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有那么一个教授，曾经为老川大写了校歌，但现如今川大已没几个人知道他；他的博士论文《政治多元论》，一出版就是剑桥学术名著，轰动西方——那时他才30岁，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至今无人超越。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81名院士中，仅有两名政治学学者，其中一位就是他，另一位是钱端升。但如今不要说学界或四川大学，哪怕在政治学界，也少有人晓得他。
曾有人撰文《寂寞钱端升》。但钱端升终究做过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自有相当的知名度。那个少有人知晓的政治学院士，身后才是彻底的寂寞。他，就是萧公权。
萧公权(1897～1981年)，生于南安(今江西大庾县)，原名笃平，字恭甫，自号迹园，笔名君衡。早年就读清华学堂，1920年夏季赴美留学，就读于密苏里大学，先后修习新闻学和哲学，硕士毕业后入康乃尔大学，1926年以论文《政治多元论》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担任南开大学、东北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政治系教授职，讲授“政治学概论”、“比较政府”、“法理学”等课程。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四川大学、光华大学任教，并兼职于国立编译馆。1947年，应顾毓琇校长之邀在国立政治大学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和“西洋政治思想”。这一时期，萧的主要著作是《政治多元论》(1927)、《中国政治思想史》(1945)、《宪政与民主》(1947)。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1949年萧公权赴台湾讲学，旋即赴美，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中国政治思想”和“中国社会制度”等课程，先后出版《中国乡村》(1960)、《帝制中国的和解》、《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1 975)、《翁同龢与戊戌维新》(1983)。1970年代，由著名汉学家牟复礼(frederick mote)花费10多年功夫翻译的700多页《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英文本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书出未久即被美国学者购买一空。萧公权融会中西方学术，在政治学和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享有极大的声望和影响。
一书成名
萧公权晚胡适10年到美国，刚去美国时就读密苏里大学，先入新闻学院，后因个人兴趣转入该校哲学系就读。密苏里大学肄业后，老师给他提供了两个选择，一个是带奖学金的哈佛，一个就是胡适离去的康奈尔。萧的最终选择不是哈佛，而是绮色佳小城的康乃尔。这一选择与胡适正相反。胡萧二人，一个是从康乃尔到哥伦比亚，一个是从哥伦比亚到康乃尔。更有意思的是，胡适离去康乃尔和萧公权选择康乃尔居然是同一个原因。胡适说：“我转学哥大的原因之一便是康乃尔哲学系基本上被‘新唯心主义’学派占据了。”然而，萧公权选择康乃尔的两个理由，第一个便是：“康乃尔的哲学系是当时美国唯心论的重镇。无论个人是否接受唯心论，研究这一派的哲学可以得到精密思想的训练。”
萧公权就读康乃尔时，该校曾请过胡适的尊师杜威来讲学。对此，他印象颇深，在回忆录《问学鉴往录》中说：“一间可容500多人的讲堂完全坐满。来迟一点的只好站着听。名重一时的杜威先生似乎不擅长演讲。他站在讲台上，把讲稿放在桌上，俯首低声，一句紧连一句地读着。我聚精会神，倾耳谛听，勉强了解他所讲的大意。……第二次演讲时，来听的学生不过第一次的半数。到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讲演时，讲堂里的座位三分之二是空着的”。年轻学生萧公权代表康大50多个中国学生，在杜威参加的茶话会上请教他：“中国积弱的主要原因何在?”杜威言简意赅地回答：“中国文化过度了。”
向来留美的中国学生大多以汉学为选题方向做博、硕论文，胡适如此，后来的余英时、黄仁字等人都是如此。蕭公权是少有的不做中国方向、直接进入政治学学科主流理论研究的学者。即便在他身后，众多赴欧美留学的学子，也少有他当年的勇气，更少有他一出手就惊天下的水平。何炳棣先生曾说：“20世纪炎黄子孙博士论文一出立即被誉为国际名著只有两部。一部是萧公权先师康奈尔博士论文《政治多元主义：一项当代政治理论的研究》，另一部就-是陈体强的牛津论文《有关承认的国际法》。”
在做硕士论文时，导师问他是否想写一篇有关中国哲学的文章?萧拒绝了，他希望老师能给他一个西洋哲学的题目，理由是：“(一)我们中国学生到西洋求学应当尽量求得对西洋文化的知识。回国以后去着手研究中国文化并不为迟。(二)在美国写有关中国哲学的论文，或有沟通中西文化的一点作用。然而我是尚在求学的学生，对于中国哲学没有深刻的了解，因而也没有介绍给西方人士的能力。(三)那时美国一般大学图书馆里收藏有关中国的书籍为数不多，密苏里大学图书馆尤其如此。我如做有关中国哲学的论文，必会感到参考资料的缺乏。(四)一般美国大学教授对中国文化未曾致力研究，似乎未必能够真正指导学生草写论文。”教授同意了他的看法，并建议他对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大学者拉斯基的多元政治理论进行讨论，萧以此为题完成了硕士论文。在康奈尔大学做博士论文时使用同一题目，在硕士论文基础上扩展为博士论文，并成书出版。
