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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成市后，在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关怀下，1950年代初成立了山西云冈文物管理所，开始对部分洞窟进行清理和整治。但由于那时人们缺乏石窟寺遗址考古的正确理念，洞窟清理工作没有按照考古发掘程序进行，住一部分洞窟清理和整治过程中破坏了一些晚期遗迹现象，使云冈的许多历史信息丧失。
进入1970年代，随着人们有义物保护意识的增强与提高，由过去专涟佛教石窟寺造像的保护与研究，转向同时注重石窟寺遗址文化——即“大遗址”的保护与研究，同时将遗址的考古工作列入保护与研究范畴，先后进行过三次考古发掘，即1972年～1973年对第9、10窟窟前地面和崖而顶部以及第12窟崖面的清理，1987年对龙王沟西侧洞窟窟前地面的考古清理，1992年～1993年对第1窟～4窟及第9窟～20窟窟前地面的考古发掘。
每次发掘都有不同程度的新发现。其中第12窟窟外崖面上发现的仿木构建筑庑殿顶屋檐，既是研究平城时期北魏建筑的重要实物资料，同时又对其他石窟寺的洞窟外貌形式具有很大的影响。龙王沟西侧小型洞窟窟前辽代生活型寺院的发现，对了解大同地区辽代寺庙的居址以及云冈“十寺”等相关问题有很大帮助。第20窟窟前的北魏文化遗迹和第19窟辽金时代窟前建筑遗址的发现，不仅是云冈北魏时期石窟寺营建状况的新发现，而且是对历史记载的诠释。同时也使云冈辽金寺庙建筑的存在、作为其“十寺”之一重要的组成部分得到进一步证实。第3窟洞窟内外发现的北魏时期基岩地面未凿完的遗迹，揭示了前所未知的石窟开凿程序与方法，对于研究像云冈这样大规模的石窟工程开凿次序和操作方式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发现的窟前面宽九间、规模宏大的金建筑遗迹，对金代在云冈修建寺院有了新的认识。总之，这些为保护云冈石窟进行的一系列考古发掘工作，不仅为文物保护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也为云冈石窟研究工作的深入奠定了基础。云冈考古的新发现与收获
除了为保护石窟而进行的三次考古发掘，在配合日常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中也进行过一些考古清理工作，均小有收获。囿于篇幅，这里只介绍考古、建筑、美术学者比较关注的问题——石窟工程的开凿次序和操作方法、山顶北魏佛塔遗址这两项重要新发现。
第3窟开凿程序和方法
细心的观众参观云冈第3窟时会发现，时至今日这个洞窟仍然保留着考古发掘后北魏开凿洞窟的工作现场。这是因为一方面考虑让普通观众体会亲临考古发掘现场的感受；另一方面第3窟遗址的发现解决了考古学界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一个技术问题，即石窟的开凿程序和方法。
在第3窟的前庭、前室与后室，经过考古发掘的基岩地面全部保留着如何分割或揭取岩石的信息，为我们今天研究石窟工程问题提供了详细的实证材料。后室东侧基岩遗迹反映了石窟工程技术中岩石分割与揭取的过程。在东西宽约5.9米、南北长约8.35米范围内，由东至西分别凿有纵向(即南北向)沟槽6条，将岩石面分割成5条南北向长方形条石，它的长度分别在4.8米～8.3米之间不等，宽度大约在o.9米～1.2米之间；再由北至南又分别凿有横向(即东西向)沟槽6条～8条，将每条纵向沟槽分割的岩石面又分成5至7个规格不同的石块。这说明分割岩石是石窟工程开凿程序的需要，也是让开凿的洞窟岩石能够迅速采集出来首先要进行的步骤。显然，这种岩石分割方式适应规模较大的洞窟岩石开采，可用于大的施工作业面，同时也是石窟工程能够顺利实施的必备条件。
分割岩石的沟槽断面基本上呈“u”字形，上面口部较宽，向下逐渐缩小变窄，底部为圆弧形，宽一般为9厘米～21厘米，深为30厘米左右。一般分割、揭取石块沟槽的宽窄、深浅，直接影响着分割石块的大小。石块大者沟槽普遍宽深，小者沟槽明显浅窄。这说明沟槽形制、深浅也决定着揭取石块的大小和规格。
那么沟槽将岩石面分割后，如何揭取地面岩石?我们从遗迹的细部观察，其具体方法是矩形石块从分割石块的一端依次逐块揭取，首先选择分割石块的某一端，将沟槽再沿着岩石面呈30°～40°方向继续凿成斜向沟槽，随后打入铁质楔子，从一端撬起。在施工过程中如果需要大面积凿去的岩石，就要首先对岩石进行分割，然后再揭取，这样就形成了自上而下的逐层开采石料的方法。这种逐层开采石料的方法，不仅适用于面积较大的洞窟，也适应窟内空间高旷的石窟。
新发现的未开凿完工的遗迹现象，不仅是北魏平城地区石窟工程，乃至北魏其他地区石窟工程研究方面的最基础材料，同时对分析洞窟壁面和窟顶等部位是否北魏开凿石窟时留下的遗迹，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第3窟后室壁面接近明窗的位置，发现了一层断断续续凸出石窟壁面的残石。根据该窟考古发掘后地层推断，这些遗迹是北魏开凿洞窟时残存的遗物，也就是石窟开凿过程中、上部与下部空间分别开凿，打通其隔层时残留的遗迹。这个遗迹现象能说明第3窟的开凿工程分两个阶段：上层开采的石料由洞窟明窗运出，下层开采的石料由洞窟门拱运出。只有当上层洞窟的窟型基本完成，下层洞窟开凿到一定程度，才能将这个隔层打通，形成一个更大的空间。联系洞窟前庭的正立面和两侧立壁的遗迹现象，我们发现前立壁和两侧立壁形成了三个明显台阶。并且东、西侧立壁的遗迹基本完全对称，它说明前庭开凿工程分成三个阶段。
通过云冈第3窟的遗址研究发现，北魏时代每一个人型石窟的开凿都应根据洞窟形制的设计要求进行，先凿出石窟的基本窟形，然后才进行壁面的雕刻造像。如果造像超出或突出涧窟的壁面，则采用在凿取窟形时预先留下每组或每尊造像的坯料，然后再进行艺术加工。一般大型石窟的开凿大致可以划分为二个阶段，即第一阶段主要是斩出洞窟外部接近窟顶的崖壁；第二阶段主要是斩出洞窟外部的明窗位置的崖壁，并通过明窗开凿洞窟内的上层空间；第三阶段主要是斩出洞窟外部的门拱位置的前庭崖壁，并通过门拱开凿洞窟内的下层空间。用这种程序和方法开凿洞窟，说明石窟工程的计划性和目的性都十分明确。
金代建筑遗址的新认识
在第3窟窟外前庭地面金代文化层中，发现两排东西向的夯土柱基，它们距前庭北壁分别约为3米、6米，南排现存6个，北排仅存1个，两排前后对应，其中心距离约3米。另外，两排夯土柱基最外端东壁上对应的位置也发现两个残破的方形石柱基。
1999年9月清理前室窟顶的二层平台时，在北侧靠近壁面的基岩面上，发现一排形状为方形、规格
大小不一、东西向的10个柱坑；在南侧接近平台边缘的基岩面上，同时出现一排东西向、长方形梁槽，仅残存6个。梁槽之间有一条东西向凹槽相连接。这些梁槽与北侧基岩面上的柱坑可以对应。如果将前室窟顶平台上的这两排建筑遗迹与前庭地面上的两排柱基夯土坑进行联系，发现它们之间的位置关系也都完全对应，可见这是一处面阔九间的窟前木结构建筑遗迹。
依据前室窟顶平台上梁槽、柱坑和前庭地面夯土柱基的位置分布情况，推断这处建筑的实测结果：明间面阔6.25米，次间5.48米，稍间5.28米，次稍间5.16米，尽间5米。平台上梁槽至后壁的进深5.1米：下层檐柱至前庭北壁进深约2.8米，副间进深3米。但是，这组建筑的地面柱网排列情况，难以与洞窟北壁崖面现存12个长方形梁孔遗迹位置对应，所以建筑的总高度无法推断。若从两个平面的柱网分布、对应关系等多方面考虑，推断应为一座多层建筑。
据《金碑》“皇统初，缁白命议，以为欲图修复，须仗当仁，乃请惠公(即禀慧)法师住持”化缘募钱“重修灵岩大阁九楹……皇统三年(1143年)二月起工，六年(1146年)七月落成，约费钱二千万”记载推测，虽然还不能将第3窟的金代建筑确定为灵岩大阁，但可以肯定是金代在云冈修建的一处规模较大的寺院。
山顶北魏佛塔遗址的新发现
云冈石窟山顶上的寺院遗址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引起考古学界重视。在东部的第3窟窟顶上和西部的第45窟窟顶上都发现了北魏建筑遗址。1993年据群众反映，在云冈石窟山顶东部的一处土堆上发现有盗洞。为此进行抢救性的清理工作，在盗洞周围发现一处北魏塔基遗址，并出土大量建筑构件和一些石雕残件等，故将该遗址命名为“云冈山顶塔基遗址”。
塔基遗址位于云冈石窟东部窟群区域山顶的最东侧，西距云冈石窟第1窟仅300米。由于塔基遗址地处云冈山顶前面的边缘部位，人为活动比较少，地层堆积比较简单。清理后的残存遗迹现象大致可以了解佛塔建筑的基本结构，是由地基(基础)、基座、石塔底层建筑三部分构成。它的地质基础十分稳崮可靠。塔基基座平面接近正方形，坐北朝南，东西长12.2米、南北宽12.1米。四周用砂岩石片包砌，石片间缝隙用褐色粘土填充，内部填以夯土。初步估计基座原来实际高度为2.2米。基座南面设东西向的东斜坡踏道和西斜坡踏道各一条，踏道宽均为1.45米～1.5米，可以从东、西侧两个不同方向登临上塔的基座。可惜，东、西两条踏道表面已经破坏，现在呈斜坡状，北魏时的原状不明。踏道内外全部用砂岩石片垒砌，朝南的外侧面较为整齐，与基座的四面墙体做法一致，以保持相同效果。基座北面正中位置有一条通向北面斜坡的慢道。慢道两侧墙体用石片垒砌，其南端与基座北面石片墙体呈90°交接，两墙同时垒砌，二者连成一体，它说明当时石塔的设计是将基座与北向斜坡慢道作为整体建筑进行统筹考虑，或许该石塔遗址只是北面寺院的一部分。
