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稿首先必须开头要开门见山，既要一下子抓住听众又要提出你的观点，中间要用各种方法和所准备的材料说明、支持你的论点，感染听众，然后在结尾加强说明论点或得出结论，结束演讲。那么演讲稿怎么写才恰当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演讲稿，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本文研究的新中国外交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后到1954年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以往有关这一领域研究的共同特点是,侧重于描述新中国外交发展的总画面和影响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种种内外因素,其不足之处在于一直未能进一步探讨新中国外交的主要特征。如果没有这种探讨,对新中国外交的理解至少是不完整的,而且肯定无法深入理解后来中国外交的发展。本文的目的就是力图弥补这一不足,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揭示新中国外交在其形成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及其历史含义。
一、"一边倒"与新中国外交的革命性
对新中国外交制定阶段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特别是近年来对中共与苏联、美国的关系分别进行的深入探讨,丰富和加深了对新中国外交起源的解释。有关研究表明,中共中央大致从1948年底开始考虑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此后大约三个月的时间,新中国外交的主要原则便确定下来了。按提出的顺序,这些原则包括对帝国主义"不承认"和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后来被简称为"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等。从产生的指导思想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看,这三项原则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革命性。这里所谓的"革命性"是指它们是在中国革命运动的理论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同革命运动后期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有密切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边倒"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
在1949年1月上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导人讨论了与对外政策有关的问题。从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看,这些讨论并不很充分,通过讨论初步确定了对帝国主义国家不急于承认和先与苏联等国建交通商的大原则。会议后发布的《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主要体现了针对帝国主义的"不承认"原则,并对相关的具体问题作出了规定。1月政治局会议结束不久,中共领导人在西柏坡接待了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这次会晤促使中共中央最终决定建国后与苏联结盟。在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发言中,毛泽东宣布"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此点"。与此同时他发展了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承认"原则,即"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新中国的外交布局从此基本确定下来。4月1日,毛泽东在与张治中的谈话中,针对后者提出的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的主张,首次使用了类似"一边倒"的说法,即"当今之世,非杨即墨,不是倒向苏联一边,便是倒向美国一边"。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用驳论的方式重申了他与张治中谈活中阐述的主要观点,并首次提到了"一边倒"的概念。此时刘少奇已经踏上访问莫斯科的旅程,他此次访苏基本奠定了新中国与苏联建立战略联盟的基础。
从"一边倒"概念提出的过程看,它被赋予了双重含义,即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和新中国发展战略的形象概括。首先,从毛泽东最初提出"一边倒"概念的针对性看,是要回答在一个被认为是分裂成两大阵营的世界政治格局中,新中国将站在哪一边的问题。在这个层次上,"一边倒"是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也是对未来新中国外交格局的形象概括,与苏联结盟和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承认"都是这一大格局中的具体政策。近年来有关研究成果详尽揭示了从1948年未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共处理对苏对美关系的复杂过程,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主导这一过程的发展方向的指导思想及基本质特点。
"一边倒"方针是一场持续了20多年的革命运动在即将取得胜利阶段的产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作为制定这项政策的主角,是从革命者的角度、或者说主要是从革命者的角度,根据中国革命的理念和经验,认识世界和未来新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脱离开他们对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政治关系的理解,既无法深入解释"一边倒"方针的形成,也不能解释后来新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内在限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是在中国旧式的民族民主革命屡遭失败后、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之下兴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造成的国际局势大变动,是这场革命运动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国际背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理论、十月革命的胜利、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以及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经历和处境,几乎从一开始就铸造了中共对国际事务、中国革命与世界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的认识框架,即"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企图协同宰割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所以中国革命运动"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有走这条惟一的道路"。后来的历史证明,建党时期形成的这种认识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共在各个时期的战略和策略。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时期,中共中央曾经提出,应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主张中国与英美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共领导人对国际政治力量的基本分野和所持的立场并没有动摇。1940年1月,在德国入侵波兰后苏联与美英法等关系严重恶化和国共斗争尖锐化的背景下,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再次强调,中国革命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当今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英雄好汉们"要么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么站在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战线方面,"二者必居其一,其他道路是没有的"。毛泽东此时提出这一论断表明,一旦苏联与西方国家转向对立,中共领导人作出的选择必定是站在苏联一边,并在国内斗争中采取比较激进的革命政策。
1941年末苏联与美英结成反法西斯同盟,使中共领导人修正了关于国际上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不可调和的观点。他们认为美英苏结盟导致了一种"世界新秩序",在"世界新秩序"中,重大的国际问题必须以美英苏"为首的协议来解决",各国内部的问题也"必须按照民主原则来解决"。在美英苏合作的大格局影响下,国民党不敢大举反共,中共也不宜进行激进的社会革命,"整个国际局势战后一时期仍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局面,中国更必须经过民主共和国才能进入社会主义"自1942年夏季到抗战结束,中共中央的内外政策曾几经变化,但不论其调整幅度有多大,从未超出过这个基本框架。
战后初期,中共领导人已经注意到美苏两国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明显,不过并不认为它们合作或相互妥协的局面会很快结束。毛泽东决定亲赴重庆谈判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相信全世界"都进入了和平建设的阶段","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美国不公开帮助蒋介石,决定苏联也不能公开帮助我们"。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共能走法国式的道路,建立"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尽管重庆谈判的实际成果相当有限,毛泽东回到延安后仍然重申,美苏在"许多国际事务上,还是会妥协的",中国局势再有半年的动荡,"和平建设阶段"终将到来。重庆谈判结束后不久,国共在华北爆发了军事冲突,中共在得到苏联支持的情况下开始实施争取东北的战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共领导人对美苏关系的认识及其革命战略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共中央当时的方针是在向和平时期过渡的半年中,争取奠定华北和东北自治的基础。随着苏联调整在东北的政策、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和国共谈判出现转机,中共中央即宣布"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国共达成政协协议后,毛泽东发表谈话说,实现和平民主的最初推动力来自国际上美苏妥协的大趋势。事实表明,中共中央曾经是准备执行已经达成的协议的。全面内战爆发和国际上美苏冷战的发生,促使中共领导人开始修改1942年夏季以来的基本看法,"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便是重要的标志。"中间地带"思想无疑具有丰富的内涵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是美苏之间的争斗并不能决定性地影响中国的局势。不过"中间地带"思想是当时中共领导人的认识处于过渡状态的产物,而且这一过渡阶段是相当短暂的。1947年9月,欧洲几国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并发表宣言称,世界已经形成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反帝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虽然报告中并没有提及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中共中央仍然毫不犹豫地表示接受"两大阵营"理论,并宣布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大约是从1948年春季开始,中共领导人表明了加强与苏联关系的迫切愿望,同时在党内加紧进行政治和思想准备。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破裂后,中共中央即表示坚决支持苏联的政策,尽管毛泽东本人曾经在党内表示过对铁托的佩服和赞赏。四个月后,刘少奇在文章中干脆提出,在当今的时代"中立"是不可能的,是否联合苏联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是一个民族"走向进步或走向倒退的界限"。中共领导人的上述表态既是出于密切与苏联关系的战略考虑,也是认同"两大阵营"理论的必然结果。
