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雅俗共赏什么意思如何写(三篇)

摘要:曹惠民教授是台港澳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中坚力量,也是中国文学研究的创新者。本文分三个层面详析了曹惠民“整合两岸,兼容雅俗”的学术理念,指出“两岸”拓宽了中国文学的研究空间,将一度搁置的台港澳文学(后及中国以外的华文文学)纳入了中华文学的大谱系;“雅俗”的统观比照丰富了中国文学的研究对象,反映了雅、俗文学并存、对峙的历史面目;“整合、兼容”提供了明晰有效的研究方法,围绕基本话题,比较得出大陆和台港澳文学的异同,从而揭示中华文学的嬗变规律。本文还探讨了曹惠民安之若素的“他者”意识,阐明华人文学研究需要语言、比较文学、心理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地理学、华侨史、中外交通史等多元知识,意味着学术的底气、锐气和大气。

关键词:曹惠民;“整合两岸,兼容雅俗”;他者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0)3-0104-06

《庄子》中的河伯见“秋水时至,百川灌河”,“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及至无边无际的北海,不禁望洋兴叹而“大天地”。如果顺着中华文学的大河,流出中国大陆的边界,瞻望台港澳和海外华文文学的辽阔天地,我们是不是也会涌起“大哉,中华文学”的感喟呢?是不是也希望驾舟一叶,寻找最佳视角,跨越时空和人为的地界乃至国界,尽赏中华文学之大观呢?在中国若干文学研究者中,兹有一人,自青年起即与文学研究结缘,并在台港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领域耕耘多年,以自己“整合两岸,兼容雅俗”的学术理念和实践,纵其一苇之所如,遨游于中华文学的壮美空间。

他就是曹惠民教授。

曹惠民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执教鞭10年后于1979年考进华东师范大学攻读研究生,师从钱谷融教授和“五四”老人、东南亚华文文学先驱许杰教授,以中国现代文学为研究重点。现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生导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先后兼任江苏省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会长,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馆特约研究员等职。他曾三度赴韩国、台湾担任客座教授,多次赴港、澳、台、新、马、泰、汶莱、美国参访、讲学、出席学术会议。1988年,正值学术盛年的曹惠民在犁青主编的香港《文学世界》发表了有关香港文学的第一篇评论———《他依然在星光下憧憬:我看陶然散文》。自那以后,他不仅多有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的评论见诸海内外报刊(在中国大陆、台港澳和新、马、泰、菲、韩、英、美等地发表论文160多篇),而且出版了多种带有开放视野、令人耳目一新的论著、编著和教材,如《他者的声音――曹惠民台港华文文学论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台港澳文学教程》(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阅读陶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898-1999百年中华文学史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多元共生的现代中华文学》(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等,在海内外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和好评。

当曹惠民教授从中国现代文学领域迈向台港文学研究时,大陆文坛和学界正沐浴着改革开放之风,处在反思布新、雅俗互动的活跃期。文坛上,白先勇《永远的尹雪艳》和李黎《谭教授的一天》开启了台港文学涌入大陆的闸门,挟严肃文学(以白先勇、陈映真、余光中、黄谷柳、西西、陶然等为代表)和通俗文学(以琼瑶、三毛、梁羽生、金庸、亦舒、梁凤仪等为代表)两股潮流滚滚而至,和大陆的文学作品交相辉映。大陆学界也渐觉禁开,陆续出现了台港作家作品论,从现代文学领域分流出台港文学研究的一群开路人。而在留守现代文学阵营的数千研究人员中,以北京大学钱理群、陈平原和黄子平为代表的学者倡导“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新观念,希望推翻近、现、当代文学的壁障,上溯下延,将中国文学史作整体观。上海陈思和、王晓明等教授则提出“重写文学史”的主张。于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评论界回荡着“台港文学”和“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两个关键词,而曹惠民恰是在中国的文学消费、流通和研究面临重大调整时,广读深思,确立了将台港文学纳入中国文学版图、整合中国文学史的学术理想,并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他所命名的“现代中华文学”事业中,填补学术空白,评介台港澳作家,探讨世界华文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创新者和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回首研究历程,曹惠民自云“其中一以贯之、念念不忘的学术理念和研究视角,我用八个字加以概括,这就是:‘整合两岸,兼容雅俗’。”曹惠民进一步将其解释为“兼容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整合祖国内地和台湾、港澳地区的文学为一体。”结合这几十年的华人文坛、评论界和学界的多元化气象,“整合两岸,兼容雅俗”的“八字真言”细解来,至少包括如下三层涵义:

