑来跑去，发出一阵阵的笑声。
我不能说这个故事是千真万确的，然而碑上的文字让我们看见了那一对夫妇的心。我走下索桥，满头大汗，不用说，我走得疲乏了，我的脚也开始发热。可是三百年前人们的心也给我带来温暖。那样的心，那种想帮助多数人、想跟多数人的心贴近、为了多数人甚至牺牲自己的伟大的心是不会死的，不管经过百年千载，它都会发光，就像高尔基在一篇故事里所描写的“燃烧的心”那样。勇士丹柯挖出自己的心拿在手上，心在燃烧、发光，给人们带路。“何公何母”的心给每一个走过索桥的人添温暖，甚至在三百年以后的寒冷的冬天，我站在桥头还会揭下帽子当团扇来扇。
索桥的故事自然不止这么一点，都江堰也还有许多动人的故事。然而故事是讲不完的，谁要是到都江堰走一趟，谁要是在索桥上站片刻，他一定会得到比故事更美、更好的东西。
诸葛亮小的时候聪明好学。
传说他在跟一位老先生读私塾的时候，这位老先生以鸡鸣确定放学的时间。先生家里养了一只大公鸡，这只大公鸡不但黎明报晓，而且到中午和傍晚也要叫一阵。那个时候没有钟表，老先生就以中午和傍晚的鸡鸣作为下课的时刻。这位老行政管理很有学问，讲书又特别生动。诸葛亮非常喜欢听先生讲书，特别是喜欢听他讲春秋战国时期管仲、乐毅和孙子兵法的故事。可是有时正听到兴头上，大公鸡喔喔地啼起来，先生就立即收拾讲桌上的书籍，宣布下课，这叫诸葛亮感到十分扫兴。
怎么办呢？诸葛亮想出了一个主意。他每天上学的时候在口袋里装上几把米，当公鸡快叫的时候，他就偷偷地把米撒到窗外去，大公鸡跑过来，在窗外的草地上找米吃，就忘了鸣叫了。等到那大公鸡想起鸣叫的时候，别的孩子早已坐不住了，老先生也已饿得心里发慌。先生莫名其妙，觉得有点奇怪，诸葛亮却暗自得意。终于有一天，这事被先生发现了。一气之下，先生把诸葛亮撵出了学堂。
诸葛亮回家以后，好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本想能多听老师讲课，可是弄巧成拙，瑞连学也不能上了。他非常后悔。后悔自己不该背着老师和同学做手脚，后悔自己不该只顾自己的兴趣，不顾老师和同学饿肚子。老先生知道了诸葛亮回家以后的情况，想起诸葛亮平时有礼貌爱学习的表现，想到给公鸡喂米这件事虽然令人可气，可是也透露出这个孩子的聪明才智。如果这个孩子的聪明才智能用在正地方，将来可能是一个有用之材……于是派人把诸葛亮叫回了学堂。
从此，诸葛亮明白了一个道理：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用智谋的。有时候可以用智谋，有时候是不能用智谋的，聪明要用在正地方。从那以后，他更尊敬先生了，他下河抓鱼煮汤给老人滋补身子，帮助先生做一些家务和农活，在和老师更多的接触当中，学习知识。老先生也更喜爱诸葛亮这个学生，他把做人的道理和平生的学问都教给了诸葛亮，为诸葛亮后来成为大政治家和军事家打下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