从清理后残存的遗迹现象观察，底层建筑由塔芯实体、环塔芯殿堂式回廊两部分组成。塔芯位于塔基中央部位，石塔的底衬石东侧残存3.1米，而北侧仅存1.45米。在塔心的北面残存一段长10.5米、宽0.85米、高0.4米的墙，此墙用石片垒砌，墙体内外两侧抹以泥皮，外侧的泥皮厚3厘米，表面涂一小块赭红色彩。东面的墙体破坏更为严重，长4.75米、宽0.3米、高0.13米。塔芯与墙体之间构成1.18米～1.3米宽的回廊，回廊仅保存东面与北面的一小部分。回廊的地面比较平整，出土以砂岩质地的北魏佛教造像残件为主，主要有菩萨、弟子、护法、飞天的头像，供养天人身躯，千佛图像以及其他装饰等残件，这可能是塔芯中央部位佛塔雕凿石刻像或装饰品，系塔芯实体的塌落之物。建筑材料最多的是筒瓦，板瓦残片，并有一定数量莲花帐座和“传祚无穷”瓦当及7个石刻兽头门墩出土，主要集中在基座的四周外围。而生活用品仅出土几片陶片和一枚“五铢”钱币。这些石雕造像和生活用品出土的位置，对分析和研究石塔的建筑形制、功能、作用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云冈石窟大遗址的保存状况和近年来考古新发现的遗迹现象，以及这个石塔的建筑遗址位置、出土石雕造像方面观察，再结合相关文献和有据可查的考古资料，基本上可以正确地认识北魏佛教寺院的发展情况，复原云冈石窟的北魏历史。
新发现的北魏佛塔遗址不仅所处位置比较特殊，而且佛塔遗址的平面形制也格外引人注目。从佛塔遗址保存的遗迹，再结合位置和形制综合分析，现在保存的佛塔遗址很可能只是寺院的一部分。首先，佛塔遗址南面10余米即为崖壁，从过去的地形与地貌观察，它是山下崖面开凿石窟寺院与山上僧侣寺院连接的纽带。因此，它的作用很可能是寺院的标志性建筑，这与郦道元描述云冈“山堂水殿，烟寺相望”的记载相吻合。其次，基座南部与北部都修筑了登上佛塔的慢坡式踏道，尤其是南部的两条东西向踏道的设置，与该塔所处的位置相适宜。由于佛塔位于石窟山顶的位置，佛塔建筑在选址和形制方面固然可能受到山顶地貌影响。但是这种塔基南部东西向和北部南北向踏道的以不同方式进行设计，其意图应该比较明显。即南部东西向踏道设置不仅从地形方面考虑，也涉及视觉效果，即云冈石窟的标志性建筑；北部南北向踏道则是从寺院布局整体设计方面作安排。
从塔基遗址残存的形制观察，也与当时京都平城地区其他佛寺的设计理念一致。北魏方山思远佛寺第一层平台建筑应该是寺院的基础，平台的南部与北部分别设计了一条东西向和南北向御道。以遗址所处的地形与地貌考察，第一层平台建筑基础南面地形十分开阔，有足够空间设计出一条南北向御道。若从地形方面考虑，这里并不需要将御道设计为东西方向，可见这是当时北魏思远佛寺设计的主要意图。第一层平台建筑基础北面有一条通往方山山顶的御道，这与云冈塔基遗址形制相仿。所以我们推测山顶塔基遗址只是云冈山上寺院的一部分。有关佛塔的形制问题，因为该遗址破坏十分严重，仅能根据残存的遗迹现象结合出土石刻造像残件进行分析。从底层建筑遗址的方形塔的平面形制来看，佛塔由石塔塔芯、回廊两部分共同构成，其结构形式与北魏方山思远佛寺的木塔、洛阳永宁寺的木塔形制基本相似。总之，云冈石窟山顶佛塔均为石结构建筑，其形制更接近云冈中晚期的中心塔柱窟，功能方面也应与石窟相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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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尼勒克考古队透露，专家已确认在尼勒克县恰勒格尔村吉仁台沟口遗址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用煤痕迹，初步断定它距今约3500年，较已知人类使用煤炭资源的时间上溯了约一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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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公室6月7日发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全文约万字，真实记录了中国抗疫艰辛历程，详细描述了中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所采取的不同措施，表明了中国在全球疫情面前尽己所能向国际社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立场。
新冠肺炎治愈率达;总医疗费用亿元全部由国家承担;全国共调集346支国家医疗队、万名医务人员驰援湖北;向200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防疫物资，仅口罩就出口了706亿只……白皮书中的一个个数字，凝结着14亿国人共同的抗疫记忆，在这场严峻考验中，中国人民心手相牵，用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伟大“中国精神”，共同书写出了经得起历史检验、温情而坚定的“中国答卷”，展现出了让世人瞩目、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担当”。
统一部署、协调各方，彰显党集中统一领导的伟大“中国精神”。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定海神针”。面对突如其来、来势汹汹的疫情，_统领全国、统筹规划、统一号令，__率先而为、身体力行，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顽强拼搏，“让党旗在抗疫一线高高飘扬”，从人力到物力，从防疫物资到生活物资，形成了抗击疫情的强大合力，中国_勇于去做、做成了别人不愿意做、也做不了的事情。抗击疫情的斗争实践再次证明，坚持_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是我们最重要的政治优势，更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伟大“中国精神”。
同心合力、众志成城，彰显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伟大“中国精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其中之一就是“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疫情暴发后，全国坚持一盘棋，统筹各方面力量支持疫情防控，346支国家医疗队、万名医务人员;10天建成有1000张床位的火神山医院，12天建成有1600张床位的雷神山医院，10余天建成共有万张床位的16座方舱医院……在危机时刻，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再次明白无误地展露在世界面前。抗击疫情的事实再次证明，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突出特征，是我们战胜各种重大风险和挑战的不二法宝，是我们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飞跃的强大“中国精神”。
守望相助、万里为邻，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中国精神”。病毒是人类的共同敌人，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肩负大国担当，同其他国家并肩作战、共克时艰。面对疫情在全球蔓延，中国在继续做好自身疫情防控的基础上，力所能及为有关国家提供援助，向27个国家派出29支医疗专家组，向150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抗疫援助，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两批共5000万美元现汇援助，举办线上线下培训400余场……中国以一系列实际行动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出了中国担当，为全球抗疫合作贡献了中国力量。抗击疫情的事实再次证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始终用透明而自信的行动，为世界的美好繁荣不懈奋斗的“中国精神”。
__强调：“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这次抗疫斗争所展现出的“中国精神”，让世界人民看到了中国担当，看到了中国人民“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的决心，让我们更加坚信，任何艰难困苦都阻挡不了英雄的中国人民，再大的困难，只要除以14亿，我们都能战而胜之;再微小的力量，只要乘以14亿，就是不可阻挡的洪流。
《发现母亲》是教育学家、社会心理学家王东华用十年的时间写出的一部关于母亲与教育的书籍。
“你可以不是天才但你可以是天才的母亲”，“推动世界的手是摇摇篮的手”。这两句话贯穿了全书的中心，是作者最有价值的发现。