萧的博士论文1927年在伦敦甫一出版，便佳评如潮。拉斯基本人在《新共和》上撰书评“此书才力与魅力均巨，为政治学界5年来所仅见。”《哲学学报》认为《政治多元论》一书“极具启发性”，值得所有对政治学说有浓厚兴趣者的注意”。《国家》杂志认为该书对政治多元论“作了最具批判力与完整性的研究”。《美国政治科学评论》谓此书出版之前，坊间尚无一本书，对近代政治思想显明而重要的发展，作如此全面的验证，认为“此书展现严密的思维、有力的论证，以及令人折服的公正”。该书很快被列入国际心理学哲学及科学方法丛书之一，牛津大学“当代巨著”课程将此书列为必读书目。
关于该书的出版，萧公权回忆：“民国十五年(1926)秋天我在上海任教时接到书局来信，决定把我的论文付印，并列为‘国际心理学哲学及科学方法从书’……之一。我当然喜出望外。一篇论文一字不改，由英国一家重要书局出版，这已是难得的机缘，同时收入一套著名的丛书，与80多种名著，如梁启超《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英译本，罗素的《物质的分析》等并列，于我更是无比的殊荣。”彼时，萧公权30岁。抗战胜利后萧公权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数十年后，身在美国的萧公权对学生说他向来独来独往，不
入门派，之所以能当选院士，与《政治多元论》一书大有关系。
四川、清华时光
萧公权1897年11月29日生于江西省南安县，但是他一生讲话都是四川口音，以至于常常被人误认为四川人。这是何故?原来萧公权6岁时就被伯父带到四川省西部的崇庆州抚养长大，后来去重庆，直到去上海念教会中学，因此他说话一直有川音。伯父非常疼爱他，专门花钱请老师为6岁的他讲授《史鉴节要》、《地球韵言》、《声律启蒙》、《千家诗》。其后，在学习《论语》、《孟子》、《国语》等的同时，还专门请老师教授他英文和日文。少年时代对萧公权影响较大的是伯父为他请的家庭教师何笃贞。在何5年的悉心教导下，他不仅通读了《十三经》，还精读了《纲鉴易知录》。何虽不主张“保皇”，却颇为尊孔。每天，萧公权与两个堂姊妹先向“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深鞠一躬，再向老师行礼，然后才开始上课。听到辛亥革命的消息以后，何师以“革命非叛逆罪”为题，让学生写作时事评论。何笃贞是非常称职的老师，到了萧公权该上新式学堂的水平，他便坚辞萧伯父的聘约，谓之“才学已教不了他”。直到萧公权赴美留学，师生二人还有书信往来，使萧终身难忘。
之后，萧公权离开四川去上海念中学，然后考入清华，后又考取奖学金去美国留学，回国后在天津、沈阳、北京等地教书，一度远离四川。但似乎命中注定，四川是他的福地。1937年抗战爆发，适逢中英庚款董事会实施一个充实内地高等教育的计划，萧公权、吴大猷、张洪沅一起接受四川大学的讲座教授聘书，萧公权担任“中英庚款讲座教授”。但由于他们三人的薪水比四川大学的教授高些，在川大校内引发一场争议，导致吴大猷萌生去意，第二年夏天前往西南联大执教，但在四川长大的萧公权并未离开，一直在四川大学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与“西洋政治思想”两门课。同一时期，萧公权还到成都的燕京大学和光华大学兼课，即他后来回忆所说的“漂泊西南，糊口四校”。
次年萧公权一家疏散下乡，在铁门坎农家居住，于日寇的轰炸中，他开始着手写作酝酿已久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书稿。1940年，70万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全书脱稿，被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为“部定大学用书”，交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一部用社会科学方法对中国的政治思想进行全面梳理的著作，可视为胡适“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的产品之一，与胡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样有开创性的重要意义。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萧公权在他的第二故乡四川完成了这一部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有意思的是，萧公权在密苏里大学哲学系的导师赛宾在教他时尚无名气，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完稿前的1937年，赛宾出版《西洋政治思想史》一书，声名鹊起。一师一徒，一东一西，两本巨著，是国际政治学界的一段佳话。这一时期，长于诗歌的萧公权还为四川大学题写了《国立四川大学校歌》，典雅而大气：星辉井络，地雄巴蜀；山川秀毓，西南美奂。
最近，四川大学政治学系开始在研究生复试阅读书目中加入萧公权的这部《中国政治思想史》，也算是他与四川、与四川大学的再次机缘。
在四川时，萧公权曾与钱穆、冯友兰、钱端升、陶孟和等大家在1944年冬天担任中央训练团高级班第三期教官，主讲“各国政治思想”。1947年萧公权应国立政治大学校长顾毓琇之约，前往南京任教，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和“西洋政治思想”两课程。在就任后，该校教育长竟约同党务人员对他进行一场关于“国父遗教”的口试，这被一生不入官场的一介学者萧公权视为莫大的羞辱。