1.“两岸”拓宽了中国文学的研究空间,将一度因政治、历史原因而遭搁置的台港澳文学(后推及中国以外的华文文学)重新纳入中华文学的大谱系,显示了先立足大陆,放眼台港澳;继而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开阔视野。

著名文化学者金克木说过,文学史多重“编年史”,而忽视“画地图”。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中国借鉴西方编纂自己的文学史,出现了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胡适《白话文学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等文学史性质的开山之作,此后百年来,中国文学史多被书写成汉民族文学史,汉语文学史,而且限于大陆板块。因此,从空间向度上讲,位于中国地图上的台港澳地区近乎被完全摒弃在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之外。虽不合情理,但因牵涉材料、学识、方法,甚至政治等非文学因素,似也不应苛责于先前的文学史家。

曹惠民则指出:“在地域空间上,对于台湾文学、港澳文学的‘搁置一边’……直接妨害了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内涵的确认,甚至有可能重蹈过去狭隘的‘中国新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覆辙。”因此,曹惠民特别强调中国文学研究中的空间意识和地缘诗学(geopoetics),不仅补写了台港澳文学史,而且让两岸三地的文学在恢宏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上进行对话,阐发它们之间的“连———隔———通”与“同———异国———合”。

而曹惠民注重的“空间”实具有文学评论的多层面可能。其“空间”可以指文本外的“空间”,比如在大陆、台湾和香港这三个空间,分三个时间段(20-50年代、50-70年代、80年代后)并置讨论其文学各自的发展和联系,辨析其“作家族群”的成因、往来和创作特点,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内地和台港澳文学空间从相连经疏隔终于相通,划出了现代中华文学的流变迁衍的一种独特轨迹。”另外,曹惠民还善释文本内的“空间”,即作品中的“乡村”、“都会”、“市井”等文化地理场域在两岸三地的各自表现,从鲁迅的未庄、鲁镇,沈从文的湘西小城到台湾黄春明的乡镇和李昂的“鹿港”,从茅盾、周而复、张爱玲、苏青、王安亿、程乃珊笔下的大上海到黄谷柳、侣伦、刘以鬯、西西、施叔青、董启章、陶然等人笔下的香港。乡土文学和城市文学在两岸三地作家的妙笔下幻化出无数风姿万千的佳作,构成了巨大的互可参照的文本阐释空间。

更妙的是,在文本外的“空间”和文本内的“空间”之间,还存在一个联系二者、值得探究的第三空间,即文本的传播、流通和消费空间,具体表现为媒体新变与文学衍变、官方传播与民间传播、翻译与文学、文化和商品化等多重叠合的关系。曹惠民对于两岸三地、中国与世界之间文学流通空间的独到分析,解释了“文学辐射源”、“琼瑶热”、“席慕蓉热”、“金庸现象”、“框框杂文”等诸多文学和超文学问题。

2.在“两岸三地”的空间框架内,“雅俗”的统观比照丰富了中国文学的研究对象,反映了大陆和台港澳雅文学和俗文学并存、对峙,此消彼长,复又共荣互动的历史面目,紧扣时代脉搏,在研究领域恢复了文学的“半壁江山”。

曹惠民认为,文学的“雅”“俗”之争,古已有之。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中的“雅”“俗”呈现出既对峙、对立又互相依存、渗透的格局,尤以小说界为盛,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和“鸳鸯蝴蝶派”小说的三十年对垒共存即为著例。而1949年后,大陆在新政权的统摄下,严肃文学长期一统天下、通俗文学销声匿迹,但同时期的台港通俗小说大炽,并在八九十年代连带同类影视产品长驱直入大陆。随后,中国两岸三地同时步入“雅”“俗”共存影响的活跃期,万人空巷观《射雕》,妇孺皆哼《婉君》曲,成为大陆“20年前之怪现状”。北京大学开设“金庸小说研究”、金庸经典化等等都说明了俗、雅界限的人为因素和时代性。

