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有关自杀的统计数据
据美国国立精神病研究所统计男*的自杀率比女*高4倍。
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统计，自杀为美国的死亡率的第九位，在15至24岁的青年中为死亡率的第三位。几乎所有的自杀者都有精神障碍，其中最常见的是抑郁和*物滥用。
自杀的预兆：
如果您或您所爱的人表现以下任何自杀的预兆症状，请立即予以注意，并应视医学危急情况。预兆症状包括:
●心境变化
●个*变化
●死亡想法
●分发重要的个人收藏
●生活无价值感
●安排后事
●哭泣求助
预防自杀应采取的紧急措施是什么?
根据美国国立抑郁-躁狂抑郁协会的要求，如果有人有自杀危险时，需要采用以下步骤：
●认真对待
●请其它人介入，与朋友和家人联系
●表示关心
●注意倾听
●直接询问
●了解病人的感觉
●反复安慰
●不要保*替当事人守密
●尽可能不要让病人独处
林琳刘羽王晨旭莫娟婵刘俊岐姜喆昊李慧生贾绪计
摘要 基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以自杀的认知模型为依据考察反刍思维与自杀意念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绝望的中介作用以及感恩的调节作用。采取问卷法对1191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反刍思维对自杀意念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2）绝望在反刍思维与自杀意念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3）感恩对反刍思维与自杀意念的中介过程存在调节作用，相对于感恩水平较高的大学生，中介效应仅在感恩水平低的大学生中显著。
关键词 反刍思维，自杀意念，绝望，感恩，大学生。
分类号 b849
1引言
自杀作为重大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近年来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全球每年有近80万人自杀死亡，最新数据表明自杀已成为全球15～29岁年龄组的第二大死亡原因（who，2018）。据世界健康组织预测，到2020年，自杀造成的疾病负担将上升到全世界疾病总负担的2.4%（who，2010）。中国作为人口大国，自杀问题亦是不容忽视，有学者在2014年对中国自杀率进行了统计和分析，发现自杀率由23.0/10万下降到10.0/10万，但自杀仍是我国15-34岁人群的前三位死因之一（wang，chan，& yip，2014；
zhang，sun，liu，& zhang，2014）。大学生作为该风险群体中的一部分，有数据显示自杀早已成为导致我国大学生死亡的第二位死因（张道祥，2002），其自杀率更是一般人群的2～4倍（刘艳，张莹，史新竹，王爽，梁多宏，2014）。
自杀主要包括自杀意念、自杀企图以及实际自杀行为（杜睿，江光荣，2015）。其中自杀意念是实际自杀的重要危险因素（groleger，tornori，& kocmur，2003），并且其发生率远远高于自杀死亡（nook et al.，2008）。自杀意念（suicidal ideation）指丧失活下去的意愿，但未导致实际身体受伤或者死亡的一种自杀的愿望或计划（beck et al.，1972）。研究表明自杀意念的严重程度是评估自杀危险性的重要指标（liu，tein，zhao，& sandler，2005；
palmer，2004）。国内也有学者发现自杀意念作为自杀者早期的心理活动，是自杀行为发生前的重要环节（吴才智，陈真珍，于丽霞，段文婷，江光荣，2015）。所以为了提高检测和预防自杀的效果，近年来国内外众多关于自杀的研究均是以自杀意念展开的（游雅媛等，2017；
turecki & brent，2016；
vancampfort et al.，2018）。因此，深入研究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危险以及保护因素，对于降低和预防自杀行为的产生与发展，提升大學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有重要意义。
在影响自杀意念的诸多因素中，反刍思维作为自杀意念的重要危险因素，得到国内外大量研究的证实（刘旺，田丽丽，2013；
kleiman，adams，kashdan，& riskind，2013；
krajniak，miranda，& wheeler，2013；
rogers & joiner，2017）。反刍思维（rumination），作为一种消极的认知方式，是与消极情绪相联系的一种不良思维反应风格，具体表现为遇到痛苦情绪时反复考虑情绪本身及其产生的原因和各种可能的糟糕后果，却不采取积极的方式解决问题（nolen-hoeksema，1991）。ahrens和linden（1996）最早发现反刍思维与自杀意念显著相关；
joiner（2005）的研究认为反复思考有关自杀的问题会降低自杀意念产生的阈限，增加自杀意念的易感性。surrence等人（surrence，miranda，marroquin，& chan，2009）的研究也表明，反刍思维与自杀企图的交互项能够显著预测自杀意念。此外有纵向研究结果显示反刍思维中的强迫思考维度可以显著预测8周以后的自杀意念（oconnor，oconnor，& marshall，2007）。总之，反刍思维的个体，遇到问题时不能积极寻求问题的解决，反复思考引起痛苦的情绪本身，产生大量的消极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容易产生自杀意念。
那么反刍思维究竟是如何影响自杀意念的呢？根据自杀的认知模型的观点（wenzel & beck，2008），个体不良的认知过程和内容会激活自杀图式，而自杀图式的激活可以触发个体体验到的绝望感变得更多，继而产生自杀意念。反刍思维会夸大消极信息对认知的影响，从而扩大消极信息的作用，使个体难以从消极信息中脱离出来（lyubomirsky & nolen-hoeksema，1 995）。lavender和watkins（2004）的研究发现反刍思维这种不良的认知过程恰好会导致个体对未来的消极期望增加，即反刍思维会提高个体的绝望水平。绝望（hopelessness）是指个体对未来的消极观念、期待或是悲观，具体来说是一种对未来存在消极期待的认知图式（beck，weissman，lester，& trexler，1975）。总之，在遇到负性生活事件后，若个体不断反复地思考产生消极情绪的原因与结果，消极图式会被激活，个体内心便会产生强烈的无助感（马国秀，2016），继而增加个体绝望感，而绝望又是产生自杀意念的重要危险因素。
当自杀个体处于绝望状态时，个体思考问题通常是片面和消极的，其解决问题能力也会随之降低（郭素然，伍新春，2011）。因此，个体极有可能将自杀作为解决问题的唯一策略，而不是全面的考虑其他的策略；
个体越固着自杀是唯一的解决策略，越感到绝望，就越容易产生自杀意念（杜睿，江光荣，2015）。smith等人（smith，alloy，& abramson，2006）的一项关于127名存在认知风险的大学生的纵向研究发现，绝望在反刍思维和自杀意念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故本研究假设，绝望在反刍思维与大学生自杀意念之间起中介作用。
此外，自杀的缓冲假设（johnson，wood，gooding，taylor，& tarrier，2011）认为自杀中除了危险因素之外，还有各种心理保护因素能够产生积极作用，能够调节危险因素对于自杀的影响。因此，研究不仅要关注自杀意念产生的危险因素，更应该关注那些防止自杀意念产生和发展的心理保护因素。这也符合积极心理学追求的均衡的、更全面的人类机能观的理念，认为积极心理品质对威胁心理健康的危险因素起防御作用，所以积极心理品质（如感恩、自控力、希望）无疑是自杀意念的重要心理保护因素。感恩（gratitude）作为积极的心理品质一直被认为对个体的人际交往、社会适应、身心健康等都可以起积极作用（张萍，2012）。代维祝等人（代维祝，张卫，李董平，喻承甫，文超，2010）的研究也表明，感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问题行为，减少负性生活事件的消极影响，促进个体的心理积极发展。国外众多研究均发现感恩可以缓解自杀意念的产生（kleiman et al.，2013；
stockton，tucker，kleiman，& wmgate，2016）。
根据感恩的积极拓展建构理论（fredrickson，2012），感恩作为积极心理品质可以拓展个体思维的广度，防止负面情绪带来的不利影响，并建构个体终生受用的资源。因此，当绝望的影响作为中介变量在反刍思维与自杀意念之间发挥作用时，很有可能被感恩所缓解。首先，感恩的拓展功能使其作为负面情绪的“解毒剂”，可以消除负面情绪的不利影响（fredrickson，mancuso，branigan，& tugade，2000；
tugade & fredrickson，2004）。laird等人（laird，snyder，rapoff & green，2004）研究发现，高感恩的个体对疾病的康复抱有更大的希望，因此与感恩水平高的个体相比，低感恩水平的个体更容易受到绝望等负性情绪的影响，更易产生自杀意念。其次，高水平感恩有利于建构一系列的个体资源，包括社会支持与解决问题的能力（fredrickson，tugade，waugh，& larkin，2003）。由于知觉到的社会支持更多，高感恩个体总是以积极的眼光来看待事物，对未来抱有积极的期望，所以其处理问题的方式是面对问题；
相反，低感恩个体更易以消极的方式逃避问题（wood，joseph，& linley，2007），所以低感恩个体更容易陷入绝望并坚信自杀是唯一解决问题的方式，加剧自杀意念的产生。故本研究推测，感恩对绝望在反刍思维与大学生自杀意念的中介作用有调节作用。