除了四川，萧公权的一生和清华有不解之缘。倘若说四川于他有养育之恩的话，清华于他则有教育之恩。1918年，22岁的萧公权自上海青年会中学毕业，直接考进清华学校念高等科三年级。1920年自清华学校毕业时，萧公权一举考上公费留美名额。
1932年，已回国在南开大学等校任教数年的萧公权，应清华同窗、已在清华政治系任教的浦薛凤之邀，移讲母校清华大学政治系，直到抗战爆发。在清华，萧公权讲授“当代西洋政治思想”，与张奚若、錢端升、王化成、陈之迈等一代政治学者同事。之后，1933年他开始在清华授“中国政治思想史”，并编录《中国政治思想史参考资料》1400余页，线装6册，作为讲义，他10年后在四川写就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就是在这个课程的基础之上完成的。1934年他代蒋廷黻编辑《中国社会及政治学评论》，并结识陈寅恪、费正清等人。在清华任教期间，萧公权与吴宓过从甚密，且有歌诗唱和，同时与陈岱孙、俞平伯、闻一多、潘光旦等人比邻而居。当时清华为教授们提供了非常舒适的生活条件，从暖气到热水，一应俱垒。从学问、交往到生活条件，都非常理想。萧公权1926年回国到抗战爆发的这10年，是民国发展史上最好的时期，是清华政治学系最辉煌的时期，也是萧公权一生在学术和生活上最为惬意和舒心的时期。
在清华求学期间，他曾向《清华周刊》投稿，参加“五四运动”，还编辑过《民钟》日报。当时的他既反对“打倒孔家店”，也反对“全盘西化”，认为“救国必先读书”。后来，他将年轻时的这些看法贯彻一生。与同时代的许多社会学科的大学者不同，终其一身，萧公权恪守学者本分，只读书、教书，从未进官场半步，甚至连大学的行政职务都不曾担任过。抗战期间，同系的王化成、浦薛凤、陈之迈等人，甚至他的堂兄萧叔玉(清华经济系教授)等都进入政府工作，他却一直未改年轻时的志愿。但他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从1930年代到1940年代，萧公权在《独立评论》、《新经济》、《观察》等自由主义者刊物上发表了很多政论文章，后来编为《宪政与民主》，1948年在上海出版。
抗战胜利之后，萧公权十分怀念战前在清华度过的美好时光，很想重返清华大学新南院六号的旧居，但不知何故，他的申请没有被接受，终于北归成梦。1949年萧公权应台湾大学校长庄长恭之约，赴台讲学。9月下旬离台赴美，出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访问教授，后转为专任教授19年，讲授“中国政治思想”、“中国社会制度”以及“中国政治思想及制度资料阅读”等课程，直至退休。
赴美
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和费孝通等人，掀起了中国乡村研究的第一波高潮。1949年到1980年代，中国乡村研究在大陆基本上陷于停滞状态，海外学界却在该领域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比如杨庆堃、珀金斯、施坚雅、韩丁、黄宗智、裴宜理和赵文词等。萧公权列身其中，以扎实的政治学素养，对帝制晚期的乡村社会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其成果对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萧公权的这个研究方向吸引了许多后辈，如孔飞力、邓尔麟
等”。施坚雅的名作《中国乡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就从萧著中吸取了大量的灵感与养分。
萧公权初到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执教时，正值美国的中国研究崛起，该校的远东研究即为重镇之一。远东研究所的同事建议他研究难度很大的19世纪中国乡村问题。自1950年年初至1953年夏初止，他翻阅了近千种的中西文书刊。写作《中国乡村》时，每章初稿完成后，他都送交“中国近代史讨论会”同人讨论批评。1960年《中国乡村》出版，好评如潮。萧公权因该书获得美国学术团体协会第三届人文学术卓著成就奖，被誉之为“融合中西两个伟大学术传统的精华”。有人认为该书是马克斯·韦伯关于中国社会宗教的《儒教与道教》一书后最为重要的作品。
二战前的汉学家多是传教士家庭出身，研究中国多凭兴趣，比如历史、文学、语文、哲学、艺术等，没有学科的限制。二战后中国研究成为区域研究，但西方主流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少与中国研究沟通。受过严格学科训练的萧公权认为，中国研究必须有学科训练，从别的学科中获得方法与概念上的启发，才能完成中国研究的完整提升。他晚年对汉学和中国研究的前景不很乐观。他认为西方学者由于语文与文化背景的限制，很难真正了解中国，更何况许多标榜以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的人，重视方法却更不重视语文的训练，曲解或误解，比比皆是。当时中国大陆正值“文革”，而港台学者的成果质量乏善可陈。“文革”结束后，他发现中国年青一代的文史学者对传统学问非常隔膜。在后人看来，萧公权的不乐观某种意义象征一个时代的结束，即西方汉学研究不可能再出现像萧公权那样兼通中西的学者，就像中国大陆再也不会有陈寅恪与钱钟书那样的人一样。
历史学家汪荣祖1965年秋天到华盛顿大学求学，就住在萧家隔壁的楼上，常常在课后跟着萧公权从校园步行回家，一边走一边聊天，1971年毕业时还特意与萧在萧家门口合影。1981年夏天汪荣祖前往中国大陆，途经西雅图拜访萧公权，没想到这是最后一面。同年秋在大陆接到萧离世的消息。次年春，汪荣祖再过西雅图，看到萧宅门前翠竹依旧，但萧已不在人世，于是在华盛顿湖畔徘徊良久。