因此,在全面梳理两岸三地通俗文学的基础上,曹惠民总结道:

20世纪通俗小说在中国的创作和传播,有过三次大的浪潮:第一次是二三十年代在大陆的滥殇、崛起,第二次是五六十年代在台湾、香港的重新复苏,第三次则是80年代在两岸三地的同时辉煌。第一、二次都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家、作品,是谓“创作”之高潮,第三次则并未见新的大家名家的产生,基本上是第一、二次创作高潮时出现的名家名品的重印、再读,是谓“传播”之热潮。

此为诠释中国20世纪文学的又一宏观的论。

雅俗之未裂和雅俗之分野到底怎样同时进行呢?

且不谈《诗三百》“国风”的民歌被编入《诗经》,民间的乐府为曹氏父子、李白、白居易所倚重,且不谈一度被贬作“诗余”的词后为士大夫激赏,瓦舍勾栏间被称作“词余”的曲亦成为中国戏剧的看家经典,且不谈早年流传坊间的《红楼梦》孕育了“红学”,也且不谈佛经中的经变故事,禅宗和道家的语录……单是20-21世纪的中国小说也体现了“正宗化”和“雅俗分中有合”的文学规律。曹惠民举证:通俗小说大家包天笑、周瘦鹃积极翻译西方小说,而被鲁迅盛赞为“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通俗文学家和新文学家都崇扬反对封建复辟、抗御外侮侵凌;通俗小说借鉴外国文学和新文学的表现手法,新文学则探讨“大众化”,出现赵树理等典范。而当台港袭来的武侠热、言情热在大陆如火如荼时,一些“纯文学”作家冯骥才、贾平凹、王朔、苏童等开始尝试走雅俗并举的创作之路。有“报屁股文字”之称的“框框杂文”,被黄维樑誉为“香港通俗文学的重镇”,因三苏、曾敏之、胡菊人、黄霑、李碧华等高人的加盟,平添丰韵,而老舍、张爱玲、金庸更是雅俗共赏的“撄人心者”。如果我们继续联系,以韩少功、阿城为代表的大陆作家掀起了回归民间的“寻根热”,高行健独行长江流域13省行程三万余里创作了吸纳民俗、傩戏、巫文化的诺贝尔获奖小说《灵山》,……荷马史诗源自民间行吟诗人的集体创作,但丁写下《光辉的俗语》,《圣经》微言大义,莎士比亚曾受古典主义戏剧家嘲弄,彭斯、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拜伦等利用“歌谣”和大众语言创作出浪漫主义杰作,雨果的《欧那尼》曾经引发剧院武斗,格林童话为民间故事结集后而跻身经典,狄更斯的报载小说被尊为批判现实主义的力作,差点被撵出图书馆收藏的马克•吐温后来却被视作第一个真正的美国作家,……如果我们承认这些事实,便不难同意雅俗之分绝对是相对的,会随着接受语境而可以互相包容,乃至互相渗透。

有学者指出:“没有通俗小说刺激的高雅小说和没有高雅小说发展的通俗小说,都很难成立也很难发展”,“雅俗对峙……是小说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动力。”著名作家兼学者朱自清统观中国文学,也指出唐以后,随着平民读书、入仕的增多,加之印刷术的发达,雅俗共赏、以俗为雅、俗不伤雅越来越有可能。“雅士不得不理会甚至迁就着他们(指俗士――笔者注)的趣味……他们也在蜕变,这样渐渐适应那雅化的传统,于是乎新旧打成一片,传统多多少少变了质继续下去。”

审美、教化、娱乐、怡情、增知,乃至谋生、扬名――文学自古负载多重功能,因此雅、俗都有存在的合理性,也都在声气相通的演变进程中。正如曹惠民所言:

严肃文学的大众化(通俗化),通俗文学的高雅化(精品化),二者正互为影响。调整自我又兼容“对手”,从而消解雅俗对峙、抗衡的矛盾,致力于建立雅俗互渗、雅俗并存、雅俗共赏的新局面,应当是适应时代、顺应大众、也符合文艺自身发展规律的正确选择――其实也是唯一的选择。

