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蒋廷黻主张以所学为国家所用，是中国近代史上“书生从政”的代表人物。在学术上，他是当时公认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和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他另辟蹊径，从外交的角度讲述中国近代史，从外交的角度分析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列强压迫的原因。《中国近代史》折射出蒋廷黻那一代受过西方高等教育和“西潮”影响的学者在思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社会进步时的普遍心态，是对中国近代遭受侵略的一种深刻反思。虽然他的历史观不可避免受到他的政治倾向影响，其观点在今天看来也并非完全正确，但其思考的精神，其学术价值和学术影响，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1914年，蒋廷黻中学毕业后，进入了俄亥俄州欧伯林学院读大学。在大学里，蒋廷黻主修历史学，兼修其他多门自然科学课程。他这样选择的原因是，他对当时中国国内的军阀纷争和混战所引起的各种问题产生了探究欲望，想通过学习历史，获得“将来在中国从事政治工作”的知识和经验。同时，由于历史系的课程枯燥单调，他在课外阅读了许多德国史和意大利史，了解了俾斯麦、加富尔、马志尼、加里波第等德国、意大利政治家是如何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而努力的。接受了严格的科学方法训练。俄亥俄州欧伯林学院自然学科的教授们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教科书，而要求他们学会观察事实；研究报告一定要做到观察仔细和结论客观。这种训练使蒋廷黻终身受用，使得后来他从事历史研究时能坚持从史料中得出结论，凭史料说话；从事政治工作后也极重视实际观察，对很多事有较为清晰的见解。1919年夏季，蒋廷黻从巴黎重返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再次进入大学进修后，他想做个能左右中国政坛的新闻界大亨，就进了新闻学院。他不久便觉得要左右政坛必须懂得政治，便进政治研究所改修政治学。后来，他认为政治学科所讲的政治只是理论而非实际的，“欲想获得真正的政治知识只有从历史方面下手”，又转为专攻历史，主修历史学，导师是著名政治社会史教授卡尔顿·海斯。转了一圈，蒋廷黻又学习历史了。历史的功能在于了解过去、服务现在、推测未来，因此历史著作应注意历史教育的普及，力求写得既内容丰富、又明白晓畅，以达到历史所产生的最大效应。《中国近代史》就是以进化史观为指导，以“经世致用”为主旨。
鸦片战争暴露了清朝腐败的政治、没有工业化的经济、八股式的文化、没有民族意识的社会，与之相对的是步入近代化的西方，这种差异甚至差距应该也与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有关联。
任何时代都有英雄。林则徐、曾国藩是优秀的人。
太平天国起义基本是历史的“重复”，而辛亥革命确实带来了新的东西，但军阀割据又暴露了中国大众缺少民族意识。
史料的选择往往会受主观意识影响，因此，对历史的解读会很多。提高学习历史的辨别能力建立在较强的逻辑思考基础上，不然可能会没主见。
目前，蒋姓人口有600余万，这600余万人几乎都是同一家人。在中国大姓中，蒋姓(依人口计应排在40～50位之间)乃血统最纯正、纯粹者，所以，民间云“天下无二蒋”、“江南无二蒋”。
数年前，欧洲的科学家工作团队发现：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可能有1600万人是成吉思铁木真的后裔。他们不说是蒙古人的后裔，而是成吉思一个人的后裔。他们的方法是对男性y染色体，进行比较分析，发现这1600万人应该在13世纪时有一个共同的男性祖先。以史料对证，认为此生殖威权者一定是成吉思汗。
这个发现结果或许缺少逻辑上的严谨性，因为人们现在找不到铁木真本人的dna，仅仅是通过数学计算与历史推原得出的结论。但这个工作团队的发现至少告诉我们，通过一个世纪的时间，一名先祖可以蕃衍出1 600万之众的后裔。
目前蒋姓人口有600余万(接近香港的总人口)，如果这600余万人都是同一家人，似乎也合情合理。在中国大姓中，蒋姓(依人口计应排在40～50位之间)乃血统最纯正、纯粹者。民间所云“天下无二蒋”、“江南无二蒋”，或许渊源有自。
三位蒋先生的回忆录
欲探求蒋氏历史，最好先选读三位蒋姓子嗣的回忆录。这三位蒋先生都是现代中国的文化巨子，他们的回忆录又都用英文写就，先飨西夷读者，再译回母语，以资国人。
第一位是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蒋梦麟出生在浙江余姚的蒋村，他在回忆录《西潮》中说，“蒋氏族谱告诉我们，我们的祖先是从徽州迁到奉化暂住，又从奉化迁到余姚。徽州是钱塘江的发源地，我们的祖先到余姚来，可能就是为了开垦江边的新生地。在我幼年时，我们蒋氏家庙的前面还有古堤岸的遗迹，那家庙叫做四勿祠，奉祠宋朝当过御史的一位祖先，他是奉化人，名叫蒋岘。”又说，“我们确切知道，住在浙江省境的蒋姓子弟，都在徽州找到了共同的宗脉。”
第二位是曾执教于南开、清华大学的历史学家蒋廷黻先生。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家是从邻省江西吉安迁到邵阳的，时间可能是在十七世纪的后期似乎是陆续迁移而不是整族迁移的我们族人有一份族谱，每十五到二十年修订一次。为了修订族谱，族人曾派代表到吉安去搜集资料。我应再补充一句，我的族人有一部分迁到老远的四川，定居在战时的首都重庆附近。”又说，“十九世纪末我族才有祠堂。这说明在此以前蒋家族人稀少，无此必要。”
第三位是著名画家、诗人、书法家、学者，被誉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使者”的蒋彝先生(按正是蒋彝先生将coca-cola译为双声叠韵、妙不可言的“可口可乐”)。他在回忆录《儿时琐忆》中，专有一节“蒋氏一家”叙述九江三径堂蒋氏的来历。先叙东汉初年的一世祖蒋诩(字元卿)，归隐不仕，辟三条小径，与友人交通。“在元卿公以前，家谱中无祖先的姓名记载。但是根据中国史书记载，周武王的兄弟周公，就有一个儿子，被分封于姜，他的后裔便以姜(蒋)作为姓氏。年深日久，蒋氏家族分布到中国各地，这也就是目前有许多蒋家的原因。”(按此书中文译者不知有蒋国，误将封邑地名依音译作“姜”。姜，因姜水而定，于今陕西岐山)又说，“南宋末年，中国北方遍遭元军蹂躏，南方又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时疫。我们的祖先便决定卖掉田产，迁居到中国的中部。这便是我家迁往九江的原因。祖先们曾在长江北岸务农为生，世代相传，竟繁衍为江北望族。”
这三段关于家谱的记叙，大致可以说清蒋氏由来、支派迁徙，他们的现代地望分别是浙江、湖南、江西，因而也颇具代表性。但这种描述仍不够严谨。
大族在江南
《氏族略》云：
蒋，周公之第二子伯龄所封之国也。杜预云，弋阳期思县是。按期思宋改为乐安，今光州仙居县是也。汉有隐者蒋诩，又有蒋期。刘宋时有蒋恭，灵异，后封为蒋神。
如今各地蒋氏宗谱，均将伯龄称作始祖，但伯龄却并不姓蒋，伯龄是周公之子，所以蒋是周的同姓国。后为楚国所灭，亡国后，蒋国子弟才以国为氏焉，后再过多年，姓、氏统一，才以蒋为姓。蒋氏失国一事，不见于经传(《春秋》及《左氏传》)。后人只能以《左传》文公十年中的一句“期思公复遂为右司马”(楚人令尹称公，期思公，即期思的令尹，复遂为人名)，米判定至晚在文公十年，蒋已为楚所灭。杨伯峻先生认为，期思“其地即今河南省固始县西北之期思镇”。
蒋彝先生一族的家谱所记载的一世祖蒋栩，在《汉书》中有记载，《王贡两龚鲍传》云：杜陵蒋诩元卿为兖州刺史，亦以廉直为名。王莽居摄，钦、诩皆以病免官，归乡里，卧不出户，卒于家。(按《资治通鉴》卷第i十七也有相似记载。)“三径”典故的最初记载，出于东汉时期所撰的《三辅决录》卷一：“蒋诩归里，荆棘塞门，舍有三径，不出，唯求仲、羊仲从之游。”因大部分蒋氏后裔认同自己是蒋诩的后裔，所以三径堂是蒋氏最大的堂号。
《氏族略》所云隐者蒋诩，乃正史中第一次记载蒋姓人物，其望出京兆杜陵。蒋栩在史书上的出现，距蒋氏失国已有六百年之久。部分蒋氏族谱所载早于蒋诩的“蒋满”、“蒋万”两人，则《正史》不载。由此看来，蒋彝说“在元卿公以前，家谱中无祖先的姓名记载”，意味着九江三径堂谱更客观些。
中国的家谱，向分大宗、小宗两种。大宗者，从三皇五帝纪起；而小宗则创自宋初的欧阳修和苏洵，又称欧苏体，其编修原则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始祖，即仅上溯五代。小宗法一度成为修谱的正法，但明清两代纷纷回复到大宗谱法。大宗法，极不准确。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外篇中沉痛地指出：