综上，本研究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出发，以自杀的认知模型为基础，依据感恩的积极拓展建构理论，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如图1），考察反刍思维、绝望以及感恩对大学生自杀意念的综合影响，以揭示反刍思维对大学生自杀意念的作用机制。
2研究方法
2.1被试
采取整群抽样法抽取天津师范大学参加校公共选修课的大一新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回收问卷1191份，剔除无效问卷20份，剩余有效问卷1171份，有效率为98.32%。其中男生130人，占11.10%，女生658人，占56.19%，有383名被试未填写性别信息；
年龄为16～23岁（19.10±0.78），有387名被试未填写年龄信息。
2.2研究工具
2.2.1反刍思维反应量表
采用韩秀和杨宏飞（2009）修订的nolen-hoeksema（1991）的反刍思维反应量表（rumination response scale-chinese version，rrs-cv）。該量表共22个题目，包含强迫思考、反省深思和症状反刍三个因子。采用4级评分，1为“从不”，2为“有时”，3为“经常”，4为“总是”。总分越高表明个体反刍思维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91。
2.2.2感恩问卷
采用mccullough等人（mccullough，emmons，& tsang，2002）编制的感恩问卷（gratitude question-naire-6，gq-6）。共6个项目，项目3和6为反向计分题，采用5级评分，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
对反向计分项目反转处理后，计算所有项目的均分，分数越高表示感恩倾向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77。
2.2.3贝克绝望量表
采用beck等人（1975）编制的贝克绝望量表（beck hopelessness scale，bhs）测量个体的绝望水平。该量表由20个项目组成。采用0，1计分，总分范围0～20分，总分越高表明绝望程度越高。认知理论研究中心建议该量表分值的解释标准：0～3分正常，4～8分轻度绝望，9～14分中度绝望，大于14分重度绝望。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75。
2.2.4贝克自杀意念量表
采用由李献云等人（2011）修订的贝克自杀意念自评量表中文版（beck scale for suicide ideation-chinese version，bsi-cv）评估被试自杀意念的强度和自杀危险的程度。该量表包含19个项目，采用三点计分（0～2分）方式。本研究自杀意念的强度是根据量表1～5项的总分所得，总分越高，自杀意念越强烈。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75。
2.3程序与数据处理
使用统一问卷进行施测，问卷中使用统一的指导语，且强调个人信息的保密性和作答的真实性。使用spss24.0软件以及hayes（2013）的process宏程序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鉴于bootstrap法的各种优势（方杰，张敏强，邱皓政，2012），本研究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采用bootstrap法，在无需假设样本服从正态分布下，通过对原样本有放回的随机抽样来获得新构造的样本分布（本研究共构造1000个样本，每个样本容量均为788），获得参数估计的标准误及置信区间，若置信区间不含零则表示统计有显著性。
3结果与分析
3.1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了减少自陈问卷法带来的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在数据收集过程中通过匿名、保密等进行程序控制。使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检验程序控制的效果（podsakoff，mackenzie，lee，& podsakoff，2003），将四个变量放在一起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发现，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10个，且第一个因子的方差变异解释率为19.07%，小于40%，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对反刍思维、绝望、感恩以及自杀意念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主要变量间均呈显著相关（见表1），其中自杀意念与反刍思维（r=0.28，p0.001）、绝望（r=0.36，p0.001）呈显著正相关，与感恩（r=-0.18，p0.001）显著负相关；
反刍思维与绝望（r=0.45，p0.001）呈显著正相关。此外，性别、年龄与主要研究变量的相关显示，性别与反刍思维（r=-0.13，p0.001）、绝望（r=-0.08，p0.05）和感恩（r=0.20，p0.001）显著相关，但与自杀意念相关不显著，年龄与各变量相关也不显著。因此在之后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中，本研究主要控制性别变量。
3.3绝望在反刍思维与自杀意念关系的中介效应分析
在控制了人口学变量后，反刍思维对自杀意念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28，p0.001）。本研究采用hayes（2013）開发的process程序中的模型4检验绝望在反刍思维与自杀意念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检验中使用了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方法来确定中介效应的显著性。结果显示，中介效应的值为0.20，95%的置信区间为[0.14，0.27]，不包含0，说明绝望的中介效应显著，占总效应的46.51%。
3.4感恩对绝望中介效应的调节效应分析
采用hayes（2013）开发的process程序中的模型14检验调节过程模型，检验中使用了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方法来确定调节效应的显著性，该检验需要对三个回归方程的参数进行估计。方程1估计自变量（反刍思维）对因变量（自杀意念）的总体效应；
方程2估计自变量（反刍思维）对中介变量（绝望）的预测效应；
方程3估计调节变量（感恩）对中介变量（绝望）与因变量（自杀意念）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如果模型估计满足以下条件，则说明调节过程模型成立：（a）方程1中反刍思维对自杀意念总效应显著；
（b）方程2中反刍思维对绝望的主效应显著；
（c）方程3中绝望对自杀意念的主效应显著且绝望对自杀意念的效应受到感恩的调节。
结果如表3所示：方程1中反刍思维能显著正向预测自杀意念（b=0.41，95%ci=0.30～0.56）；
方程2中，反刍思维对绝望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b=0.41，95%ci=0.35～0.48）；
方程3中，绝望显著正向预测自杀意念，且绝望与感恩交互项显著负向预测自杀意念（b=-0.18，95%ci=-0.35～-0.01）。
为了更清楚的了解感恩对绝望中介效应的具体调节情况，本研究根据感恩水平的标准分数将被试分成低分组（z≤-1sd）和高分组（z≥1sd），考察在不同感恩水平上绝望对自杀意念的影响（即简单斜率检验），并绘制简单效应分析图（图2）。结果表明，当感恩水平较低时，绝望对自杀意念的预测作用显著，bsimple=0.54，t=7.64，p0.001；
当感恩水平较高时，绝望对自杀意念预测作用不显著，bsimple=0.18，t=1.90，p0.05。通过分析两组被试绝望在反刍思维与自杀意念关系间的中介效应发现，在低感恩的水平上，绝望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6.81%，且95%置信区间为[0.20，0.25]，不包含0，而在高感恩水平上，绝望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由此可知，只有当感恩水平较低时，反刍思维才能通过绝望影响自杀意念。
4讨论
4.1反刍思维与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反刍思维与大学生自杀意念显著正相关，且在控制了性别后，反刍思维仍能显著正向预测自杀意念，这与以往研究基本一致（ahrens & linden，1996；
chan，mkanda，& surrence，2009；
rogers & joiner，2017）。这一结果也再次验证，反刍思维是影响自杀意念的重要认知风险因素之一（miranda & nolen-hoeksema，2007；
smith et al.，2006）。反刍思维首先会加重消极信息对大学生认知方式的不良影响，导致思维狭窄，从而使注意力难以从负性事件中脱离（lyubomirsky & nolen-hoeksema，1995）；
其次反刍思维会影响大学生的情绪调节能力，容易使其消极的情绪状态持续时间变长（joormann，dkane，& gotlib，2006），长此以往的恶性循环并最终导致自杀意念的产生。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重点考察了绝望在反刍思维与大学生自杀意念关系间的中介和感恩的调节作用。