历史的进程表明,当中共领导人开始考虑为新中国制定对外政策时,他们对世界政治形势及其发展方向,已经有了相当深入和固定的认识,即美苏"两大集团的冲突,是根本的冲突,两大集团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边倒"方针的形成的确反映了中共领导人对当时世界政治力量的分野和发展趋势的总看法。一如前述,这种看法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是他们根据革命理论和长期领导革命运动的经验观察世界的结果,冷战初期的国际环境只不过使之强化而已。另一方面"一边倒"方针的形成也说明,中国领导人在考虑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是以认识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的关系为出发点的。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指出的,中国革命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两件事",其中之一便是联合苏联阵营和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一边倒"的另一层含义正如有学者曾经指出的,它是被"作为一项总揽全局的大政方针"提出来的。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一边倒"同与张治中谈话时的针对性有所不同,他要回答的是比外交战略更广泛的问题,即主要是要阐明新中国的发展道路。合乎逻辑的推论是,在毛泽东这时的思考中,新中国的外交战略同新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新中国外交战略的确立是同中共领导人决心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互为因果的。
近年来国内学者已经开始探讨中共领导人在争取与苏联结盟的过程中,是如何不断地调整其国内的大政方针的。新公面的档案也表明,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刘少奇访问莫斯科的过程中,中共领导人都将相当多的精力用于与苏联方面协调中国国内的方针政策上。特别是刘少奇,在访苏期间将主要精力用于与苏联协调中国的国内政策和学习苏联建国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他回国时不仅带回了一批苏联专家,而且带回了完整的苏联政权与经济建设的模式。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中共与苏联在中共的国内政策上不能协调,要苏联接受新中国成为其盟友是相当困难的。进一步说,在世界上已经形成两大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背景下,中共的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高度协调的最终结果是,新中国一诞生便跨入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政策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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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征文比赛
我们要做时代先锋首先要发挥好新时代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党的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在新时代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是全党的首要政治任务。每名党员都应积极响应，发挥好新时代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此，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聚焦指导思想，坚定理想信念，让党员底色更亮。信念坚定，思想才能深刻，行动才能有力。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思想指引新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重要思想武器。习近平同志指出，全党要深刻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在各项工作中全面准确贯彻落实。
理想信念坚定、目标方向正确，是“讲政治”的重要体现。党员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明确目标方向，始终保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自信，以此凝聚起全党上下共同奋斗的坚强决心。诚如习近平同志所言，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每名党员干部应深刻聚焦和深入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加强思想政治理论学习，做到真学、真懂、真信，不断增强“四个自信”，始终把准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做政治上的明白人、理论上的专业人，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党的思想工作上汇聚磅礴力量。立足工作实际，发挥先锋作用，让党员底气更足。实干苦干，目标才能实现，梦想才能成真。习近平同志指出，五年来，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进一系列重大举措，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一系列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每名党员的积极贡献。
习近平同志指出，党员、干部要坚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脚踏实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扎扎实实做好每一项工作，取得“接力赛”中我们这一棒的优异成绩。每名党员干部都应立足工作实际，牢记职责使命，争当先锋模范，积极向杨善洲、谷文昌、廖俊波等优秀共产党员对标学习，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工作业绩，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发挥好模范先锋作用，以实干苦干创造业绩、增强底气，以更足的底气为十九大精神的贯彻落实汇聚磅礴力量。
加强作风建设，做到干净干事，让党员底线更牢。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干净干事，事业才能发展，群众才能满意。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党风带动政风，进而影响民风社风。
党风与党员个人作风息息相关、相互影响，好的党风可以塑造好的党员个人作风，好的党员个人作风可以助推好的党风形成。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我们每名党员干部都应坚守作风底线、加强作风建设，自觉遵守党规党纪，切实做到慎小慎微，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把纪律规矩挺在前、严起来，自觉融入作风改进的大环境之中，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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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斜窗外动青竹，一点春心雨水足，
画殿双燕闲说柳，雪山鸿雁在归途，
芦笙一曲禾苗绿，遍地耕牛驾驭熟，
秒懂航拍达旷野，创新华夏绘蓝图。
晚上细雨濛濛，打开电视首选央视的记录片频道，刚好是一个记录片的开始《创新中国》第一集信息，主要展示信息技术的发展，开篇就提到了无人机，最吸引眼球的是无人机在农业园的应用。在苹果园满园花香的春天，无人机记录的航拍数据，会测算出花朵的数量，来推算苹果的产量，并且水分、温度、肥料等土壤数据通过传感设备被收集应用。
高科技在农业上的应用，超出想象，虽然这不是可以普及的大数据，真正的大数据还是存在于耕种者的内心。高科技农业也只能说明科技到达的高峰，或许有的区域会因此而改变靠天吃饭的境遇。
《创新中国》可以说是科技成果的展示，那些密集的`数据是信息时代的符号，这些高科技系统曾出现在中学时代优秀的作文里，现在想来那些富有想象的同学们现在是不是正在从事着富有想象的科技创新呢？
幅员辽阔的华夏，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更有科技领域的创新。创新可以有，也应如耕种之初华夏民族发明农机具和选育可种的粮食品种一样，需要一段时间，可能是很长的时间去更新去驾驭，驾轻就熟是理想的到达。人类想象力是科技创新的动力，希望科技成果的转化就在不远的未来。
尊敬的xxx书记、xxx局长，各位领导、同志：
大家下午好。今天，很高兴能够在xxx市委党校与在座的各位见面。首先，请允许我代表xxx市委党校诚挚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都知道，社会主义发展史可以从中国和世界两个区域视角来讲解。不同的取镜，就会呈现不同的直观感受和解读。那么，中国视域下的社会主义发展史又会让我们产生怎样的感触与思考呢?根据xxx书记的指示，结合自身的研究方向，接下来我所要授课的主题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希望在座的各位领导和同志不吝指出问题。现在，课程开始。
任何一部历史的撰写，都有它的时代背景。可以说，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史也有它蹒跚学步的前奏。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百年黑暗近代史的序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恶化的过程之中，我国人民任人宰割，身陷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期间，多少仁人志士慨以当慷、前赴后继，为拯救国民探索出路、四处凿壁、呼号奋战。然而，由于他们始终奔走在资本主义道路之上，终究未能在救国之路上走通、走成、走完。