这是一部能够引人共鸣共思共感共叹的书，阅读之后让人的心久难平静回味无穷的书，因为教育与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息息相关，与国家的强盛兴衰密不可分。的确是一部天下人都应该共读之的书。而不仅仅是母亲。
全书从生理、心理、社会等多方面阐述了母亲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所起的举足轻重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母亲的教育可以影响孩子的一生。在书中作者从古到今，从中国到世界旁征博引用许许多多的活生生的事例佐证了母亲的伟大和母教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阅读的过程就如同是在浏览一座关于女性关于教育的博物馆，作者像一名讲解员，深入细致的讲解女性作为母亲在教育方面对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所起到的作用。以及现代女性应该怎样肩负起对孩子教育的责任，同时也分析了现代教育中的一些问题。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作者经过认真考查发现在唐宋时期女性的文化素质普遍较高，甚至高于现代。比如唐宋八大家中，几手每个人都有一位识书达礼的母亲，他们的成名与母亲从小的教育不无关系，欧阳修之母更被称为千古名母，欧母画获的故事流传至今。
在唐代上至妃嫔下至百姓之女多能读书识字，能诗善文，就连当时的名妓也都是以才情出众而不是以色情。作者认为那时的国富民强与重视女性教育有直接关系，因为母亲的文化素养直接影响着对孩子的教养。
但中国毕竟是个男尊女卑极其严重的国家，唐宋之后女性教育与日俱下，女性所受到的教育多是为了男性的利益，之后女子无才便是得大行其道，禁固女性智识发展，用束胸束腰缠足束傅女性身体的发展，女性不能受到良好教育整体素质不断下降，导致整个民族素质的衰退，其实“东亚病夫”的历史就是“东亚病母”的历史，没有聪慧健康的母亲就没有智识超群身体强壮的孩子，一个民族的未来就是暗淡的。
作为新中国的女性应该是极其幸运的，现在的女性普遍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但是母亲对孩子的教育重视的程度却并不是普遍的。许多女性在社会所承担的诸多角色中恰恰忽视了母亲的角色，接受过教育的母亲只是为了自身能在社会上和男性一拚高低，并不是为了教育孩子。
在《发现母亲》中，作者提出：“女性的特点适合人口再生产，男性的特点适合物质再生产，人口再生产的重要性远远高于物质再生产。”“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母亲的作用要在90％以上。”“女人的名子叫母亲，母亲能顶半边天。”母亲最重要的责任是让自己成为一个教育家教育好孩子，如果每一位母亲都能做到不但把孩子养大，而且还能教育成材，那将是对社会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如果母亲送给社会的是一个不合格的人那就会成为社会的负担。面对这样的结果做为母亲就不仅仅是对不起孩子了。
教育孩子如此重要它关系着国家的兴衰，作为社会中的男性应该尊重女性创造条件让女性的功能回归，让女性都成为出色的母亲，教育出优秀的孩子。
日本是一个极其重视母教的国家，许多女性专职在家对孩子进行教育培养，日本战后的迅速掘起和全国上下重视教育是分不开的。而在我国女性和男性一样在社会上平等竞争，让女性忽视了自己最重要的职责，耽误了孩子的教育。
这是严重的错位，女性可以工作但绝不可以忘记自己是母亲。母亲不论事业多么辉煌都不应放弃母亲的责任，许多成功女性以孩子的不成才为代价而倍受人尊敬，其实这正是一个女人最大的失败。居里夫人的成功无人能比但依然把女儿培养成了诺贝尔奖获得者。
有那位女性能比她的工作更忙，以至于不能照顾孩子。如果因为工作而放弃对孩子的教育是最错误的选择，你的工作可以由更多的人去做，但孩子因此被毁掉的一生却是永远没有人能弥补的，对于母亲工作孩子应该兼顾，如果不行，应该毫不犹豫的选择孩子。即然生下孩子就要为孩子负责，也是为国家负责，把一个合格的人送进社会是比自己工作更重要的事。
做一个好母亲并不只是生下孩子给孩子喂饱这么简单，母亲不能只是用手把孩子捧起，更要用心把孩子捧起来。母亲喂给孩子的不仅仅是奶水更应该用自己的精神素养喂养孩子幼小的心灵。因此母亲要有足够的自我认识，知道自己肩负的是怎样重要的便命。
小树苗只有扎根土地才能长大，树苗是孩子，土地是母亲，小树苗能长多大多高取决于土地是否有是够的营养，沙漠里长不出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一个缺乏智慧心灵贫乏的母亲是不能教育出一个聪明而具丰富精神素养的孩子的。今天的母亲在现在这样好的条件下如果还不能为孩子的成长负起责任那就是不能原谅的错误。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父亲也是必不可少的，父亲是房子，父亲是大树，为母亲和孩子撑起一片天，给母亲和孩子一个温馨可靠的家，让教育得以在家庭中顺利进行下去。虽然历史上有许多的名人都是由寡母一手教育长大，但没有父爱毕竟是人生的遗憾，如果有父亲的扶持他们也许会有更出色的成就。父爱母爱是不相同的，父亲的教育和母亲的教育也是不同的，父亲是孩子走向外面世界的桥梁和依靠，他的教育让孩子认识社会溶入社会，父亲以他的人生经历和不屈的奋斗精神教育孩子引导孩子走进陌生的社会。从《傅雷家书》中可以看到，当傅聪长大成人走向社会之后，遇到的许多人生问题都得到了父亲很好的帮助，傅聪的成功与父亲有直接关系。父亲和母亲的良好合作能让孩子得到更完善的教育。
“天下只有不是的父母，没有不是的孩子—母亲，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岗位，她站在整个民族的最前端。”
最近，我发现小区里的私家车越来越多了，这是为什么呢？
我去问妈妈，妈妈正在洗衣服。
“妈妈，为什么小区里的私家车越来越多了呢？”
“我正忙着呢，你去问问你爸爸吧。”
我去问爸爸，爸爸正在看报纸。
“爸爸，为什么小区里的私家车越来越多了呢？”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你去查查电脑吧！”
我到开电脑，在“百度”里输入“为什么私家车越来越多”
噢！原来是这样的：
1、 经过国家这几年的改革，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翻了几翻，人民越来越有钱了，汽车的品种也越来越多了，又便宜的也有贵的，有大的也有小的。
2、 现在到处搞开发，公交系统也跟不上人民的需要了，自己开车到处跑，也着实方便了许多。
3、 人民有了钱也也有了消费心理，爱面子的人也有了攀比心理，同事买车了，自己没买，也丢面子，这也会使私家车越来越多。
我把我在“百度”里查到的原因告诉了爸爸妈妈，他们都夸我学会了自己查找需要的资料。
新冠肺炎疫情考验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集中体现了“中国之治”的政通人和。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新冠肺炎疫情既是危机，也是大考，它考验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集中体现了“中国之治”的政通人和。
系统性：中国之治的灵魂
《礼记·乐记》有云，“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高低不同音阶的合理搭配方能构成和谐美妙的乐曲，社会多要素的有机融汇与配合才有安定有序的“治世”。可见，治理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的系统工程。在实际治理中，各种要素的输入与生产、服务的输出，往往会超出某个地域的实体空间、某些群体的心理空间等，构成了一个系统科学上的问题。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必须保证系统内外部、各部门之间的有机联系与协调发展。如何把握系统内部各分系统之间相互联系和协调互动的发展关系，以及平衡系统和其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一个重要的命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筹兼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科学方法论。它的哲学内涵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因此，在处理复杂问题时要从整体上加以把握，统筹考虑各方面的因素，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新发展理念中“协调”观的应有之义。在这次抗击新冠疫情的战役中，“中国之治”充分展示了相对完善的防控救治体系、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和健全的应急响应机制，完成了春风化雨式的日常社会治理向“战时”状态紧急应对的“一键切换”。而这临危不乱的操作有赖于平时对系统性社会治理的常抓不懈。