保守与艺术气质
余英时曾经以萧公权为例，说明即使在“五四”时期，也不是所有大家庭的子女都被名教纲常压迫得非反叛不可。萧公权父母都很早去世，但他的成长反而得力于旧式的大家庭。他出生一月母亲即离世，两位待嫁的姑姑养育他。不久后祖父辞官回乡，负责养育他。6岁的时候祖父过世，大伯父从四川省奔丧回籍，见他父亲当时尚未续娶，便商得其父同意，于丧葬完毕后带他同去川西的崇庆，不惜重金(年薪一百两纹银)专门请教师教他。不久，萧父在32岁的壮年去世。萧的七叔自己有四个儿子，但看待萧公权同他们完全一样，买了玩具或糖果也同样给他一份。长房的二伯父在民国成立以后退居上海过着清淡的生活，民国四年萧公权到上海进学堂，每逢暑假年假都住在他家。萧公权考取清华后，二伯父听说他从上海到北京的路费还没着落，便替他买好火车票，并给了一些零用钱。萧公权从清华毕业回到上海准备赴美时，二伯父明知学校发给每名毕业生500银元的置装费，却另外给他百元，以示奖许。上船的那天，还亲到码头来送。萧公权年轻时投考清华学堂、回国先后去南开、清华教书，都得益于先他在清华就读的堂兄萧叔玉的鼓励与帮助。对养育自己的这个温暖大家庭，萧公权本人晚年回忆说：
一个人的性格和习惯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是在家庭生活当中养成的。上面提到的尊长和弟兄在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不同方式之下，直接地或间接地、有意地或无意地，给予我几十年的“家庭教育”，奠定了我向学及为人的基础。“五四运动”的健将曾经对中国旧式家庭极力攻击，不留余地。传统家庭诚然有缺点。但我幸运得很，生长在一个比较健全的旧式家庭里面。其中虽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父母双亡的我却得着“择善而从”的机会。因此我觉得“新文化”攻击旧家庭有点过于偏激。人类的社会组织本来没有一个是尽善尽美的，或者也没有一个是至丑极恶的。“新家庭”不尽是天堂，旧家庭也不纯是地狱。
在婚姻观上，大家庭出身的萧公权接近胡适，非常保守。但他不像胡适那样婚姻观念保守、爱情观念纠结。萧公权留美期间也曾与女性朋友来往，但他时刻谨记以对未婚妻负责的态度，不逾矩，不放纵。关于这一点，他在《问学鉴往录》中，一一叙述。1926年他在30岁这一年完成了人生两件大事：5月初博士论文脱稿，6月中旬参加康乃尔大学毕业典礼，获博士学位，7月中旬返国，8月中旬抵沪，11月5日与早已订婚的薛织英女士结婚。这场婚姻延续一生，中间他从不曾分神。
但是，保守的萧公权却充满了艺术气质。1923年他密苏里大学硕士毕业，专门进入西北大学的夏季暑期班，学习音乐理论。留美期间，他还利用课外时间学习了小提琴、钢琴、音乐理论、作曲技巧、水彩画、油画等。他的看法是，只有南宋以后的理学家才教人“正襟危坐”，其實中国古代教育中的“六艺”当中即包括“乐教”，孔子本人也曾弹琴放歌。有趣的是，萧公权原名萧笃平，去上海念教会中学时因仰慕柳公权而改名萧公权，他也确实和柳公权一样，写得一手好字。
喜好音乐、美术和诗歌的萧公权，艺术气质一生不改。他是受过西方社会科学完整训练的学者，却充满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气息，长于古典诗词，在清华和燕京、四川大学教书期间，曾与吴宓、朱自清等诗友多有唱和，结集出版《迹园诗稿》、《画梦词》，后合成一册，名日《小桐阴馆诗词》，收入《萧公权全集》第二卷。
萧公权退休前讲的最后一堂课，也颇显他的艺术家气质。课程内容讲毕，他提到哲学家桑塔耶那在哈佛大学上课时，忽见窗台上的知更乌，回头向学生们说“我与阳春有约”，时年还不满50的桑塔耶那下课后即辞职退隐，专心著书，从心所欲。萧公权说自己不是要学桑塔耶那，但知道一个桑氏不知道的秘密：按照北宋劭雍的说法，任何事物129600年后都会一一重现重演。他与同学们相约于129600年后再见后，便离开教室。
萧公权兼通中西，兼通史学、哲学、政治学，人文素养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全面发展。他以探讨政治学理论主流的博士论文在西方一举成名，返国后又以少时的国学典籍功底和严格的社会科学训练功底，对中国数千年的政治思想史进行了开创性的梳理和总结，即便晚年去国离乡从事中国研究时，也以独特的视角和功底带给美国的中国研究一片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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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公权，字诚悬，出生于公元778年，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他是唐中期诗人，曾以“三步成诗”而震惊朝野，又是著名的书法家。特别是他的书法，自成一家，称为“柳体”，与大书法家颜真卿齐名，其字结构严谨，刚劲挺拔，历有“颜筋柳骨”的美誉。
柳公权生于世代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是一代名儒，精通史书：他的母亲是个女才子，能诗善文；特别是他的哥哥柳公绰，更是喜读诗书，善属文，以博学多识和直言极谏初授校书郎，后升渭南县尉、闻州刺史、吏部员外郎，后至太子太保。在哥哥和父母的影响下，柳公权从小就养成了刻苦学习的习惯。在他刚刚三岁的时候，他见父母捧着书本读书，便要读书；见父母拿着笔写字，也要笔写字。父母见他求知心切，就教他读书和写字。因为小公权天资过人，父母每天所教内容，远远满足不了他智力的要求，便私下里央求哥哥教他。
