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了解《史记》的写作过程和成书原因。
积累文言词语与句式。
2、过程与方法在疏通文意的基础上探究文章的思想内涵鉴赏本文叙事、说理、抒情融于一炉的写法。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领略司马迁逆境中发愤有为的高尚人格和他的生死观。
【教学重、难点】1、积累重要实词、虚词与句式。
2、感受司马迁逆境中发愤的高尚人格和他的生死观。
【教材分析与教学设想】本文是研究司马迁的思想以及他创作《史记》动机的重要文献。
首先了解司马迁其人其事。
在学习本文前，可安排学生观看了央视《百家讲坛》关于武汉大学教授李敬一讲《司马迁》或《王立群读史记之汉武帝37：绝笔之作》的影像资料，增强学生对本文创作背景的理解。
本文词句难度较大，学生很难懂清句意，教师需要对学生进行多方面的指导，并应注意检查学生对文意的理解。
【教学方法】讲授法、探究法、归纳法【课时安排】3课时【教学过程】第一课时【教学要点】1、整体感知全文。
2、研习第1节。
【教学过程】一、导语设计“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哈姆雷特被生活的困境逼到了死角，开始了关于生与死的思考。
而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生死抉择中已经做出了响亮的回答：“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趣异也。”不仅如此，他也用自己的行动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下面，我们就通过《报任安书》来走近司马迁，走入司马迁的内心世界。
（解说：这样设计有两个好处，一是直奔文章主题，为阅读指向；二是激发学生阅读兴趣。）二、解说文题，整体感知1、体裁解说：“书”是古代的一种文体，就是“书信”的意思。
古人写信，多有题目，说明是写给谁的信，信题多为“报……书”“答……书”“与……书”“上……书”“寄……书”等，例如《答司马谏议书》（王安石）、《与朱元思书》（吴均）、《上枢密韩太尉书》（苏辙）等等。
2、写作背景：《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给朋友任安的一封复信。
司马迁因李陵之祸（对此稍作解释），被捕下狱，惨遭宫刑。
出狱后，任中书令；表面上看，这是宫中的机要职务，实际上却是以一个宦者的身份在内廷侍候，为一般士大夫所鄙视。
在这期间，任安写信给他，希望他利用中书令的地位“推贤进士”。
出于以往的沉痛教训和对黑暗现实的深刻认识，司马迁觉得实在难以按任安的话去做，所以一直没有复信。
后来，任安以重罪入狱，司马迁担心任安一旦被处死，就会永远失去给他回信的机会，使他抱憾终生，同时自己也无法向老朋友一抒胸中的积愤，于是写下了这篇《报任安书》。
（解说：突出“信”及“信”的来由和内容，为课文内容指向。）3、学生朗读课文，划出有疑难之处。
将注解上的字词注音移到文章上。
曩（nǎng）者头抢（qiāng）地 伏法受诛（zhū）暴（pù）肌肤 榜（bǎng）箠（chuí）圜（yuán）墙 缧绁（lěixiè） 槛（jiàn）阱（jǐng） 占卜（bǔ）愠色（yùn）倜傥（tìtǎng）闺閤（gé） 魏其（jī）诎（qū）体 羑（yǒu）里4、教师朗读课文。
5、整体感知，把握全文全文共分六段：第一段：向任安说明未能及时回信的原因。
第二段：向任安说明不能在武帝面前“推贤进士”的原因。
第三段：叙述因为李陵事件下狱的经过。
第四段：写自己忍辱受刑。
第五段：写自己完成《史记》的心情。
第六段：表达自己痛定思痛的心情。
课文节选了后三段。
三、研习第1节1、师生共同疏通，积累、掌握重点词句，教案《《报任安书》教案（转）》。
①牛马走：像牛马一样奔走的仆役。
古代书信常在开头先列具写信人的官职姓名。
②足下：古代对人的敬称。
③曩（ｎǎｎｇ，攮）：从前。
④接物：待人接物。
⑤务：事，任务。
⑥勤勤恳恳：诚恳的样子。
⑦望：怨。
相师：效法他人的意见行事。
2、落实具体文言语段翻译。
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
翻译：前时，蒙您屈尊给我写信，教导我待人接物要谨慎，应把推荐贤士当作自己的责任。
情意那样诚恳，好像抱怨我没有遵从您的教诲，而是追随了世俗之人的意见。
四、布置作业：熟读课文
第二课时
【教学要点】研习2—4节【教学过程】一、复习巩固、导入新课二、研习2—4节1、学生对照注释看课文，并将注释下的注音、部分疑难词语的注释写到原文中。
2、师生共同疏通，积累、掌握重点词句。
（1）所自树立：自己用来立身的。
指工作和职位。
（2）用之所趋：意思是为什么去死。
用，因；之，代死。
（3）诎（ｑū，屈）体：指身体被捆绑。
诎，同“屈”。
（4）剔毛发：剔，通“剃”。
（5）婴金铁：指颈上套着铁圈，即所谓钳刑。
婴，环绕。
（6）被箠楚“箠”通“棰”，杖（7）及以至是，言不辱者……“以”通“已”（8）见狱吏则头枪地“枪”通“抢”，碰撞（9）及罪至罔加“罔”通“网”，法网（10）审矣，何足怪乎？ 审：明白（11）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所以：……的原因。
（12）见狱吏则头枪地枪：通“抢”，触，碰。
（13）受械于陈 械：刑具。
（14）念父母，顾妻子 妻子：妻子儿女。
（15）定计于鲜 鲜：不以寿终。
（16）恨私心有所不尽 恨：遗憾；私心：自己的心愿。
（17）古者富贵而摩灭者“摩”通“磨”（18）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底”通“抵”3、落实具体文言语段翻译。
（1）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
翻译：我的先辈并没有立下什么功劳，可以得到皇上赐给的剖符和丹书铁券，掌管史籍和天文历法，类似于占卜祭祀之官，本来就是给皇上戏耍的，像畜养倡优一样，是世俗之人看不起的职业。
（2）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翻译：人本来都有一死，有人死得比泰山还重，有人死得比鸿毛还轻，为什么去死是不一样的。
（3）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翻译：在受辱的地方，古今都一样，他怎能不受辱呢！（4）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
翻译：人之常情没有不贪恋生存、厌恶死亡的，没有不顾念父母妻儿的。
至于那些为义理所激励的人并不如此，那是由不得已的形势造成的。
（5）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翻译：况且勇敢的人不必以死殉节，怯懦的人只要仰慕节义，什么情况下不能勉励自己呢！我虽然怯懦，想苟且偷生，但也还懂得偷生与赴死的界限，何至于自甘陷身牢狱之中去受辱呢！（6）所以隐忍苟活，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翻译：我之所以要克制忍耐、苟且偷生，囚禁在污秽的监狱之中也在所不辞，是以心中还有末了之事为恨，以身死之后文章不能留传后世为耻呀！（7）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翻译：古时候虽富贵而名声却泯灭不传的人，是无法都记载下来的，只有卓越不凡的特殊人物能够名扬后世。
三、指导学生熟读铺排句和用典句1、铺排句：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2、用典句：盖西伯拘而演《周易》……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且西伯，伯也，拘羑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向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
四、课堂小结：五、布置作业：背诵第四小节第三课时【教学要点】1、研习5—6节2、总结归纳本课文言现象。
3、鉴赏本文叙事、说理、抒情融于一炉的写法。
【教学过程】一、复习巩固、导入新课二、研习5、6节1、学生对照注释看课文，并将注释下的注音、部分疑难词语的注释写到原文中。
2、师生共同疏通，积累、掌握重点词句。
放失（ｙì，义）：散失。
失，同“佚”。
下流多谤议 下流：负罪受辱的处境。
仆以口语遭遇此祸口语：言论。
3、落实具体文言语段翻译。
（1）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翻译：也是想借此探究自然与人事的关系，贯通从古到今的历史发展变化，完成有独特见解、自成体系的著作。