中国社会治理的系统性不仅具有高效、科学、合理的统筹安排，更重体贴人民、关怀人心的温暖情谊。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成为保障民生的“定心丸”，担负起了维护社会安定的“稳定器”作用。在疫情发生初期，国家医疗保障局就及时出台政策，要求“确保参保人不因费用问题影响就医、确保收治医疗机构不因支付政策影响救治”。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按规定支付后，个人负担部分由财政给予补助。这一政策的实施，打消了患者的后顾之忧，切实减少了患者医疗费用负担，也有力保护了公众健康。据国家医疗保障局披露，每位新冠肺炎患者平均医疗费用1.7万元，医保支付比例约65%，剩余部分由财政进行补助。这一举措充分体现了人民社保为人民的价值指引和国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工具的强大保障功能。
人民性：中国之治的根基
《商君书·开塞》有云，“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从古至今，为了人民都是“善治”的基本内容，而一切依靠人民则是新中国“善治”的核心要义。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用实际行动做到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贯的人民立场和为民情怀。与此同时，要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必须广泛发动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同心同德，众志成城。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指出要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采取党建引领、政府主导、人民参与的多元主体治理模式，形成政府与各类社会组织齐抓共管的局面。社区作为社会基层治理的基本力量，成为了疫情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关键防线，起到了关键作用。2020年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考察新冠肺炎防控工作时指出，“抗击疫情有两个阵地，一个是医院救死扶伤阵地，一个是社区防控阵地。”坚持不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关键靠社区。要充分发挥社区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将防控力量向社区下沉，加强社区防控措施的落实，使所有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因此，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根本在于紧紧依靠人民，做好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把群众发动起来，构筑起群防群控的人民防线。”
“中国之治”的根基就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在危难关头，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将群防群治坚持到底，必将赢得人民战争的最终胜利。
科技现代化：中国之治的活力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科技为中国之治注入了强大的活力。纵观国际大势，大国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生产力之争，其核心是科技创新能力之争。在应急响应时刻，如在这次抗击疫情的阻击战中，中国在医药领域的科技攻关为战胜疫情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撑和信心底气，也向世界人民分享了有益经验。
疫情群防群控需要科技助力，企业复工复产也离不开科技创新。大数据与二维码的科技融合，有力保障了国家社会正常秩序的恢复。在全国越来越广泛使用的“健康码”，依托国内网络服務平台，以真实数据为基础，通过线上安全授卡，线下扫码核验，判断人员健康状况，记录体温、判别高危人群，并引导全民自主健康申报，实现社区、企业、学校等分级采集数据，政府主管分级查看疫情数据，能够触达更多群体、覆盖更多场景、接入更多数据，采取更加有针对性的精准联防联控措施。随着复工复产的逐步推进，各个省份之间乃至全国的数据互联互通也正在启动与施行，保障了疫情期间人员有序流动与经济的平稳复苏。
夏一璞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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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早上，我早早来到电视机旁，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看，不一会儿建国60周年阅兵式以及游行的实况转播就开始了。
首先进行的是庄严地升旗仪式，当国旗般的战士迈着整齐的步伐，在全世界的注视下，护送鲜艳的五星红旗来到旗杆前，随着升旗手将国旗的一角迎风展开的一霎那，现场的人们齐声高唱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徐徐升起，我们的心也随着歌声激动起来。在天安门广场的两侧矗立着56根柱子，爷爷说：“56根柱子代表了56个民族，这就表示了团结的中国必定强大！”
_爷爷站在国产的红旗牌轿车上庄严地检阅列队等候在长安街上的受阅部队。
主席检阅完毕，受阅部队依次经过天安门广场受阅。第一个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是三军仪仗队，瞧！他们个个都精神抖擞、队列整齐、步伐一致。接着我还看到了步兵方队、特种兵方队、海军学院方队、水兵方队、飞行员方队……其中对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水兵方队。因为我最喜欢大海，我长大后想当一名水兵、在大海上为祖国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
当各军种的装备方队依次通过天安门以后；当我国的战斗机群及各种自行研制的各种型号飞机呼啸着通过天安门上空；当各省市各民族的游行队伍和漂亮的花车通过天安门广场时，我看见了一个强大祖国的缩影。全世界都看见了一个富强的中国已经崛起在了世界的东方。
我爱我的祖国，我为祖国的强大而自豪。
[摘要]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的陶瓷考古发现颇丰，围绕这些发现而展开的研究也逐步深入和细化。本文拟对主要的发现与研究进行梳理，以期初步展现三十年间我国陶瓷考古的整体面貌。
[关键词]陶瓷考古；发现；研究
[中图分类号]k87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39(2008)04－0144－11
一、绪言
20世纪20、30年代，我国的古陶瓷研究开始逐渐走出单纯的清赏雅玩和文献考据范畴，出现以窑址考古调查与文献、实物相结合的新方式，学界对古代陶瓷器的关注也进入到以“二重证据法”为指针的研究阶段。这时期里，陈万里先生是第一位走出书斋，跑到杂草丛生的古窑址上捡瓷片的“导乎先路的拓荒者”。从1928年起，他“八去龙泉、七访绍兴”，收集了大量瓷片标本，开辟了我国陶瓷考古的新途径；叶麟趾先生亦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并解决了定窑窑址所在地的问题。周仁先生是我国现代陶瓷学的开拓者之一，其1930年发表的《陶瓷试验场工作报告》是国内第一篇以科学技术为基础探讨古代陶瓷工艺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一些欧美、日本人士对东北及南方的部分瓷窑遗址进行了调查和盗掘，一方面对我国的文物古迹造成了破坏，另一方面也为后来的考古研究工作提供了初步线索。新中国成立后，陶瓷考古与研究得到迅速发展，至70年代末时已取得了丰硕的收获和成果，主要表现在：1、全国近20个省市自治区都发现了瓷窑遗址，占省区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对这些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学界已经基本弄清了我国古代陶瓷发展史的大致脉络。对商周时期“原始瓷器”的定名、东汉中晚期出现的成熟瓷器都得到了文物考古及硅酸盐学界的普遍认可，各地的考古工作也初步建立起了东汉后期至明清我国瓷器手工业发展的纵向体系；2、对各时期窑业横向发展状况的探索也取得了较大突破，如确定了一批陆羽《茶经》中记载的唐代著名窑口，而宋代瓷窑遗址遍布全国十几个省市自治区，是已发现窑址最属时间段最集中的朝代，进一步明确了“窑系”的概念；3、大量的考古工作还解决了许多传世和墓葬出土物的窑口问题，而后一问题的解决同样为窑址的分期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4、个别专题的研究应运而生，如对“原始瓷器”及青花瓷起源问题的探讨，外销瓷问题也已具备较好的研究条件；5、60年代成立的中科院硅酸盐研究所对瓷片标本进行了一系列理化测试，为了解历代名窑的工艺特色奠定了科学基础，从而开辟了古陶瓷研究的新领域。