谱谍掌之于官，则事有统会。人有著籍，而天下大势可以均平也。今大江以南，人文称盛，习尚或近浮华，私门谱谍，往往附会名贤，侈陈德业，其失则诬。大河以北，其人率多椎鲁无文，谱谍之学，阀焉不备，往往子孙不志高曾名字，间有所录，荒略难稽，其失则陋。夫何地无人，何人无祖，而偏诬偏陋，流弊至于如是之甚者。谱谍不掌于官，而史权无统之故也。
三国蒋干的前世今生
三国时期，乃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民族迁徙之前夜，此时的姓氏分布颇具意义。细检《三国志》，计得蒋氏二十一人(按《三国志》中不见蒋义渠，《通鉴》载之，望出不详)，列表如下：
蒋舒，蜀武兴督，今略阳。
蒋石，居于西平、金城(今西宁、兰州)一带，望出不详。
又，《三国志》裴注引《别传》云：
乐安博昌(夸淄博迤北)“乡人为之语曰：蒋氏翁，任氏童”，盖蒋氏时已为此地著姓。
以上可知，三国时期虽距蒋诩仅二百年，但此时蒋氏已成蔚然大姓，而且分布广泛，东西南北，无所不至。但是此时的蒋氏未必全是隐士蒋诩的后人。现在一些自称是蒋诩后裔的支族，族谱记载蒋诩有九子，诩死后被光武帝分为九侯，因而这些蒋氏后裔称为“九侯堂”蒋氏。但不仅九侯不见诸正史，在“三径堂”的族谱中，明确记载始祖元卿公有三子二女。三子皆务农不仕，两女也都嫁人农家。中国人所谓“一世代”，即指三十年，如果我们保守地以二十五年为一代人，那么二百年时间，大致相当于八代人。仅隔八代，便兴旺如斯，不合情理。好在笔记史料提供了另一条蒋氏先祖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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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皮相好的人惊艳，骨相好的人耐看”，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读此书，让我感叹此书“皮相和骨相”都甚好，初读惊艳，再读仍是为之叹服。我“正正经经”地学习历史六年，虽对历史甚是喜爱，但也不得不承认大多数人对他“枯燥、乏味”的评价。尤其中国近代史，从初中开始反复学习，那些历史事件早就烂熟于心，应试教育下的强行记忆更添乏味。堆砌罗列的方式讲述历史的史书，会令人没有翻阅的欲望。先生此书，让我耳目一新，且受益良多，知晓了以往许多我所不知的历史，亦更新了我一些观念。曾为当年明月所著的《明朝那些事儿》沉醉，但该书加入了小说的手法，多了许多趣味幽默，却少了一丝历史的厚度沉稳。先生此书既比一般史书生动但仍是历史纪录的方式，中和二者，正当好。
一
读书不可不知作者。
蒋廷黻先生幼年入学，从小学习新学，少年时赴美留学，系统学习过西方近代科学文化。青年时赴法国进行战地服务，当时便体现出对国民的关心，组织类似茶馆的俱乐部，举办学习班，教授中国工人法文和中文，替他们写家信，寄钱回家。后回美国先后修习新闻、政治，后主攻历史。可见先生对政治是有专业知识的，这对其后来研究历史自当有大助益，毕竟“政史不分家”。获博士学位之后同年就回国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后出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长，并在北京大学兼课，主讲中国外交史及法国革命史，并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凡11年。蒋廷黻先生是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改革清华大学历史系，建立起全国一流的史学阵营。后弃学从政，欲以实际行动报效国家。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特定历史时期，蒋廷黻先生是个讲求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台湾学者李敖由此评价说，蒋廷黻“所要求于知识界的，是动态、是入世、是事业、是实物，是书本以外、是主义以外、是文字以外、是‘清议’以外，是与小百姓同一呼吸”，“这种真正的民胞物与经世致用的精神，才是蒋廷黻的真精神，才是蒋廷黻要求于中国知识阶级的真精神”。我们已可从先生生平可以看出其是一个有真才实干、有科学知识、有深厚文化基础、有一副爱国心肠的人，是个讲求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
二
借浅谈此书之特点论吾所知所感。
特点一，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并不仅仅只是讲述“近代之历史”，先生惯于联系久远的历史，也常常以后来的事实为据，使读者可以更加通透的理解历史。
如本书开篇就以往的匈奴、鲜卑、蒙古、倭寇、清人与英、美、法诸国相比，提出“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较低的民族。纵使他们入主中原，他们不过利用华族一时的内乱而把政权暂时夺过去”“到了十九世纪，来和我们找麻烦的不是我们东方世界里的小弟们，是那个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来阐述其所言“中华民族到了十九世纪就到了一个特殊时期。”
又如此《中国近代史》第二章“洪秀全与曾国藩”的第一节“旧社会走循环套”讲太平天国起因，并不像通常那样讲“政府苛税”“天灾人祸”“民心不稳”“外敌入侵”，而是从中国惯有的历史走不出的“循环套”。中国历史惯常是“大乱之后有大治”，大治之后又走向衰败，衰败后大乱起，遂新朝建，大治起，历史又进入怪圈进行下一个循环。明末大乱，而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大乱之后的大治。“在大乱之后，大治之初，人口减少，有荒可垦，故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水平略为提高，这是老百姓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后来人口一天多一天，荒地则一天减少这是老百姓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后来人口一天多一天，荒地则一天减少一天，而且新垦的地不是土质不好，就是水源不足，于是每人耕地的面积减少，生活程度降低。老百姓莫明其妙，只好烧香拜佛，嗟叹自己的命运不好。士大夫和政府纵使有救世之心，亦无救世之力，只好听天灾人祸自然演化。等到土匪一起，人民更不能生产，于是小乱变为大乱。”“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圈套，演来演去，就是圣贤也无法脱逃。”
如此讲解不仅让读者很好的把握了太平天国起义的来龙去脉与历史必然性，也一并解释了中国几千年的起义，单刀直入，一针见血！
又如第二章第四节“洪秀全失败”中讲发挥重要作用的曾国藩的湘军，蒋廷黻先生联系了几十年之后的北洋军阀。
先生先讲其组建的文化基础与现实条件。其一，湘军是民间的“团练”所组织起来的一支军队，这种武力保存了乡民的勇敢朴实，加之农民对“匪祸”有切身利益，军队便更加团结勇敢。其二，“曾国藩不但利用中国的旧礼教作为军队的精神基础，而且利用宗族观念和乡土观念来加强军队的团结力。他选的官佐几全是湖南人，而且大半是湘乡人。这些官佐都回本地去招兵，因此兵士都是同族或同里的人。这样他的部下的互助精神特别浓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的才干，但这两点虽然是湘军之所以骁勇善战在清朝腐败的军队中异军突起的主要原因，但也是其弊端之起因。湘军是中国末代封建王朝私有军队的起始，其流弊延续下去并对民国建立后的中国影响甚大。因为湘军的特殊组建方式，所以湘军“充满了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兵士都只知道有直接上级长官，不知道有最高统帅，更不知道有国家”，对于国家的概念很是淡薄，遵从长官而不是国家。“湘军的精神以后传给李鸿章所部的淮军，而淮军以后又传给袁世凯的北洋军。我们知道民国以来的北洋军阀利用私有的军队割据国家，阻碍统一。追究其祸根，我们不能不归咎于湘军。于此也可看出旧法子的毛病”。如先生所言，这自然不能归咎于湘军，这是中国几千年“熟人社会”“家族观念”“乡土情怀”所留下的，其在发挥精神纽带的有利作用的同时也阻碍着中国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而这种军队形式对中国最大的冲击莫过于袁世凯的北洋军阀的四分五裂，北洋军阀的士兵将领们并不知什么的国家天下，他们也不是中华民国的国有军队而是袁世凯的私军，都听从自己的直接领导者。所以在袁世凯去世之后，他手下的将领们便失去了领导者纷纷做了“小袁世凯”。先生此书的讲解解答了我对于“为何袁世凯死后便出现军阀混战”的疑惑。