1917年十月革命为满目疮痍的中国送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已麻木的广大工人、农民脱下沉睡的外衣，纷纷登上历史的舞台，发出摆脱压迫与剥削的呐喊与警醒。这个时候我们国人才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跟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尤其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事件再次印证了中国劳动人民的大胆尝试与无限智慧。随后，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顽固大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后的伟大胜利。
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夕《论人民民主专政》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插上指路牌。可以说，国人也曾在1949年10月1日前思考过诸如新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应该建成什么性质国家等问题。庆幸的是，革命的成功让人们对资本主义道路报以坚定的否决。可是，除了资本主义道路之外，新中国难道要选择封建主义吗?就在国人议论纷纷、迷茫困惑之际，我们党伟大领袖毛主席大笔一挥，著文《论人民民主专政》，旗帜鲜明地告诉国人：“走俄国人的路。”没错，这就是最终的答案，即社会主义道路。由此，新中国的历史随着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书写同步进行，开启了中国人民的新历史。
新中国的成立虽然成功搭建起社会主义发展主体框架，但还缺乏社会主义制度主心骨的支撑。因而，在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前，新中国致力于打造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主心骨。
1949年至1953年，中国陆陆续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下来的历史使命与责任。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剿匪除恶霸、抗美援朝等一系列事件，有力巩固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切实恢复了残破的国民经济。
1953年至1956年，中国通过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1953年，我们党适时提出渡时期总路线，指出国家要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是所谓的“一化三改”。期间，我们党依据当时中国国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投身到“一化三改”运动之中。1956年，新中国基本完成三大改造。这标志着我们这样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的新民主主义大国，在短短几年时间之内就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的变革，更是一个国家历史基调的奠定。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是完全正确的。整体上来说，在一个4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制度转型，促进工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胜利。不得不说，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基石。
新生事物的成长难免遭遇碰壁和挫折。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经过了两个曲折的探索阶段，虽然有所失，但也有所得。总体来说，这是一种曲折的前进。
1956年至1966年，新中国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曲折十年。需要着重指出的是，1956年毛泽东主席《论十大关系》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树立了一个良好开端。不同于苏联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观点，新中国准确判断社会主义社会状况，表明敌我矛盾并非社会主流，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矛盾，即人民内部矛盾，确实占了主体。这一论断在当时的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都起到了振聋发聩和独树一帜的作用。但是，1956年苏联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引发了世界性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由此，新中国1957年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发动进攻。进而，国内的反右派斗争被扩大化，大量人民内部矛盾被当作敌我矛盾。在这样的国内外不稳定发展趋势影响下，我们党在1958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虽然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愿望，也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但却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催生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因此，我国被迫在1959年至1961年进入生产生活困难时期，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好在国家领导人及时调转航舵，通过1960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及1962年“七千人大会”，国民经济得到顺利恢复与发展，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1966年至1976年，新中国迎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又一个曲折十年。不得不承认，这十年间的探索虽然防止了像西方世界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但付出了较为惨重的代价。我们应该看到，国家领导人发动思想文化领域革命运动的初衷是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苏东剧变便证明了关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具有战略意义，富有远见。而且，这种思想至今仍不失深远意义，应该给与肯定。只是，探索过程中的具体做法和指导方略缺乏科学的分析，使党和国家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理应加以抛弃。当然，在这十年间也取得不少成绩，如：三线建设、两弹一星、中美中日恢复外交关系。这些都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经济腾飞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哲理同样适用于勤劳、勇敢、奋斗的中国劳动人民身上。当新中国沉浸在碰壁、迷茫、挫折的困境之中时，改革开放一声炮响，将步履蹒跚的中国推向新世纪的迎风潮头。
1978年，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伟大决策扭转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进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钥匙打开了人民群众身上的教条主义枷锁，让人们的内心从曲折的过去解脱出来，重新面对新时期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完善社会主义及推动社会主义发展创造新动能、提供新动力，我们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再次节节高升、蒸蒸日上。
1982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为中国社会主义加上“特色”内涵。我们根据国情实际和时代特点，通过艰辛探索赋予了鲜明的中国发展特色。自此，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愈加“特色”、更加闪耀。由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逐渐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理论、基本道路、基本路线。在这里，我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毛泽东主席时期开始探索的，但作为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机制，则是在邓小平同志时期完成的，两者属于前后继承关系。也就是所谓的“始于毛，成于邓”这个说法。
新时代，我们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在经济上，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政治上，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以及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体;在文化上，建立了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红色革命文化为基因，同时吸收传统文化和世界先进文化中积极内容的文化制度。经过实践的证明以及时间的见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已经成熟，有力促进了国内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经受住了国际复杂形势的考验。因此，我们充满了新时代的自信心与自豪感。
同志们，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是一段从建立到建设再到完善的历史，是一部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史。社会主义事业在探索中发展、在挫折中前进、在困难中成长。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国劳动人民的汗水与心血，让我们为国人、为自己鼓掌致谢。
同志们，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是世界上的不平凡历史。我们经历多少风风雨雨，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们经历多少坎坷磨难，才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逐步强起来;我们经历多少泪眼婆娑，才最终走向了伟大复兴。应该说，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人民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路，我们走对了。
最后，希望对于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我们十四亿中华儿女奋力在新时代阳光普照下，继续谱写华丽新篇章。
我的授课到此结束，感谢大家!