近三十年间，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陶瓷考古作为考古学科的分支在国内的发展日趋成熟，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也令人瞩目。
二、重要窑址的发掘与研究
上世纪70年代末以前，对瓷窑遗址开展的工作主要以考古调查为主。近三十年来，田野发掘已成为陶瓷考古工作获取资料最重要的来源。更要指出的是，这些发掘已不光是配合基本建设，更多是为解决某一学术课题而主动发起的，人们已清楚地认识到，通过发掘能弄清陶瓷史上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一)“原始瓷器”烧造窑址的发现。
从以往的考古发现看，原始瓷器在我国南北方的居住遗址及墓葬中都有出土，然而却少见烧造这些瓷器的窑址。近年随着各地考古工作的开展，文物工作者在江西、浙江等地相继发现一批烧造原始瓷器的窑址，江西清江吴城及鹰潭角山还发掘出土了商代时期的龙窑，由此进一步证实我国瓷器的萌芽早在商代就已出现，并明确了原始瓷器是在南方地区烧造的说法。在这些窑址中既有原始瓷，也有印纹硬陶伴出，有学者也因此推断二者可能同窑合烧。
(二)越窑。
80年代浙江省文物普查，对慈溪上林湖、古银锭湖等窑址进行田野调查，重点单位还作了测量记录，在上林湖窑区共发现东汉至宋的古窑址120余处，采集了大量标本，这也是有史以来对越窑进行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最为深入的考古调查，大致摸清了浙东地区古窑址的基本情况，并出版了成果报告集《青瓷与越窑》。
进入90年代，对越窑的工作以大规模考古发掘为主。1990年，浙江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又一次对上林湖等窑址进行了专题调查，并在低岭头窑址的试掘中出土了一类与汝窑及南宋乌龟山官窑产品风格相似的瓷器，提出了“低岭头类型”，首次把越窑烧造下限推至南宋时期，对越窑的内涵有了进一步认识。1998－1999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会同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对上林湖寺龙口窑址进行了两期发掘，揭示出其烧造历史，为越窑文化、贡瓷和秘色瓷、越窑与宋代官窑的许多学术课题提供了可靠的研究资料，该窑址的发掘也同时被评为“199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三)邢窑。
位于今河北省内丘和临城两县交界处的太行山东麓地带，是唐代著名的制瓷窑场之一。1980年8月，“临城邢瓷研制小组”在岗头村古窑址群中首次发现唐代遗迹，之后祁村等地又发现一批唐代窑址及瓷片标本。1984年春，内丘县文物保管所于老唐城和磁窑沟附近找到17处隋唐窑址，并采集到“盈”字款细白瓷片。1987至1991年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单位对邢窑遗址进行多次调查和试掘，进一步弄清了遗址的分布范围和产品，种类的时代特征。2003年，内邱邢窑窑址又出土一批“盈”及“官”字款瓷器标本。
近年来有关邢窑探讨最多的便是“盈”字款问题，除了窑址发现外，二十多年来带这类款识的邢瓷标本还在城址及墓葬中出土不少，目前对其涵义的看法有两种：一种是多数人推测的与唐代宫廷内“大盈库”有关；而以发掘者为代表的则认为“盈”字款当与其他字符一样是代表制作窑户的标识。
(四)长沙窑。
长沙窑是中唐时期兴起的著名外销瓷窑，其产品多样，所烧造的釉下彩瓷器极具特色。窑址自1956年发现以来就引起了学界极大的关注。1983年，湖南省和长沙市的文物考古单位组成联合发掘小组，对长沙窑作了科学发掘，共清理窑址7处，其中完整龙窑1座，出土大量瓷器残件及标本，并出版了成果报告集《长沙窑》，书中还附录了窑址以外出土及收藏的长沙窑产品情况，为研究该窑的烧造历史和内外销问题提供了翔实可靠的材料。目前学界对长沙窑彩绘技法有不同的观点：其一，认为我国的瓷器是釉上彩与釉下彩交织而重复出现的，长沙窑釉下彩的产生无“首创”可言；其二，认为长沙窑彩瓷很可能是釉上施彩高温下一次烧成的产物。
(五)耀州窑。
198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铜川工作站”，从此对该窑址展开了为时11年的考古发掘。通过发掘揭示出该窑唐、五代、宋、金、元明五个文化堆积层，确立了其八百多年的烧造历史。新发现了唐代的三彩、琉璃瓦、青瓷、花釉瓷及各种彩绘瓷，找到了五代地层的淡天青
瓷和“官”款青瓷，澄清了传世“东窑器”的问题。其发掘成果被编写为唐、五代、宋、金元明四部大型考古报告，系统区分出从唐至元明各时代耀瓷的特征，从而为学界深入研究该窑提供了完整可靠的田野资料。
关于耀州窑五代地层的年代问题也是这时期受关注的热点之一，不少学者都依据大量的墓葬出土材料，对以往被比定作“柴窑”的五代耀州窑产品之年代予以了详细论证。
(六)磁州窑。
1987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磁县观台窑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揭示出该窑从五代末创烧，历经宋金，至元代停烧的历史，共清理9座窑炉和大型石碾槽，出土的大量仿定及低温釉瓷器也是这次工作中的重要发现。其中红绿彩瓷、翠蓝釉器虽发现较少，但极为珍贵。这些都为研究观台窑的制瓷工艺，生产能力及分期断代提供了宝贵材料。另外，发掘者对国内外相关资料做了全面的收集与综合研究，这不仅对观台窑而且对整个磁州窑系有了较全面的认识。
长期以来人们对磁州窑的研究基本局限于宋元时期，对宋元以后特别是明代磁州窑却未能给予应有的关注，对这时期窑址所做的工作也较为薄弱，以至于学界目前对明代磁州窑的认识仍非常有限。近年来对这方面的关注逐渐增多，最新的研究通过出土及传世器物结合相关文献，新确认了一大批明代磁州窑类型瓷器，并对其产地、品种、流行年代及产品地位等方面问题做了较充分的考证与论述，丰富了磁州窑课题的研究内容。
(七)汝窑。
198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宝丰清凉寺汝窑址进行试掘，出土北宋天青釉汝瓷20余件，首次将该窑址确定为汝官窑，引起国内外陶瓷学界的关注。随后同单位又分别于1988、1989、1998和1999年对窑址进行了第二至五次考古发掘。1999年在第四区钻探试掘中，找到并确定了天青釉汝瓷中心烧造区。在2000年的发掘中，发现了一批烧制御用汝瓷的窑炉及作坊等设施，出土大量瓷器残件及窑具，尤其是发现了相当数量传世汝瓷中不见的新器形，丰富了人们对汝瓷产品的认识，并从地层上揭示了天青釉汝瓷的烧造年代晚于民用青瓷的关系，确认了清凉寺天青釉汝瓷烧造区的官窑性质，同时结合年号钱币初步推断了汝官窑烧造的大致年代。
(八)钧窑。
80年代以前对禹州钧台窑的发掘，曾基本明确了院藏“官钧”的窑口问题，根据某些窑址共存物，发掘者把这批钧瓷的年代定为北宋，并推断钧窑的陈设类器物当与徽宗时期宫廷对“花石纲”的需求有关。1982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史》一书中论及钧窑时，亦指出其烧造鼎盛时期在北宋后期，其本身也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然而在考古发现中一直没有可靠的纪年宋钧材料，而墓葬及窖藏出土钧瓷的年代大都集中在元代。目前经考古发掘出土的年代最早的钧瓷，也只见于金代墓葬中，更有学者认为所谓“官钧”的年代可能要晚到元或明初。为了弄清钧窑创烧时间及发展历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会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于2001年至2002年对位于禹州神垕镇的刘家门钧窑址进行了发掘，进一步推定该窑址创烧于北宋末的徽、钦时期，历金、元二朝，至元末明初停烧，并再次确认钧窑“代汝而起”。尽管如此，对于钧窑的年代及其性质，仍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九)南宋官窑。
杭州乌龟山窑址早在20世纪初已为人发现，50年代时曾进行过小规模试掘。1985－1986年，文物考古单位对该窑址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共清理窑炉1座，复原瓷器23类共70多种型式，涵盖了宫廷生活所用的全部器皿，进一步确认此处便是文献中记载的“郊坛下官窑”。发掘者推断此窑兴建于南宋迁都临安之初，停烧于南宋末年。