柳公权他有个伯父，名叫柳子华，喜爱书法，很有名气，并收藏了自秦汉以来所有大书法家的字帖、碑文。柳子华膝下无子，便想让侄儿继承他的事业。起初，他把希望寄托在大侄儿柳公绰身上。后来，他见公绰虽人品厚道，学习也很刻苦，但天资却不如公权，而且对书法不感兴趣，练了几年也没有进步，便又想把自己的这批财富传给公权。
公权好像是天生就有书法细胞似的，经伯父一教便有些入门，而且练习十分刻苦，进步也很明显。就读经书、写文章和练习书法而言，公权更是偏爱书法。因此，到他十二岁的时候，诗文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书法却是已经很有名气了。不少名流、学者前来拜访，他们看了公权写的字，又着实称赞一番。
小公权在这一片赞扬声中，渐渐产生了自满情绪，不论是背诗、写文章，还是做其他什么事，只要比不过人家，就提出来要和人家比书法；就是与客人交谈，或和小朋友一块游戏，也是言必谈书法，以示自己的优越。对此，父母和哥哥都有所觉察，多次提出批评，但他表面上表示改正，内心却是不服，依然我行我素。
有一天，小公权在村头和他的小伙伴玩将军骑马的游戏。他争强好胜，要当将军，让其他孩子给他当马骑，其他孩子不同意，他便要和他们比书法，谁写得好，谁就当将军。说罢，他不管其他孩子同意不同意他这种比赛方法，便从兜中掏出纸来，铺在地上，又掏出笔墨，便写了起来。恰在这时，一位卖豆腐的老汉走了过来，对小公权这种蛮不讲理的做法，很是生气，于是把豆腐挑子放在地上，走过来看他写字，准备好好地教育教育他。
小公权写完一篇之后，抬起头正要对其他小伙伴显能，却看到一个老汉也在看他写字，便主动地递给老汉说：“老伯伯，我叫柳公权。你看我写的字还行吧？”
他的意思是讨几句表扬。老汉听说这孩子就是柳公权，写字很有名气，刚才的气就消了一半，又看了看他的字，的确写得不错，也想称赞他几句，但是看到他刚才那么傲慢，知道他已产生了自满情绪，如不及时克服，将来难以成才，便想开导他几句，于是说：“你这字有什么好的？城里有个姓汤的老人，失去双臂，人家用脚夹着毛笔写出来的字也比你写的强多了！”
小公权听后大吃一惊，瞪大眼睛问道：“真有此事？”
老汉又说：“不信，你就去看看好了。孩子，你知道吗，这就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任何时候都不能满足啊！”
小公权惭愧地低下了头。
第二天一早，他便去城里，看看到底有没有这回事。他来到城里，刚进城门，就看见一位无臂老人，果然用双脚夹着毛笔写字，而且写得龙飞凤舞，刚劲雄浑，便立即扑通跪倒在地央求说：“你就是汤爷爷吧？我叫柳公权，今后再也不敢目中无人，骄傲自满了，您就收我为徒吧！”
老人开始不肯，后见小公权的确心诚，也就同意了。
从此，小公权戒骄戒躁，虚心学习，刻苦练习，取众家之长，补自己之短，终于自成一体，创造了柳氏书法。
这是唐朝大达法师玄秘塔的碑铭，宰相裴休撰文，柳公权书丹并篆额。
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朝散大夫兼御史中丞，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裴休撰。
玄秘塔是供奉大法师端甫灵骨舍利的地方，所谓大丈夫，在家就要发扬仁、义、礼、乐，帮助天子教化引导世俗，如果出家当和尚就要心生慈悲，去掉一切执著，辅佐觉着阐扬教法，利益众生，不这样做不能说是大丈夫所为，违背这个也无法得道。
出家当和尚是多么雄壮的事啊!天水有个姓赵的人，祖辈是秦人。他母亲张夫人梦见一个印度和尚对他说：“你要生一个好孩子。”说完就取出口袋中的舍利让她吃下。等孩子出生后，梦见的那个和尚于大白天来到她屋里，摸着孩子的头说：“他一定能大力弘扬佛教。”说完就消失了。孩子长大后，额高眼大，下颌丰满，口唇方正，身高六尺五寸，声音象洪钟一样的响亮。要领悟佛教的法理，凿开众生的耳目，帮助他们认清宇宙，就一定要有这种祥和奇特的表像啊!
他十岁时到天水街亭镇崇福寺依附道悟禅师当沙弥，十七岁正式成为比丘，入安国寺诵经，在西明寺受具威仪戒于照律师，由于他禀承持戒升为律师，同时，安国寺素法师传授了唯识大义，福林寺法师传授了通涅盘大旨。
没多久，他正心主持拜神的活动，很多神灵都来显现，他坐在一个很大的平台上讲述自己对佛法的理解，整个都城的人都去聆听。德宗皇帝听到了他的大名招请他入宫，见到他后非常高兴。从那以后，他经常进出皇宫，与儒家道家的人议论佛法，皇上赐给他紫方袍，每年对他的赏赐都高于他人。又下诏书让他在东宫教授太子。顺宗皇帝对他非常敬仰，对他亲如兄弟，两人同床而眠，恩宠礼遇特别隆重。宪宗皇帝也多次到他的寺庙里拜佛，和他象朋友一样，经常向他请教，赏赐的礼物也很丰厚。而他才华出众，说辞敏捷又合乎理数，回答皇上的询问都符合佛教的教义。虽然是仓促应对，每次都是以弘扬佛法作为要务，因此，皇上更加尊重修佛的人，认为他们是大圣人，也感到佛法的教义有高深莫测之处。当时，朝廷刚刚平息了各地节度军将的叛乱，皇上闲适无事，就颁下诏书让和尚率僧众从灵鹫山恭迎佛骨，在奥深的宫殿里开设法场，皇上手捧香灯亲自为百姓请福。不久，四海升平，没有人犯法，当兵的也不需要再去打仗，再也听不到孤儿的愁苦的哭声，就连大海也不起惊浪。这都是用天法的宗旨来庇佑朝政而取得的明显效果啊!要彰显天法辅助明君一定会有神灵的默契、暗合啊!
他主掌内殿法仪，录左街僧事，以树立榜样来表彰僧众，历时十年，讲述《涅盘》《唯识》经论，担当仁道之重任，传授给宗派的主持，以开启修炼者并引导世俗，共一百六十座。他对“身口意”的修为符合佛法的要求，对不生不灭的心愿得到了实现，每日持诵诸部咒诀十余万遍。他把清净国土当作栖息之地，庄佛经来报答佛法的救度之恩，供用数十百万金来装饰殿宇，其雕绘都非常美好。庙里的方丈可静静的在床上打坐，显贵的大臣和名流都非常敬慕佛法，豪爽之士及工匠商人都前来瞻仰。他们都诚心诚意的向寺院祭献宝物，非常敬仰的礼佛。像这样每天有千余起，我们不能全部记录。和尚引导众生参拜神佛，抛弃凡尘的假象而修心向善，心里都很平静，无论是公子王孙还是地位低贱的人，都诚信接待。将要驾驶横渡大海的大船，从迷蒙中把众生拯救到超脱生死的涅盘境界，就一定要有神奇的功力和奇妙的道术啊!