耻辱
不平等条约一览表
南京条约 1842年8月 英国
主要内容
1.割香港岛给英国
2.赔款2100万银元
3.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
4.中国海关收取英商进出口货物的关税税率要与英方商定
影响
1.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端
2.主要矛盾由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转化为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
3.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最主要的矛盾
4.中国人民从此肩负起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革命任务
5.中国进入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 1844年 英国
主要内容
从中攫取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和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房屋拘留等特权
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 1844年 美国和法国
主要内容
取得更多的侵略权益
天津条约 1858年夏 俄美英法
主要内容
1.外国公使进驻北京
2.增开沿海沿江是10处商口岸
3.外国军舰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岸通航
4.外国人可以到中国内地游历、通商、传教
5.清政府赔偿英法两国经费各200万两白银，赔常英商损失200万两白银
北京条约 1860年 俄国
主要内容
1.清政府承认天津条约有效
2.增开天津为商埠
3.割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
4.对英法两国的赔款各增至800万两白银
天津条与北京条约的共同影响
清政府开始被列强控制，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加深了
成就：
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新中国成立 1951年 西藏和平解放
1952年 土地改革完成
1953年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行
1954年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颁布
1964年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7年 首颗氢弹试爆成功。
1970年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发射
1971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替中华民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1972年9月 中日正式建交
1976年 四五运动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
1979年1月 中美正式建交
1982年 世界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青藏铁路通车
1997年7月1日 香港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
1999年12月20日 澳门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
1999年 昆明举办世界园艺博览会
1999年至2008年 神一至神七（载人，无人，出仓）先后成功发射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快了我国的对外开放，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使之国际化。
2003年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安然着陆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获得圆满成功。
2005年10发射“神舟”六号载人飞船。2006年沈阳举办世界园艺博览会
2007年10月24日18时许在西昌发射“嫦娥一号（ce-1）”发射成功。2008年（8月8日至24日）第29届（北京）奥运会开幕。同年9月6日至9月16日 残奥会在北京开幕
2010年1月1日——中国与东盟fta（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这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
2010年5月—11月 上海世博会开幕
2010年10月1日18时59分57秒，搭载着嫦娥二号卫星的长征三号丙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2010年11月1日0时26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丙运载火箭将第六颗北斗导航卫星送入太空，这里是我国今年连续发送的第四颗北斗导航卫星。
2010年11月12日—27日 广州亚运会开幕
2010年12月12日—19日 广州亚残疾人运动会开幕
2010年国家统计局7月 宣布，2010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72840亿元（人民币），按可比价钱 计算同比增加11.1%。按现在的汇率，按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比例6.7:1 计算，我国上半年gdp大约为25797亿美元。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你们好！
当五星红旗在香港上空冉冉升起的时候，当全国人民为申奥成功欢欣鼓舞的时候，我们不会忘记，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百年的噩梦。那是一段中华民族受尽屈辱的历史，也是一段中华儿女奋力抗争的历史。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清朝政府签下的一个又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使中国从一个泱泱大国变成了一只任人宰割的肥羊；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让这座世界上最辉煌壮丽的建筑顷刻间变成一片焦土和瓦砾；我们永远不能忘记，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使3000多名万东北三省的父老成了亡国奴；我们永远不能忘记，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使中国人民进入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我们永远不能忘记，1937年12月13日，日本法西斯对我国手无寸铁的同胞进行了长达6周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
为了重整河山，多少志士仁人、革命先辈抛头颅，撒热血，以钢铁般的意志和无所畏惧的气概，以顽强不屈的精神打败了帝国主义侵略者。
沧海桑田，风雨坎坷，伟大的祖国历尽磨难。我们肩负着跨世纪的历史使命。我们不甘心落后于前人，要继承和发扬先行者留给我们的不怕困难的精神。
从七七事变开始，中国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中国人民一直在战火中苦苦挣扎。如今，中国已走出了血雨腥风的阴霾，华夏大地处处洋溢着欢歌笑语。我们现在的丰衣足食又是靠什么换来的呢？是用革命英雄的生命与血泪换来的，是用中国人民的双手和汗水换来的。今昔对比，我们怎能不感叹呢？不要忘记我们中国曾有过的一段屈辱，不要忘了我们肩挑着振兴中华的重任。
我们要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少年强则国强”，我们是祖国的花朵，更是祖国的希望。周恩来总理说过：“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中国的命运掌握在所有中国人的手上，更掌握在我们青少年手上！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让祖国更加强大。“不忘国耻，振兴中华！”让这句话永远记在我们的心里，激励我们奋发图强。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近一段时间，按照主题教育办和局党组安排，认真翻阅了《中国共产党的90年》三册图书。对中国共产党90余年的奋斗历程、光辉业绩和取得的伟大成就有了一个粗略的印象。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讲到：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一场社会革命要取得最终胜利，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得到这个成果极不容易。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西柏坡纪念馆考察调研时讲到：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这些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历史之所以是最好的教科书，是因为历史能给人们以深刻的警示、启示与借鉴。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总结和吸取历史的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