另一处南宋官窑老虎洞窑址于1996年9月因受洪水冲刷被发现，同年11月杭州市文物考古所进行了考古调查。1998年、1999年至2001年，同单位对窑址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发掘，曾被评为“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共清理出窑炉、作坊等一批烧瓷遗迹，同时出土24个瓷片堆积坑及大量能够复原成型的瓷器残片。通过发掘工作证实，老虎洞窑址的南宋层应当就是文献记载的南宋“内窑”所在，即一般所称的“修内司官窑”，另外发掘者还根据对出土瓷片的理化测试推测该窑址的元代地层可能便是传世“哥窑”器的烧制地点。
(十)龙泉窑。
龙泉窑址的大规模发掘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1979年初至1983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浙江省博物馆等五家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分组对龙泉市东郊的紧水滩电站工程淹没区(龙泉窑东区)进行了发掘工作。其中浙江组负责的山头窑、大白岸、源口林场三个地点共发现窑址十余处，清理出窑炉、作坊区等大量遗迹，收获了为数众多的瓷器、窑具等遗物，时代跨度从北宋晚期至明代中期，明确了龙泉东区烧造青瓷的历史比金村、大窑一带明显偏晚。
2006年9月至2007年1月，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又联合对位于龙泉大窑村的枫洞岩窑址进行了发掘，部分出土瓷器、窑具上带有“永乐九年”纪年文字及“官”、“三样三个”等款识，解决了明代早期地层产品的性质问题，确定这处窑址是为承接官府订货、烧造官用瓷器的著名窑场。
(十一)川渝地区的瓷窑。
川渝地区的烧瓷历史可追述到南朝至隋代，延续至宋元之际，其生产体系大约可区分为：以成都青羊宫窑、邛崃十方堂窑为代表的青瓷及青釉彩绘瓷窑场；以彭州瓷峰窑为代表的白瓷窑场；以广元窑、都江堰金凤窑及重庆涂山窑为代表的黑瓷窑场。
邛窑是这一时期里考古工作开展最多的窑址，1984至1988年、2005至2006年、2007至2008年曾先后三次对十方堂及固驿瓦窑山两个地点作过田野发掘，揭露出龙窑、作坊及居住遗址若干处，出土了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的瓷器和窑具，其生产面貌可大体划分作南朝至隋代、初唐至盛唐、晚唐五代、两宋四个时期。此外，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还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于2006年对大渔村窑区进行了短期考古调查，初步认定其烧造年代为隋至唐代中期，属邛窑范围内较早时期的烧造地点，但该窑的始烧年代能否早到隋代以前尚需更多的证据予以明确。
(十二)辽代瓷窑。
辽代的瓷窑遗址主要分布在辽的五京及附近地区，其中较重要的有内蒙古赤峰缸瓦窑和北京龙泉务窑。缸瓦窑曾于1982年由赤峰市博物馆做过调查，1995－1998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等单位又先后三次对该窑址进行了科学发掘，证实其文化堆积主要有辽金两个时期，金代是缸瓦窑的一个繁荣时期，而辽代的堆积较薄，发掘所获产品参照纪年辽墓辽塔出土物，时段主要在辽代晚期，辽早、中期的遗存则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掘。
北京龙泉务窑是现存唯一一处从辽早期到辽末金初最完整的制瓷手工业遗址。1991、1993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窑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其产品以白釉及三彩为大宗，白瓷可分为粗细两大类，并以粗者居多，细者在风格特征上与定瓷相类。三彩器中已不使用铅釉，而改用硼砂釉，这是龙泉务窑制瓷工艺中的新发现。龙泉务窑的发掘在中国陶瓷史的研究上补充了关于辽瓷的缺环，进而证实辽代陶瓷手工业中心当在辽的燕京地区。
(十三)西夏瓷窑。
关于西夏的陶瓷器，过去一直鲜为人知。上世纪80年代以前，宁夏博物馆对位于银川西夏王陵区以东一处烧造建筑构件的窑址作了调查试掘。此外，内蒙古、宁夏、甘肃等地的一些西夏时期城址及窖藏中也有零星的陶瓷器出土，当时研究西夏史的专著里即对西夏陶瓷业的存在予以了肯定。1983年11月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内蒙队会同宁夏博物馆对位于灵武县的瓷窑堡窑址进行了调查，1984－1986年社科院考古所又进行了三次发掘，清理出窑炉、作坊一批及大量瓷器残件，初步揭露了西夏、元代两大层的瓷器面貌，进一步确认了西夏所存在的陶瓷手工业。另一处西夏窑址灵武回民巷窑曾于1987年作过调查，1997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该窑址进行了首次发掘，证实其与瓷窑堡窑时代相当，均在西夏中期前后。通过分析比较，二窑产品多受到来自宋代陕西、河北一带诸窑场的影响，同时又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
(十四)景德镇明御窑厂。
1982－1994年景德镇考古研究所对珠山明御窑厂进行了多次抢救性发掘，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关于明御厂的始建年代，学者间素有分歧，发掘新材料证实洪武二年说更合于史实。通过发掘也展现了一批不为人所知的洪武瓷器，同时对永乐官窑产品有了全面认识。出土的大量甜白瓷、“赐赉瓷”和外销瓷在器形和纹饰上具有伊斯兰风格，说明洪武、永乐、宣德三朝与伊斯兰世界有密切的联系和文化交流。
2002－2005年，为深入研究明清御窑，全面复原御窑的生产面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江西省有关单位对御窑址再次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证实珠山北麓在明代初年也是御器厂烧造和活动的主要区域之一，补充了文献记载的不足，所出土的资料对于研究明代景德镇御窑厂的发展、变迁、烧成技术及其渊源、瓷器的制作工艺、复原当年御器厂生产面貌等亦有重要学术价值。
三、专题研究
(一)对成熟瓷器出现时间的重新审视。
1976年在浙江上虞小仙坛发现一处东汉时期的瓷窑遗址，出土的青瓷罍片经理化测试表明已经符合瓷器的标准，据此学术界的观点认为：我国的成熟瓷器出现于东汉中晚期。2003至2005年发掘江苏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墓中出土青瓷质乐器、礼器、生活用具等五百余件，其数量于同时期墓葬中罕见，被评为“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这批瓷器的胎釉特征不同于以往发现的原始瓷，有的专家更将其视为成熟瓷器，并据此将我国成熟瓷器出现的年代从东汉中晚期提前至战国早期。如果上述观点成立，势必将改写长久以来所形成的我国陶瓷史的体系。
(二)釉下彩起源问题。
80年代以前文物工作者对湖南长沙窑的试掘以及对长沙唐墓出土瓷器的研究，提供了长沙窑在中唐时期已经出现釉下彩的重要材料。同时期扬州唐城遗址地层中出土了后来称之为“唐青花”的瓷片材料，亦被认作是釉下彩的产物。两地的发现都提供了一个线索：我国瓷器中的釉下彩技法起源于唐代。这一认识长期以来为学界所接受，80年代初编写的《中国陶瓷史》即对此持肯定态度。1983年南京长岗村5号墓出土的一件釉下彩绘青瓷盘口壶，首次有可能将这一技术由唐代提前到三国后期，但之后很长时间里由于没有新材料出土，这一发现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直到2002年以后，南京六朝都城内的三个地点又先后出土一批孙吴时期釉下彩绘瓷器和残片，其装饰手法也与1983年发现的一致，所运用的釉下彩绘技法已显得比较成熟。限于目前的出土材料仍显不足，相关的研究也有待深入，但对于我国釉下彩技术的起源问题实有重新探讨的必要。
(三)秘色瓷问题。
“秘色瓷”这一称呼在唐宋以来的笔记、诗文等史料中时有出现，其既是珍贵的陶瓷文献，同时也留下了不少难解之谜。对于什么是“秘色瓷”，长期以来笼罩于迷雾之中。1987年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唐塔地宫中发现的14件青瓷器和衣物帐碑，不仅为研究越窑秘色瓷的烧造年代提供了可靠材料，而且也明确了这类瓷器的真实面貌。然而新问题接踵而至，如何理解“秘色”二字，如何看待“秘色瓷”的文化内涵已成为整个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最为热衷的话题之一。1995年初在上海召开的“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讨论会”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产生了不少新的观点，也达成了一定的共识。1998－1999年越窑寺龙口窑址的发掘使得对上述问题有了进一步认识：秘色瓷实际只是一个名称并作为商品的牌号，是随着越窑匣钵的出现而产生的，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成为了青瓷的代名词。它们也并非官窑所产，而是民窑烧造的贡品。