（2）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
翻译：因此，愁肠每天都反复回转，在家里就恍恍忽忽若有所失，外出就不知道要到哪里去。
今少卿乃教之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私心剌谬乎。
如今少卿却教诲我要推荐贤士，岂不是和我内心的苦衷相违背吗？三、归纳文言现象（一）通假字1、剔毛发（“剔”通“剃”）2、诎体（“诎”通“屈”）3、被箠楚（“箠”通“棰”，杖）4、及以至是，言不辱者……（“以”通“已”）5、见狱吏则头枪地（“枪”通“抢”，碰撞）6、及罪至罔加（“罔”通“网”，法网）7、古者富贵而摩灭者（“摩”通“磨”）8、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底”通“抵”）9、放失旧闻（“失”通“佚”）10、思垂空文以自见（“见”通“现”）11、则仆偿前辱之责（“责”通“债”，指下狱受腐刑）（二）词类活用（1）太史公牛马走司马
王安忆复旦研究生院的毕业典礼致词
同学们：
下午好。在这个庄严美好的时刻，能够代表导师们作一个发言，感到荣幸，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
你们更上一层，完成学业，真是令人欣喜的事情，我为你们高兴，更是羡慕你们。我没有受过正统的高等教育，是我终身遗憾，也因此对学府生活心向往之，可说是个教育信仰者。请不要把我当作一个在大学门外完成教养的范例，事实上，倘若我能在学府中度过学习的日子，我会比现在做得更好。以我这样一个对教育没什么经验的人来看教育，一方面是觉得深不可测，你可能穷一生也不能略知一二；但另一方面，似乎又很简单，那就是——有时候，我会庆幸自己是一个具有阅读能力的人，我想，假如我不能阅读，生活将是多么凄惨啊！受教育也许就是这样，使得人生变得有趣一些，不那么无聊。在今天这送别的时候，我不打算对你们谈论深奥的那一方面，因为那不可能由我来告诉你们，而是需要你们和我们共同探寻，一代又一代，永远也得不到完整的答案；所以，我只想对你们说些浅显的嘱咐。
首先，我建议你们不要尽想着有用，而更多地想些无用的价值。这个世界上有用的事物已经太多了，所有的因果逻辑都是循着用途连接和推动，那些边缘的次要的性质从因果链上碎裂下来，被淘汰出局，生活和人生本来是弥漫的氤氲般的形状，质地也具有弹性，如今越来越被过滤干净，因而变得光滑，坚硬，并且单一。今年千分考面试的时候，我与一位报考临床医学的考生面谈，我们谈到医学伦理的问题，她说“安乐死”是一种奇怪的人道主义，我问为什么？这位女同学说，一个人的生与死不能用意义来核算，我说，你的意思是还有感情的因素，也就是关系到他的至亲、家人？她说也不是，而是——她思考了很久，说，生命本身就有价值。我希望我们学校不要错过这位考生，她解释了我的关于有用和无用的观念。
其次，我希望你们不要过于追求效率，效率总是以目的论的，事实上，我们都是处在过程中，这大约可说是生活的本质，只是这过程越来越被划分成细小短促的目的，偷窃了我们对未来的观念。乔布斯确实改变了世界，但是让世界更好了还是更不好，远不到下结论的时候。（励志演讲 )后来的人们，会不会以为，存在就隐藏于那苹果机的屏幕之后，所有的到达与归来就在于手指头轻轻的一触碰。无论是体能还是智能的劳动全被缩减成零，我们还能做什么？又还需要做什么？不做什么，是更幸福了还是不幸福？在效率至上的.社会里，过程被轻视成为一种累赘，它核计为成本，然后被压缩甚至消除，为演算的方便考虑，它概括为符号，在这人工模拟的系统里，我们如何认识存在的实质性呢？假定说我们可以放弃认识的权利和义务，我们又如何去确定我们的目的？
第三，我劝你们不要急于加入竞争，竞争难免会将你们放置在对比之中，影响自我评定。竞争还会将你们纳入所谓主流价值体系，这也会影响你们的价值观念。而我希望你们有足够的自信与主流体系保持理性的距离，在相对的孤立中完善自己。倒不是说要傲视社会，而是在时间的长河里，人类史只是一个阶段，我们所处的时代是阶段里的阶段，所以，在我们可视的范围之外，实在有着更大的价值，而竞争会限制我们的参照物，在一时一地以内选择标准，决出胜负。而胜负的概念也是我们要警觉的，因为这里面已经潜在着不公平，只是用措辞平衡了合法性。
最后，我想说的还有一点，今天的教育确实有着许多问题，有一些还相当严重，可是无论怎么样，教育也不会因此而损失它的意义，它是迄今为止，最有可能公平地给予我们变好的机会，不仅使同学你们，也使我们，单是想着，你们慷慨将青春交给我们负责，就不敢有半点怠惰。感谢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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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王安忆的创作中表现了她对上海弄堂的持续关注，而弄堂是王安忆创作的基地。在王安忆的创作中通常不采用宏大的叙事结构，只是通过用细节来展示人物形象。在王安忆看来，上海弄堂的内在文化精神，只有通过女性才能传达出来，女性才是这个城市真正的主人，男性则是第二位。通过对弄堂生活的细腻描写，以弄堂中的人物为载体，表现出深刻的弄堂精神。本文在重读《长恨歌》的基础上，重新探究上海弄堂文化之所在，以及作者如何對王琦瑶人物形象进行塑造，同时探究弄堂中的文化和王琦瑶内在精神的互为影响的关系。
关键词：王安忆 王琦瑶 弄堂文化 上海书写
《长恨歌》中的王琦瑶是生于弄堂，长于弄堂，一生在弄堂中挣扎徘徊。经历了上海从20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的繁华与沧桑浮沉，由“上海小姐”到军界情妇再到未婚生女，身份的浮沉转变，注定了她孤独的一生。父母的诘难，女儿的远嫁，身边男性的不断变更，可以说王琦瑶是无父母、无子女、无丈夫、无朋友的孤独一人。虽然周围人的不断退场，但深受弄堂精神的影响，王琦瑶却并未放弃对日常精致生活的追求，家具与装饰的讲究，老年时参加派对，与年轻人为伍，并且对时尚有自己的见解，这些都是弄堂给予王琦瑶的人生智慧。
一、孤独：灵魂的饱满
蒋勋曾在《孤独六讲》中谈到孤独与寂寞的区别：孤独与寂寞不一样。寂寞会发慌，孤独则是饱满的。正如，王琦瑶的人生是饱满的，表现出的是一种精神的独立。在学界的研究中，常常把王安忆看作是继张爱玲之后的海派作家。她们的作品中大多是以上海为背景，书写上海这座城市中女性的个人追求。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因对金钱的追求，心理发生扭曲变异，而王安忆却用一种温和的手法描写女性，表现出的女性形象则具有一种独立的人格。
王琦瑶生长于弄堂中，在弄堂中的小姐妹之间，她们是有一种姐妹情谊的，她们之间的友谊是没有功利心的、纯粹的友谊。这也是一种寂寞无聊打发时间的友谊，是她们平淡闺阁生活的一种社交。王琦瑶与吴佩珍就是这样一种友谊，同样是生长于弄堂的小女孩，吴佩珍与王琦瑶相互陪伴很自然地成为好朋友，也是由于吴佩珍的影响，王琦瑶的人生从进入片场开始了转折。而蒋丽莉则是王琦瑶成为“上海小姐”的一个重要的转折。即使文绉绉的蒋丽莉使王琦瑶感到心中起腻，但是她也并没有与之疏远，反而在与蒋丽莉接触之后，住进了蒋家，直到选美结束，这也是王琦瑶处世圆滑之处。吴佩珍和蒋丽莉，她们是王琦瑶人生中重要的女性朋友，可都不是推心置腹之交，吴佩珍与王琦瑶虽是弄堂中的小姐妹，保持着一种单纯的友谊，但是王琦瑶与蒋丽莉交往是有功利心在里面的，只要小姐妹情谊中有了功利性，一旦利益发生了冲突，友谊也就不复存在。
王琦瑶与程先生的交往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这不但是因为蒋丽莉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由于其自身利益的驱使。在王琦瑶通过选美成为“三小姐”之后，毅然选择军界高官李先生，住进了爱丽丝公寓。可是爱丽丝公寓也是寂寞的，每天的生活都是在等待中度过，这是王琦瑶选择高位与金钱所需要承受的结果。王安忆的这种对人物形象的描写并不显得很锋利，而是表现出一种权衡利弊之后的选择。爱丽丝所有的东西都是成双的，一半是真的，一半是假的。爱丽丝公寓中女人的心是茫茫然的、彷徨的。每天在等电话铃声的响起中度过，成为王琦瑶的日常生活重要的一部分。闹市之中的静，像望夫石一样的静，凝冻的静，凸显了爱丽丝的寂寞与孤独。只有电话铃响起来的时候，爱丽丝才是热闹的。