90多年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富有革命创造精神的党;是密切联系群众，为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奋斗并作出最大牺牲的党;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经得起胜利和挫折、高潮和低潮、顺境和逆境的考验，任何敌人和困难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党;是与时俱进，站在时代前列，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懈奋斗的党。历经磨难，斗志弥坚，千锤百炼，更加坚强。中国共产党不愧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在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其成长过程中的艰辛。从建党初期的50名党员，发展到如今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其间经历了国共合作失败、国民党的五次“围剿”、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扫荡等无数次血与火的考验。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人经历了雪山草地、缺衣少粮、坚壁清野等残酷环境的考验，更有370多万共产党人为新中国的成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学习党史，就要深刻理解党的成长过程的不易，只有深刻理解当年的苦难，才能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才能体会到当下的幸福，才能获得前行的动力。学习党史，就要深刻理解党所走过的这条道路的必然性。我们党走过的这条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相结合的正确的道路。林则徐、康有为、孙中山等仁人志士都没能找到适合中国的路，王明等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也没能带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只有建立于中国国情之上的道路，才是适合我们的道路。我们的党史，正是一部描述中华民族走出劫难、挺起脊梁的鲜活教材。党史记录着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一个又一个奇迹，这其中的经验和智慧无不凝结于党的历史。我们党90多年来所走过的路，是建立在无数次选择和无数次失败的基础之上的。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深刻理解这种必然，才能理解党的正确与光荣，增强对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根本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根本在于有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根本在于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首先要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始终向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看齐，切实做到在思想上高度认同、政治上坚决维护、组织上自觉服从、行动上紧紧跟随。
对照党史、新中国史的学习，检视自身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遵守政治纪律态度不够坚决，政治敏感性不强，对党员干部的严管不够，有的干部在公开场合口无遮拦，对社会上、网络上出现的一些政治谣言和错误言论，不抵制、不斗争，甚至随声附和。
2、在实际工作中，只注重抓支队业务工作，认为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硬任务，把精力和力量应该基本用在硬任务建设上，不能在支部和党员思想建设上花精力、用功夫，支部建设特别是党员思想建设是虚的，花费精力较少。
3、放松了思想武装，没有把思想建设作为夺取新时代新征程的伟大胜利的根本要求，忽视了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去武装自己的头脑，去打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仗。
4、回避矛后，畏难不前，避重就轻，遇到困难不是迎头赶上，主动克服，而是一停二看三绕开，缺乏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坚忍不拔，奋发有为的姿态。
结合党史、新中国史的学习，逐步领会到自己在事迹工作中有许多方面存在不足与差距，应当时刻以党的先进思想武装，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和能力。
一要结合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不断增强党员意识。认真学习和领会党的性质、纲领、章程、宗旨、历史使命和路线方针政策，并结合自己实际进行党性分析、查缺补漏，改进不足，不断强化自己的党员意识，提醒自己时刻不忘党员身份，时刻不忘党的历史使命，时刻不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总是，用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到平时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险关头豁得出来。
二要结合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模范践行党的优良作风和传统。党的奋斗历程中，创造了伟大的业绩，形成了许多优良的传统和作风，主要包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等等。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党的传家宝和政治优势所在，要认真学习和领会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形成过程、历史意义，仔细思考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现实意义及如何更好的去发扬和继承，立足本职工作，找准事实践的切入点，努力发扬光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并不断为其注入心得时代内涵。
三要结合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扎实做好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党员做好练习群众和服务群众工作是新形势下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需要，是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作为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党的历史上关于群众路线的著名论断，还要学习当时行群众路线所取得的丰功伟绩以及不实行群众路线的惨痛教训，认真学习为人民服务先进历史人物和身边先进的感人事迹，更加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更加积极的组织、参加支部开展的服务群众为主要内容的各类主题实践活动，立足实际扎实做好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
赵延垒
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追击阶段后，刘伯承和邓小平即率领第二野战军进军大西南，陈毅和粟裕则率领第三野战军解放广大华东地区。
但是，1949年5月15日，华东军区却发布了这样一道“公布令”：任命刘伯承为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为华东军区副司令员。
刘伯承率领二野挺进大西南是确定无疑的历史事实，出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精锐力量损失殆尽，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开始部署对国民党军实施战略追击。在早期的战略追击部署中，第二野战军的任务并非挺进大西南。
早在1948年12月12日，国民党军杜聿明集团被围陈官庄，淮海战役大势已定。中央军委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和谭震林等人，明确规定，大军渡江之后，两大野战军的任务是“协力经营东南”。12月24日，中央军委再次电报指示，战略决战胜利后，“以刘邓、陈粟两军出江南”。1949年3月14日，中央军委进一步强化了这一部署，要求二野“两年内留华东，不作新的机动”。通过上述文献显然可以看出，中央赋予二野的任务是与三野一起解放华东地区，而且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这一任务不会有大的变动。
中央为什么会作出这样一种部署呢？答案是，为了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入侵和干涉。
在整个解放战争中，美国一直是国民党的最大后台和强力支持者。解放战争期间，美国不但为国民党政权摇旗呐喊，提供武器弹药，甚至还出动飞机、军舰帮助国民党军实施战略机动。当国民党军败局已定，解放军即将横渡长江、解放全中国之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气急败坏之余，极有可能会直接出兵扶持国民党政权。果不其然，就在解放军即将大举渡江之际，震动一时的紫石英号事件发生了。
1949年4月20日上午，英国护卫舰紫石英号突然闯入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炮兵控制的江阴、镇江段江面。解放军官兵随即发炮警告，但紫石英号装聋作哑，继续逆流而上。进入三江营水面后，紫石英号竟然对驻守在这里的解放军发起挑衅，解放军随即实施火力拦截。一番你来我往之后，紫石英号被击中搁浅，慌忙升起一件白色衬衣乞降。
日薄西山的英国尚且如此嚣张，势力正盛的美国势必更加狂妄。毛泽东对这一切早有预料，他决心从最困难的情况出发，以美国出兵中国为前提考虑下一步战略决策。在1949年1月初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毛泽东郑重提出：不要讲美国不出兵，而是准备美国出兵并准备与之打，以取得主动……