4.2绝望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在证实了反刍思维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自杀意念后，进一步对绝望在反刍思维与大学生自杀意念关系中的中介作用进行了探讨。结果发现，绝望中介了反刍思维对大学生自杀意念的正向预测效应，这与smith等人（2006）的研究基本一致。具体而言，反刍思维水平越高，大学生感知的绝望越多，进而促使其产生自杀意念的几率增加，这也符合自杀的认知模型。反刍思维意味着个体在遇到负性生活事件时，会采取反复思考负性事件以及不良情绪缘由的消极思维方式。与低反刍思维的大学生相比，高反刍思维的大学生往往抑制了解决问题的动机，容易将自己与外界隔离，从而独自陷入悲伤的情境中无法抽离（conway，csank，holm，& blake，2000）。此时由于大学生注意固着于问题无法解决，以及无法脱离的消极情绪，因而更可能知觉和体验绝望。大学生处于绝望状态时，普遍对未来持有消极期待，坚信自杀是唯一摆脱痛苦、解决问题的方式。实际上，人们大多会有关于未来的悲观预期，只是这种绝望感的程度有较大差别，通常来说，大学生的绝望感可能会较高，因为大学生心理的不稳定性可能会加剧其绝望感的不良影响，所以尤其值得关注（辛自强，马君雪，耿柳娜，2006）。这提示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考虑通过降低大学生绝望水平来减少反刍思维水平高的大学生的自杀意念。
4.3感恩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感恩对反刍思维与自杀意念的中介过程存在调节作用，相对于感恩水平较高的大学生，中介效应仅在感恩水平较低的大学生中显著。该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中介效应的后半段，即绝望与自杀意念的关系取决于大学生的感恩水平，这验证了原假设。感恩是大学生应对绝望、降低自杀意念水平的重要心理资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绝望带来的不良后果。首先，高感恩的个体可以很好的利用这一积极的心理品质来应对绝望带来的消极影响，但低感恩的大学生应对绝望这一负性情绪的能力较差，比较容易受绝望的影响，进而产生自杀意念。其次，感恩对个体认知的建构功能，让大学生更易感受到他人的支持，从而提高了社会支持水平以及问题解决能力（李艳春，2011；
wood，maltby，stewart，& joseph，2008）。作为低感恩的大学生，其知觉到的社会支持十分有限，所以很容易过分封闭自我，少与外界沟通，经常固着于“自杀是唯一解决问题的途径”的想法。相反地，当高水平的感恩大学生由于反刍思维而引起绝望时，他们会综合运用自己拥有的一切资源去应对这一消极情绪，感恩作为一种有效的积极心理资源，可以有效提高大学生应对绝望的能力。本研究结果提示，反刍思维会使大学生感知更多的绝望，但良好的感恩水平能大大地减少绝望对大学生自杀意念的不利影响。
4.4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考察了绝望在反刍思维与大学生自杀意念之间的中介作用，对于系统了解反刍思维与大学生自杀意念关系的具体作用机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其次，本研究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出发，依据感恩的积极拓展建构理论，结果发现感恩对反刍思维与自杀意念的中介过程有调节作用，对积极心理学（特别是感恩）在预防和干预大学生自杀意念的本土化研究有良好的补充作用。尽管如此，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本研究采取的是横断面研究，无法直接做出反刍思维与自杀意念的因果关系。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采取纵向研究，以验证本研究结果。其次本研究采用问卷法收集数据，今后研究中可以选用多种方式收集数据，尤其是对反刍思维的测量可以通过实验法或者半结构化访谈法，这样有利于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客观性。最后，在未来的研究中，研究者可以通过干预训练提高个体的感恩能力以减轻绝望等危险因素对自杀意念产生的影响。
5结论
（1）反刍思维对自杀意念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2）绝望在反刍思维与自杀意念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3）感恩对反刍思维与自杀意念的中介过程存在调节作用，相对于感恩水平较高的大学生，中介效应仅在感恩水平低的大学生中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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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集中探讨的是施蛰存小说创作后期由“现代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向，对施蛰存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向现实主义的转向是“屈服于左翼的压力”或“没有发挥潜力”的说法提出商榷。分析所谓的“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不能建构，并结合施蛰存小说创作中的困境，认为他后期向现实主义的转变，是一个基于自己的创作经验和现实判断，做出的理智的、主动的转变。
关键词：施蛰存 现代主义 文学实验 现实主义
如果可以给人生做一个线性的描绘的话，在很多人眼里，施蛰存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高峰、他人生的高潮都在一九三五年之前。他的新文学生涯以“滋味清新何所拟”的《上元灯》奠基，《将军底头》《梅雨之夕》和《善女人行品》三本小说集子开创了文坛上别具一格的“心理分析小说”，后来的研究者更给他冠以“现代小说先驱”、“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派作家”的名号。他的编辑活动从最早的与同学创办小型文艺刊物《璎珞》，经由《文学工场》《无轨列车》《新文艺》的历练，一九三二年起主编大型文艺刊物《现代》而达到了顶点。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现代》杂志第六卷第一期出版后，施蛰存与杜衡同时辞去《现代》杂志的编务①，一九三五年一月，由于资方的矛盾，现代书局已成为“被剥掉血肉的骷髅” ②，如此形势，施蛰存觉得在此“已毫无希望” ③，于是，他正式退出了现代书局。他离开现代书局的那个场景，如果能被定格成一幅画，其意味无疑是深长的。
施蛰存离开了《现代》，几乎同时也结束了他在文坛上独树一帜的心理分析小说的创作。一九三六年九月结集出版的《小珍集》被公认为是他依照现实主义创作的短篇小说集，与他一九三三年出版的《将军底头》《梅雨之夕》以及《善女人行品》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夏志清说：“这时候，他写小说已少有新意，用哀愁笔调和讽刺手法去描写当代生活，而不再是用弗洛伊德学说去探索潜意识领域的浪漫主义者了，施蛰存没有发挥潜力，很是可惜。” ④李欧梵也评价道：“用的全是带一点人性论色彩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彻底扫荡了魔幻怪异因素。他显得像是已经完全屈服于左翼的压力，从他早期小说的都市哥特的方向上被完全拨转过来。” ⑤施蛰存小说创作手法上的巨大转变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否是所谓的“没有发挥潜力”、是否是“完全屈服于左翼的压力”却值得商榷。
《小珍集》不是施蛰存一蹴而就完成的，而是他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六年小说创作的合集。一九三三年他接连出版了《梅雨之夕》和《善女人行品》两个小说集子，乍看之下，他的小说创作处在高峰时期，势不可挡，他自己也曾计划“沿着这一方向做几个短篇，写各种心理”。然而，实际情况是：他“很困苦地感觉到在题材、形式、描写方法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余地了”；他所做的是“徒然的努力”，是“费了很大的劲，其结果却坏到不可言说”；是不得不颓然承认：“写到《四喜子的生意》，我实在已可以休矣”；他的自省是敏锐且真诚的：“我从《魔道》写到《凶宅》，实在是已经写到魔道里去了”，他最终用“硬写” ⑥两个字来概括了自己的写作处境。
当后来的研究者惊喜地发现了施蛰存那些“心理分析”小说或曰“现代派”小说的存在，亟呼之“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时，我们应该注意到施蛰存对此的态度，他用以形容和概括的词是“仿制品” ⑦，是“文学实验” ⑧。
当我们把“现代主义”这样一顶大帽子戴在施蛰存头上的时候，我们必须看一看这是怎样一顶帽子，必须想一想戴着这顶帽子要怎样走、又能否顺利且长久地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文学的土地上。现代主义不是一个单一的流派，而是西方十九世纪末以来，反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传统，表现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时代心理的多种文学流派的总称，包括唯美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等，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以极端主观为表现形式的文学抗议中，隐现出用现代人本主义去反对异化，抨击西方社会对人性的扭曲与压抑的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 ⑨，它们通过对物质统治和人性异化的悲悼和批判，企图为被物欲毁坏了的文明荒原寻求拯救。作家接受现代主义的影响可以是对其深层结构的渗透和认同，也可以是对其表层结构的移植。我们所说的施蛰存的“现代主义”主要表现为他运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着重揭示小说主人公由性欲和文明的冲突所导致的精神的病态、变态和分裂，他的作品中大量运用了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梦幻、象征、荒诞、超现实主义等西方现代主义小说创作技巧。他对“现代主义”的接受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让我们从头看来。