中国在民国初建后正逢列强忙于备战无暇顾及中国，又加上国家新建，革命之威尚未散去，本应是一鼓作气奋起直追迅速发展的大好时机，袁世凯一死军阀混战把国家再次拖入混乱。容我们设想，这错过的十年光阴若用于建设国家上，后来日本侵华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巨大悲痛耻辱是否可以避免呢？中华民族在近代一次又一次错过崛起发展的良机，今日想起，国人仍不免心痛。
特点二，人物、事件立体，“有血有肉”。
此书短小精悍，用六万字诉说了中国近代百年历史，但较之历史教材，增添了许多细节，叙述与议论并重，人物更加突出，事件更加连贯与丰满立体，引人入胜。特别是人物的记叙与分析，使这些历史上的人物更加立体真实，使读者更好的把握了这些人物的性格思想，也就进而更好理解他们的行为。历史是人的历史，没有人也就没有历史事件便不成历史。当我们理解了历史中的人物所作所为之后，也就理解了历史事件发生的起始，理解历史中的大大小小事件也就是理解历史。读完此书，令我触动最大的人物是李鸿章。
李鸿章，晚清重臣。大多数没有去了解过的人，对他只是一个模糊的印象，或是“西太后的代言人”“晚清政府的走狗”“卖国贼”等，甚至于其曾外孙女张爱玲也常被提及她与李的这层关系。特别是上个世纪邓小平同志的一句“我们不是清政府，中国领导人不是李鸿章”更是将李鸿章推向了罪人的刑台。
但走进历史，李鸿章当真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臣吗？
诚然，李鸿章大约算不上功臣，一来洋务失败，北洋覆灭，甲午战败，二来大多丧权辱国条约都签自他手下，算是卖国的代理人。于历史进程而言，李鸿章的确没有什么功劳，即使是图强的洋务运动也因为让晚晴苟延残喘了几年而贴上了耽误的标签，至于当时或许万般权宜后签订的条约，放在历史里，后人却未去细细体会当年的为难，只看条约给国家带来的伤害。
但我从这本书中看见了他的另一面，一个有才干，有远见，在种种艰难中苦求国家富强的臣子。
李鸿章曾对恭亲王上书说，中国到了十九世纪唯有学西洋的科学机械然后能生存，还看出日本的快速发展，从明治维新种看出日本的威胁，并认定改革必须先培养人才，呼吁改革科举制度，让新学子学习科学文化。在1864年李鸿章就已经看出了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意义，并且深感中国所受到的威胁，大声疾呼要当时的人猛醒与努力。像蒋廷黻先生所言，“这一点尤足以表现李鸿章的伟大。”
在洋务运动上，李鸿章无疑是有功的，既然我们承认了洋务运动对近代中国所发挥的重大影响与积极作用，那便不能够以洋务失败否认其贡献。况且洋务失败更多的是历史社会原因，洋务派的努力是不能否认的。
至于北洋覆灭，甲午战败，其自然是要负责任的。《辛丑条约》的签订丧权辱国，却也不是其一人之过。邓小平说“中国领导人不是李鸿章”，但李鸿章能称得上是清朝的领导人吗？中国人一向惯于给人物定性，将人物脸谱化，用事件定功过，只看结果。又或者，一过毁前功，李鸿章一生，且不恰当地说，算是“前功尽弃”吧。
历史纷纷扰扰，武则天尚留无字碑，后人难以复制历史，对古人的评说也就始终隔了岁月的隔阂，终究是难以完完全全定下结论。
“好书不厌百回读”，一本写得好的史书更是如此。“以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历史总能给后人，以启迪和明鉴。
摘要：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后，进入了近代的进程，一些巨大的变化也接踵而至，两次战争之后，广大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侵入的不断变化，几近深入社会的各个方面，西方殖民主义者通过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不断扩大在中国的特权，中国人民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他们为着国家的强大，人民的解放而奋斗。那么，他们是通过何种方式进行斗争的呢？从中国近代化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又能获得什么启示呢？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一书给我们做了深刻的阐述，接下来，我将通过这本书带给我的感想来向大家描述一下。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鸦片战争；洋务运动；辛亥革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18）09-0020-03
近来，读了蒋廷黻先生写的《中国近代史》这本书，感觉受益匪浅，以蒋先生的观点，近代以来的中国人民在列强的压迫下不断进行着爱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从追赶近代文明社会到跻身近代文明社会的过程。譬如：书中谈到近百年来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中国人能现代化吗？能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等等。并且还引用了日本、俄国、土耳其等三国近代史发展的样子来进行了论述，三个国家都通过接受近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文化而不断得以富强，国家独立、人民解放。
1《中国近代史》主要内容介绍
从第一章开始看起，自鸦片战争以后，我国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流离失所，社会残破不堪。士大夫阶层分为了剿夷与抚夷两大派，无论是哪一派，他们都没有认识到改革的重要性，还沉浸在天朝大国的美梦当中，使中国白白丧失了二十余年的发展机会。清王朝始终不肯服输，一次次被西方列强所打败，开始签订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到最后虚骄自大的的剿夷派不得不认识到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厉害。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研究西方，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这开启了洋务运动的先河。从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近代早期的中国人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禁锢导致麻木不仁，对于西方的先进文化没有进行好好的分析和把握，错失了许多发展机遇。
第二章讲了洪秀全与曾国藩。从内容上来看属于中国的内政问题，由于列强的欺压，官吏的盘剥等等，使得近代中国下层百姓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由于提出了一系列使人民感到满意的措施，所以这场运动迅速席卷大江南北。以曾国藩为首的士大夫阶层，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对这一运动展开了残酷的镇压。太平天国的失败也验证了旧式的民间运动是不能承担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的。从实质上来看，洪秀全依靠宗教运动与种族革命进行斗争并没有脱离家族和家乡观念而建设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并没有从传统观念，传统文化中解放出来。曾国藩创建的湘军成为后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一把利剑，他首推洋务运动，在这一点上进行了革新守旧，对我国近代化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不可否认，他以宗族观念、乡土观念来招募湘军也开启了兵为将有的局面，军队成为了将帅的私有财产，这一局面传给了后来的北洋军阀，阻碍了国家的统一，对后来的中国社会产生了严重的灾难。