以开成元年六月一日，他面向西右胁向下躺着圆寂。当时正是暑天，他死后的容貌就象活着时一样，遗体通宵飘逸着奇异的香味。那年七月六日，迁移到长乐的南原。按着大师的遗嘱把遗体火化了，得到的舍利子有三百多粒。燃烧时发出的光芒象皎洁的月光一样，火灭了他灵骨中的舍利子象圆珠一样。皇上谥号“大达”， 存放他灵骨的塔叫玄秘塔。享年六十七岁，出家受戒后四十八年。他的弟子比丘和比丘尼约千余名，其中有五十名都是对生命大道通达的人。
出家当和尚是多么雄壮的事啊!不然，其不同寻常的祥瑞圣德哪能如此茂盛啊!继承沿袭他的弟子义均、自政、正言等人，严格遵守他的事业，虔诚的遵循他遗留下来的风教。生怕他们的美善之道随着时间的飘移而埋没。而合门使刘公的法缘最深，更是坚守他的法门，见他人行善，随之心生欢喜赞扬之心，也请求传播那清高的风范，曾经游历藩国弘扬佛法，其赞扬之词都是发自内心的。
此劫中神佛万千，上天派释迦牟尼佛降到人间，他慈悲众生，用金刚经救度我们冲出凡尘而回归到天国世界。其教义高深莫测谁能够分辨呢，法师就好象亲自听到佛陀讲法一样，领会的非常清晰。前前后后，对于佛经的律论有很多说法，有深的，有浅的，有对的，有错的，都是对释迦佛戒定慧法理的领悟，谁能够分辨哪些是偏离了佛陀意旨起破坏作用的怪异谬论呢?法师就象分别霜雪和冰雹那样帮助世人。修佛要清心静气，世俗的各种欲望就象牢笼和疮疣一样束缚着人，如果同世俗同流修炼就会荒废，要用快刀割断拦在身上的绳索，象大象那样气势勇猛，又象猿猴一样的迅速敏捷。法师断绝了世俗的执着，去云游修炼。佛法的教化使大唐国运兴隆，千百年来神灵的暗合使救度众生的各法门接连着显扬光大。法师遇上了好时运，他用显明的道理感化引导众生，受到皇上的尊崇。佛门法典正在洪传，担当重任有卓越贡献的大师忽然一天离我们而去。世间之事都好象那水中的月光和镜中的虚影，都不是真实的，只有大师对佛法虔诚的心和他那光辉的形象让我们后来人怀着崇敬的心情留恋观望。
会昌元年十二月廿八日建。
刻玉册官邵建和并弟建初镌。
唐代书法家柳公权是颜真卿的后继者，后世以“颜柳”并称他们，成为历代书法的楷模。同时，他也与赵孟兆页 、颜真卿、欧阳询并称“四大书法家”。柳公权出身于官宦之家，从小就受到良好的诗书教育，后来以书入仕，位至皇室侍书，即朝廷书法教师，受到皇上的敬重。这些条件都为柳公权的书法奠定了基础。
柳氏之书出入颜真卿，兼收欧阳询的峭劲、虞世南的圆融、褚遂良的疏朗，取精用宏，神明变化，遂以方拓峭险而别开生面。他继承了前辈书体结构，自创所谓“柳体”，并为后世百代楷模，直至进入印刷体时代。其书体化身万千，流传于民间，甚至国外。柳公权楷书初从右军入手，又博涉隋唐诸名家，尤着力于颜真卿，而脱颜体“肥厚”之弊，因以晋、隋、初唐之瘦硬，加以丰润，酝酿变化，融会贯通，形成遒媚劲健之风，卓然成一大家。他的字在唐穆宗、敬宗、文宗三朝一直受重视，他官居侍书，仕途通达。文宗皇帝称他的字是“钟王复生，无以复加焉”。穆宗帝问他怎样用笔最佳，他说：“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这句名言被后世传为“笔谏”佳话。“柳体”与“颜体”齐名，并称“颜筋柳骨”，后人则多以“颜柳”并称。
柳公权在书法史上属于“庄士”一类书家，他在思想上尊崇“孔、孟”，以儒、庄、禅为核心思想，精研国学，写作诗文，创作书法。柳公权一生书碑很多，如柳公权正书《金刚经刻石》、《李晟碑》、《回元观钟楼铭并序》、《冯宿碑》，《苻�碑》等等。其中《玄秘塔碑》全称“大达法师玄秘塔碑”，此碑是柳公权64岁所作，是他书法发展演进中的一座里程碑，也是柳公权楷书极具代表之作。它标志着柳体书法的完全成熟。《玄秘塔碑》由裴休撰文，柳公权正书并篆额，邵建和、邵建初镌刻。共28行，行54字，石现存西安碑林。清王澍《虚舟题跋》云：“诚是极矜炼之作。”明王世贞《�州山人稿》云：“此碑柳书中最露筋骨者。”其骨力矫健，筋骨特露，刚健遒媚；结字瘦长，且大小颇有错落，巧富变化，顾盼神飞，行间气脉流贯。全碑无一懈笔，可谓精绝。此碑是歌功颂德之碑，主要就是将大达法师的事迹告示后人，让其精神永存。正是在他这种“禅学”思想的影响下，《玄秘塔碑》字的结体形成了四周舒放、中宫紧密、壁垒森严的特色，使他的书法作品散发出超逸的禅味。正如宋代米芾《海岳名言》中所说：“（柳公权）如深山道士，修养已成，神气清健，无一点尘俗。”
柳公权初学钟繇、王羲之，又融入了颜、欧、虞、褚各家风格。但是在他的《玄秘塔碑》中既见不到欧阳询的“戈戟森列”之势，也见不到褚遂良的“端劲绰约”之姿，更见不到虞世南的“典雅谦和”之态，他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完全是一种迥异于前人的新的体态柳体，其瘦劲挺拔、端严清峻，别具一格。
纵观《玄秘塔碑》，端庄俊丽，遒劲峭拔，斩钉截铁。结体整体左右基本对称，右肩稍高，形成左低右高、险中求稳之势，这属于柳公权作品中“矜持”之作。该碑笔法劲健，点画如截铁，圭角分明，方折峻整 ，别有特色，笔画变化丰富，别具一格。他又巧妙地将方圆结合，并与北碑的方正雄强、开张恣肆的用笔相结合，轻巧地表现出自然和谐之感。其中还多用蓄势，引而后发，也就是用细小的动作和力量的变化，不急于出锋，将力量内含，以骨取胜，得劲健雄强之力和气势。《玄秘塔碑》每个字骨力矫健，筋骨特露，刚健求媚，结字瘦长，且大小颇有错落，巧富变化，顾盼神飞，行间气脉流贯，无一懈笔，可谓精绝。