回到邬桥的王琦瑶心心念念的依旧是上海，她是属于上海的。上海的繁华与金钱的迷醉是王琦瑶所向往的。“王琦瑶还没走，邬桥却已在向她挥手告别。”邬桥是王琦瑶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脱离了爱丽丝的王琦瑶，不再是每天在寂寞中度过，她住进了平安里，靠开诊所为别人打针为生，依靠自己的力量生活。即使未婚生女，面对康明逊的逃避，王琦瑶即使内心痛苦，但也能冷静地转身嫁祸给萨沙，可是狡猾的萨沙选择了离开。程先生的适时出现，自然成为王琦瑶与她女儿的守护者。王琦瑶很知道自己要什么，当然是不会拒绝程先生的照顾的。其实王琦瑶再坚强，她也是孤独的，也是需要寻求一种依靠的，可是随着时代巨变，程先生所代表的旧派人物，已经被时代抛弃。当这种依靠不复存在时，王琦瑶毅然选择了自己一人孤独前行。
从爱丽丝到邬桥，最后到平安里，王琦瑶身边的人不断地出现，又不断退场。她由一个单纯的弄堂少女成长为可以独自忍受孤独的成熟女性，这不仅是王琦瑶一个人的成长，也是上海这座城市在巨变中所呈现出来的时代特点。王安忆是第二代进入上海的移民，也经历过“文革”的创伤，当她从安徽农村回到上海之后，与这个变幻莫测的上海社会产生了极大的距离感。这时她发现弄堂才是她最熟悉的地方，才是她真正的生活基地。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王琦瑶的孤独也是王安忆自己的孤独。
二、精致：刻入到骨子里
上海这座城市临海，与内陆北京的宏伟大气不同，上海人更加关注日常的审美，上海文化的产生离不开弄堂。在一定程度上，弄堂构成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底蕴。弄堂文化是一种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生活真理的文化，深入到生活的底子中。上海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最早开阜的城市，最先接受西方的开放思想，同时中国传统内敛的思想根深蒂固，开放与保守两种思想的碰撞使得上海弄堂中的女儿们想追求开放的时尚潮流同时，又不愿放弃传统的保守想法，但是她们唯一不变的就是对精致生活的追求。
这种精致是刻入到她们骨子里的，并且经过弄堂文化的长期熏陶形成的。绫罗流苏织成的窗帘，绣花的脚垫，雕花的衣柜，落地窗的槟榔玻璃花，细细的柚木地板打着棕色的蜡，欧洲式样的梨木家具等等，这些上海人的精致都体现在细节中，都是经过一代代上海人对生活日常审美不断的追求所形成的，这种对生活的追求刻入每一个弄堂人的骨子中。但是也不可否认，在王安忆的生活经历中，她很少接触到这种奢靡的生活，这也只是作者虚构的一种生活场景。但是这种文化的呈现，更能表现出上海人在面对世事变化时，内敛的生活情趣和笃定的坚守。乔以钢教授在《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文化探析》中说道：“城市是消费/消费文化衍生的中心。大众消费文化与城市的扩张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事件，城市也是女作家‘物化描写的主要场景。”而上海的物化也正是作家创作所依据的创作材料。
王安忆认为，真正的上海内在不仅是日常的、坚韧的，而且是颇为精美和雅致的，讲究的是一种情趣，就像一个有自恋情结的女人，时刻不忘对美的追求。并且，这种用心又格外的顽强，不屈不挠。在《长恨歌》发表以后，王琦瑶笔下典型的上海弄堂女儿的形象被认可。选美比赛并不是第一名，而是第三名，“三小姐”是日常的，是最能体现民意的，是最能被人接受的，最具有亲近感的，也是最能体现弄堂人的审美意识的。
王琦瑶是千千万万弄堂女儿的代表，但是她又是独特的，与众不同的。一生想要有所依靠，却最终以悲剧收场。经历了上海最繁华的人生巅峰，同时由于意外，瞬间跌入低谷，从此隐隐于平凡的弄堂，却未婚生女而又无所依靠，最终死于小混混的手中，潦草结尾。想要平凡安稳地过完一生的王琦瑶，却又注定不平凡。
也正是因为弄堂中的精于日常的生活，给予王琦瑶对于日常生活审美的追求，使王琦瑶的一生并没有因为结局的悲惨而显得暗淡无光。其实弄堂中的生活很小，交际也很窄，但这并没有隐去王琦瑶对生活的追求与睿智。与严家师母的暗自较量，略胜一筹，下午茶的准备别出心裁又恰到好处。与蒋丽莉的生活相比较，王琦瑶的衣着与审美更高一个层次。生活中的细节充分体现了王琦瑶的精致与坚韧，与女儿的同学张永红做朋友，同样也是因为对于生活和时尚的共同追求。即使迟暮的王琦瑶依旧会参加派对，与年轻人为伍。虽然精致的妆容掩盖不住岁月的痕迹，但是对生活品质与细节的追求，依旧是王琦瑶最为看重的规矩。
王琦瑶与女儿薇薇，虽是母女，却又有不同的个性，薇薇对时尚的追求是躁动的、标新立异的。而王琦瑶则认为，时尚是一个轮回。过时的样式，等过些时又会变成新样式。时尚的规律，是根据循环论的法则。王琦瑶对时尚有着自己的独特理解，不跟风。这是属于王琦瑶和薇薇的不同时代，是两个阶层之间的差异性。同时也体现出作者王安忆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是包容的，是与人为善的。
三、王琦瑶们：城中的女人
南帆在《城市的肖像——读王安忆的（长恨歌）》中认为：“王安忆更乐于为她的小说选择城市——一个开放而又热闹的空间。”在王安忆看来，城市更适合女性的生存，而女性则是城市的代言人。显然，在王安忆的作品中，女性一直是她创作的中心人物，不同的女性在都市中汲取着独自生存的力量。
但是，王安忆往往把这些女性置于主流历史之外，为她们独自开辟一方空间生存。正如在《长恨歌》中隐藏了一个时间流：1949、1957、1966这种比较特殊的年代中，王琦瑶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波澜，她们只是在自己的小天地中经营着自己的日常。在1957年的冬天，中国社會正在发生着巨变，外面的世界将要发生重大的改变，但这些巨变跟这些守在炉边、关心自己小天地的人们无关，对这些人来说倒也安全。窗外飘着雪，屋里有一炉火，是怎样的良宵美景啊！烤朝鲜鱼片、烤年糕片、涮羊肉，外面下着雪也跟他们没关系。他们围炉而坐，似乎还滋生出一股类似亲情的气氛。
把这些女性放在一个稳定又安静的环境里面，让她们躲避掉当时社会的黑暗与政治斗争。对于经历过“文革”创伤的王安忆来说，这是她对那个社会的一种抗拒和回避。她把这种美好的感情寄托在身处于城市中而又不能离开的女性身上，为她们创造出远离主流文化的安静一隅。
王安忆是上海的外来移民，在上海没有家族根基，“军转二代”“外省人”的双重身份带给王安忆的更多是孤独感。之后，从农村回到上海，王安忆感受更多的是与城市疏远的距离感。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寻根小说、性心理小说创作，到90年代回到上海都市题材之后，王安忆才终于找到了属于她自己的创作天地“弄堂世界”。弄堂是王安忆最熟悉的地方，而这弄堂也是她小说创作成熟的立足点。
弄堂构成了上海的主要建筑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弄堂与上海是一体的。王安忆曾明确表示，王琦瑶的形象就是她心目中的上海，她是在通过一个女人的命运演绎一座城市的历史。王安忆熟知上海弄堂的本质，能够通过种种表象，深入到上海最本质的精神内核。在弄堂中生存的人们，她们对政治并没有过多的关注，是边缘人。只是生活在弄堂中，埋头于自己每天日常的柴米油盐。当蒋丽莉出现的时候，王琦瑶自觉与蒋丽莉不是同一阶级的人，更没有重新和好的道理，只是往事的纠缠，才会有往来的理由。相比于蒋丽莉，王琦瑶更多的是凭借着自身的坚韧与独立，经营着自己的安分守己的生活，但是蒋丽莉拼命地奔走，忙于不同角色的转换，焦虑又迷茫，最终丧失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汪政认为王安忆在创作中所呈现的城市观中，“城市的生态并不是由政治来维系的，而是应由城市人积累起的生活方式来支撑的，这样的生活方式有时也许并不是抒隋诗，甚至，它们也如政治一般是一些特殊的‘战争，但是这种战争不关‘风云，只不过是城市人为了自我生存而世世代代挤兑、腾挪与算计的延续。”所以王安忆想要揭示的是上海的这种生活方式是如何渗透到每一个城市人的生活日常中，成为城市潜在的支配力量，最终形成相对稳定的一面，从而成为城市中的精神文化内涵。
城中的王琦瑶们不关注政治，外面社会的更替与她们无关。弄堂的拥挤与隔绝，使她们把更多关注的焦点放在了对日常生活的追求中，弄堂中的人天生带着一份对独立与坚韧，也正是这种对生活的自信，支配着王琦瑶在经历人生百态之后，更能应付自如。弄堂中的人其实就像生活在一座围城中，城中的王琦瑶们只有在这个地方才能体现出她们的价值，城市对她们有着束缚，可是她们依旧从邬桥逃离来到这里，在上海的弄堂中她们才生活得更安心、更妥帖。
参考文献：
[1]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2]乔以刚.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文化探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南帆.城市的肖像——读王安忆的《长恨歌》[j].小说评论，1998 （1）.