第三章讲了自强及其失败。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在朝廷上的大臣以及皇亲国戚例如恭亲王奕、文祥等人開始认识到学习西方的重要性，于是他们打出自强、求富的口号，开始了洋务运动。一些地方上的大臣也响应朝廷的号召，开始学习西方文化的军事部分，通过开办学堂、办理招商局、设立造船厂等方式来巩固国防。但是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并不彻底，直到一八九四年中国和日本爆发甲午海战中国战败，宣告了这一运动的失败。这一失败是必然的，当时清朝的有识之士虽然也认识到了学习西方进行变革的重要性，但是却只是学习了皮毛而已，对于政治制度和文化等方面并没有进行变革，也就是说，这一变革是极其不彻底的。时代和人民不允许他们进行彻底的变革，民众的迷信是我们中华民族近代接受西方文化的极大阻碍。运用蒋廷黻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近代化的国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经济，而且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我们到了近代要图生存必须接受西洋文化不可。
第四章则是讲了瓜分及民族之复兴。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列强在中国展开了瓜分的狂潮。本章主要讲了瓜分狂潮、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军阀割据以及北伐战争等几个方面。《马关条约》对中国危害甚大，为了挽救民族的生存，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首的改革派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法图强。颁布了许多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政举措，但是由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势力太过于强大，以及未能发动人民群众等原因，戊戌变法最终也没有成功。等到后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挽救中华民族，向清政府公然发起了挑战，孙中山先生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提出了民族复兴的方案。虽然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但是这一胜利的果实又被专制独裁的袁世凯窃取了，说到底还是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自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所导致的。当然，虽然失败了，但是毕竟对我们国家的复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2 对《中国近代史》的评述
中国的近代史，既是一部苦难史，又是一部抗争史。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国家的强大而前赴后继地展开斗争，无论失败还是成功，都是我们的楷模，这种精神也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
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清朝的统治者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海外皆蛮夷的思想。这种格局或者说是模式长时期没有打破，天朝上国的美梦做了好长一段时间，即使被打败，也未能改变这种心理，这种天朝上国的盲目自大导致清朝在一开始面对西方来使时就抱有轻视的心理，到后来西方列强挟坚船利炮叩开中国的大门才使我们得以惊醒，开始认识到学习西方的重要性。但是，这种认识又使我们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崇洋媚外和害怕西洋人，认为什么都应该向西方学习，全盘西化。例如，军事上的一系列失败导致处理外交事务的一些大臣有琦善、耆英等，未向朝廷请示就擅自割地赔款，还有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一事上也表现出了对西方人的恐惧，拿中国人来开刀以换取他们的原谅，殊不知这种抛弃国家主权以及卑劣的处事方式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蒋廷黻先生说他们这么做是识时务，但是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被放大的恐惧，那么，难道清朝的统治者都沉浸在这种恐惧之中吗，答案当然不是的，他们就是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剿夷派。在蒋廷黻先生看来，以林则徐为首的剿夷派展现了对侵略者极大的仇恨，所以才有了虎门销烟的伟大壮举。蒋先生说林则徐因为怕自己一世英名毁于一旦而不敢向朝廷诉说向西方学习的好处，我认为这是有失偏颇的。固然，林则徐作为士大夫阶层，身上仍难免有士大夫一族在乎名声欲名垂青史的习气。但是，能写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之人，因禁烟而险遭除官之人，亲自组织编撰《华事夷言》、《四洲志》、《九国图志》之人岂是会因名利而放弃直谏的？
明末思想家顾炎武曾经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重要思想，尤其到了近代，这种思想更加深深地固化于每个人的心中，无论是改革也好，革命也罢，挽救中华民族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虽然说因为许多原因都失败了，但是都不约而同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器物，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新文化运动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蒋先生还谈及了民族复新的一个先决条件：革除地位的人生观，抱定事业的人生观。要求当时的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要多做有利于民族发展的事情，只有每个人都去做，民族才有复兴的希望。说到底，就是在国家面临灾难，民族面临存亡的关键选择上抛弃个人主义，为民族振兴，国家解放做出贡献直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这与顾炎武所强调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无关系。
蒋廷黻先生还认为在中国继续进行近代化发展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应该居领导地位，应该肩负起时代使命。知识分子传统的人生观及传统的社会地位，加上多少年的磨炼，使他们对新中国的建设能做出很大的贡献。在我看来，作者夸大了精英阶层的力量，知识分子固然对于推动社会的进程具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近代的中国社会如果不能唤起每一位中国人的觉醒，不发动人民群众来共同进行变革或者革新，也必然会导致失败的局面。
在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自从沙俄占领了西伯利亚之后，就开始窥伺我国东北地区，直到康熙年间发动了雅克萨战争，与沙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才保证了东北地区150多年的安定。后来，沙俄趁火打劫，攫取了东北地区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也终于认清了“俄国友谊”的真面目。在当时的局面下，为了应对各方列强的挑战，清王朝以牺牲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代价来换取求和的做法为后人所诟骂。俄国名义上干涉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实际上对东北地区有着更大的野心。蒋先生说过，国家之间有的是利益的获取，真正的友谊又来自于哪里呢？
