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
面对危险的形势，光绪帝和维新派没有自己可依赖的军队，也不敢发动群众，于是拉拢掌握新建陆军的袁世凯。袁世凯一向是政治两面派，当年袁世凯把康有为的“万言书”递交到督办军务处，并参加强学会。在变法运动达到高潮时，袁世凯派徐世昌到北京与维新派联系。这些现象让维新派认为袁世凯是支持变法的，于是光绪帝接受了维新派“抚袁以备不测”的主张，召见握有重兵的袁世凯，特赏候补侍郎，专办练兵事务。可是袁世凯却是个政治上首鼠两端的人，在考虑政治得失后，暗中和实权派的慈禧等守旧势力勾结。
新势力力图通过西方势力的干预改变被动局面，自然也是没有结果。
二、 百日维新的失败
（1） 光绪帝授密谕
光绪帝在短短的几天内进行了一系列维护改革的举措，在守旧势力看来光绪帝听信“康党”之言所采取的激烈举动，已大大违背了“祖宗之法”，危及到了权贵们的切身利益。经过密谋，决定奏请慈禧“训政”，中止光绪帝处理政务的实际权力以扭转局面。而掌握实际最高权力的慈禧从一开始就希望所谓的变法在她能接受和控制的范围内。可是光绪帝竟然自作主张，慈禧自然恼怒。在光绪帝提出想建懋勤殿进行议政时，慈禧不准，且训斥光绪帝。光绪帝惊慌失措，迅速召见杨锐商议对策，授密谕，表示自身难保，求救。再次召见袁世凯，进一步拉拢，擢授侍郎，专办练兵。并暗示他可不受荣禄节制。面对危急的形势，康与林旭、谭嗣同、梁启超等共商，决定劝袁举行政变。袁世凯不置可否。这一幕反映了光绪帝和维新派穷于被动应付，胸无良策。此时大有“风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2）光绪帝接见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是日本前首相，对日本的明治维新的成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日本为了和俄国争夺在华权益，表示愿意帮助中国改革。伊藤博文访华就是为了此目的。光绪帝“决意欲开懋勤殿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 。这里说的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具体是指日本的前首相伊藤博文和英国人李提摩太，皇帝准备聘请他们为顾问官。目的有二：其一是贯彻维新派的一向主张联合英、日以抗衡俄国的外交路线，试图依靠英、日的帮助，来巩固皇帝和维新派的地位，对慈禧等守旧派构成威慑；其二向日本学习明治维新的经验，由伊藤指导变法改革。9月11日，伊藤博文以所谓私人游历的身份来到天津。他的到来使守旧派感到十分恐惧，担心外国人会干涉清廷的内政，支持光绪帝。伊藤博文访华增加了慈禧的恐慌和不满，慈禧担心沦落和日本守旧势力一样的结局，于是加快了政变的步伐。
（3）戊戌政变
御史杨崇伊请太后训政，慈禧自颐和园还宫，荣禄节制的董福样军入京，聂士成军向天津集中，开始军事布控。慈禧开始了新一轮的“临朝听政”，对外称光绪帝身体不佳，将之安置在瀛台，实际是囚禁光绪帝。在威迫下光绪帝发布上谕，恳请慈禧重新主政，并下令搜捕康有为。慈禧由暗中控制到公开干涉了。是什么原因呢？光绪帝和维新派全变、大变的急进变革主张，造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强烈震荡，使许多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觉得受到了威胁 。百日维新期间，上谕达一百一十多件，光绪帝严惩阻挠变法的官员，树敌太多。至于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又在庞大士人群体中引起普遍恐慌。慈禧采取措施，以稳定政局。同时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罪名密令搜捕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虽然因捕拿康氏兄弟使得京城气氛一度紧张，但形势基本上较为平和，对于皇帝特擢的军机四卿亦只是不再入值而已，其他与康关系密切的新党人物也未受到波及，至少慈禧等人并不急于要大规模的血腥镇压。事态在23日突然发生了逆转，京城的气氛再度紧张，这种变化则是袁世凯告密直接引起的。维新派有针对慈禧的兵变计划，直接威胁到她的地位和生命。光绪帝陷入“谋逆”一案，无法辩驳，从而招致慈禧的痛恨，于是下达逮捕军机四卿和其他维新人士。康有为得到消息迅速离开北京，逃往香港。梁启超化装离开北京，逃亡日本。而谭嗣同、杨锐、刘光弟、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君子命丧顽固派的屠刀之下。这里着重要提到的是谭嗣同，在可以逃生的情况下，决意用生命唤醒民众，挽救改革，昌盛中国，从而慷慨从容赴刑场。鲜血染红了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鲜血也警示历史：在当时的中国和平改良道路行不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