基于上述考虑，中央和毛泽东特别安排二野进军华东以震慑美国。历史证明，正是这一部署，使得中方在即将爆发的“中美暗战”中取得主动。
本文开头处提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公布令》，公布时间为1949年5月15日。此时国共两军正在上海反复鏖战，美国正在一旁虎视眈眈、伺机而动，堪称第二、第三野战军联合经营东南、慑止强敌的关键时刻，自然也是华东军区历史上的“特殊时期”。
华东军区成立于1947年，是一支独立的战略力量，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一直由陈毅和饶漱石担任。但在1949年5月这段时间，在美国的强大威胁下，在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蓝图中，华东地区迅速发展成为第二、第三野战军的共同战场，华东军区随之升级为原华东和中原两大战略力量的联合体。在这一特殊形势下，刘伯承出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就在情理之中了。
京沪杭地区是美国在华利益较为集中的地区，其中尤以上海为最。毛泽东高瞻远瞩，把上海作为透视美军意图和底牌的战略枢纽，给予高度关注。当解放战争的硝烟逐渐趋近的时候，上海同时迎来了两场战争，一场是国共两军的正面交锋，另一场是中美双方的暗战和博弈。
1949年5月18日，在3艘美国军舰保护下，6艘载有国民党军的轮船，从上海驶出吴淞。
5月20日，高桥以西到林家宅沿江一线，有舰船5艘向我军阵地炮击，其中2艘懸挂外国旗帜，3艘无旗帜。
上述种种行径，无疑是外国势力对中国内战的野蛮干涉。第三野战军迅即将此事报告中央军委。
5月20日，中央军委复电：“黄浦江是中国内河，任何外国军舰不许进入，有敢进入并自由行动者，均得攻击之;有向我发炮者，必须还击，直至击沉击伤或驱逐出境为止……但如有外国军舰在上海停泊未动，并未向我军开炮者，则不要射击。”
中央军委的这一指示极具指导性和操作性。其本质内容就是既不示弱，也不故意挑衅，既要在必要时候坚决还击，维护国家主权，又不能做无谓的盲动，给美国介入提供借口。
后来，前线部队很好地执行了上述指示。5月23日，解放军第31军的重炮部队对高桥东北海面活动的十余艘外国和国民党军舰进行猛烈射击，击中7艘，所有军舰纷纷逃窜，此后西方各国的军舰再不敢轻易到附近水面活动。
没了美军撑腰，上海国民党军自然挡不住强大的解放军，淞沪作战很快以我军的胜利宣告结束。
发生于上海的这场“中美暗战”，双方你来我往，互相试探，几度权衡，其间不乏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紧张局面。最终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有效震慑、有理有节的斗争策略下，美国选择了妥协和放弃。
上海是美英等国在中国长期经营的据点，上海易手之际，美英等国尚且不敢为国民党出头，在这之后，西方列强直接出兵干涉中国内战的可能性自然大为降低。毛泽东洞若观火，窥透了对手的底牌和底线。接下来，毛泽东就解放军的战略部署作出重大调整，解放全中国的进程因此大大提速。
1949年5月23日，中央军委就战略追击部署作出新指示，要求二野暂时仍以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为主，同时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战略任务的调整，迅即带来华东军区领导任命的改变。原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编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记载：1949年6月后，华东军区仍由陈毅任司令员。随着刘伯承华东军区司令员任命的结束，中美之间的暗战也暂时告一段落。
在这之后，美军始终不敢出兵中国，二野进军大西南的任务得以顺利实施。当年10月1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24人组成中共中央西南局，以邓、刘、贺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同时决定成立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由刘伯承任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西南军区政治委员。
11月1日，二野进军大西南的战略行动正式揭开帷幕。在兄弟部队配合下，二野主力一路疾进，先下贵阳，再克重庆，三占成都，俘虏宋希濂，迫逃胡宗南，连战连捷，势不可当。在进军大西南作战中，二野在兄弟野战军有力配合下，歼灭国民党军及游杂武装多达90万人，解放了川、黔、滇、康四省的广大领土，创造了永不磨灭的丰功伟绩。
（摘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党史纵横》 图/廖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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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党员，下午好！
今天下午由我为大家上党课。党课的题目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江河万里总有源，树高千尺也有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搞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演进，就能明白，我们党在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是怎样经过反复比较和总结，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道路的；是怎样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既是历史的结论，也是未来的昭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含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可或缺的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精神力量，四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志，必须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来源于实践、来源于人民、来源于真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坚定“四个自信”，我们就能毫无畏惧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就能坚定不移开辟新天地、创造新奇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各种主义和思潮都进行过尝试，资本主义道路没有走通，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也都“你方唱罢我登场”，但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人民走出了漫漫长夜、建立了新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快速发展起来了。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找到一条好的道路不容易，走好这条道路更不容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过去，我们照搬过本本，也模仿过别人，有过迷茫，也有过挫折，一次次碰壁、一次次觉醒，一次次实践、一次次突破，最终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之路。现在，有些人议论这个道路、那个道路，有的想拉回到老路上，有的想引到邪路上去；有的是思想认识误区，有的是别有用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我们看准了、认定了，必须坚定不移走好这条道路，与时俱进拓展这条道路。要始终保持政治定力，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 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接续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党领导人民持续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一场社会革命要取得最终胜利，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昨天的成功并不代表着今后能够永远成功，过去的辉煌并不意味着未来可以永远辉煌。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但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要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必须永远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紧跟时代步伐，决不能因为胜利而骄傲，决不能因为成就而懈息，决不能因为困难而退缩，勇于改革创新，勇于迎难而上，勇于担当尽责，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以贯之进行下去。
下个月，我们将开展党员民主评议活动，需要各位党员思考几个问题
（一）对党总支、党支部班子成员及个人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逐一开展谈心谈话活动；
（二）每个党员进行自我剖析，找出自己的问题，拟出整改台账，我们将开展组织生活会，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
【摘要】新中国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人民文化、人民文艺、人民教育，彻底打破了少数统治者和知识精英垄断文化的格局，保障了人民文化权益，塑造了中国精神，构筑了中国话语，建构了一个精神自立、文化自强、话语自觉的文化中国，为新中国、尤其是中国人站起来提供了重要支撑，积累了历史经验。