在中国近代化的问题这一节中，蒋先生将中国、日本、俄国和土耳其做了比较。首先四国的现代化都是自上而下完成的，并且改革的推动常常依赖政权的集中，政权越集中，实现近代化的程度就越好，改革得越彻底。拿日本和中国作比较，一个通过明治维新，以政治革命的手段，用天皇的威信来号召天下，达到了政权的集中，改革得非常彻底。反观同光新政，以及戊戌变法，洋务派内部矛盾重重，大都各怀鬼胎。加之顽固派处处反对，掣肘，改革进行得很不彻底。所以国家的建设或者改革，必须有一个高度集中的政权作为保障。近代化的问题关系着民族的前途，统一才能开始国家的正常运行。军阀割据，四分五裂的国土现状，怎么能搞好现代化呢？蒋先生在书中充满着对国家不能良好进行现代化以及对现代化程度落后的担忧，希望我们能拿出民族精神来为民族谋百年大计。
蒋廷黻先生对于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的失败有着独到的见解，认为原因有两点，“第一，战略上不如人，”舰长刘步蟾为了自保，下令将人字陈倒置，导致我方弱点暴露；“其次，战术上也不及人。”认为丁汝昌是不懂英文的，他的英国炮手助理只能和他用手势交谈，但是交谈又出现错误，导致炸沉了自己的军舰。所以说清政府的失败不单单是因为武器，更重要的是军队没有现代化的作战素质，包括现代化的价值观念、现代化的文化知识、管理方式等等，这些东西对一个军队都是至关重要的。
从实业方面来看，近代中国的各个方面都落后于其他国家，面临其他国家的冲击，经济落后导致国力衰弱。弱国在国际外交谈判中是没有话语权的。正如蒋先生在书中所言，对一国而言外交虽然要紧，然而内政究竟是决定国家强弱的根本因素。究其本源，清朝在外交上的失败还是在内政上的不足，这些不足体现在方方面面，小到火柴的制造，大到机械、船舶的制造。而这些内政上的不足若论改进，除非变革社会制度，否则在一个封建君主制的国家妄议进行工业革命是绝无可能的。
蒋廷黻先生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及其成因分析的还是很到位的，当然，我认为除了以上几点，还需要從根本上来分析，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制度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方面还是在文化、军事等方面都难以顺应近代社会的发展潮流，各方面都落后于西方社会，只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制度才能挽救中华民族的命运，仅仅依靠改革是行不通的。这也是为什么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失败的原因，而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王朝的统治，但是并没有彻底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也注定其必然会失败的。
1911年，辛亥革命一声炮响，迈出了中国社会制度近代化的第一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标志着中国完成了社会制度的现代化。
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下，中国经济迸发出巨大活力，而中国外交也向着更负责任的大国外交前进。
3 结语
这本书的前两章叙述了我国近代内忧外患的大背景，后两章则讲述了四个救国方案，使我们对近代史有一个很清楚的了解，在当代社会，我们也应该不断地学习历史，学好历史，学习中国近代所遭受到的艰难困苦以及无数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斗争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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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原有的印象里，林则徐是一个民族英雄。小学时便有《虎门销烟》一课文，讲的是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禁烟，于一八三九年在虎门海滩销毁收缴的英国鸦片。“他因其主张严禁鸦片、抵抗西方的侵略、坚持维护中国主权和民族利益”而万古流芳，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而我也大抵是仰慕他的。而阅读完了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后，我对历史原有的印象与观念受到了根本性的颠覆，对林则徐的看法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以蒋廷黻的眼光来看，林则徐是一个典型的晚清士大夫形象。他空谈而高调，只知抵御夷族的方法是“民心可用”，却提不出具体的、确切的措施；他自私自保，在广东目睹了西洋的利枪利炮，深知一味“剿夷”中国将没有出路，却不敢违背当时清议而牺牲自己名誉，不敢提出改革的主张。在蒋廷黻眼里，林则徐是矛盾而悲剧的。
“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国家日趋衰弱，清朝的士大夫们却还在梦中继续沉睡。
《南京条约》签订后，仇外心理日益加剧。地方官吏因为条约的缘故私人利益受到打击；外国人进入广州城使广州人感觉尊严受损；五口通商使得上海日盛一日，广州富商受其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剿夷派又抬头了。徐广缙晋升两广总督，他写信问林则徐驱夷之法，而林则徐说“民心可用”。
“民心可用”，这是中国历史上被说滥的四个字。林则徐身上有着士大夫的空谈高调，他只知民心可用，却不知道民心如何用，况且民心固不可失，但拯救中国却更需内政外交的双重努力。他所寄予重望的民心在英法联军侵华之时毫无抵抗。英法打进广州城，人民反而帮助他们把藩台衙门的库银抬上英船。
林则徐是如此矛盾而悲剧的一个人。他代表了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阶层，正气凛然，清廉正直。而他又如其他士大夫一样，被清议制约，重个人名誉过于重国家前途。他看清了中国的未来，却不敢牺牲自己，唤起其他人一同改革。他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而他之后，中国的近代化之路还很漫长。
中国的近代史，实则是古老中国遍体鳞伤的近代化历程，多方面多角度的注重这种变化的过程，才是正确认识历史大势的关键。蒋先生的这本《中国近代史》正是帮助我们了解近代历史变化流转的绝佳著作。
历史不是数字也不是年代人物，而是不可逆转的潮流，是所有人共同作用的结果，包罗所有的必然和偶然，这种奇妙的规律，才是历史的魅力之所在。
摘要：蒋廷黻在近代外交史学界的地位是得到公认的，他的外交史研究范式的构建则来源于数十年外交文献的整理编撰工作。他以史料评论的特殊方式，来阐述“信、新、要、通”的四字史料评价及编撰标准。又兼采西方近代治学特点，搜集档案，并完成两部史料专著的编撰。其外交史料学的理论与实践，对推动近代外交史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史料学；标准；编撰实践
中图分类号：b24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387(2008)01-0174-04
蒋廷黻(1895－1965)，字绶章，湖南邵阳(宝庆)人。早年留学美国，后归国任教于南开和清华，从事中国近代外交史的教学与研究。作为国内最早一批致力于外交史研究的杰出代表，他被认为是“替中国外交史导航的人”。前后十余年浸润于外交文献工作，在科学外交史料学理论指导下，他构建了一套鲜明的研究范式。以往学术界对其外交思想多有阐发，而对其外交史料理论与实践，则着墨不多，故本文不揣浅陋，作一初探。
一、通过史料评论来阐述其史料观
上世纪20、30年代，国内外交档案层出不穷，卷帙浩繁，价值巨大。特别是以三朝《筹办夷务始末》为代表的官纂史料的面世，为外交史学界带来了“学术革命”。作为长期从事基础文献工作的外交史专家，蒋廷黻以极大的热情，对这些新材料分析评论，拣优裁汰，并通过史料评论的特殊方式，阐述自己的史料评价及编纂标准，以及其与外交史研究之间的联动关系，从而将之切实转化为推动外交史研究和编撰的基础性力量。
(一)“信、新、要、通”——史料评价及编纂标准
蒋廷黻对当时出版的外交史料基本都有所寓目，对其中重要者都有独到精当的点评。他认为“历史学自有其纪律。这纪律的初步就是注重历史的资料。”当时出版的外交史料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原料(primary soulrcc)；一种是次料(secondary source)。简略说，原料是在事的人关于所在的事所写的文书或纪录；次料是事外的人的撰著。”就其可信度而言，“原料不尽可信：次料非尽不可信。比较说，原料可信的程度在次料之上。所以研究历史者必须从原料下手。”此处的论述已触及到史料评价及编纂的两条标准——“新、信”，原料属于新材料，研究者最应重视；而无论是原料还是次料，不能因为其“新”或二手，就简单肯定或否定之，应甄别裁选，确定其“信”。