作为一个关注世界文坛潮流变幻、倾心于西方现代文学的青年，施蛰存很快地接受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发现了爱伦坡、显尼志勒等人小说创作手法在中国的缺失，对显尼志勒以性爱为主题的心理分析小说尤其感兴趣，他说：“我心向往之，加紧了对这类小说的涉猎和勘察，不但翻译这些小说，还努力将心理分析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去。” ⑩施蛰存期望借此有所创新，在小说创作上走一条不同于《上元灯》的新路。他首先选择了一条最切实可行的路径来引进这些新事物——“应用旧材料而为新作品”，通过对旧文本的重新解读，置换掉传统故事的内核，突出故事主人公身上爱欲与文明的冲突，成功地赋予他们属于现代的“新感觉”、“新体验”。这是他前期创作小说集《将军底头》的时期，也是他写作真正的顺畅期：不知何处来的勇气，让他“贸然提笔，一挥而就” (11)。
实际上，当他把目光转移到现代都市，企图围绕都市人的焦虑和心理幻觉展开故事的时候，他的创作困境就出现了，他自己坦陈是“只觉得愈写愈难” (12)。我们历来所称道的能够将现代意识和传统审美很好地调和起来而产生“相当完美的收获” (13)的《梅雨之夕》实际上是他《上元灯》时期的创作，因为他自己觉得“《梅雨之夕》这一篇在《上元灯》中是与其他诸篇的气氛完全不同的” (14)而将它抽了出来。但是文中所描绘的都市小职员下班后的黄昏、细雨中舒缓的步伐、绵延的联想、含蓄节制的行为，却是与他同一时期创作的《上元灯》中所缅怀的乡土中国的“旧梦”同一种悠远绵长的调子。这一切的场景施蛰存把它放在了都市，但我们却感到那不是茅盾写过的叫嚣着“ｌｉｇｈｔ、ｈｅａｔ、ｐｏｗｅｒ”的上海，不是穆时英笔下用金钱和性构成的众声喧哗的上海，如果换一块幕布，改成“乡间偶遇”也未尝不可。其他诸篇，将西方现代主义小说创作技巧横向移植，除了乍看之下的新鲜外，文本却缺少现代主义小说中应有的一种紧张性的关系，相形之下，刘呐鸥、穆时英对于现代都市的感受力似乎更强，他们更善于表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五光十色、声色犬马的生活，表现置身其中的市民的畸形心理——那种现代都市带来的孤独感、失落感和压抑感。施蛰存如若一而再、再而三地来描写这种无根的并非与现代都市紧密相连的芜杂情绪，那么这种情绪的描写，放之于《水浒》故事的大宋年间和放之于现代都市上海的区别何在呢？
小说《夜叉》的创作，曾经让施蛰存以为“我能够从绝路中挣扎出生路来的” (15)。刘禾也曾以此文和《魔道》为例，指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为施蛰存提供了一套语汇，使他得以把古代志怪小说转化为一种中国形态的超现实主义小说，“如果施蛰存使古代志怪小说合法化而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占有一席特殊之地，那么同样必须归功于他的是，他揭示了传统梦幻小说与精神分析话语之间某些隐喻性的契合。＂(16)且不论在事实效果上，施蛰存的这种写法是用西方的科学语汇更有力地消解了中国志怪传统，当《夜叉》一文在“女护士开进门来”后落笔，所谓的中国志怪传统便成为一个神经病人的呓语，而永难翻身。施蛰存自己是用尽心力，在小说创作的夹缝中寻找突破，在主体意识上他不可能有刘禾所说的想法，他曾总结说：“在我写小说的时候，古典文学对我实在没有影响。甚至可以说，我当时还竭力拒绝古典小说的影响。” (17)
施蛰存写怪力乱神的天赋、他所发现的这条“生路”未能继续发展下去，究其原因应是他一再谈到的自己“政治上的左翼”，这并不是指他对当时“左翼”政治的趋附，而是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那强大的时代力量必然使得他对这条探索性的道路产生犹豫和怀疑。当时的阶级矛盾日趋不可调和，国共两党展开殊死搏斗，二者间尖锐的对立情绪，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日本侵略战争的阴云也渐渐笼罩中国大地，施蛰存在这种形势下所进行更注重于个人的内心和艺术形式创新的文学探索，无疑会因为疏离现实而显得不合时宜，何况，这些象征、梦幻、荒诞、意识流、性心理分析等现代主义小说手法，与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中国广大读者之间存在着接受心理、欣赏习惯方面的巨大隔阂和障碍。当时中国读者最需要读到的是作品的意识形态倾向和政治上的引导，至于艺术是否完美、新奇已居于次要地位。这种现实的功利要求是那个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特殊审美趋向，“现代主义”不能得到广大读者的理解和共鸣。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却没有施蛰存的小说探索所需要的“气候”。施蛰存当时的自我检讨是发自内心的，他认为自己确实走入魔道、误入歧途。就这样，在小说创作的道路上，既想在小说创作艺术上有所突破又不能忘怀现实的施蛰存左支右绌，最终发现自己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了。
当施蛰存要把现代主义的新鲜血液注入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的肌体中去的时候，在他心目中，以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为基础的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意识流等“现代主义文学”先天性地合法，他很自信地认为他们“这一批人，都可以说是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ｔ……到了三十年代，我们这批青年，已丢掉十九世纪的文学了。我们受到的影响，诗是后期象征派，小说是心理描写，这一类都是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ｔ，不同于十九世纪文学” (18)。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落后沉寂的处于中世纪状态的汪洋大海般的农村的包围中，殖民化的大都市上海像神话和梦魇一般急速地膨胀和繁荣。它在现代发展的进程中，没有大规模的工业化浪潮，它只是一个消费性的半殖民大都市，被称为“东方的巴黎”或“冒险家的乐园”，它的繁华异常畸形、脆弱和虚幻。“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上海的繁华带着与生俱来的罪恶印记，一开始就丧失了历史的合法性，失去了文化上和道德上的合理性，中国的资产阶级似乎还来不及诞生，就已经丧失了历史。” (19)这样的上海，只是一个昙花一现的现代消费都市，它产生不了狂热歌颂速度和力的生产性的未来主义，也不会有对现代文明后果自觉批判的表现主义，它并不存在着此时西方社会那现代意义上的现代病，有的只是一些浮泛、零散的现代主义体验。因此，施蛰存好友刘呐鸥、穆时英的“新感觉派”对于都市生活和现代文明采取了一种消费、享乐甚至膜拜的态度，包括施蛰存在内的文学创作中的“现代主义”作品都显得缺少一种与现代审美方式相连的历史深度和人性深度，而不能建立起一种统一的中国式的文化哲学。说到底，“现代主义是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它自身是一个全面的、完整的文化逻辑体系” (20)，但在中国，“现代化”的缺席使得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化缺乏赖以生存、繁衍的土壤，它不可能仅仅通过移植就扎根中国。
詹明信曾将西方现代主义高度的美学倾向解释为他们的“涵制策略”（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ｃｏｎｔａｉｎ-ｍｅｎｔ），他认为现代主义的运作中有一种尝试去制服人们的历史性、社会性等深层的政治本能倾向的意图，现代主义的运作削弱它们，同时用代替品来填补和满足这种失落。然而，他又说，事实上社会性内容的移置并非那么容易达到，那些“历史性、社会性”的本能，只有在被激起后才能真正地被制服，因而现代主义的运作必须先具有写实性，嗣后才能将甫被唤醒的现实意识重新涵纳制服。而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自清末被唤醒的那种“现实意识”一直异常强烈，“五四”新文化运动引进的各种“主义”欲新中国，有浪漫主义的高歌、新人文主义的低唱、有其他种种思潮的浸润，但长足发展的仍是最切合中国国情的现实主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大革命高潮的起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勃兴，革命现实主义的主潮地位已确定无疑，从此独尊于中国文坛，三十年代随着阶级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和民族危机的加重，现实主义更是显示出主流的适应的广阔的前景，这移植来的“现代主义”根本不具有将它“涵纳制服”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施蛰存“现代主义”创作深入的可能性、发展的空间都是极小的。他在创作上的困境，与其说是自身才华的有限或个人潜力的未能发挥，不如说是一个时代的限制。在中国特殊语境中，这枝移自西方的“奇葩”，它的成长既无所需的“气候”，也无相应的“土壤”，只能迎接枯萎的命运。现代主义只能成为“时代的孤儿”，成为“过隙的白马” (21)。