[4]张新颖，金理.王安忆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5]程呖.王安忆小说与弄堂世界[j]文学评论，201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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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静娴 孙银
摘 要：江淮方言具有形象生动、简洁爽快等特点，在王安忆的作品中既有助于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情节发展，还有利于营造典型的地域环境，深化作品内涵。江淮方言产生这些文学功能的原因不仅是由于自身特色，还有作者王安忆的妙用。这对作家创作时如何把作品与方言相结合提供了借鉴和启发。
关键词：江淮方言;王安忆;文学功能
方言与文学向来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不少作者在作品中使用方言作为文学语言，如贾平凹作品中的陕北方言，莫言作品中的高密方言，王安忆作品中的江淮方言等。江淮方言是指长江以北到淮河一带的方言，王安忆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运用了江淮方言，《小鲍庄》是其中的代表。江淮方言为王安忆的作品增添了独特的韵味，具有重要的文学功能。本文将从江淮方言的特点入手，分析江淮方言的文学功能，并探究其具备这些功能的原因。
一、江淮方言本身特点
王安忆的不少作品中都运用到了江淮方言，如《小鲍庄》、《姊妹们》、《大刘庄》等。通过对这些作品的研读，可以归纳出江淮方言的以下特点：
1.通俗易懂，形象生动。
红芋在窖里过一冬，裂了口，流出了浆，俗话叫“发了汗”。（《姊妹们》）
“发了汗”形象地写出了红芋流浆的情形，而且用了拟人手法，把红芋流浆比作人发汗，充满生趣。《小鲍庄》中也多次提到“鞋壳子”，把空鞋子比作一个壳，形象地写出了鞋子空空的状态。这样的江淮方言在作品中通俗易懂，给人生动有趣之感。
2.语气直接而有分寸，表达直白而委婉。
渐渐的，庄上传出一个怪话，说的什么怪话，从不叫大姑听见。（《小鲍庄》）
“怪话”是谣言的意思，但“谣言”贬义明显，语气较重，“说怪话”委婉地表达了小鲍庄的媳妇们做了不好的事情，但又没有故意传谣的意思。再如，江淮方言中，形容人荒唐或者愚蠢叫“甩”或者“迂”，直截了当，却远比“愚蠢”“荒唐”语气轻，具有委婉的表达效果。
3.用语简洁，爽快利落。
小鲍庄的人说“可以”的时候用“管”，说“告诉你”时用“告你”，都用一个字或者两个字，省略了一些内容。有时候也囊括了更多内涵，如“恣儿”，含有“高兴”“快乐”“美滋滋”的意思，语言简洁爽快。
4.粗糙而实在。
江淮方言中一些名词和动词都十分粗糙。如“胡噜”，本是抚摸的意思，但却没有“抚摸”来得温柔，倒像胡乱抓一把的意思。尽管这些方言词汇很粗糙，但却充满了实在和质朴。
二、王安忆作品中江淮方言的文学功能。
江淮方言自身具备的上述特点，在王安忆的作品中产生了重要的文学功能。具体功能如下：
1.江淮方言用作口语，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有很大作用。
从人物的年龄和身份来看，年轻一辈的人名字都用“小x子”或者“xx子”，如“文化子”、“小凤子”等，只要看到“子”的后缀，就能推测这是个年轻人。又如“xx家里的”作为称呼，准确传达出了该人与“xx”是夫妻关系，该人的身份是xx的妻子，如“鲍彦山家里的”。
从人物性格来看，江淮方言更多体现的是村庄里共同的群体个性。如“拥”有拥挤的意思，在江淮方言里还有“推”的意思，《大刘庄》开头写一群村民“拥”到迎春家劝架，展现出一群人推挤着跑去拉仗的情景，生动写出了村民急着去帮忙的状态，从侧面体现出村里人热心助人的个性。而江淮方言粗糙实在、简洁爽快的特点，也反映出了村里人粗实质朴的性格。
从人物的心理来看，江淮方言的一些词汇可谓用得恰到好处。如“瞅”通常指斜视，带有讽刺意味，是贬义的。而“瞅瞅”在江淮方言里并没有明显的贬义和讽刺。但在《小鲍庄》中，鲍彦山小儿子降生时，别人说进去“瞅瞅”，体现出众人对幼儿降生并没有多大的情绪波澜，只是把它当成一件寻常事，反映出孩子生太多已经司空见惯的心理。
从人物的外貌来看，例如“毛乎眼”，描述眼睫毛又多又长，这本该是具有精致之美的眼睛，但用“毛乎眼”却反而给人以粗糙的感觉。这使得被描述的人物也多了几分粗糙，也更加贴合农村妇女美的粗糙，美的不精致的实际情况，更有利于塑造一個农村妇女的人物形象。
2.江淮方言对于情节的发展具有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
这种作用并不是直接产生的，而是通过对人物心理的表述间接体现的。例如，鲍彦山生了七个儿子，生小儿子捞渣时只是进去“瞅瞅”，对生孩子都麻木了，与下文鲍五爷痛失唯一的孙子做对比，既反衬出鲍五爷的痛苦，也为后来捞渣与鲍五爷之间的感情打下了铺垫。
3.江淮方言对于典型地域环境的塑造具有重要作用。
这种塑造首先体现在自然环境上。如小鲍庄的人下地干活叫做“下湖”，体现出小鲍庄地势低洼，与外界隔绝的特点。又如“曲里拐弯”，外界的人要到小鲍庄，要“曲里拐弯”才能过来，不仅体现出小鲍庄的偏远，也能暗示出小鲍庄的贫穷。
其次也体现在社会环境上。
小鲍庄的人的生活用品多是“凉床”、“草箕子”、“竹劈子”等等，食物主要有果子（面食）、馍、臭豆子、秫秫、妈妈菜、七七芽、芋头等。这些不仅写出了小鲍庄人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还从侧面体现了小鲍庄的贫穷。
“草箕子”是割草时用来放草的，“竹劈子”是劈好的竹片，用来摊煎饼的，这些反映出小鲍庄人割草劈竹的原始的生活方式。而秫秫、芋头都是粗粮，妈妈菜、七七芽等都是野菜，小鲍庄人只能吃粗粮挖野菜，充分体现了村子的穷。
虽然经济上贫穷，但小鲍庄的人际关系较为和谐。例如称呼年轻人时用“小x子”、“xx子”等，对辈分高的人称“你老”，体现出庄里人亲切熟稔、尊卑有序，具有良好的人际交往环境。
最重要的是对文化环境的塑造。
除了上述所说的庄稼粮食的称谓，还有对劳动工具的称呼，如“抓钩”，是用来耙玉米等庄稼的。而对劳动方式的称谓，如“放大刀”，表明当地人割麦子不用镰刀，用一种长柄的大刀。这些都展现了江淮地区独特的农业文化环境。
另外，《小鲍庄》中的鲍秉义会“唱古”，小翠子会唱莲花落，《大刘庄》的人会“讲古”，还有个娱乐活动是“听弦子”。这些既是庄里人的娱乐文化，也是庄里人除了农业文明之外的，对于历史和民間文艺的传承，展现了江淮地区的文化生活特色。
4.江淮方言具有深化作品内涵的作用。
方言词汇蕴含着地域所特有的的风俗文化习惯，能够使作品内涵更加丰富。
首先，方言具有历史性。江淮方言中的词汇，有的是从历史典故中发展出来的。如“圩”和“反子”，前者多用于地名，后者是“堤坝”的意思。《辞海》中提到《史记·孔子世家》的出典，其中说孔子“生而首上圩顶”，“圩”做“凹”解，表明中间凹陷，四周高。司马贞《索隐》说：“圩顶，言顶上窊也。故孔子顶如反圩。反圩者，若屋顶之反，中低而四傍高也。”“圩”和“反子”方言用法的出处就在于此。
其次，江淮方言凝聚了一代代江淮人的生活经验和思维方式。
如庄子里的人不用镰刀割麦子，而是采用“放大刀”的方法，这无疑是代代流传下来的耕作方式。而红芋“发了汗”，其实也是一代代人对于储存红芋的经验。江淮方言中的这些词汇，其实是江淮流域农业劳作经验的浓缩。
最后，江淮方言直接而有分寸的特点，体现出江淮人的思维观念中，既要表达自己的想法，又要懂得分寸，给别人留有余地，这是一种善良而又有原则的深层人物性格的体现。方言词汇“实称”，在《姊妹们》中有具体的解读：“人们所说‘实称，决不喜欢胖或者瘦。这匀称的观念使得人们善于综合地看问题，决不会简单地服从某一个局部。”这一词汇，既表现了庄里人匀称的审美观念，也表现了庄里人看待问题时整体而综合的思维方式。
当这些江淮方言的词汇出现在王安忆的作品中，无疑给文学作品带来了一种独特的韵味。这种韵味带有历史沉淀的厚重整肃，也带有人物思维观念的间接体现。这无疑使作品更具有可读性，深化了作品的内涵。
三、江淮方言文学功能产生的原因
江淮方言在王安忆的作品中能够产生上述功能，自身的特点功不可没。而江淮方言之所以具备前文所说的特色，也是有原因的。
首先是地理原因。江淮方言涵盖的区域多在五河流域，人们多从事农业劳动为主。因此江淮方言凝聚了许多农业劳作的经验，也蕴含着劳动人民的思维方式。
然后是历史原因。江淮地区包括江苏、安徽等地，古往今来，大量历史事件诞生于此。如刘邦、项羽楚汉争霸，三国时期群雄并起等，这些历史文化使得江淮流域的人，哪怕是乡下人，都有些诗书之风，他们“唱古”“讲古”等，也导致了江淮方言虽然有着农业劳动的粗糙之气，却并不粗鲁或者粗鄙，反而隐隐透出厚重沧桑的历史沉淀感。
能够把江淮方言的特色在作品中发挥得精妙，还有赖于作者的运用。王安忆的文学造诣极深，能结合江淮方言本身的特色，把方言用得恰到好处。如“鬼”，在方言中既可褒义又可贬义，“这妮子鬼得喜人”表达的是机灵可喜的意思，“鲍五爷斜起眼瞅他，轻轻骂了声：‘鬼！”表达的是鲍五爷对捞渣的不喜，“你这个鬼吔！”则表达了鲍五爷复杂矛盾的心态，他既不喜捞渣，又觉得捞渣像他的孙子，继而产生了老者对幼儿的关怀之情。而如果用别的骂人的话就语气较重，无法传达出这种又喜又嗔的心理，“鬼”既简洁明了，又恰到好处地传达了人物的心理状态。
四、总结