【关键词】新中国初期 新文化建设 文化自强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早在1940年，毛泽东同志就开始筹划新中国新文化的蓝图：“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新中国成立后即据此展开文化建设，确立了文化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主旨，形塑文化建设主体，提出了“现代化的文化和科学”的发展目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展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发展路径。新时代，共筑伟大复兴中国梦，仍然需要我们同心同德、团结奋斗，要从既往的文化建设中汲取经验教训，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图伟业。
文化为了人民大众服务。近代的中国国弱民穷、公共文化设施短缺、文盲率高达80%。1949年，全国仅有55个公共图书馆、896个文化馆（站）、21个博物馆。新中国成立后，如何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成为摆在新生人民政权面前的一大问题。政务院下设文化教育委员会，作为国家领导文化教育建设的机构，指导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科学院、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的工作，并确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文化领导管理体制，为新文化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7月召开的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要求全中国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进一步联系人民群众，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大大发展起来”。大会确立了新中国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期间选举产生中华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文联下属的美术、舞蹈、曲艺、文学、音乐、戏剧、电影等专业性协会也相继成立，并在地方设立分会，加强文艺队伍的组织和建设，开启了新中国人民文艺发展的浪潮。教育工作会议则确定了“教育必须为生产建设服务，为工农服务，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培养“富有创造力和全面发展的新社会的建设者”。新中国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人民文化、人民文艺、人民教育，彻底打破了少数统治者和知识精英垄断文化的格局：广泛建设公共图书馆、群众艺术馆、文化馆（站）、剧场以及电影设施，活跃基层群众文化生活；发展新的文学、戏曲、电影、音乐、舞蹈、戏剧、美术、广播、报纸、杂志等社会文化事业。教育的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大力发展各级各类学校相衔接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开展识字扫盲运动和业余教育、各种专业培训，1958年实行全日制和半工半读两种教育制度；实行文字改革，简化汉字，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推广普通话，等等，实现了文化群众化、通俗化。
形塑文化建设的主体。在新中国，培养新人与改造旧知识分子同样重要。《共同纲领》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国民公德；在教育方针上，毛泽东同志提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1年，中共中央要求健全各级党委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迅速建立了覆盖全国、有效运作的宣传和组织网络，用马克思主义教育亿万人民群众。中央成立编译局，组织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全集。毛泽东同志亲自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得到宣传普及。发展高等艺术院校、中等艺术学校，培养艺术人才。重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学校进行课程改革，“废除政治上的反动课程，开设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政治课程，借以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高校开设“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和“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后改为“马列主义基础”“中国革命史”课程。
提出文化建设方针，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明确提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把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他多次申明这个方针是一个基本的、长期的方针，并强调“双百”方针是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相统一的，“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我国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毛泽东同志提出，我们不仅“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而且“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我们应该学习借鉴外国好的东西，“要用外国有用的东西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文化部设置文物事业管理局，逐步建立了文物保护制度。1958年2月，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下建立古籍整理和出版规划小组，负责全国古籍的整理和出版工作，并制定了古籍整理出版的长期规划，分门别类地整理古籍。
中国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广泛文化交流，与亚洲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建立和发展文化友好关系，与日本、西欧国家逐渐开展民间文化交流。从1949年10月到1955年12月，共计翻译出版各国书籍12155种，18853.8万册。其中苏联的有10017种，人民民主国家有620种，美国的562种。除有计划地翻译马恩列斯的著作外，还进口社会科学、科学技术类书刊，服務国家建设。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译成中文后，一版一次就印行50万册，后来多次再版。《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的印数曾分别达到134万册和124万册。奥斯特洛夫斯基所创作的充满革命激情和乐观主义精神的作品，成为当时中国人的精神食粮之一，增强了人们战胜困难的信心。
教育者先受教育，进行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更新和改造，进行一场意识形态革命。“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是爱国进步、具有建设新国家的愿望的，但是，知识分子中相当一部分旧的思想影响较深，对共产党、新社会、新事物还不了解，思想感情上与劳动群众有隔膜，因此，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思想改造就是用新思想把头脑里的旧思想“挤掉”，改造的途径和方法是读书学习，批评和自我批评。思想改造运动从教育界开始，随后推进到文艺界、学术界和整个知识界。例如，实行戏曲改革，改戏、改人、改制，剔除旧戏中的各种毒素，改革旧戏班社中的旧徒弟制、养女制等不合理制度，尊重艺人，提高其政治、文化及业务水平；结合土地改革、贯彻婚姻法，批判封建文化；批判电影《武训传》的错误历史观、《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观点及胡风文艺思想。1954年，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和作为分析社会的方法论，在文化领域得到迅速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理念得到知识分子的普遍认同。冯友兰说，“在我们社会里，我们底道德标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仅仅在三年之内，已成为普通人的实践的目标”。文艺工作者满腔热情地深入工农兵、了解工农兵、表现工农兵，文艺创作掀起“写人民、为人民、服务于人民”的热潮。在扫盲等文化普及活动中，男女老少都学习识字，出现了夫教妻、子教父、能者为师、有文化的都来教、没文化的都来学的生动场面。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开展，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教育更加系统化科学化，如宣传工作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方法，用人民的语言，很有说服力地去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