(四)唐青花瓷的发现与研究。
1975年，南京博物院等单位对扬州唐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在唐代地层中出土一件青花瓷枕残片。中科院硅酸盐研究所对其分析后认为属于用钴作釉下彩料烧制的青花瓷，并根据测试数据推测其产地可能在河南巩县一带。进入80年代，扬州遗址又陆续出土了几批同类瓷片材料。这一时期河南省轻工业厅在巩县窑采集到很多青花瓷片，经测试蓝彩的呈色亦为钴、锰等原料，首次将以前对产地的推测与实物证据对应起来。1990年4月国内召开的“中国古代青花瓷学术讨论会”上便对上述问题作了重点探讨。多年来的工作已使得唐代青花瓷课题的研究取得较大成绩：1、唐青花瓷的存在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承认；2、唐代具有生产青花瓷的条件，巩县窑应是其产地；3、唐青花瓷所用低锰、低铁、低铜钴料是从国外输入的；4、唐青花所绘纹饰具有异域风格，可能主要是作为外销产品而出现的；5、过去国外有些学者认为中国青花瓷是在伊斯兰陶影响下而生产的，但事实证明我国早在7世纪已用钴料装饰器物，8世纪已在巩县窑生产出青花瓷。那种认为伊斯兰陶工发明了青花技术的观点，显然是对中国瓷器史缺乏全面了解而得出的误论。
(五)唐三彩研究新进展。
唐三彩是对唐代低温釉陶器的总称。建国以来西安、洛阳等地唐墓及其他遗址中都出土过为数众多的三彩器，但直到80年代，烧造三彩的窑址还仅发现巩县窑一处，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唐代三彩器的研究。这之后在河北邢窑、陕西铜川黄堡窑又陆续发现有三彩的烧造，近年于唐长安城醴泉坊、山西浑源界庄等地都找到了
烧三彩的窑址。这些新的材料丰富了人们对唐三彩的认识，也纠正了过去对相关问题的一些误解。如现在认识到三彩器至公元7世纪就已出现，盛唐后继续生产；唐三彩不仅有明器，也有日用品；其胎料与同窑的白瓷相同或相近，烧造温度在1100～1200度之间，而且玻化程度较高，因此至少有一部分属于瓷的范围。唐三彩输往东北亚、东南亚已为考古资料所证实，但是否输往过西亚与北非在西方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80年代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实验室对斯里兰卡曼泰、伊拉克萨马拉、埃及福斯塔特出土的唐三彩及萨马拉出土的白瓷进行了测试，结果与萨马拉所产三彩和青花陶在化学成分上有很大差别，从而证实唐三彩曾出口到这一地区，并对当地陶器产生了影响。此外，不少学者还对渤海国遗址所出三彩釉陶器与中原唐三彩的关系作了分析研究。
(六)对纪年陶瓷器的关注。
数十年来，各地纪年墓葬、塔基及其他遗迹出土的陶瓷器材料已有相当的积累，带明确纪年款识的作品也时有发现，其中归属于某些窑口或类型的纪年物便自成序列，这些都有助于更准确地摸清和掌握中国陶瓷发展史的各个环节和脉络。1994年，俞永炳即收集了宋辽金共计211座墓葬和11座塔基出土物，详细讨论了这一时期的陶瓷面貌。2004年，刘涛利用大量出土材料及国内外公私收藏品，分别对定窑、耀州窑等六个窑口及“磁州窑类型”瓷器、青白瓷、辽代瓷器作了个案研究，同时就学术界尚未澄清的几个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此外，这一阶段里另有《宋元纪年青白瓷》、《浙江纪年瓷》等成果问世，个别窑址的发掘报告中还附录有相关的纪年瓷器资料。
(七)古陶瓷内外销问题研究。
我国学者对古外销瓷的关注始于上世纪30年代，至60、70年代时已发表论文数十篇，为后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德金等曾撰文介绍朝鲜半岛新安海底沉船出土的中国陶瓷器，并就相关问题作了分析。进入80年代后，随着外销瓷实物材料增多，外销瓷的研究也逐渐成为学界的一大热门课题。如对唐扬州城址的调查和发掘出土了大批国外所发现的陶瓷品种，证实扬州在当时是国内外销瓷输出的重要港口之一。此外，学者们还将晚唐至北宋初期流播到今东南亚、西亚和非洲东部的中国外销瓷归纳为“四组合”，即长沙窑瓷器、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及广东地区的青瓷。1980年，福建德化召开了德化窑学术讨论会，其间成立了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水下考古机构——水下考古研究室，从1989年起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包括广东台山南海一号沉船的调查，福建连江定海湾白礁等地沉船的调查与发掘，近年来又在西沙一带调查收获了大批我国宋元至明清时期的外销瓷标本，对研究自唐代以来逐渐形成的“海上丝绸之路”(即陶瓷之路)提供了一手材料。1989年故宫博物院与日本出光美术馆联合举办的“陶瓷之路”展，进一步展示了中国古陶瓷对外传播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成果，同时也是国内外学者在研究古外销瓷方面的一次重要合作。1998年印尼勿里洞岛“黑石号”(batu hitam)沉船是近年来外销瓷研究中的又一宝贵材料，船上出水的中国陶瓷器计有6万余件，产品涵盖晚唐时期南北多个重要窑口，目前相应的研究已颇为深入。最近，同一区域的印坦(intan)及井里汶(cirebon)沉船出水陶瓷器更为这一课题提供了丰富的考古资料。总而言之，多年来我国的研究者已在外销瓷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探讨的问题包括生产窑口、输出港口、输出路线和范围、产品及数量、内外销产品的比较、外销瓷的器型、釉色与装饰特点、外销瓷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外销瓷对国外制瓷业的影响等，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丰富了陶瓷外销史。
与外销瓷相比，国内在瓷器内销方面具备较好的研究条件。就已掌握的城址、墓葬及其他遗址发掘情况看，可资利用的材料已有大量积累：如90年代末发掘清理淮北柳孜大运河遗址中，出土隋唐宋时期全国南北20多个窑口的瓷器，数量之多，窑口之众，品种之丰富十分罕见，为了解国内瓷器通过运河转销的状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证据；2002年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2006年包头燕家梁遗址发掘出土了大量元代南北多个窑口的瓷器，其中不乏精品之作。这批瓷器作为商业贸易之物，为研究当时内地与漠北之间瓷器产品的流通情况留下了宝贵材料；此外，新近于北京西城毛家湾明代瓷器坑亦发掘出大量景德镇窑、磁州窑、龙泉窑、钧窑等窑口瓷器，为深入了解元明时期制瓷手工业及各窑瓷器在北京地区的行销状况提供了新资料。总体而言，目前内销瓷问题方面已做了不少工作，如对北方魏晋北朝墓葬出土南方青瓷，辽境出土景德镇青白瓷器、及元代青花瓷国内行销状况等课题的研究与探讨都取得了较多的成果。
除对外销瓷的重视外，在这一时期的考古研究中还留意到国内遗址出土的少量舶来品，其中以波斯釉陶及高丽青瓷为两个重要对象，目前对后者的研究较深入，包括器形、工艺、源流及反应的历史背景等多个问题，这些都丰富了世界范围内陶瓷交流史的内容。
(八)陶瓷发展史的系统总结。
198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冯先铭等五位先生编写的《中国陶瓷史》，这是第一部全面、科学地阐述我国古代陶器、瓷器发展历史的里程碑性著作，也是80年代以前中国陶瓷考古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此外，地方陶瓷史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重大成果，这时期先后出版了《四川古陶瓷研究》(1984年)、《湖南陶瓷》(1988年)、《河南陶瓷史》(1993年)、《福建陶瓷》(1993年)、《江西陶瓷史》(1997年)，这些都成为对《中国陶瓷史》的重要补充。
四、研究方法的新动向
近30年来，我国的陶瓷考古研究成果显著，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研究方法的不断完善，而方法上的成熟也进一步确立了陶瓷考古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
(一)研究的深入和细致化。