作为作家，施蛰存是一个“悔其少作”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在自觉中不断调整自己的人。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撰写的《善女人行品》的序中，他就表明：“我写短篇的方法似乎也有一些变化”，这本集子主要是描写女人心理及行为的小说，施蛰存强调“都是我今年来所见的典型” (22)，他通过对典型人物形象的回归和重塑，使现实主义的色彩大大加重了，《小珍集》可以说是一种带有心理探索意味的现实主义作品集。
施蛰存向现实主义的回归，应当说就是在一九三五年前后发生的，从而在一九三六年的《小珍集》中有了最明显的体现。一九三五年二月他在《创作的典范》中就强调：“放另一眼去观察社会，把社会上种种现象代表的片段截取下来”，以及“真正的典范还得向社会上寻求” (23)。有趣的是，他同时还写了一篇名为《从亚伦坡到海敏威》的文章，突出了从亚伦坡到海敏威的百年间发展之异同，“但亚伦坡与海敏威到底有一个分别。那就是我刚才所要特别区分为‘心理的’和‘社会的’两种的缘故。亚伦坡的目的是个人的，海敏威的目的是社会的；亚伦坡的态度是主观的，海敏威的态度是客观的；亚伦坡的题材是幻想的，海敏威的题材是写实的。这个区别，大概也可以说是十九世纪以来短篇小说的不同点” (24)。海明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以《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成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人物，是当时声名鹊起的世界级作家，施蛰存在这里的这一番阐述，可能也意味着他对世界文坛主流的判断也转到现实主义上来了。
在这里，我们用“回归”一词来描述他的这种转变，是因为从他小说创作的缘起看，无论是《江干集》(25)还是《上元灯》都是依照了现实主义原则的。《梅雨之夕》和《善女人行品》两个集子，他也“自以为把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尼（ｍｏｎｔａｇｎｅ）等各种新兴的创作手法纳入现实主义的轨道”，《小珍集》则是他“回到正统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成果” (26)。当他从现代主义转回到现实主义创作上来，很难说是他美学趋向的转变，更多的应该是来自他对现实的判断。但是他早期现实主义创作和他后期现实主义创作显然是存在着差异，需要加以辨析的。
他早期的现实主义创作，一部分是缘自作家本身在创作初期对现实主义的自动选择，另一部分具有的明显的普罗文学倾向的作品，不可否认确有革命趋向的存在，但更多的是他把目光投向当时世界文学流行思潮，把“左翼”当作“现代派”新潮的一种，是“‘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ｔ’中的‘ｌｅｆｔ ｗｉｎｇ’” (27)。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前期，他通过小说《阿秀》和《花》尝试普罗文学创作的失败，他与“左翼”的激烈论战，也显示出他自身在文学上与“左翼”创作理念的种种不合，“并不是我不同情于普罗文学运动，而是我自觉到自己没有向这方面发展的可能” (28)。在文艺创作上，施蛰存所取的是自由主义的立场。因此，他后期小说的现实主义的面向，与其说是“日益政治化的上海文坛毁了他” (29)，不如说是他所谓的“文艺上的自由主义”和“政治上的左翼”共同导致了他对现实主义的选择，是作家基于对创作本身和对世界、对中国这两个现实的判断而做出主动的调整。后期现实主义和早期现实主义的创作出发点是不同的。施蛰存的创作转向包含着他的痛苦和无奈，更多的却是他的理智和主动。
当施蛰存在八十五岁高龄时，说起自己最喜爱的作品，却是《小珍集》中不为人所熟知的《鸥》(30)，它所讲述的是都市里的一个银行小职员对自己海边村庄的乡愁。小说主人公小陆“端坐在上海最繁盛市区的最大银行中做着白鸥之梦”，这当然是一个白日梦，“从笔下吐出的无穷尽的数字中证明了他是没有回到家乡去住着的权利了”，而且他“并不是真的想回去”。只是这机械的无趣的工作让他觉得疲惫和怅惘，而烦嚣都市中富丽的现代建筑物、一流的娱乐场、光与影构图的画廊、丛集着的仕女队伍，又让他感到了“拙陋”和“渺小”。最后，他在“完全上海化的摩登妇女的服装和美容术里”惊愕地认出了他最为怀念的乡下的邻居——他初恋的女孩儿。也许，这个故事才是真正体现了他感受到的那个年代上海的“现代感觉”：“那唯一的白鸥已经飞舞在都市的阳光里与暮色中了，也许，所有的白鸥都来了，在乡下，那迷茫的海水上，是不是还有着那些足以偕隐的鸥鸟呢？” (31)小陆开始“意识到一个‘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世界的恐惧和忧虑”，于是，正如马歇尔·伯曼所说：“这种感觉产生了无数前现代失乐园的怀旧神话。” (32)在这篇小说中，施蛰存将精神分析的合理因子不时地糅进现实主义的创作中去，小陆由于窗外修女的白帽子引发的围绕“鸥鸟”意象的自由联想和他因对同事阿汪的卖花女的揣想而起的对初恋女孩的略带性意味的“绮念”都表现得不温不火、恰到好处，有意识地保留了他以往心理分析小说的长处。施蛰存的上海都市感受和“现代主义”技巧终于在现实主义那里找到了坚实的土壤，“这篇小说是新感觉派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和意识流两边调和了” (33)。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王宇平，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２００５级博士研究生。
①《现代》杂志在易主的三期之后，也难以为继，宣告了结束。
②施蛰存：《我和现代书局》，《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６５页。
③施蛰存：《〈现代〉杂忆》，《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５７页。
④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５６页。
⑤(29)李欧梵：《上海摩登》，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９８页，第１０２页。
⑥(14) (15)《〈梅雨之夕〉自跋》，１９３３年３月３日作，《施蛰存序跋》，东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９页，第４０页。
⑦施蛰存：《说说我自己》，《北山散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７５０页。
⑧《英译本〈梅雨之夕〉序言》，《施蛰存序跋》，东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９页。
⑨陈永国，傅景川译：《第一版译者序》，弗雷德里克·ｒ·卡尔《现代与现代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页。
⑩施蛰存：《关于“现代派”一席谈》，《北山散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６７８页。
(11) (12)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十年创作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８０４页。
(13) (19)旷新年：《１９２８革命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３１３页，第２８７页。
(16)刘禾：《跨语际实践》，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０２页。
(17)施蛰存：《说说我自己》，《北山散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７４８页，第７４９页。
(18) (27)施蛰存：《为中国文坛擦亮“现代”的火花》，《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７９页，第１８０页。
(20)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７７页。
(21)施蛰存：《“现代派”的隔代会遇——施蛰存与林耀德》，２００１年６月，台湾《幼狮文艺》，第５７０期。
(22)《〈善女人行品〉序》，《施蛰存序跋》，东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４２页。
(23)《创作的典范》，１９３５年２月５日《文饭小品》第１期。
(24)《从亚伦坡到海敏威》，１９３５年２月作，《北山散文集》，第４６４页。
(25)《江干集》是施蛰存最早的小说集，１９２３年８月自费由维娜丝文学会出版，署名施青萍，印１００册。
(26)《〈中国现代作家选集·施蛰存〉序》，《施蛰存序跋》，东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２页。
(28)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十年创作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８０３页。