接着蒋廷黻在评论《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清季外交史料》和《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三类史料时，又对以上阐释进行了发挥引申，并确定了四字标准。蒋认为“史的编撰大概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历史原料的编撰。”那么“就外交史论，国与国交换的一切的文件，一个政府计议外交的记录，外交部与其驻外代表往来的文件，外交部给国会或国王的报告，以及外交官的信札和日记，皆是外交史的原料。”上述前两类史书就是这种原料的编撰。蒋氏认为这个体裁有其特殊条件，“第一须求其信”，何能使其信呢?他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观察，“(一)每件史料必须注明出处，俾读者能于较短时间内覆按原文。(二)每件史料必须注明年月日。外交的文件大半均有发给的年月日及接收的年月日。至于电报，尤其国际关系紧张时候的电报，还有收发的时分。这些均不可缺，缺了则文件就丧失其作用了。(三)每件史料必须保存其原来面目。无意的校对错误应竭力避免；有意的删改简直是史界的罪恶。”据此考察上述二书，于此条上遗憾颇多，《中日史料》的上谕、密寄及电报均只注明“上谕档”、“洋务档”和“电报档”，而且此三档的来源及状况无一字相告。《清季史料》作为私人修史，对其中史料来源一字不提，更无取信于人了。同时二书在时间的注释上“幼稚万分”，年月日记载的不完全及错讹者比比皆是，更严重的是中外照会全无年月日。因此二书很难符合“信”的标准。
“第二须求其新。所谓新者，即文件是新的，是未出版过的；读者可从其得新知识。倘若前人所出版的未达到上文所讲的求信的条件，则可重刊。倘若前人出版的太零散了，而新刊的是一种史料全集，则亦不妨与前人有几分之几的重复。”对于“新”，蒋认为上述二书做得比“信”的条件要高些，《清季史料》全书的新材料约占百分之六十，《中日史料》新材料的成分还在《清季史料》之上。蒋对此一标准尤其关注，他就非常激赏道光朝《始末》所提供的新材料和新知识；同时在评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四卷时，认为“有许多新知识的发现。其有二分之一是曾未出版过的，且皆是必不可缺的史料。”评论第六卷时，“我们不能问其完备与否，我们只能问其有无新材料的贡献。”“编者能于材料缺少的情形之下，替我们找着这么多有价值的新材料，这真是有功于学术。”对此书其他几卷及其他史料时，都以此为基本原则来审视，可见其对“新”的重视。
“第三须求其要。所谓要者，即文件有关紧要。”蒋氏认为此条颇难实用与把握，由于编撰主体及时代移易，对“要”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但他肯定“有些文件绝无出版的价值。如公使的任书及辞书，都是应酬之语，无须出版。”而“反过来说，有些文件无论何人都认为有绝等的价值，如编辑者不能搜收这种材料，则其出版品就减色了。”如近代外交史中李鸿章出使俄国的文件，庚子年增祺与俄国所订的草约等，就是代表。蒋氏认为《清史稿·邦交志》中的许多材料都不符合“要”的条件，对于其中“英人之赠自鸣钟，显非军国大事，……而于九龙之展界，则以半行了之”的史料“轻重颠倒”的弊端提出严厉的批评。
最后蒋氏在论述“史料的历史”时阐述了“通”的条件。他认为史的撰写的第四类是“日本人所谓史料的历史，西人所谓d0cumentary history。《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是属于这类的。”他将此类撰著譬喻为一种“完成的建筑物”，但与普通史著不同，墙及板柱不加任何粉饰，其目的“务使观者欣赏一方面原料之美实，一方面全建筑之有节调。”因此此类史书，“编撰者不但要作到上文所谓信新要三个条件，且须作到通的条件。所谓通者，即原委要清楚，贯连要紧接，章节的长短须有权衡。事实不可漏，亦不可滥。倘信新要三个条件未作到，则原料必不美实；倘通的条件不作到，则全建筑必无节调。”蒋氏认为《中国与日本》一书线索分明，叙事有条理，于“通”上做得不错，唯有其中几个关键问题的忽略，致读者仍不能明了六十年来中日关系的演变。
以上四要素，相互联系，层层递进，构成了蒋廷黻史料评论的四条核心标准，同时也是外交史料编撰者必须遵循的四条基本原则，蒋氏自己在编纂外交史料时就是如此而为的。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和《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卷)两书就是主要成果。
(二)史料与外交史书的编撰
蒋廷黻将史的编撰分为四类，除上述与史料直接相关的两类外，“专题研究的报告”和“史之正体”是另外两
类。史料、专题研究报告及正体史书三者之间的关系，蒋氏譬喻为“土、木、金”“砖、柱、板”与“完成的建筑物”的关系。外交史也是如此。
虽然蒋廷黻对之前外交史著中的史料运用“西化”倾向进行了批驳，但这并不代表他就武断地认定以后的外交史著只能以中文资料为中心的观点，蒋氏在对中西史料联动考察的基础上，为当时外交史学界的学术现状指明了两个努力的方向。他认为，“甲午以前，我们特别注重中国方面的资料。因为中日战争以前，外国方面的史料已经过相当的研究；又因为彼时中国的外交尚保存相当的自主：我们若切实在中国方面的资料上用一番功夫，定能对学术有所贡献。甲午以后，中国外交完全丧失了自主权。北京的态度如何往往不关紧要。关紧要的是圣彼得堡、柏林、巴黎、华盛顿及东京间如何妥协或如何牵制。加之近数年来西洋各国政府及政界要人对于欧战前二十余年之外交，多有新材料的贡献。内中有关中国而未经过学者的研究的颇不少。这种工作正待余人的努力。”若干年后，蒋廷黻在《回忆录》中仍然坚持这种学术观点，认为“在一八八四年以前，只需仔细研究中国文书资料就够了。但在一八八四年以后，则需中外资料并重。”并主张以前学者撰写的外交史著中“一八八五年以前的时代需要重新研究重新撰写”，这是因为“早期的作者写到一八八五年以前的时代，都是按照西方的方法和西方的资料而不涉猎中国的资料。”正是在以上认识的指导下，蒋编写了《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一书，“上中二卷，专论中、日之战以前的历史：材料专采自中国方面。下卷论下关条约以后的历史；材料则中外兼收。”后由于时间及精力有限的缘故，只出版了上中两卷，下卷没有完成。
以上是蒋氏对晚清外交史与史料关系的辨析，那么对民国外交史与史料关系的认识如何呢?在全面了解民国外交史料的出版情况后，他认为，“时至民国，我们外交史的学术状况就大不同了。”这种不同在史料上的表现是，“基本文件已经出版者很少，且极零散。作外交部长如王宠惠、陆征祥、孙宝琦、顾维钧、王正廷、伍廷芳、伍朝枢、胡惟德、颜惠庆诸人。或未发表文集，或未到发表文章的时代。我方如此，日本方面亦大致如此。”面对如此史料缺乏的状况，蒋主张先做好史料层面的工作，不能一味追求外交史的定论和定本，“民国的外交史事实上现在不能有定本，不问著者是谁。所可能者仅史料的探讨。”在史料基础上作些专题方面的研究报告，这样“有了数十人继续数十年的努力，各人都有些贡献，然后我们才能有科学的完备的民国外交史。”
由以上论述可知，蒋对史料与外交史的研究和撰写的关系的阐述，非常具体而微，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实用性。
二、近代史料搜集法
蒋廷黻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时，就系统地接受了近代史科学的科学训练，在他回国任教之后就利用各种机会搜集外交史料。同时，他认为历史研究首要在资料，故其又从史料编撰人手，来切人近代中国外交史的开拓性研究。
由于他受过系统的史料学训练，因此，他的史料搜集工作更多的带有西方学者治学的特点。这种近代意义上的史料搜集工作，在当时中国外交史学界，还是开风气之先的。它具有选点准确、及时跟踪、亲历亲为的特点，将传统人力与现代影像技术结合，因此非常有效和科学。
早在清华任教之初，正逢故宫博物院着手影印三朝《始末》，此书的巨大价值也引起了蒋的兴趣，并立即跟进，于1929年秋至1931年秋，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到故宫博物院抄录军机处档案。同时他又留意当时作废纸卖的一些清朝老衙门的档案，他为清华图书馆购买了成吨计的关于清朝军机处和海军方面的资料。另外，还注意搜寻晚清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的文书信札，如曾国藩、李鸿章、文祥、曾纪泽、郭嵩焘等人。此类是先将与这些人物相关的史料缺陷和薄弱点选准，然后有的放矢去搜寻，经常有意外收获。