江淮方言在王安忆的作品中具有强大的文学功能，既是作者的妙笔生花，也是读者的艺术享受，江淮地区的读者感到亲切，非江淮地区的读者感到新奇，但也能从王安忆的作品中体会出江淮方言营造的韵味和意境。这对于其他的文艺创作者具有启发性的意义——如何根据所用方言的特色来创作作品，发挥更好的文学功能，这是值得深思的。而江淮方言在王安忆作品中的运用也为其他创作者提供了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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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谦，苏宁.浅论新时期乡土文学中方言的审美作用[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8（06）：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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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简介
王安忆，上海人，中国最有成就最有影响的小说家之一。她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上海复旦大学教授。王安忆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总数已达500万余字。曾经十多次获得国内外的重要奖项，长篇小说《长恨歌》获得上海市政府设立的上海市文学艺术奖的最高荣誉奖项——第四届上海市文学艺术奖优秀成果奖，并在2002年获得我国文学界大奖——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她的许多作品被译成英、德、荷、法、捷、日、韩、以色列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发行。2001年12月，她获得马来西亚《星州日报》主办的首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成为该报推出的全球最杰出的华文作家。
个人履历
王安忆，这位1954年在南京出生的中国作家，祖籍福建同安，母亲是作家茹志鹃，父亲也是作家王啸平。王安忆一岁多便随父母到上海定居，在那里接受最初的教育，读小学时经常参加区、市的儿歌写作比赛会，对文学产生了很深的感情。1969年初中毕业，翌年赴安徽五河县头铺公社大刘庄大队插队劳动，被选为县、地区和省级积极分子。1972年考入徐州地区文工团，并参加一些创作活动。1976年在《江苏文艺》上发表散文处女作《向前进》。两年后到上海《儿童时代》杂志社任小说编辑，不久发表小说成名作《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和《雨，沙沙沙》。 1980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期文学讲习所学习。曾于1983年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文学活动。之后，曾任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与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她的履历表虽然很短，却被生活浸泡得实实在在，成为一个真正丰富的人生。
王安忆的主要著作：《雨，沙沙沙》、《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流逝》、《小鲍庄》、《小城之恋》、《锦锈谷之恋》、《米妮》等小说集，及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黄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纪实和虚构》、《长恨歌》、《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桃之夭夭》、《遍地枭雄》等，散文集《蒲公英》、《母女漫游美利坚》（与茹志鹃合著）等，儿童文学作品集《黑黑白白》等，论著《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等，《我们家的男子汉》一文入选苏教版七年级下册语文书。
王安忆的小说，多以平凡的小人物为主人公，她注重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经历与情感，挖掘生活，在艺术表现上，她的小说多倾向于感情抒发，创作则趋于冷静和细致。从王安忆的作品里可以感受到一种宽厚的爱，她赋予故事中人物“英雄性”，表现人物美和善良的方面。她以敏感和高超的领悟力来控制故事微妙的气氛发展以及人物的心理变化，细腻精准。她的作品讲的是平常故事，柴米生计，可她探讨的是故事背后强大而仁慈的自然规律，这是她对人性和人的生存状态及本体世界的关怀，这使她的作品具有了超乎寻常的意义。同时作品中时刻有女性的温柔体现，连同谨慎内省多思的品格，使她作为文坛一个特立独行的异数存在. 有论者认为，总体上讲，《长恨歌》的思想内涵和叙事结构都不如《启蒙时代》具有挑战性——写《启蒙时代》这样的作品，作家不拿出浑身解数，把自己意识层面和无意识层面的积累都拿出来，是支撑不下来的，因为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它都是个无所依托的东西，所以一定是观念和内心动力的产物。（“启蒙”的精神现象学——谈谈王安忆《启蒙时代》里的虚无与实在）
2016年12月2日，中国作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投票选举，王安忆连任副主席。
王安忆的主要作品
长篇小说
《69届初中生》、《黄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米尼》、《纪实与虚构》、《长恨歌》、《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桃之夭夭》、《遍地梟雄》、《启蒙时代》、《天香》。
小说集
王安忆 《雨，沙沙沙》、《黑黑白白》、《流逝》、《尾声》、《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小鲍庄》、《乌托邦诗篇》、《荒山之恋》、《伤心太平洋》、《海上繁华梦》、《香港的情与爱》、《叔叔的故事》、《人世的沉浮》、《隐居的时代》、《忧伤的年代》、《化妆间》、《儿女英雄传》、《剃度》、《现代生活》、《文工团》、《月色撩人》、《众声喧哗》。
散文影视
《蒲公英》、《独语》、《走近世纪初》、《旅德的故事》、《乘火车旅行》、《重建象牙塔》、《王安忆散文》、《窗外与窗里》、《漂泊的语言》、《母女同游美利坚》（与茹志娟合作）、《街灯底下》。
文论集
非虚构系列（《空间在时间里流淌》、《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波特哈根海岸》）、《故事与讲故事》、《心灵世界》、《小说家的十三堂课》、《我读我看》、《王安忆说》、 《华丽家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世界》、《王安忆读书笔记》、《王安忆导修报告》、《对话〈启蒙时代〉》（与人合著）、《对话录》（与人合著）等。
影视话剧
电影《风月》由王安忆编剧。 长篇小说《长恨歌》除了由香港知名导演关锦鹏拍摄成电影外，还被拍成了电视剧，排演了话剧。
王安忆的代表作品《长恨歌》
《长恨歌》
一个女人四十年的情与爱，被一枝细腻而绚烂的笔写得哀婉动人，跌宕起伏。四十年代，还是中学生的王琦瑶被选为“上海小姐”，从此开始命运多舛的一生。做了某大员的“金丝雀”从少女变成了真正的女人。上海解放，大员遇难，王琦瑶成了普通百姓。表面的日子平淡似水，内心的情感潮水却从未平息。与几个男人的复杂关系，想来都是命里注定。八十年代，已是知天命之年的王琦瑶难逃劫数，跟一位与女儿年纪相仿的男孩老克腊发生畸形恋。最终，因金钱被女儿同学的男朋友杀死，命丧黄泉。 目录 第一部 弄堂 流言 闺阁 鸽子 王琦瑶 片厂 开麦拉 照片 沪上淑媛 爱丽丝公寓 爱丽丝的告别 上海小姐 三小姐 程先生 李主任； 第二部 邬桥 外婆 阿二 阿二的心 上海 平安里 熟客 牌友 下午茶 围炉夜话 康明逊 萨沙还有一个程先生 分娩 昔人已乘黄鹤去 此地空余黄鹤楼； 第三部 薇薇 薇薇的时代 薇薇的女朋友 薇薇的男朋友 舞会 旅游圣诞节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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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王安忆作品外译数量众多，在海外产生了很大反响。王安忆作品对外译介主要是通过国内出版机构的对外推介、国外出版商的引入等多种渠道。《长恨歌》是王安忆在海外最具分量的一部作品，影响很大，受到高度评价与广泛关注，她的《流逝》、“三恋”等优秀作品也在海外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王安忆是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与接受的成功个案，考察她的作品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有助于更好地推动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