保障了人民的文化权益。在当时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1953-1957年五年文化事业总投入为4.97亿元，1978年增加到4.44亿元，文化设施大为改观。到1966年，全国有公共图书馆523个、文化馆（站）4846个、博物馆193个，基本上普及农村广播网。全国文盲率由1949年的80%下降到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3.58%和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22.81%。1978年全国适龄儿童小学净入学率达到95.5%，小学毕业生升学率达到87.7%，高校毕业生累计139.2万人，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累计211.1万人，分别为新中国前七年的4.7倍和2.4倍，培养了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党和政府将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作为国家工作中的一项重大任务，在中央、西南、西北、中南、贵州、云南等地建立民族学院，大力培养少数民族人才；创制和改革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如在地广人稀的内蒙古牧区也出现了像“乌兰牧骑”这样的红色文化工作队；雪域高原西藏也建立了第一所民办小学、第一所夜校、第一个识字班、第一个电影放映队，文化主体改变；西藏和平解放以前，藏族文化是一种以拉萨为核心、以政教领袖为主体的精英文化，藏族僧侣阶层和贵族受到良好教育，把持着藏族社会的话语权。解放后，农奴、农牧民、猎人、手工艺人、军人等普通藏民作为文学形象逐步走入文学殿堂，为藏族文化带来了清新的空气。
创作了许多熠熠生辉的新中国文艺经典。文艺工作者满腔热情地深入生活，创作了一大批表现人民群众改天换地创举的雅俗共赏的艺术精品。如1959年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是西方交响音乐民族化的典范。1964年9月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更是“洋為中用”文艺创新的巅峰之作虽然借用西式舞蹈、音乐技法，但其思想内容和风格则完全是中国民族化的。创作了一大批具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的文艺作品。如《新儿女英雄传》《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风云初记》《苦菜花》《青春之歌》《三家巷》《红旗谱》《红岩》《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如《青春之歌》1958年出版时就连续6次印刷，共印刷了39万册；《林海雪原》1957年出版，到1961年已累计发行100多万册。音乐作品有《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北京的金山上》《翻身农奴把歌唱》《长征组歌》等。中国画有《把学习成绩告诉志愿军叔叔》《婆媳上冬学》《转战陕北》《八女投江》《群英会上的赵桂兰》等优秀作品。
举全国之力实施大型文化工程。1953年出版《新华字典》第一部（迄今11版）。1956年6月，标点本《资治通鉴》正式出版。1957年开始修订《辞海》，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型的综合性辞典，确立了修订原则：政治性、科学性、通俗性、知识性、稳定性、正面性。《辞源》修订版第一册在1964年7月出版发行。《汉语大字典》《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二十四史》（点校本）《清史稿》《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华大典》 《大中华文库》陆续出版。还出版了《全唐诗》《全宋词》等一批古代文学、历史、哲学方面的典籍和资料书，影印了《太平御览》《永乐大典》等古籍，既普及了传统文化，也对文史学术产生巨大推动。
构建中国话语，塑造中国精神。近代以来，由于封建制度腐朽没落，中国这个昔日东方大国渐渐落后于时代，西方国家不仅向中国倾销鸦片，使国人“双管横陈，何人对拥无眠”；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之下，中华民族不仅因落后而挨打，也因落后而失去了话语自信、文化自信。在西方话语中，中华民族成为了劣等民族。黑格尔曾武断地认为，包括中国文明在内的东方文明是人类历史的童年，属最幼稚、最低等级的文明。在《历史哲学》一书中，他的结论是：“凡属于‘精神’的一切，一概都离他们（中国人）很远。”中国人被冠以“东亚病夫”的称号，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抱以负面态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伟大历史开端，也是中国话语走向世界的伟大历史开端。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高涨，涌现了一批如焦裕禄、王进喜、雷锋等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优秀党员干部，形成了大庆精神、大寨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红旗渠精神等民族财富。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尚焕然一新。
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是关键。党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结合时代要求、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提出文化纲领、文化发展目标、文化政策，把握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建立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文化治理，发挥政治领导、思想引领、制度安排、社会动员等重要作用，这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开拓创新的根本保障。
注重模范的道德示范作用。新中国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精神与道德的示范、激励尤为重要。思想改造中，中国共产党强调人人都是自我改造的主体，领导干部首先要过“思想关”，即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座右铭。因为“时代是不断前进的，思想改造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不落伍，跟得上时代，时時前进”。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怀着忧患意识和“赶考”情结，始终保持克己、奉献精神，引领全社会形成敬仰英模、学习英模的崇高风尚，英雄人物的爱国奋斗奉献精神，鼓舞了、激励着中华儿女克服各种困难、万众一心、自强不息、一往无前，增强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自豪感。
倡导“文贵创新”，社会主义文化借鉴和利用许多喜闻乐见的传统与现代样式。如革命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把中国传统文学的传奇性方法，与新时代的革命英雄主义结合起来，作为一种美学追求来反映和揭示生活，塑造了鲜明、生动、丰满的艺术形象，以表达时代和人民心声作为正道，极大提高了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小说的艺术品位，使之具有了无法比拟的传奇色彩和浪漫主义特色。这些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后来被称为“红色经典”，为当代中国文学奠定了基调。新中国画家则提倡“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发掘、弘扬中国的民族文化，写实水墨人物画，在素描与笔墨或彩墨的融合方面积极探索，在题材上进一步贴近现实社会。苏联文学、美术、舞蹈、音乐，戏剧创作的理论、形式和技术手段，电影创作的蒙太奇理论和技巧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的文化样式和审美观念，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也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大力建设人民的文化。新中国坚持文化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建设服务，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又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文艺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柳青为了深入农民生活，辞去了陕西省长安县县委副书记的职务，定居在皇甫村，蹲点14年，集中精力创作经典史诗之作《创业史》。文艺创作者深入生活，面向基层、面向群众，不仅以真诚和热血创作了受群众欢迎的文化产品，也哺育了一批文艺工作者和文艺大家。人民的文艺所表达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精神，对人民群众产生了一种感染、教育和召唤作用，这在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的欺凌中刚刚站立起来的历史时期，无疑具有伟大的积极意义。改革开放后，人们批评这一时期文化多样性不够，文学和政治靠得太紧，但如果能够顾念中国当时文盲占绝大多数、一盘散沙的历史背景，维护民族主权和国家安全为最高目标，以及东西方意识形态严峻对立的冷战形势，应该能够理解文化及文化艺术工作者被赋予的主要是在全社会普及文化、传播社会主义新文化、宣传社会主义新观念、教育社会主义新人的使命。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③《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④《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
⑤《毛泽东年谱》（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⑥《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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