虽然“以雅俗共赏、顺应大众为文艺的正确或唯一选择”之提法值得商榷,但古今中外,雅者自雅、俗者自俗的同时,雅俗亦能互渗,却是事实。在后工业化时代,精英文化和草根文化的界线日渐漫漶,文学身不由己地走进“世界工场”,被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拨弄着,鉴于此,曹惠民的“兼容雅俗”既是对文学研究对象的包举整合,也可以说是一种理性的文化和生存态度。

3.“整合、兼容”提供了明晰有效、切中腠理的研究方法,在传统的知人论世和审美的文学批评手法上,跨越地域分界,围绕基本话题,采取宏观和微观双重视角,比较得出大陆和台港澳文学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从而揭示了中华文学的嬗变规律。

从宏观上讲,曹惠民的《多元共生的现代中华文学》和其主编的《1898-1999百年中华文学史论》搭起了两岸三地的空间大构架,包容了雅、俗文学的两大阵营,较充分实现了20世纪中华文学的史学和文学梳理。“中华文学”和传统的“中国文学”虽只一字之差,视野却大为拓宽,有王国维所说“堂庑特大”之感,让原本拘于中国汉语文学的读者和研究者得以超越国界,同时领略海内外华文文学的“宗庙之美,百官之富”。

《1898-1999百年中华文学史论》凸显人文精神、世间情怀、现代化转型、中国情结、雅俗调适、女性写作、作家族群、传播和消费等八个基本话题,将两岸三地的文学整合成一个互通、多向、有机的对话实体,建构了中华大文学史的模式。上文论及曹著中的“空间”(含地缘、文本、流通多义)和“雅俗”跨界整合,即是显例。除此,对西方现代主义、乡土文学、都市文学、文学与政治关系等在大陆、台港发展的比较,也堪称醍醐灌顶之新论。作为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该书获得了专家组许志英、陈思和、王晓明、林建法等同行教授的一致赞扬,认为其“建构了体系新颖且较为完整的理论构架”、“开创了文学史论述的新类型”,“是一部具有厚重学术质量的学术专著”。海内外报刊也有多篇书评,肯定了这种整合路数新见迭出,不仅拓展了两岸三地文学和文学史的研究空间,而且提供了可让他人师法的实践方法。该书问世后,一批思路类似的文章、论著层出不穷。

就微观而言,“整合、兼容”首先要求论者熟稔中国大陆的文学作品和现象。曹惠民早年师从名家,以中国(大陆)现代文学为术业之专攻。作为主要作者,他曾在八、九十年代参与多种全国通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撰,因而具有先期扎实的积累和感悟。

其次,“整合、兼容”要求论者对台港澳文学了如指掌,对文学文本进行全方位研读,包括“新批评”式的细读。曹惠民博收台港澳报刊、书籍、影像等一手资料,写下不少相关的作家作品论,如郑愁予的诗歌、张晓风的散文、李昂的小说、粟耘的山林散文、叶灵凤的“香港随笔”、刘以鬯的“实验小说”、刘绍铭、梁锡华的学者散文、司马长风的文学史著、曾敏之杂文的人文魅力、董桥散文的“学、识、情、趣”、黄国彬的“大散文”、王璞的私语散文……这类的个体评读,不胜枚举。另外,对于一些突出的或新起的文学现象和流派,曹惠民亦能及时勾勒群像,归纳总结,比如《出走的夏娃》论述台湾女性写作叙述主体的建立,《记忆在山海间还原》、《台湾的自然写作及其研究》、《台湾“同志书写”的性别想象及其元素》、《颠覆之美》等文分析台湾兴起的原住民写作、自然写作和酷儿写作,《紫荆香远》是对“香港文学选集系列”的总评,《走向前沿》是对大陆香港文学博士论文的综论等等。再者,曹惠民亦瞭望华夏之外,笔涉日、韩、新、马、泰、菲、印尼、北美等地的华文写作。由此见树见林,切中肯綮,生动反映了海内外华文文学的大千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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