[关键词]王安忆；译介；传播；接受
[中图分类号]g2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5）02-0145-03
[收稿日期]2015-01-06
[作者简介]曹文刚，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比较文学。
王安忆是中国当代最有成就和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也受到海外持续而广泛的关注。她创作时间长，作品数量众多，主题丰富多变，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不断有作品被译介到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在国外获得了一些重要奖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对30年来王安忆作品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进行总结和分析，使我们了解其作品在海外受关注原因，并进一步了解影响中国当代文学海外接受的各种因素，更好地推动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
一、王安忆作品在海外的译介、传播
王安忆作品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
一是国家出版机构的对外推介。专门的对外译介中国文学的杂志、丛书译介了王安忆的作品。这种渠道主要有1951年创刊的英、法文版《中国文学》期刊和1981年开始发行的英、法文版“熊猫丛书”。 《中国文学》翻译刊发了王安忆的《命运交响曲》《小院琐记》《话说老秉》《妙妙》等。“熊猫丛书”翻译出版了王安忆的小说集《流逝》，收入了《雨，沙沙沙》《流逝》《舞台小世界》《人人之间》《小院琐记》《命运交响曲》等小说。“熊猫丛书”出的一些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集，比如《时机并未成熟：中国当代最佳作家及其作品》《中国当代七位女作家》也收入了王安忆的作品。2010年，上海新闻出版发展公司翻译出版了王安忆的短篇小说集《小酒馆》。此外，《人民文学》在海外发行的英文版《路灯》（pathlight）刊登了王安忆近期的小说《黑弄堂》。香港《译丛》（renditions）英文杂志由香港中文大学创办，致力于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学。《译丛》翻译发表了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名旦之口》《雀鸠一战》《街灯底下》《叔叔的故事（节选）》等小说。
二是国外出版的以及国内出版、向国外发行的中国文学选集收入她的作品。1988年刘年玲编译的《玫瑰色的晚餐：中国当代女作家新作集》收录了王安忆的《朋友》，1989年戴静编译的《春笋：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收入了王安忆的《老康回来》，1991年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时机尚未成熟：当代中国最优秀作家作品选》收入了《老康回来》另一译本；2001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夏颂编辑的英文版《红色不是唯一的颜色：中国当代女性情爱小说集》收入了《弟兄们》；2003年出版的《迷舟及其他中国故事》收录了《艺术家之死》，美国女编辑金婉婷编译的《我要属狼：中国女性作家的新呼声》收入了《弟兄们》的另一译本，同年出版的《蜻蜓：20世纪中国女作家作品选》则选译了《姊妹们》。《哥伦比亚当代中国文学选集》由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编辑，收入了王安忆的长篇小说《富萍》第一章《奶奶》。
三是国外的汉学家和出版商翻译出版她的作品。通过这种渠道译介到海外的王安忆的作品主要有《小鲍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长恨歌》等。1992年，由英国著名汉学家杜博妮翻译的《锦绣谷之恋》英文版在纽约出版。2008年，美国汉学家白睿文和美籍菲律宾华人陈毓贤合作翻译的《长恨歌》英译本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美国康奈尔大学还于2010年出版了《忧伤的年代：王安忆自传作品选集》，选译了王安忆的自传体小说《忧伤的年代》、《乌托邦诗篇》以及散文《女作家的自我》。
二、王安忆作品在海外的接受
随着王安忆作品越来越多被译介、传播到国外，王安忆在国际上的声誉不断提高，其作品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王安忆作品的接受群体逐渐扩大，既有普通读者，也有专业的研究人员，他们通过这位中国当代优秀女作家的作品，来解读中国当代文学、文化，认识中国社会，走进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在王安忆作品的外文译本中，《长恨歌》影响最大。这部小说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在国内受到评论家的高度评价。《长恨歌》外译本在国外出版后，受到国外读者、评论家、作家的广泛的赞誉，这是王安忆在海外最有分量的一部作品。2011年，王安忆因这部作品获得英语世界最高小说奖项布克国际文学奖的最终候选人提名，奠定了她在世界文坛的地位。
王安忆在《长恨歌》中通过对女主人公一生的描摹，叙述了上海的城市文化和时代风景。西方人可以在这部小说中找到了解中国当代社会的一个独特视角，他们可以借此了解上海，勾起对上海的怀旧，了解中国的民族个性、文化心理和各种社会问题。小说的时间跨度从1945年到1995年，上海经历了磨难和变迁，女主人公王琦瑶起伏的人生也书写了一个警世寓言。
法国《世界报》的书评写道： “王安忆精雕细刻，细腻微妙地表达了人物的焦虑、激情和羞耻，而最令人震惊的则是对上海这座城市的刻画。”[1]美国作家普罗斯认为小说的主人公王琦瑶：“很聪明，本质上很善良，但不能完全理解人类的情感，她天生丽质却又平凡普通。”“王安忆对女主人公细腻而深入的描绘充分展示了她的作家天赋。”“小说的主题隐含于那些永恒性的元素之中，时代潮流的急剧变化与市民生活的持久不变交织在一起。” 小说开篇用大量篇幅描写了弄堂、闺阁、流言、鸽子这些上海独特的风景。“弄堂和生活在其中的人为小说诗意的描写提供了场景。”这种散文化的片段描写在书中俯拾即是，它们所具有的长久性意义代表了一种真实的上海生活。这些持久性的元素构成了故事的背景和外延，构成了上海城市独特的风景，也是故事真正的韵味所在。历史的变迁投射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之上，宏大的叙事居于幕后，故事在寻常巷陌中展开。“当小说接近尾声时，读者对小说中时间的流逝产生一种伤感，这种伤感反映了读者对就要消失的上海弄堂的留念”[2]。
《出版人周刊》认为《长恨歌》是“结构精美的循环式叙事，在城市变幻的背景下角色类型与事件重复发生的方式令人难忘”[3]。美国著名汉学家王德威教授认为，《长恨歌》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一部有重要意义的小说。《亚洲华尔街日报》记者利萨莫维士在文章中写道，《长恨歌》是王安忆最出色的小说，用一个女性的故事来反映上海的文化变迁和社会动荡，对上海弄堂的细腻描绘和对女主人公王琦瑶的悲情塑造令人欲罢不能、爱不释手，这部小说让王安忆成为当代中国海派作家的代表人物。利萨莫维士把王琦瑶一生命运多舛归因于她过于看重自己的美貌而忽视了道德修养，并分析指出《长恨歌》的广泛流传，一是在于它的艺术魅力和对传统道德的维护，二是和西方人对上海的怀旧情结有关，它迎合了人们对上海的怀旧情绪，对上海的怀旧和上海背景容易使《长恨歌》引起共鸣[4]。《长恨歌》的英文版增加了一个副标题a novel of shanghai （一部关于上海的小说），强调这部小说的上海背景，将女主角与上海这个城市紧密相连。英国michal hockx教授认为，这个副标题的添加是“合理的选择”，突出了上海这个城市主题，这部小说表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在许多方面，这部小说是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小说’”[5]。