重视中国资料，同样不忽略外部资料，主张“研究外交史者必须搜集凡有关系的各方面的材料。”为了能搜集到真正有价值的第一手原始资料，蒋氏还亲历亲为，利用清华的休假制度，到苏联和欧洲诸国搜集档案。
1934年7月下旬，蒋动身前往苏联。在未到苏联之前，他按照苏联所定的章程写信给莫斯科文化交换局，请求参观他们的档案库，同时将想要查档的资料分成四组：“咸丰年间中俄黑龙江北岸及乌苏里江东岸之交涉文件；咸丰末年伊格那提业夫与肃顺交涉之文件；同治末年与光绪初年间关于伊犁问题之文件；咸丰八年关于天津条约之文件。”但蒋氏的这份请求和清单却命运多舛，在苏联文化交换局、外交部远东司及档案保管处三机构间往复推诿，几经交涉，始于双十节后看到其中一种，“但都是第四种的文件，且均系英法美三国之来往函件，无一件为重要的。”就是蒋的随手笔记，也以规章制度为由暂扣。蒋的第一站可谓出师不利。到了德国的柏林，情况就不同了。柏林大的中央档案馆主要有普鲁士档案馆和帝国档案馆两家，蒋氏主要查阅一八九五年以前中德关系的档案。先到普鲁士档案馆，正好机遇不巧，主管人员告诉蒋，此类档案两三年以前是可以公开的，但现在不公开了。所以蒋氏只能阅看一些通商部分的档案，其他档案也就无缘一见了。到了英国，蒋的收获就更大了，他要求查看的外交档案，除一八八六年以后的档案按照制度不予公开外，一八八五年以前的档案则完全公开。且研究公开的档案是极其方便的，笔记、抄录或照像均可，蒋就拣选紧要的档案，请人影照，共得有一万六千余页。其中除中英交涉的史料外，还有不少有关中国内政的好材料。
综观蒋廷黻的史料工作，其最大特点就是“中西兼顾”、内外并重。这个特点是与其治学特色一脉相承的。蒋自认为提倡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等，“并不是要中国人以后不研究西洋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史学。我以为不通西洋政治的人决不能对中国的政治思想或制度的研究有所贡献。其他社会科学亦然。我们必须中西兼顾，然后能得最大的成功。”重视外部资料的表现之一就是上述的亲自搜集原始资料，另一方面，他还注意搜集有价值的“次料”，这样的“次料”以日、俄为重，这与其重视日、俄史有关。原来日本外交最守秘密；外务省所发表的文件亦极少。研究日本外交的人与其向日本政府出版品中找材料，不如多注意于日本私人的文集和传记。因此蒋氏对一些日本要人的文书信札非常留意。而由于近代帝俄对中国西北疯狂经略，因此蒋氏也将不少精力投向俄国，对俄人的回忆录、著作及史学家披露的重要信息等予以关注。如《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从顺治到咸丰)附录之一即为“资料评述”，共提及西文史料十二部，其中大多是俄文史料，而蒋氏在文中引用的俄人著作远不止于此。又如利用俄国史学家罗曼诺夫(romanov)的著作《帝俄与满洲》一书，考察俄国与满洲的关系。再如其利用苏俄外交官伯沙达甫斯奇(bessedovskv)在英国出版的回忆录《一个苏俄外交官的披露》一书中的史料撰写了《鲍罗廷时代之苏俄远东政策》一文，蒋氏在中方史料阙如的情况下，根据俄国史料，勾勒出民国十五、十六年苏俄鲍罗廷时代之远东政策的大致轮廓。
综上所述，蒋廷黻从史料评论人手，辅以近代史料搜集法，不仅从理论上阐发了外交史料评价及编撰的四字标准，同时在实践上编成了《补遗》及《辑要》两部史料专著，卷帙浩大，编审精详，成为近代外交文献汇编中的代表作，为后来外交史研究发展成为一门历史学分支学科奠定了初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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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这本书，思绪仿佛也随着翻动的书页飞回到了，那昏暗的日子。入眼的，满是伤痕。我听见，一声声，痛苦的呻吟，一声声，绝望的哀嚎。
我不是一个很喜欢读历史类书籍的人，在我看来，历史往往太过真实，历史不是一个作家可以创作的作品，历史就是真实存在的，发生过的的事。相较于历史而言，我更喜欢其他类型的作品，在我看来，很多作家创作的作品都包含了作家自身的情感。我不喜欢悲剧，我看完一个悲伤的故事的时候我就会告诉自己，这不是一个完全真实的故事。但是历史故事是真实存在的，我没办法告诉我自己，曾经没有那么多因为战争流血流泪，因为战争流离失所的人们，也没有办法告诉我自己有些屈辱，有些残忍，有些可怕是真实存在的。
其实在翻开这本书之前，对于那一段惨痛的历史，我的认识是，中国封建制度落后，人民思想观念的腐朽，经济萧条，清王朝腐败，清政府昏庸无能，自高自大，皇帝的懦弱无能，慈禧奢侈无度，崇洋媚外，士大夫胆小怕事，目光短浅，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琦善崇洋媚外，买主求荣。林则徐拼死抵抗，有勇有谋，却被奸佞陷害，不被重用，曾国藩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开拓打下了基础，康有为梁启超，主持百日维新，向西方努力寻找真理，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提出三民主义……
当我翻开这本书，一段段历史就这样在我眼前啊展开，我告诉自己，这不是创作的故事，这是真实发生的，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开始看这本书，开始走进那一段沉痛的历史。
一点点读下去，我开始对那一段历史，那一段历史里的人有了不一样的，更深的理解。我开始意识到或许我不应该把那一段惨痛的历史账都算在清政府和士大夫的头上，至少这不能全怪他们。我们没有办法去苛责那些从来没有了解过西方的人，让他们明白中西方的差距，让他们意识到中国急需改革，但是还是觉得他们的意识过于麻痹。他们一直在闭关锁国中坐着自己的春秋大梦，就像蒋先生在书中写到的那样：“到了十九世纪，我们只能在国际生活中找出路，但是嘉庆，道光，咸丰年间的中国人，不分汉满，仍然试图闭关自守，要维持历代在东方世界的光荣地位，根本否认那个日益强盛的西方世界。”我们希望当时的他们能有更高的觉悟，有更长远的眼光，对西方世界有更深的认识，然而他们没有。
说起近代的民族英雄，我总能第一个想到林则徐，那个主持虎门硝烟，备受赞誉被称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读蒋先生的书，也让我对这位民族英雄有了以往没有的认识。
很多时候，人们认为鸦片战争的失败是因为道光皇帝的昏庸，把林则徐给撤职了，用了一帮投降派。但是，其实不然，这是历史对林则徐的成全，成全了林则徐的身后名。假使，当时林则徐没有被道光皇帝撤职，那我们的鸦片战争还是没办法打赢的。这场战争的背后有巨大的军事，政治，经济的悬殊。诚如蒋先生所言，真正的林则徐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前一个林则徐是主剿的，是百战百胜的。真的林则徐是慢慢觉悟了的，他知道中国兵器不如西洋，他知道中国应该以以夷制夷，但是他不敢公开的提倡这些主张，他怕士林清议，他重视自己的名誉更甚于国事。
每个人都有很多种不同的人格，每个都是我们自己，或许，民族英雄林则徐也有一种人格，一个不愿意承认时代落后的旧时代精英，不肯公开提倡改革，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让国家日趋衰弱，让自己的名誉得以保全。但是，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人间，没有谁是完全的没有缺点的，人之所以为人，大概就是因为每一个人的不完美性，正是这些独特的不完美性才使得世界有更多的美丽的可能。
很多时候，再去读历史，就像是站在上帝视角去俯瞰世事。或许就是这样，我们会去感慨，会去气愤，会去惋惜。
在我的印象里，我所知道的琦善大概是一个备受苛责的人，看过很多对他的形容，说他是旧官僚，说他胆小怕事所以主和，更有甚者说他是卖国贼。大多时候，琦善都被拿来与林则徐作对比，用来突出林则徐的爱国，忠义，有远见。
但是读了这本书之后我对琦善却有了新的认识，虽然现在琦善在我心里不是英雄，但是至少，我发现他也并不是像我之前以为的那样，是个胆小怕事主和的旧官僚。就像蒋廷黻先生评价那样：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关系，在军事方面，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在外交方面，他实在是远超时人，因为他审察中外强弱的形势和权衡利害的轻重，远在时人之上。的确，我们就不应该把一场打不赢的战争怪在某一个人的头上，我们没法说刀枪棍打不过洋枪洋炮是因为一个大臣的过错。在蒋先生的书中，我认识了一个诚实的琦善，他知道没落的清王朝没法与兴起的近代化英国相抗衡，他认识到“化外蛮夷”的实力而不惜一切去“抚”，他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保全中国。可惜这种诚实在别人看来是失了国体，这种诚实无异于是一种怯懦。但是，在我现在看来，琦善担的起中国近代外交第一人的称号。