早期的古陶瓷研究方法多与传统金石学的内容相同，即偏重于器物著录和文献考订，往往以单纯的器物鉴赏为主，达不到透物见人的效果。这时期由吴仁敬、辛安潮合著《中国陶瓷史》(1936年)也只是转载几本陈旧瓷书的内容，缺乏新意，达不到述说陶瓷史的目的。仅叶麟趾、陈万里等少数几位有识之士抱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精神，对几处重要瓷窑遗址进行了实地调查工作，从而拉开了中国陶瓷考古的帷幕。建国后30年间，相关的研究成果逐步积累，有不少已经开始寻求探索器物所蕴含的人文及历史背景，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但并不充分。80年代以后，随着考古新材料的增多，研究者思维的拓展，学界所做的工作进一步深入具体，更加注重研究的整体性和全面性。如在对窑址的研究中，不仅着眼于窑炉、作坊、文化堆积，探寻原料产地及窑址周围的地理环境，而且注意考虑与窑址有关的一些无形因素，包括社会背景、人文环境及技术条件对窑业生产所造成的影响等；又如器物上的文字题款能反映当时的人际关系及社会生活状况，某些陶瓷器造型上蕴含的外来因素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中西文化交流成果等。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不仅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器物本身，更能达到以考古材料证补历史的目的。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开始反思旧有的一些研究方法，如对“窑系”概念的讨论，既肯定了它曾经发挥的重要作用，也逐渐感到局限性的存在。
(二)研究手段趋于多元化。
如前所述，我国的陶瓷考古与研究从20、30年代起就一直寻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传统考古学方法，二是现代自然科学手段。近三十年来二者结合发展的趋势尤为明显，两个方向的研究者都更加注重吸收对方的研究成果，不少的大型发掘报告即在此基础上编写而成。另外，这时期里由李家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问世，代表了我国古陶瓷科技研究的综合成果。与此同时，更多的学科知识被引入到古陶瓷研究中，如1982年编写的《中国陶瓷史》便广泛地运用了考古学、物理学、化学、工艺学、美学等多门学科，并结合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实物材料，体现出中国陶瓷考古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分支。
(三)专题研究的增多。
经过近30年的工作，至80年代初编写《中国陶瓷史》之时，学界对于我国陶瓷发展史的体系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但是这还不足以反映陶瓷史上的诸多问题。为丰富陶瓷史的内涵，一些专题受到空前重视，从原始瓷到唐青花、秘色瓷，再到两宋至明清的官窑制度、古外销瓷、窑业技术等，学者们认识上虽多有分歧，却活跃了思想，也为今后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近年来，有关辽代陶瓷的专题也已逐渐成为热点之一，对以往并不清楚的金代陶瓷面貌也有了逐步掌握，学术界越发清楚地认识到少数民族政权下的制瓷手工业同样是中国陶瓷史的重要内容。
(责任编辑彭东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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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翠玲
摘 要：琼瑶的作品总是在朦胧中现真情，意蕴中见现实，离不开她对传统文化和古典小说的热爱和学习。她从儒学中汲取到了“人性本善”和“思无邪”的真谛，又从诗词中习得了中国特有的“赋比兴”，更在人物的处理上加上了“中庸”的处世观。在其作品中，她不仅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借鉴者，也是改造者和发扬者，这也是琼瑶的作品之所以具有极高知名度和艺术价值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琼瑶;传统文化;古典诗词
引言：
1963年，琼瑶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窗外》，从此开始了自己在小说界的自由驰骋。在这位生性自由又聪慧机智的女作家笔下，读者一次次为那些命运多舛的人物悲痛又扼腕叹息着。这些人物都生长在新社会，有着和他们的创作者一样对自由的渴望和对封建传统的憎恶，但同时也有着对传统文化与思想的回溯。深受古典文学熏陶的琼瑶，在作品中处处体现着对古典文学的热情和热爱，古典文学也同时回馈给了她的作品不同于其他作家的底蕴和意味，成为了她在文学界独树一帜的重要武器。
一、仁爱与严肃并举的儒家传统
作为琼瑶提笔写下的第一部小说，《六个梦》集中体现了她在创作伊始的价值观和艺术水准。其中的《哑妻》更因其跌宕起伏之剧情，激情饱满之人物，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善良敦厚，却天生为哑女的女主方依依，最终也只能让曾经的恋人柳逸云，在她凄惨的一生中稍作停留。面对丈夫的背叛，她心生怨怼，面对命运的不公，她也曾憎恨。孽缘种种，最终导致了几代人悲哀。
再如改编自真实故事的《彩霞满天》，受封建家族观束缚的年轻人乔书培和殷采芹，在各种荒诞的怪事下仍攥紧彼此的手，历经千险后终于迎来了真正的“彩霞满天”。
除此之外，琼瑶还刻画了一系列这样的主人公。身体上的缺陷、家境上的自卑、封建礼教的固执……无法改变的时代烙印下，是他们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和对自由生活的向往[1]。面对困苦始终保持敦厚和善良，面对欺压也有敢于打破困境的决心，这份单纯的生活，正是建立在儒学传统上的仁爱，又是对封建吃人礼教的严肃反叛。
二、力求微妙平衡的处事态度
如《孔子·雍也》中所记载的：“中庸是所有处世之道中最高明的存在，而在现在的社会已经是很稀少的东西了”。当这种观念体现在文学上，就显示出一种自然与超然，朦胧与克制。一味的顺利或一味的坎坷都会让小说情节失衡，而中庸的处理恰巧中和了这种“淡乎寡味”，使作品不显疲态。
琼瑶的很多作品，正是沿袭了这种不偏不倚的态度。《雁兒在林梢》中，翩翩然的丹枫与江家两兄弟的周旋与逢源，一面是纯真的弟弟，一面是稳重的哥哥，她本想用挑衅弟弟的方式来让哥哥痛苦，以一种极其内耗的手段实现复仇。但丹枫从一场风暴中抓住了“台风眼”，最终解开了误会，逐渐摸索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达到了精神上的平衡。除此之外，琼瑶还善于运用人内心的两面来达到平衡，她笔下的男子多半是古典与现代意象的集合体，不单单是传统意义上的骁勇和坚强，也有着传统女子身上的柔美和温柔，这在那时的文学作品中是不多见的。
琼瑶的作品总是让读者感到圆满，和这种力求平衡的文学素养是分不开的。跌宕起伏的情节不停牵动着读者的心，从山雨欲来的平衡，到渐入佳境的失衡，最终可能归于一种真正的风平浪静，这是从中国传统，更是儒家之道中汲取的“中庸”养分所缔造的纯熟写作技巧。
三、颇具古韵的语言特色
（一）古词新用的创新手法
《在水一方》是琼瑶手法很成熟的一部言情小说，文中很有名的“绿草苍苍，白雾茫茫”一诗，就在是在《诗经·蒹葭》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把酒问青天》也是在苏轼的《水调歌头》意蕴下凝结而成。琼瑶去除了这些诗词中原本的刚健有力或内容单一，吸取了这些优秀诗词中的意蕴和情调，再加上自己的改编和创造，使得古词能够更贴合她的小说主题，完美得镶嵌在了言情剧情之中，形成了“琼瑶式”细腻的笔触。
（二）名诗名句的间或插入
除了自己改编，琼瑶还经常在文中穿插一些经典的诗句，例如《短歌行》和《子夜歌》。琼瑶深谙自己写作风格的短板，这些诗词的出现弥补了她作品中所缺乏的果敢和硬朗，也让人物更加饱满。汉字的一字多情和古典诗歌的言外之意，使得她的小说不仅具有了语言上的美感，也带来了意蕴的升华[2]。这些都得益于她从小受到的古典文学的熏陶和浸泡，让她的作品既有了区别于其他言情小说家的“高级感”，又能让读者感受到了一种文学上的“回归”。
（三）托物言志的古典手法
将情绪寄托给实体，营造出不同的意境，是中国传统文学区别于其他文学的一大特色。而琼瑶，也毫无意外的传承了这样的文学传统。她常借用“云”、“雨”、“风”这类传统意象来表达主人公的思绪，例如最有名的《我是一片云》：“风吹在身上……天空阴沉沉的……”琼瑶善于借用“物”和“环境”的力量，再加上自己身为女子所特有的细腻情绪，赋予了这些平凡意象不一样的情感，又含蓄，又朦胧，在情景交融中，产生了欲罢不能的魅力。
四、结束语
在中国作家群中，琼瑶一直备受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她的确是一位古典文学的传承者。在她的作品中，我们能品到执着又纯粹的古典爱情之美，能尝到反抗纲常的创新之思，亦能感受到古典诗词的千年笔调。虽是以言情小说见长，但也营造出很具有现代气息的新世界观，不光有爱情，也有时代的反抗;不光有亲情，也有权力的枷锁。在古典与现代的缝隙中来去自如的琼瑶作品，还具有很多的探索价值。
参考文献：
[1]澈澈.《还珠》二十年，回望“琼男郎”[j].东方文化周刊，2018（3）：58.
[2]唐榆晴.浅谈琼瑶小说的诗词艺术[j].学园，2017（29）：234-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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