(30) (33)施蛰存：《中国现代主义的曙光》，《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７３页。
(31)施蛰存：《鸥》，《十年创作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５５４－５６０页。
(32)马歇尔·伯曼：《现代性之体验》，《文化理论研究读本》，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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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自杀未遂者的儿时创伤与自我概念状况。方法:对30名自杀未遂者(研究组)进行访谈，对自杀未遂者与父母的居住历史、最初的记忆、自杀前的梦境、房树人的投射测试等资料进行了收集和分析，并与30名正常对照比较。结果:研究组早年离开父母生活者多于正常对照组（33%/3%，χ�2=14.73，p=0.000）；梦境有恐怖场景者多于对照组（恶梦：17/6，被杀：12/2，梦见鬼：5/1）；绘画测验中自我意想不完整（6/1）、将树或人涂黑（6/0）、树干创伤（3/0）、断枝（6/1）、树或房子不完整（5/2）数均多于对照组。结论：研究组情感上的被弃创伤明显多于正常人，其自我概念明显劣于正常人。�
【关键词】 自杀；访谈；创伤；自我概念；心理分析�
中图分类号： b8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07)06-00407-04
研究表明对小孩的虐待和忽视与儿童、青少年、成人的自杀高度相关［1］,其中自杀未遂者有早年与父母分离的特征，因标准不一，其比例从10%-77%不等［2］；自我概念由自尊和自我意象两部分组成，低自尊在自杀中扮演了重要作用［3］。自杀与低的自我意象高度相关［4］。朱相华等做过相关的实证性研究［5］。以上研究一般都采用自我意识报告的方式，由于儿时创伤和自我概念都是比较隐私和敏感的话题,自杀者容易有意无意地夸大或是隐瞒相关信息，因此研究的效度和信度可能会到受到影响。另外自杀是一个非常个体化、隐私化的事件，更适合深入的个体访谈。�
为了进一步探索自杀未遂者的儿时创伤和自我概念，本研究于2005年1-5月，以可以绕过意识防御的心理分析式的访谈方法，对30名自杀未遂者进行了个体式访谈。�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研究组来自广州、深圳两地精神病院的住院病人，共30名。均在3年内有自杀历史。其中女性20名，平均年龄30±5岁；男性10名，平均年龄30±6岁。入组病例均无躯体及神经系统明显异常。对照组与研究组来源相同，无自杀历史，共30名，经scl-90症状自查阳性数目低于43项，总分低于160的自愿参与者。两组被试在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及受教育程度等方面无显著性差异(p�0.05)。�
1.2访谈方法�
1.2.1 一般性意识层面访谈。内容包括年龄、婚姻、受教育状况、早年是否有长期离开父母生活的经历。（本研究以15岁为早年的最迟年龄界限，以至少离开父母之一为标准）。�
1.2.2 梦和最初记忆的收集�
询问研究组在自杀前一周内一般会做什么样的梦？对照组一般做什么样的恶梦？询问所有参与者最早记得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1.2.3 房树人绘画投射测试�
该测试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6］。指导语是：请在这张纸上画一间房子、一颗树和一个人，尝试画一个完整的人，不是漫画人或火柴人。�
1.3 程序�
第一步拟定访谈方案，准备访谈材料。第二步联系访谈对象，寻找自杀未遂人群。第三实施访谈：先做一般性意识层面访谈，以缓解现场的紧张与不适；其次，再进行绘画测试。研究者对绘画内容不进行任何语言或非语言的评价，绘画者可以有口头和身体语言。最后，请他们放松下来，完成梦和最初记忆的收集。绘画中获得的安全与镇定，有助于最后这项工作的完成。整个访谈一般为时40分钟。第四步对所获材料进行析出和编码，然后以心理分析的理念为框架进行质的分析和必要的量的分析。�
1.4 统计方法 描述统计、χ�2检验、t检验等。�
2 结果�
2.1 两组早年离开父母生活情况比较�
研究组有10人(33%)早年离开父母生活，多于对照组的1人(3%)，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χ�2 =14.730,p=0.000）。如：我5岁那年，父母离婚了，哥哥比我大很多，我住他家，但嫂子对我很凶(x女士，23岁)；我5岁前一直与外婆一起生活，父母太忙，到16岁才与父母在一起，小时候别人都说父母不要我了（d女士，35岁）；我一出生，父母就离婚了，到15岁才第一次见到母亲，像陌生人一样，以后也没有联系了（f先生，34岁）。�
2.2 两组梦中出现死亡、鬼魂的恐怖场景比较�
研究组有5人因精神不稳定等情况没有进行梦的报告。研究组的恶梦数目和梦的恐怖程度都多于对照组（见表1）。表1 研究组和对照组梦境恐怖场景的比较，n（%）�
场景研究组�（n=25）对照组�（n=30）p值�(确切检验)
恶梦176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按荣格的理论，梦中的自已是代表自己的意识人格，而梦中的其他人或物，都可能是自己心灵的一部分，比如梦中出现一个流血的小孩可能代表她自己的内在小孩。依此看来，研究组在自杀前的梦以恐怖与死亡为主，表明了他们自杀前自我概念很低，自我的力量很小，意识自我处于极其危险的状态。荣格的这种看法得到了新近研究的支持。maltsberger 强调自杀者的梦绝大多数都是自我陈述式的梦，此种梦用非语言的方式表达心理危险，和自己对心理危险的反应［9］。这种梦一般都会展现心理的创伤和无助的感觉［10］，小孩子经常做这种梦［11］，成人的这种梦实际上是退转到小孩阶段的表现。自杀者在梦中会关注于问题的不可解决性和绝望的感觉，会表现为放弃或是投降。梦中的这种感觉有时会非常强烈，甚至超过清醒时的感觉。因而梦中的这种感觉会提高自杀欲望。�
阿德勒认为，能记得起来的最早事件一直影响着当事人，对性格的塑造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后来的叙事疗法，人生剧本等学说也表明了这一想法有其合理之处。本研究表明，研究组的最初记忆中反映的创伤以身体被虐和父母情感的被弃为主，其比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从另一个角度支持了以上的研究成果。�
根据房树人绘画投射的有关理论［12］，人的意象通常意味着画者本人的无意识自我，自我意象不完整通常意味着内隐自尊低，面部没有五官或是缺漏经常表明画者已经没有生存意愿。涂黑经常象征着死亡。树象征着生命的能量。树干有创伤一般象征着在成长过程中，有过严重的心灵创伤。树有断枝表示发育不完整、缺乏生命力，房子象征着生命的实体，易碎的、老旧的房子一般意味着画者正考虑离开世界。如图1，作者是一位因自杀未遂正在住院的女士（37岁），图中的人没有五官，也没有手，脚非常细，可能表明她内在的自我措手无策，支持脆弱，生存意愿不强，房子破旧而简陋且不完整（如没有窗户），树已枯萎，意味着生命力近于枯竭。树叶处于旋转纠缠的态势，表明其能量找不到出口。总之，其表明作者的自尊和生命力均较为低下。�
图1
图2为对照组作品，作者是大学二年级女生，显示了更为壮硕的自我与更为旺盛的生命但同时也更为理想化的生命状态。�
图2
本研究的绘画测试显示研究组的自我意象不完整、将树或人涂黑、树干创伤断枝数均多于对照组，显示研究组的早年创伤大于对照组，而内隐自尊、生命力、安全感低于对照组。投射出创伤和内隐自我概念尤其是自我意象与自杀有着密切的关系。�
由上可见，本研究的心理分析式的访谈支持了国外的研究结果，即自杀未遂者的儿时创伤多于常人，而自我概念劣于常人，显示儿时创伤及自我概念与自杀行为可能具有密切关系。虽然成年人的自杀与婚恋、家庭、经济状况等有着高度的相关，但是处于同样危机中的人却只有极少数选择了自杀这种极端的方式，可见自杀的原因并不象看上去的那样简单。本研究表明儿时的创伤、教育方式和居住方式似乎与自杀有着紧密的关系。提示防止自杀要从娃娃抓起。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发现自杀未遂者具有较高的早年与父母分离的经历，这对于我们国家日益增多的留守、单亲、全托儿童现象是一个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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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明++魏鹿兮
1945年9月11日，即“密苏里”号投降签字仪式后第九天，南京受降后隔了一天，在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呼吁下，麦克阿瑟下令逮捕首批被指控的39名战犯。日本前首相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首当其冲。
下午4点多，两辆风驰电掣的美军敞篷吉普车穿过兵燹之余的废墟和焦土，在黯淡凄凉的东京街道上疾驰。
东条英机的私宅位于东京近郊的濑四川，是他任日本首相时建造的。这是一座木结构的两层楼房，美观而典雅。东条英机身穿短运动衫和黄军裤，足套长筒皮靴，坐在书桌前的摇椅里。他一根接一根地吸烟，书桌上的烟灰缸里塞满了烟蒂。他蹙着眉头，用狠毒的目光盯着烟雾中浮出的一张张愤怒的脸……自杀吧，自杀吧，自杀吧……他又一次落入空旷的山谷，耳边回荡着黑鸦群的聒噪。猛地打开抽屉，一把抓住那支0.32英寸口径的科尔特自动手枪。这手枪是从被击毁的美军b-29重型轰炸机的飞行员手中缴获的。可是，他没有自杀的勇气。