欣赏《玄秘塔碑》的整幅作品之后，细细读碑而来，可知其笔法十分灵活，并不是用方硬瘦峭之笔来展露筋骨，而是起笔多方，收笔多圆，方圆结合，自然随意。其中多以长笔瘦、短笔肥，竖笔挺、折笔劲为主，故显轻重有致、变化多端，既筋骨强健，又血肉充实。其点画形态也丰富多样，即使同一笔也是随体赋形，不拘一格。他的每一笔画的起、收、转折之处都用方笔折锋，能使人产生一种雄强、方峻取利、劲峭之美感。到了笔画的收末处柳体多用裹锋，不使笔毫铺开，销迹灭棱，运笔不折不顿，写到尽处一往即收，显得格外丰润圆浑，内含而质朴。
其每一个笔画，点是方圆并用，行笔多变，多带钩出锋，用揉笔来蓄势，出锋劲力，利落而且精神。横是起方收圆，交代清楚，长横伸左取势，中段稍动，提锋为之，中锋运笔颇得骨力，短横多写得粗壮，起、收按笔较重，力量凝聚。竖画则多用方笔，折锋突出，常出现棱角。撇画行笔较快，长掠直下，稍有弧度，修长劲健。
《玄秘塔碑》字字向四周舒放，中宫收紧，开张相配合，更显得极利流宕，特具风格。笔势非常爽疾，一往无前。结体短者较肥，疏者宜丰行，长者宜瘦，画密者宜匀，体态端庄，均衡平稳，疏密均匀，肥瘦得体。他在处理字形结构时，使用了内紧外松、辐射开张和撇低捺高、险中求稳的方法，使每个字表现出潇洒超逸之姿态。
另外，还有与《玄秘塔碑》仅隔两年的《神策军碑》，其总体风格与《玄秘塔碑》相近，法度严谨，精密强健，然也有细别，《神策军碑》更显俊朗大气，其气象如辕门列兵森然环卫。《神策军碑》的用笔结字更具雄厚。
《神策军碑》又名“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此碑为柳公权66岁所书，字形较大，用笔更遒劲而厚重，意态雄豪，气势遒劲，比《玄秘塔碑》笔势挥洒得更得心应手，点画更精练，笔力愈加老利，毫无拘谨之态，表现出浑厚中见劲利、平正中得洒脱的艺术风格特征，其实它的艺术更高于《玄秘塔碑》，但是由于《神策军碑》记的是唐武宗李炎巡幸左神策军事，碑立于皇宫禁地，不能随便传拓，因而流传较少。仅北京图书馆藏有北宋拓本。
综上所述，我们在学习柳体时，不仅要仔细研究其本身特点，更要去溯源，从根源上学习，学习钟繇和二王书风，学习颜、欧、虞、褚各家之风，还要学习北碑中方笔字斩钉截铁、棱角分明的长处，把点画表现得像刀刃一样更加爽利深挺。将这些书风相结合，巧妙地运用到柳体之中，这样才能将柳体表现得淋漓尽致，更能掌握柳体之风格。
（作者单位：山西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书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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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公权不但是一位有名的大书法家，他认为为官做人应当像写字一样“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心不正则笔也难正。”当时就有“颜筋柳骨”一说。字如其人，柳公权是一位为人耿直、敢于直言的人。
一天，唐文宗同几位大臣在一起谈论国事，柳公权也在场。当大家说到汉文帝很注意俭朴的时候，唐文宗举起自己的衣袖让大家看，并有意自夸地说：“这件衣裳已经洗过三次了，它现在还穿在我的身上。”
在座的一个大臣听了马上奉承说：“陛下，您的俭朴胜过了汉文帝呀！”
其他几位大臣也跟着随声附和。只有柳公权在一旁一句话不说。唐文宗见了有些不高兴，就问柳公权：“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呢？”
柳公权看着唐文宗，神情严肃地说：“做为天子，最重要的事要选用那些有才德的人，罢免那些没有才德的人。让应该得到奖赏的人得到奖赏，使那些应当受到惩罚的人受到刑罚，这才是天子最宝贵的美德呀！穿件洗过的衣服，固然很好，可不过是细微的小事啊！”唐文宗听了这一番话，觉得很有道理。
由于柳公权正直敢言，唐文宗让柳公权当任了谏议大夫一职，以便能够常常提醒皇帝的过失。
柳公权小时候字写得不好，常常受到老师和父亲的批评。他虚心听取他们的教诲，经过一年的勤学苦练，他写的字进步很大，受到老师的表扬。表扬的次数多了，柳公权也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有一天，柳公权和几个小伙伴举行写大楷比赛。他很快地写好了一篇，满以为稳拿冠军，脸上露出得意洋洋的神色。这时，一个卖豆腐的老人看到他写的几个字“会写飞凤家，敢在人前夸”，觉得这孩子太骄傲了，便皱皱眉头，说：“这字写得并不好，好像我的豆腐一样，软塌塌的，没筋没骨，还值得在人前夸吗？”小公权一听，很不高兴地说：“有本事，你写几个字让我看看。”
老人爽朗地笑了笑，说：“不敢，不敢，我是一个粗人，写不好字。可是，人家有人用脚都写得比你好得多呢！不信，你到华京城看看去吧。”
第二天，小公权起了个五更，独自去了华京城。一进华京城，他就看见一棵大槐树下围了许多人。他挤进人群，只见一个没胡双臂的黑瘦老头赤着双脚，坐在地上，左脚压纸，右脚夹笔，正在挥洒自如地写对联，笔下的字迹似群马奔腾、龙飞凤舞，博得围观的人们阵阵喝彩， 写出的字比自己不知要好多少倍。他冷静下来想想，觉得自己那么一点成绩真算不得什么。
小公权“扑通”一声跪在那位无臂老人面前，诚恳地说：“我愿意拜您为师，请您告诉我写字的秘诀……”老人慌忙用脚拉起小公权说：“我是个孤苦的人，生来没手，只得靠脚巧混生活，怎么能为人师表呢？”小公权苦苦哀求，老人才在地上铺了一张纸，用右脚写了几个字：
“写尽八缸水，砚染涝池黑；博取百家长，始得龙凤飞。”
老人解释说：“这就是我写字的秘诀。我用脚写字，已经练了50多个年头。我磨墨练字用完八大缸水，每天写完字就在半亩大的池塘里洗砚，池水都染黑了。可是天外有天，山外有山，我的字还差得远呢!”