《长恨歌》英译本虽然较为成功地建构了上海形象，但它在海外接受中被扭曲和改造。《长恨歌》的英译者白睿文和陈毓贤对原著的文本形态和风格进行改变，以便于英语读者接受。白睿文在译本前言中说明了为了“英语的可读性”，对于原著的审美形式进行了消解。考虑到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译者对《长恨歌》进行了改译，以消除英语读者的阅读障碍，增加译本的阅读效果，这也体现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操纵。《长恨歌》英译本细致、精确地描写了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其叙事充满了个性化的表达，游离于宏大历史之外，契合了西方的文学审美。然而，西方在《长恨歌》的接受中却凸显了政治性的解读，受到意识形态的左右，这种随心所欲的阐释使得对《长恨歌》的理解变得褊狭。西方人还特别青睐《长恨歌》的第一部分，因为这一部分写的是充满殖民色彩的老上海，这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西方消解《长恨歌》中异质性文学因素，进行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解读，人为地放大第一部分，都体现了英语读者对这部小说的解读建立在对中国的固有观念上，也建立在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判断上，这也说明，虽然西方读者已经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他们仍然摆脱不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式。
王安忆的小说集《流逝》译介到国外后也引起了一定反响。《流逝》所选的小说都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表现了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生活状态、人际关系，有助于了解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斯佳丽·程认为，西方人想要从文学作品了解中国，《流逝》有助于西方人了解中国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6]。小说集中的中篇小说《流逝》得到巴勒斯坦裔英籍作家安曼胡笙的高度评价。他认为这部小说把个人生活与政治斗争融合起来，描述了一位中年女性在“文革”时期灰暗、琐屑的生活，表现了一家三代人不同的对政治变革的态度，具有社会学意义，小说通过主人公的思索以及主人公之间的对话，用事实呈现的方法展现人物的复杂感情[7]。
王安忆的《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荒山之恋》之所以在西方引起关注，是因为这“三恋”是中国当代文学较早触及性题材的作品，也是女性主义作品。西尔维亚·陈在一篇关于《小城之恋》的书评中写道：“中国新时期文坛对性主题感兴趣是长期性压抑之后的反弹，女性作家创作性主题小说需要相当的勇气。”“王安忆作为知名女作家一直以优雅、纯真著称文坛，20世纪80年代，她率先发表了表现女性性爱的三部小说，突然把创作转向性爱主题，这让很多人感到意外。”[8]长期以来，中国女性“缺少独立、健全的人格意识和人性尊严等现代思想观念，更遑论形成自我主体性了”[9]（p175）。“三恋”中体现的男女平等的思想、女性优越于男性的观点引起了国外研究者的关注。
三、结语
王安忆作品在海外受到广泛的接受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她的作品忠实地反映了时代的变革，为外国人了解中国社会变迁提供了一面面镜子。这一层面的接受主要不是文学接受，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接受。二是作为女性作家的王安忆创作了很多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小说，作品中对性别关系的描写及其女性主义思想契合了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兴起与发展。三是王安忆的许多作品都以上海为主题或以上海为背景，比如《长恨歌》，对上海的理解与书写，成为西方人认识上海的重要渠道，也与西方人对上海的怀旧情结相吻合。考察王安忆作品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接受提供了有益启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王安忆及其作品在国外得到广泛接受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必将取得更大的进展，中国文化在国际上必将产生更大的影响。要让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海外得到广泛接受，就要积极促进中外文学的相互了解与尊重，摆脱民族中心主义，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不急于求成，而是慢慢积累，实现中国文学在海外原原本本、完完全全地被接受。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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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薄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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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中国的女作家群中，王安忆的名字读者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她在文坛上也是最具魅力、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被视为盛行于中国文坛的“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创作类型的代表性作家。
知青岁月里的生活体验
王安忆祖籍福建，1954年生于南京，成长于上海。她的母亲茹志鹃是著名女作家，17岁参加新四军，后来专事文学创作，代表作有《百合花》《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院》等。父亲王啸平是剧作家、导演，新中国成立前就发表进步文艺作品，名震一时的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就是由他执导的。王安忆走上文学创作之旅，深受家庭影响。
童年生活对王安忆而言是很美好的，家里有大量的书籍可以阅读。在父母亲的熏陶下，她喜欢文学、也懂音乐，各门功课都还不错。每次写完作文，母亲都耐心地辅导，旁边的父亲则进行幽默的点评。浓郁的书香氛围，给王安忆幼小的心灵播下了文学的种子。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母到“五七”干校劳改，课外阅读成为慰藉王安忆内心之痛的良药。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普希金、大仲马等作家的经典之作，她读起来如痴如醉。
1970年，16岁的王安忆中学未毕业，离开大上海，到安徽宿县农村插队。她从小在优越的生活环境里长大，来到贫穷而陌生的乡村，她备感迷茫。住在老乡家里，她老老实实地当农民，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夜深人静的夜晚，她在煤油灯下写日记、写信，以此表达对父母的思念之情。写日记在很多人看来可以随随便便，而她却写得认真，村庄里的男女老小，在她的笔端鲜活、真实、有趣。
知青岁月里，王安忆培养了和劳动人民的感情，加深了对生活与苦难的认识。对一名作家而言，这样的生活经历，也许正是创作的灵感源泉。1972年，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王安忆结束知青生活，考入徐州文工团，从事大提琴演奏工作。然而，她的兴趣是文学，工作之余笔耕不止。
“文革”结束后，王安忆终于有机会重返上海，在《儿童文学》杂志社担任编辑。创作初期， 她发表了报告文学《我的脸火辣辣的》《一支舰队的故事》《“司令”退职记》。很快，她迷恋起小说，并尝试写小说。1978年，她在《河北文艺》发表短篇小说《平原上》。见到样刊时，她兴奋得像一只小燕子，因为这是她的小说处女作。24岁的王安忆，还受到河北作家贾大山的赞赏，称她将来一定能写出名堂来。
渐入佳境的“井喷期”
为了进一步提升创作能力，1980年，王安忆来到北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期文学讲习所（鲁迅文学院前身）的学习。来到文学才俊扎堆的地方，她发现自己的写作还稚气未脱。学习期间，她除了向老师同学讨教，还写信和母亲交流写作心得。她曾把习作《幻影》寄给母亲，母亲提出了种种修改意见。而父亲王啸平则认为：人和人的创作思路不一样，让女儿大胆写就好。茹志鹃仔细一想，也连连赞许。王安忆在父母的鼓励下，创作中更是放开了手脚。
学习期满，王安忆依然回到杂志社，过着朝九晚五的日子，可这不是她想要的生活。当时，知青文学、伤痕文学引发社会关注，她也跃跃欲试。1981年，她按捺不住创作的冲动，“逃离”单位，跑到徐州创作小说《本次列车终点》。在这篇小说中她写道：“命运把你安排在哪里，你就把哪里的欢乐发掘出来，尽情享受。也许，这就是人生的乐趣吧。”当时，知青文学中充满痛苦、控诉、伤感，而这篇小说重点关注知青未来的命运，思想中充满乐观、奋进的正能量。