或许有的时候事实也并不是我们所想的样子，但是事实就是事实。历史永远是最伟大的，最公正的裁判，所有的一切最终都会有一个公平的判断。
蒋爷爷的三大“癖”作文
在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最不陌生的就是作文了吧，借助作文可以宣泄心中的情感，调节自己的心情。一篇什么样的作文才能称之为优秀作文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蒋爷爷的.三大“癖”作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说起我家隔壁的蒋爷爷，整幢大楼里无人不赞，没人不夸。他，浓眉大眼，不怎么明亮，却让人感到慈祥；高高的身躯，身板挺硬朗，好像一座铁塔，十分魁梧；说起话来响当当的，头头是道。大楼里的人们为什么都夸赞他呢？这还得从他的三大“癖”说起。
第三“癖”－－爱下棋。他很爱下棋，只要有一点空闲，就会拉上一个人噼里啪啦地杀上几盘。他爱下棋也善于下棋，同楼的老人、年轻人谁都下不过他，简直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可他却从不骄傲自满，反而常对佩服他棋艺高超的人说：“一山更比一山高，说不定哪一天碰上高手，我就要败得家也不认识喽。”
第二“癖”－－爱种花。从我认识蒋爷爷那天起，就经常看到他在自己的小小花圃里忙来忙去，松土、施肥、浇水，样样做得一丝不苟，仿佛在莳弄什么宝贝似的。有一天，我走进他的花圃，立刻陶醉在这万紫千红的花海里，陶醉在这香气弥漫的空间里。一盆盆秋菊、水仙、海棠、月季……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望着那些美丽芬芳的鲜花，我问：“蒋爷爷，你怎么会把花莳弄得这么美、这么好呀？”正在全神贯注浇花的蒋爷爷朝屋里一指，乐呵呵地说：“还不是靠那些‘宝贝'！”我走进他的房间去看他说的‘宝贝'，哇，枕头边竟全是书!《怎么培植》、《盆栽》……好多，真是应有尽有！这时，蒋爷爷也进屋来了，他边擦手边认真地说：“为了养好这些花，我每晚都要看上它几页，习惯了。一天不看就睡不着哇。”我一听，“扑哧”一声笑起来。蒋爷爷看了看我，又意味深长地说：“我在花儿上可花了不少心血呀。我希望它们越长越美，可更盼望你们这些‘花儿，长得比这花儿更壮、更美呀！”
第一“癖”－－爱修车。蒋爷爷特别爱鼓捣自行车，不仅修车技术高超，而且从不收一分钱。一般毛病，经他一瞧，立刻就会找出“病根”，然后二话不说，拿出扳子、钳子，这儿鼓捣鼓捣，那儿摆弄摆弄，不一会儿便“手到病除”了。开始时，大楼里的人们的车子坏了，都让他给修理。但时间一长，大家都不好意思了，因为蒋爷爷从来也不要一分钱，让人怪过意不去的。有人曾经硬往蒋爷爷手里塞修车钱，蒋爷爷立刻涨红了脸，眼一瞪，头一扭，手一甩，气哼哼地钻进屋里不出来了。
爱修车，爱养花，爱下棋，蒋爷爷就是这样一位老人。此刻，他一定在他的的花铺里忙着呢，你要拜访他，一定可以在那儿找到他，对了，再告诉你一个‘秘密'：见面时，千万不要夸他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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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道：“执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牛耳”，这句话，就是对蒋廷黻先生所著的《中国近代史》的评价；蒋廷黻先生所著的《中国近代史》堪称是研究中国近代史中的一步“皇皇巨著”，也许书中的内容并不如其他书一般详细，可以称为简明，但是其书中透出的观点却在今天看来都十分先进。
蒋廷黻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与外交家，1923年带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担任南开大学史学教授，与梁启超称为南开大学的史学奠基人；1935年受蒋介石赏识担任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处长，被誉为国民党“最知外交的”；1965年溘然长逝，享年70岁。
回到蒋廷黻这本“皇皇著作”，我们可以首先发觉本书围绕的中心是“近代化进步救国”，这也是他自身思想中心的映射；从书中，蒋廷黻先生虽为明说，但是字字句句中都透露出了“近代化”的必要性，而书中表达的“近代化”却不仅仅是科学技术上的近代化，然而还有教育的近代化、治学手段与工具的近代化，从书中的历史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只有通过这样催化近代化历程，中国才会有更加光明的未来。
《中国近代史》以中英订立“邦交”为开端，从鸦片战争到国家自我复兴的尝试；蒋廷黻对那个屈辱岁月的思考也同时带动起来史学家们对于中国前途与出路的集体思考，并且也影响了相当一代中国人对于“西方现代化”的思考与尝试；并且，书中蒋廷黻先生对于中国近代的人物的介绍与评价也同时刷新了我对他们的认识。
“天朝上国，无奇不有”
书中的开篇，蒋廷黻先生就讲述了关于中英两国订立“建交”的历史事件。从这些历史事件中，从英国皇室派马嘎尔尼勋爵率使团前往中国企图与中国建立国际关系，一直到最后英国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强制打开中国闭塞多年的大门；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受到明朝与前清的影响所根治在心的“天朝上国”的顽固思想导致了对自己的高估与对西方各国的蔑视，并且也同时限制了中国在近代开端的工业发展。
以书中1973年，英国皇室马嘎尔尼勋爵率使团前往中国希望订立邦交的事件为例。当马嘎尔尼勋爵带着贡礼见到在西方素有“模范的开明君主”乾隆皇帝并表明了自己到来的目的后，乾隆皇帝却因自己对于国家“天朝上国”的自大顽固，拒绝了英帝国送出的贡礼，并责令其出京回国。这就是中英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一次失败。
从这次建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在近代初期因闭关锁国而产生的对于自己的错误高估与对于西方各国的盲目蔑视最后导致了中国近代化历程遭到限制与搁置，最后才会有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与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
从大英帝国到列强瓜分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间的这近二十年时间来，恰恰是以大英帝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蓬勃发展的时期；由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欧洲国家的国家生产力、工业实力受到其催化也慢慢发展了起来，最终导致了英国等国的经济指数的快速增长；这也激发了欧洲各国开拓国外市场的欲望，而版图巨大、历史悠久的古老中国就是他们的目标之一。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并没有吸取教训，而与大英帝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也只是像蚊子叮一样使大清王朝无动于衷。中国的闭塞腐败面对英国的空前强盛，就像是待宰的羔羊般任人宰割；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欧洲其他国家也意识到了中国市场与其贸易潜力的巨大，从而都起了攻打中国的念头。
然而这一时期的大清王朝仍然深陷“上朝天国”的固执中无法自拔，没有意识到在中国之外的国家都陷入在工业革命进步的水深火热中。
所以，我们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史中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都源于我们古代清朝人的无知与腐朽，还有那深植于内心的“天朝上国”的顽固不化；我们对于外交的无知也相应导致了不可避免的古代大清王朝的覆灭与被列强瓜分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