4点20分左右，随着汽车的轰鸣声，30多名荷枪实弹的美国宪兵突然包围了东条英机的住宅，随后，大批记者也蜂拥而至。东条英机预感的而又惧怕的时刻到了。他怕落得墨索里尼暴尸街头的下场，在为自杀作最后的心理上的准备。几天前，他让铃木医生用墨汁在自己的左胸标出心脏的部位，也就是切腹入刀的位置。他随身还带着军刀和毒药氰酸钾。
大队士兵围住东条宅院后不久，两辆吉普车在东条英机私邸前停住，盟军总部军官保罗·克劳斯少校执逮捕令赶到。东条英机的卫兵打开院门，宪兵和记者一拥而入。进入院里，大家看到楼门紧闭。忽然，二楼书房的长窗突然打开，东条英机伸出脑袋：“你们来敝处有何贵干？”
“你是东条英机吧？我们奉麦克阿瑟将军之命，请你到盟军总司令部报到。”克劳斯通过翻译说。
东条英机脸上的微笑没有了：“你有公文吗？我要看公文。”
“请你把门打开，我这里有文件。”克劳斯晃了晃逮捕令。
东条英机的面孔陡然绷紧：“我就是东条英机。没有政府的命令我不与任何人见面！”
克劳斯少校满脸通红，对翻译说：“告诉这个狗杂种别再耽误时间，赶快收拾一下跟我们走！”
“哐”的一声，二楼的窗户被东条英机猛地关上。
克劳斯领着宪兵向楼门口冲去。就在这时，楼上传来一记沉闷的枪响。克劳斯撞开大门，踢开二楼书房的门冲了进去。他看到东条英机手里拿着冒着蓝烟的手枪。
东条英机歪倒在椅子上，“当啷”一声，手枪掉落在地。他左胸血流如注，窗前的地板上有一把短剑。跑进来的人们看到，东条英机的脸在痛苦地抽搐，额上渗出细密的汗珠。他摆摆手，示意要喝水。有人递上水，他喝了一口，眼光环视围拢上来的人，吃力地说：“大东亚战争是正当的，正义的。我对不起帝国和大东亚各国所有民族。我不愿在征服者的法庭上受审。”
记者们不顾他说什么，争着拍照。自杀负伤的东条英机歪咧着嘴，那撮小胡子也有些变形，他的这副狼狈相被历史性地留在了照片里。
拍照完毕，大家这才注意到，东条英机的儿子低垂着头，默默地盘膝坐在书房一角的草席上。他曾催促父亲去死。然而他听到父亲低弱苍凉的声音：“要这么长时间才死，我真遗憾。”
随即，东条英机被送到横滨美军第48野战医院救治。当晚，美军艾克尔伯格将军奉命来医院探视东条英机的伤情，东条英机接着演戏：“我快死了。对不起，我给将军添了这么多麻烦。”
艾克尔伯格将军不无讥诮地问道：“添麻烦—你是说今天晚上还是说过去几年？”
东条英机以不大服输的口气回答：“今天晚上。”
东条英机自杀未遂，成了一场闹剧和丑闻。对此，美国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评论道：“东条大将自杀未遂，美国报纸作了广泛的报道，而日本没有这样。美国人认为这次事件是最大战争罪犯的天罚，而对日本来说，这只是已经失去了信用、被抛弃了的家伙的最后耻辱。东条英机将受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严厉制裁。”
次日，日本第一总军司令部内人心惶惶。陆军元帅杉山元戎装整肃，胸佩勋章按时来这里上班。处理完公务，他便拒绝任何人进入他的办公室。下午5点55分，随着一声枪响，他的头部右侧太阳穴被自己开枪洞穿，一股黑血涂满铺在桌上的遗书。他当场毙命。杉山元之妻启子得知消息后，披上全白的丧服，喝了一些氰化钾后，走到自家佛间的佛像前坐下，用一把短刀刺进了心窝。她要仿效那个在甲午海战中罪行累累的乃木希典的夫人，随夫为日本军国主义殉葬。屡打败仗，享有“笨蛋元帅”之称的杉山元，以自己和妻子无声的自裁，似乎是想证明自己不是笨蛋？
9月11日发布第一批39名战犯逮捕令后，9月19日，盟军总司令部追加逮捕了原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等11名战犯；
12月2日又发出对原陆军元帅、皇族梨本宫守正王和原外相广田弘毅等59名战犯的逮捕令；
12月6日又下令逮捕前首相近卫文麿等。近卫文麿上台仅33天，就以卢沟桥事变为导火索，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此后两次派兵增援华北日军，并与军部宣布要进行“膺惩”中国的“圣战”，建立东亚“新秩序”，致使侵华战争全面展开。近卫政府还与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签订了《三国轴心协定》，对内颁布《国家总动员令》，组织“大政翼赞会”，强化法西斯体制，一手把中国推进苦难的火海，一手把日本拽向黑暗的深渊。在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国际社会的要求下，盟军总部将近卫文麿列为甲级战犯，向他发出了逮捕令，限令他于1945年12月16日之前到东京巢鸭监狱报到。
近卫文麿接到逮捕令后，精心挑选出一包材料，交给跟随他多年的秘书牛场友彦，叮嘱他在必要的时候交给检察局，以使自己得到公正的评判。他一边料理自己的后事，一边在书房埋头撰写《回忆录》。《回忆录》长达万余字，通篇都是以谎言为自己的罪行辩护。
限令到巢鸭监狱报到的前夜，东京市郊豪华的近卫文麿私邸里灯火辉煌，近卫文麿邀请政府高官和自己的亲属，为自己举行最后的晚宴。近卫文麿席间与客人们甚至轻松地谈论了许多政治问题，他甚至连饮酒也和往常一样很有节制。晚宴散去，他就走进了书房。16日凌晨1时，整个宅邸都沉浸在梦的寂静中。近卫文麿像幽灵一样走出书房，要夫人千代子把儿子叫醒。
千代子更担心的是丈夫，她满脸狐疑地打量着近卫文麿：“这个时候，叫他来能有什么事？”
近卫文麿的神情十分诡异：“你叫他来一下，我有话吩咐。”23岁的次子近卫通隆来到他跟前，近卫文麿已经准备好了纸笔，他平静地说：“你坐下，记录我的话。”
儿子和夫人有了预感，被恐怖的阴影攫住，惊恐地看着他。
近卫文麿说出了他一生中最后的话：“我最感到惶恐不安的是，自中日事变发生后，由我所处理的政务中，曾酿成若干错误。然而我不能忍受被捕及身受美国法庭审讯之耻辱。我尤觉自己对日中战争须负责任……”近卫文麿与儿子谈了一个多小时。尔后将《回忆录》交给儿子说：“这里解释了最近几年我对各种问题所持的观点。”他又叮嘱儿子，在日本要永远保卫“国家治理方式”，这是近卫家族的义务，因为近卫家族与皇室有着无法割断的血缘。谈话毕，近卫文麿忧愁离去。
6点许，千代子见丈夫的房间还亮着灯，匆匆走了进去。只见丈夫身裹白布僵挺在床上，双眼周围呈紫黑色，脸上留着痉挛的遗痕，身边桌上的盘子里放着一只装有氰化钾胶囊的瓶子。盟军司令部很快得到消息，侦察科长萨盖特带着宪兵和医生赶到。他们验明了正身，又撕开丧布进行检查。陆军摄影记者围着尸体拍个不停。近卫文麿的儿子和夫人把遗书交出后，便坐在一边的沙发上，无泪无语。日本贵族，大战犯近卫文麿因为自杀没有上被告席，逃脱了军事法庭对他的审判。
1946年3月，盟军还逮捕了原日本军令部长永野修身等3人，4月26日逮捕了原驻苏联大使、外相重光葵和參谋本部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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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明德在某公司医务科工作。当1993年证券交易逐渐火起来时,恰逢一家单位试行股份制,发行内部股票,曹明德托人买了一些。股票上市后,行情一路走好,旋即将原始股转手,没费一点劲,白得了一笔意外之财。初尝甜头的曹明德认为,天底下最好致富的方式就是炒股。
从此,他对上班失去兴趣。1995年干脆办了停薪留职手续,当上了炒股专业户。
股市不免有沉有浮,但他从不言败。他经常在交易大厅里讲盘,分析得有声有色,在别人谈到有赔有赚时,他从不说赔,仅说有时被套牢,但又很快会解套的。股民们都认为他懂股票,是行家,名气也一天比一天大。
曹明德自炒股后,不久即买了一件4000多元的皮衣、500多元的皮鞋,西装革履,潇洒起来,出门打的,从不步行,很是威风,令人瞩目。
1996年,单位通知他申报职称,他公然声称自己现在专心炒股,晋升问题不用领导操心。从此,曹明德炒股不要高级职称成了单位里的头号新闻。同事们分析:"老曹现在连高级职称都不要了,最起码手头也有几百万,看来是炒股炒发了。
"他的知名度在周围环境中与日俱增。许多人都在暗地里猜他究竟赚了多少钱。有朋友开玩笑试探他,他总是一笑了之,从不正面回答。1995年初,曹明德开始感到本金不够,没办法赚更多的钱,于是他开口向周围的人借钱。在人们心目中,他是个炒股发财的大款,因此毫无顾虑纷纷把钱借给他。曹明德单位有位即将退休的师傅,爱人是个体户,手里颇有点积蓄,曹先后累计从这位师傅处借了40万元,并许诺这40万元,今后加上利息,很快会变成50万、60万……他有一位大学同学,因实验不慎造成双目失明,单位按工伤待遇一次性地补偿了他近4万元。曹获知后,主动找到这位同学说:"银行利率一调再调,把钱存入银行根本就不划算,倒不如借给我炒股,年利息33%。"又煞有介事地说:"要不是看在老同学的情份上,我还不肯帮你呢……"这位同学十分感动地将存在银行里的工伤补偿款全都取了出来,交给了曹明德。
1998年国庆节前夕,曹明德参加大学校友联欢会,炒股暴富的曹明德顿即成了聚会的热门话题,他大谈自己如何炒股致富,讲得有鼻子有眼。而他的同学中也有炒股的,但大都赔本,于是,聚会第二天,便有同学亲自找上门把钱送到曹明德手里,务请他帮着炒股赚钱。久而久之,曹明德几乎向周围的人借遍了钱,人们也自觉自愿地满怀着发财梦将钱双手借给他,一万、两万、三万,及至数十万……其实,股市存风险,股海更无情。哪有永远的赢家?每当股市下跌时,别人只是扼腕叹息,而爱面子的他却不愿吐露真情。
众多股民的崇拜,周围人羡慕的神情促使他三缄其口:自己是大学生,又熟谙股市,岂能告诉别人自己赔了?时到1996年底,曹明德累计借钱约80万元,可由于到期后他没有及时还账,结果被平仓,股票不得不赔着卖了。近80万元的本金几乎全都搭了进去。这时的曹明德就像输红了眼的赌徒,急于想捞回来,惟一的办法只有"借钱"。
1998年上半年,他先后又借到本金80万元,他似乎失去了理智,见到哪个股涨便买哪个,待他买完,却又跌了,他无奈又转手往外抛,如此反复,再次亏本70多万元。其后,千方百计又借到100多万元,又一赔再赔。在一种近乎变态的虚荣心的驱使下,他仍不愿在人前承认自己是输家。加之他特别会掩饰,人前人后始终维持着"发财"的形象,依然是出门打的,请客上餐馆,硬撑门面,周围的人还是一直被蒙在鼓里。
他不让别人知道自己买的是哪一种股票,且在收市后,他讲盘时,依旧是慷慨陈词……在这种迷惑的烟雾下,人们始终没有怀疑过他赔。
1997年下半年,曹明德已感到欠的债可能今生今世也还不清了。想着周围那些盼望发财的债主,他如果告诉他们自己破产的真情,后果是不言而喻的,想着想着,他不寒而粟。最后,他痛苦地想到惟一的解脱方式,只有一个"死"字。