柳公权把老人的话牢记在心，从此发奋练字。他搜集了许多古代书法家的字，反复琢磨，吸取各家的长处。他经常登门拜访当时的书法名家，向他们虚心求教。手上磨起了厚厚的茧子，衣肘补了一层又一层。经过苦练，柳公权终于成为我国著名书法家。
柳公权(778年-865年)，字诚悬，汉族，京兆华原(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人。唐代著名书法家、诗人，兵部尚书柳公绰之弟。
柳公权二十九岁时进士及第，早年曾任秘书省校书郎，并入李听幕府。于穆宗、敬宗、文宗三朝官居侍书，长在朝中。共历仕七朝，官至太子少师，封河东郡公，以太子太保致仕，故世称“柳少师”。咸通六年(865年)，柳公权去世，年八十八，追赠太子太师。
柳公权书法以楷书著称，与颜真卿齐名，人称“颜柳”，又与欧阳询、颜真卿、赵孟頫并称“楷书四大家”。他的书法初学王羲之，后来遍观唐代名家书法，吸取了颜真卿、欧阳询之长，溶汇新意，自创独树一帜的“柳体”，以骨力劲健见长，后世有 “颜筋柳骨”的美誉。传世碑刻有《玄秘塔碑》、《冯宿碑》等，行草书有《伏审》、《十六日》、《辱向帖》等，另有墨迹《蒙诏帖》、《王献之送梨帖跋》。柳公权亦工诗，《全唐诗》存其诗五首，《全唐诗外编》存诗一首。
柳公权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书法家。小时候，他和几个小伙伴举办了一次“书会”。他们各自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写了不少毛笔字。
这时，一个卖豆腐的老人看到了柳公权写的“会写飞凤家，敢在人前夸”几个字，觉得这孩子太骄傲了，便皱了皱眉头，说：“这字写得并不好，好像我的豆腐一样，软塌塌的，没筋没骨，还值得在人前夸吗?”小公权听到这话，很不高兴地说：“有本事，你也写几个字让我看看!”老人爽朗地笑了笑，说：“不敢，不敢!我是一个粗人，写不好字。可是，人家有人用脚都写得比你好得多呢!不信你就到华京城去看看吧。”
第二天，小公权五更天就起床了，并独自去了华京城。一进华京城，他就看见一棵大槐树下围了许多人。他挤进人群，只见一个没有双臂的黑瘦老头赤着双脚，坐在地上，左脚压纸，右脚夹笔，正在挥洒自如地写对联，而且笔下的字迹似群马奔腾，龙飞凤舞，博得围观的人们阵阵喝彩。
看到此情景，小公权“扑通”一声跪倒在老人面前，说：“我愿意拜您为师，请您告诉我写字的秘诀!”老人慌忙用脚拉起小公权说：“我是个孤苦的人，生来没手，只得靠脚巧混生活，怎么能为人师表呢?”小公权苦苦哀求，老人才在地上铺了一张纸，用右脚写了几个字：“写尽八缸水，砚染涝池黑;博取百家长，始得龙凤飞。”
柳公权把老人的话牢记在心，从此发奋练字，手上磨起了厚厚的茧子，衣肘补了一层又一层。经过苦练，柳公权终于成了闻名天下的书法家。
唐武宗曾长时间对一名宫中女官生气，后来把她召来，对柳公权说：“朕对这个人很不满意，如果能得到学士你的一篇作品，朕就不怪罪她了。”于是把御案上的几十张蜀郡产的纸递给他。柳公权不假思索，立即写成一首绝句：“不分前时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长门。今朝却得君王顾，重入椒房拭泪痕。”皇帝非常高兴，赏赐给他二百匹锦缎，并命女官上前向他拜谢。[34]
柳公权画像及名言唐穆宗荒淫，行政乖僻，他曾向柳公权问怎样用笔才能尽善尽美，柳公权回答说：“用笔的方法，全在于用心，心正则笔法自然尽善尽美。”穆宗为之改容，明白他这是借用笔法来进行劝诫。[35-36] 宋代苏轼在诗中曾说：“何当火急传家法，欲见诚悬笔谏时。”
柳公权曾随从唐文宗去未央宫花园中游玩，文宗停下车子对柳公权说：“有一件使我高兴的事。过去赐给边兵的服装，常常不能及时发下，现在二月里就把春衣发放完毕。”柳公权上前祝贺，文宗说：“只是祝贺一下，还不能把你的心意表达清楚，你应作首诗向我祝贺。”宫人催他亲口念给文宗听，柳公权应声念道：“去岁虽无战，今年未得归。皇恩何以报，春日得春衣。”文宗高兴地说：“曹子建七步吟诗，你竟只需三步。”[38-39]
柳公权特精于《左传》、《国语》、《尚书》、《毛诗》、《庄子》，每讲说一词一义，常写满好几篇纸。他通晓音律，却不喜欢听演奏，他常说：“这是由于听音乐容易使人产生骄慢情绪的缘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