王安忆万万没料到该小说当年被评为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当时整个社会崇尚文学，初出茅庐的王安忆一举成名。1983年，她同母亲茹志鹃一起来到美国，参加爱荷华大学为期120天的“国际写作计划”文学活动。第一次走出国门，她的文学视野顿时开阔起来，可各种文学流派也令她眼花缭乱。她吸收西方小说创作的营养，同时明确了自己的文学立场：立足于现实的、本土的、审美的小说表达。
1987年，王安忆调入上海作家协会专事创作，这正是她梦寐以求的生活方式。上世纪80年代的十年，是她小说创作的“井喷期”，《冷土》《人人之间》《小鲍庄》《我的来历》《前面有事故》《海上繁华梦》《大地苍茫》《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等作品纷纷问世。尤其是中篇小说《小鲍庄》，通过对一个村落和十多个人物的生存、命运与心理状态的立体描绘，表现了中华民族精神中的善良、厚德，同时也批判了传统社会中愚昧迷信、知天顺命的劣根性。小说发表后，震惊了文坛，并获得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同时也被誉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
书写上海的世俗与诗意
上世纪9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风起云涌，很多作家坐不住冷板凳，下海经商，离文学渐行渐远。王安忆却坚守小说阵地，精心打磨文字，把主要精力放在长篇小说创作中。有人问：写长篇小说是不是需要极高的天赋？而她的回答是：长篇小说拼的是勤奋和定力。
1993年，她创作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这部具有先锋实验性质的小说，运用现实和历史、纪实和虚构交叉的形式，力求真实地叙述了“她”在生存空间中的方位和日常生活状态。而这部小说的内核，依然是写实手法，关注的重点是上海普通市民。
两年后，王安忆创作第二部长篇小说《长恨歌》，她把小说的故事现场追溯上世纪40年代的上海。小说以委婉有致、从容细腻的笔调，从一段被人遗忘的历史出发，刻画女主角王琦瑶在历史变迁中的曲折人生。此外，作品中对上海弄堂文化的呈现也十分精彩，浸润出无言的艺术张力。2000年，《长恨歌》被评为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然而，在创作中，王安忆从不固步自封，总是求新求变，以至于评论家很难把她归纳到哪一种风格中。进入本世纪后，王安忆相继创作了长篇小说《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桃之夭夭》《遍地枭雄》《启蒙时代》《天香》等。由于这些小说的故事发生地无一例外是上海，以至于很多人认为她是上海文化传播的“代言人”。
近年来，王安忆注重在历史文化传统中吸取创作养分。2011年发表的《天香》就是一例。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地是1559年—1667年的上海，横跨明清两代。表面上看，小说全景式地勾画上海士绅家族申家的兴衰命运，而王安忆的真正的用意是，关注申家后宅女眷之手的“天香园绣”的工艺流变。为了创作，她拜访民间工匠、查阅过往报刊、考察作坊遗迹，她甚至还学习刺绣……小说发表后，有人把《天香》视为当代的《红楼梦》，可她认为，《红楼梦》的结局悲戚苍凉，而《天香》的结尾没有大痛苦、大悲悯，有的是大家闺秀洗尽铅华的安稳与平实。
王安忆曾经用“现代社会中的一个原始部落”形容自己以及同道者缓慢的写作。恰如《天香》绵长遥远的由来，自有一种秩序隐藏在时间深处，想快也快不了。早在80年代初，王安忆心生好奇，毫无来由地想要去了解自己所居住的这座城市。她跑到上海图书馆和徐家汇藏书楼查阅书刊，到故纸堆中翻检。她何尝不知道网络搜索只是轻点鼠标的一瞬，但是，她更愿意在缓慢的翻检过程中体验一种经历，这经历便是生活，是写作者的人生。很多知名且成熟的作家，愿意将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划清界线。若以此区分，毫无疑问王安忆要归到前者。可是她向来不排斥对于一切优秀元素的吸纳，且尤其喜欢推理小说。英国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意大利作家马里奥·普佐、加拿大阿瑟·黑利……她觉得，西方小说之所以多伟大的鸿篇巨制，是因为西方小说家发展了坚固、严密而庞大的逻辑推动力，它与宏伟的思想互为表里。她认为情节本身会向作家讨要理由：“生活的逻辑强大严密，你必须掌握了逻辑才可能表现生活的演进。为什么要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你要不断问自己为什么，小说的想象力必须遵守生活的纪律推进，推到多远就看你的想象力的能量。”
她诚实地表示自己是“比较笨的写作者”，如果完全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没有经验过的事情，她很难去想象。即使是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长恨歌》，她最不满意的也是没有过任何经验的第一卷。可是到了纯粹依赖想象的《天香》里，她已经渐入佳境，在故事中左右逢源。
2014年11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推出了《王安忆经典小说集》（共八册）。王安忆的作品还引起国际文坛的关注，多部小说被译成外文。2013年她获得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除了创作，她还参与到各种文学活动中，现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作协主席，兼职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指导学生从事文学创作。与青年学子在一起探讨写作，她觉得很有意义。
历程评述：
王安忆的早期小说主要是对个人自我经验的倾诉，上世纪90年代以后则着力于对人性和人的生命本相的探索，她善于以小事写大时代，对上海的把握与描绘极尽其详，又直入骨髓，把上海融化在人物命运里。她的写作从容不迫，谨严、细密而内敛。她的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变迁和革命年代个人生活史的双重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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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的《长恨歌》30万字，我看完用了两天。虽然是比较少有的能称为文学作品的东西，但可读性并不算强。文字华丽、拥挤而唠叨，不顺畅，转弯抹角的。整篇故事晦暗暧昧，有点腐败的气息。故事的写作手法很独特。一点一点地描写，逐渐连缀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象一个个珠子连成的项链。
读后，总体感觉是一个对旧上海往昔情怀、情境的遥望和追忆，虽然描写的是人物的经历、命运，但这命运是渗透在背景中的，是给这背景作点缀的。就象开篇对弄堂的.描写——“站在一个至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街道和楼房凸现在它之上，是一些点和线，而它则是中国画中称为皴法的那类笔触，是将空白填满的。”主人公王琦瑶曲曲折折的命运便在对往日上海滩文明的描绘中，一步步展开来。故事时间跨越半个世纪，从琦瑶豆蔻年华开始，一直到她60多岁被害至死止。
感觉主人公王琦瑶写得并不可爱，一个20年代旧上海的小女子，正当好年华的时候，因命运的缘故辉煌了一次，然后，就堕入无边的黑暗中。仿佛莫泊桑的小说《项链》里的路瓦栽夫人。
书中人物不多，都是琦瑶的女朋友和男朋友，及琦瑶的女儿的女朋友男朋友。也不看重历史背景，只是在走女人的心路。
琦瑶的几个男人，李主任、程先生、康明逊、老克腊、萨沙。除了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程先生，其余的都辜负了她。她便在这辜负中坦然地做着女人，最后死于谋财害命。由此画了句号。
琦瑶16岁竞选上海小姐后，被李主任看中，做了李主任的情妇，李是军政界要员，不久死于飞机失事；程先生是琦瑶的仰慕者，追随琦瑶终生；康明逊是个顾首顾尾的纨绔子弟，给了琦瑶一段没希望的感情，始乱终弃；老克腊是琦瑶女儿一代的男人，给了琦瑶爱的希望，也导致了她的死。
人物刻画最成功的，倒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配角李主任。血肉丰满、跃然纸上。“在女人的事情上，李主任总是当机立断，不拖延，也不迂回，直接切入正题的。是权力使然，也是人生苦短。”
“李主任上了车坐在她身边，身材虽不高大，可那威严的姿态，却有一股令人敬畏的气势。李主任是权力的象征，是不由分说，说一不二的意志，唯有服从和听命。”
“李主任并不问王琦瑶爱吃什么，可点的菜全是王琦瑶的喜爱，是精通女人口味的。”
琦瑶是恬静美丽的，也是坚强的，她的坚强体现在她作为一个女人的命运的不挣扎、不抱怨、坦然承受，以及对生命中男性的温柔和体谅。
《长恨歌》里的爱情也是影影绰绰若有若无。似乎只有程先生对琦瑶的爱情是实打实的。如果说王安忆与张爱玲相像，可能就是描写感情态度上的相似了。细致入微的冷静客观，甚至本应该惊心动魄的激情都是冒着冷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