1998年12月26日,也是双休日的第一天,他打发妻子携儿子去岳母家,并嘱咐晚上回来。这天他苦闷地呆在家,思想斗争激烈,独自狠命地喝酒抽烟,自知山穷水尽,最后横下一条心,喝下早已准备好的农药,未立即死去,又拿起刀片,割断右侧颈动脉……就在这一天,证券公司的微机打出单子,他的全部余款仅有3元5角。晚上,妻子、儿子回家见此惨状,吓得魂飞魄散,顿即嚎陶大哭,妻子哭得昏死过去,幸亏邻居闻声前来劝慰,在场者无不叹息:曹明德实在太要面子、太虚荣,蛮好的工作不做却搞股票,妄想发财却死在孔方兄的死胡同里,真不应该!(图/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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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莫
梵高自画像，绘于1889年
7月29日，梵高逝世130年。
说到梵高，不难想到他的几幅著名画作—《星月夜》《向日葵》《夜间的露天咖啡座》，以及他疯狂地割下自己的左耳，并将之送给了当地妓院中的年轻女仆。梵高告诉她：“好好保护这个东西。”喔，当然还有他最后疯狂到了极致—举枪自尽。
梵高37岁早逝时，已经历过不被祝福的爱情、以决裂告终的友谊、失去至亲的悲痛。他的画作多产却滞销，既不起眼又生活窘迫。他是个画家，潦倒而不屈，10年间留下了2100幅左右的画作。
130年后的今日，梵高的画作已被公认是艺术史上的不朽之作，他是印象派的代名词、表现主义的先驱，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艺术风格。有许多人造访偏远的小镇，只为了亲眼见见他曾挥洒过画笔的地方：阿尔勒、圣雷米和奥维尔—梵高生命最后两年所在之地。
早期的梵高，崇尚的是米勒的写实主义，与现在世人印象中的“梵高风”大相径庭。他到巴黎之前，曾在荷兰的纽恩南待过两年，并以农人、劳动者、妇女为题材作画，关切着底层劳动者的生活景况。
其实，早在梵高担任矿区传教士时，便对生活困苦者怀有强烈的悲悯：他放弃了自己舒适的住所，让给街头的无家者，自己则睡在稻草上;当矿坑发生意外时，他将自己的衣服撕成了绷带，帮人们止血。
在27岁正式开始作画时，他的关切自然也落到了这群人身上。梵高这一时期最有名的画作是《吃土豆的人》，他用黯淡的色调呈现农人的朴实与他们平淡的晚餐，农人的颜色就像是土豆一般—农人就是他们所种植、挖出和吃下的土豆，勤恳地用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
当时的欧洲艺术讲究“逼真”，也因此梵高的画作并不受欢迎，但梵高坚持在自己的画中放入情感和观察，而不是要求“精确”。
离开纽恩南之后，梵高在安特卫普短暂停留。他在那里遇见了日本的“浮世绘”，开始深深为日本艺术所吸引，并在后来的日子里收藏了大量的浮世绘作品。有趣的是，浮世绘在当时的日本已经没落，甚至沦为瓷器商品的“包装纸”，但是在世界的另一头，却意外地与梵高的艺术精神接合。
后来梵高到了巴黎，大量地与印象派画家接触，他开始将印象派和日本艺术糅合。其画风因此经历了剧烈的转变，逐渐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破茧而出。
《夜间的露天咖啡座》
黄色小屋外的“梵高咖啡馆”，也就是《夜间的露天咖啡座》的场景
那简单线条勾勒出的涌动麦浪，是被夜空袭来的无助仓皇，还是对于尘世的奋力抵抗？
梵高坚持自我、突破了当时美学的框架，但在他的有生之年，却始终没能获得人们的肯定—2000多幅画中，只有一幅《红色葡萄园》得人青睐被买下（有一说是他弟弟提奥托人买下的）。
1888年2月，梵高在巴黎未满两年，已经画下200多幅与巴黎相关的作品，他也因此厌倦了在巴黎的生活，决定搬到普罗旺斯的小镇阿尔勒。
今日人们造访阿尔勒，绝对不会错过黄色外墙的“梵高咖啡馆”，也就是《夜间的露天咖啡座》的场景。熙攘之中，画作中的清静咖啡馆不再，已填满了拍照打卡的人群。其实，在梵高画下这幅画的时候，咖啡馆的外墙并不是黄色的，只是因为有灯光映照，才在画中呈现黄色。但在重建时，外墙为了符合梵高的画而被漆成了黄色。
同年10月，梵高的好友保罗·高更在提奥的鼓励下，前来与梵高同住。梵高为此租下了著名的“黄色小屋”，他希望他的住所成为“艺术家的乐园”，能与他所喜爱的画家们交流。如今的黄色小屋已不是当年的样子，因为原屋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被炸毁，重建后没有漆上黄色，所以已经难以辨识。
阿尔勒位于南法，是阳光和生命力聚集的所在，梵高也在这里留下了一系列《向日葵》創作，以及《罗纳河上的星夜》《梵高在阿尔勒的卧室》等知名作品。这期间梵高以大量的黄色作画，或许源自于他对向日葵的热爱，也或许是映照出了他的心境、他彼时对于创作与生命的热情。
然而，阿尔勒也是“割耳事件”发生的地方。一个转折，使他的生命又暗沉了下来。那是1888年的12月13日，梵高割下自己的左耳。
梵高割下自己耳朵的原因众说纷纭，一般相信是因为他和高更起了争执;也有人说，是梵高为了制止自己不绝的幻听。当时梵高身无分文，长期以来都依赖提奥的资助度日，而他割耳那天正好收到提奥的信，告知他即将结婚，未来可能难以如过去一样照料他。所以也有人主张，梵高此举与提奥的来信不无关系。
“割耳事件”发生后，梵高受到当地居民的抗议和排斥，最终不得已搬离了“黄色小屋”，在1889年5月搬离阿尔勒，自愿住进圣雷米的精神疗养院。
“住进疗养院”听上去是落入深渊，但神奇的是，梵高在此却似乎找到了安放自己的方式。他在信里告诉提奥，生活环境的改变对他有好处，在看到这里的疯子和精神病人后，他不再莫名恐惧，也逐渐把疯狂当成和其他疾病一样的病。
梵高在疗养院内住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即便精神状态起伏不定、时好时坏，他也不懈地作画，甚至可以说他在绘画上的成就，在疗养院里达到了新的巅峰。此时的作品包含著名的《星月夜》和《鸢尾花》。
梵高之死已经成为艺术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就如同他为何割下自己的左耳一样。
《梵高在阿尔勒的房间仍保留了当时的样貌。卧室》第一版
现在的圣雷米是一个相对默默无名的地方，甚至有些法国的旅游书未必会提到这里。若有人知道圣雷米，多半也是因为梵高。如今的疗养院早已不再运营，也没有任何精神病患，只作为一个景点供旅人参访。
疗养院看上去老旧、简单，中庭有个小花园，长廊下常有人在写生。若对照梵高的画作，会发现疗养院附近的橄榄树园依旧、麦浪如故。
梵高于1890年5月离开疗养院，在好友加歇医生的建议下，搬到了奥维尔小镇，准备开始新的生活。然而，没有人想到，梵高移居奥维尔小镇不过两个多月的时间，便离世了。
从巴黎搭乘火车往西北方向，约莫半小时的时间，就能抵达奥维尔小镇。这里的街景不知是刻意或偶然地停留在19世纪—停留在130年前，梵高结束他一生炽热与执着的那个地方。
梵高在这里只待了70多天，却创作了超过80幅油画。走在奥维尔小镇的街道上，时常能看到梵高画作的解说牌，包括《奥维尔市政厅》《奥维尔教堂》《奥维尔的阶梯》，而加谢医生家前也放上了《加歇医生像》。
“哈雾旅店（auberge ravoux）”是梵高最后居住和死去的地方，如今也成为一个景点，甚至被称为“梵高之家”。据说梵高在阁楼的房里死后，屋主便没有再租给别人，于是梵高的房间仍保留了当时的样貌。
《麦田上的鸦群》
为梵高而来的旅人，绝对不会错过梵高所在的墓园。他如今与挚爱的弟弟提奥葬在一起。梵高在1890年7月29日离开人世，提奥对此悲痛欲绝，身體状况一落千丈。梵高死后6个月，提奥也跟着离去。
在梵高和提奥墓碑的不远处，有一片麦田，那里便是梵高画下《麦田上的鸦群》的地方。当然，麦田边也放上了《麦田上的鸦群》的解说牌，让旅客们驻足、凝视，进入梵高的精神世界。看着眼前旷阔的麦田，我不禁开始琢磨起梵高的死亡—那简单线条勾勒出的涌动麦浪，是被夜空袭来的无助仓皇，还是对于尘世的奋力抵抗？
梵高究竟是怎么死的？最主流的说法认为，梵高在麦田中对自己开枪，再自己拖着身躯回到他下榻的旅店中，等待呼召，并于两天后死去，就如同《麦田上的鸦群》所揭示的：抑郁、狂乱，以及将至的死亡。
然而，在梵高写给弟弟的书信以及他的画作中，我感受到他对田林草花、对艺术、对生命的热爱。难道如此执着而不被世间框架束缚的人，最终仍未挡下心中的那处幽暗吗？
近年来有另一种说法，反驳了“自杀说”：梵高是被两名调皮的青少年误杀。梵高经常被那两名青少年欺负，却为了保护他们，而选择说自己是自杀的。这种说法提出了诸多论据—从梵高的枪伤位置诡异、伤口附近没有火药痕迹、他自称自杀的地点与旅店的距离太远等—为梵高的死因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
梵高之死已经成为艺术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就如同他为何割下自己的左耳一样，世人将为此再争论数百年。然而，我想不论世人相信什么，或未来将如何被定论，都无关乎梵高一生的价值。
只要环视过他的生命，即便看不懂他的画，仍能感受到他可爱的灵魂，并为他的执着而感动。他早已不再是个传教士，但他的生命却始终带有某种宗教性格—他是他自己的信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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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根国际机场，飞往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的班机即将起飞。杰弗利忐忑不安地登上飞机。在他的手提箱里，装着九大捆簇新的美钞，那是他从银行经理那里获得的贷款，这笔他生平所见过的最多的一笔款项，原本准备用作他个人的保释金；他的另一只手提箱中，装有几支注射器、药剂、吗啡，以备紧急情况下使用。
他此刻无法使自己平静。因为，一旦他飞离马萨诸塞州，将永无回头之日。这是在保释期内出逃。他自感一生循规蹈矩，即使在法庭上，他也毫无内疚，然而此时，他却犹如真正的罪犯。他内心激烈地冲突着。在飞机即将起飞前，他提起自己的行李，冲出了机舱。
他低着头径直来到停车场。他自怨自艾，痛恨自己不像个男人。克里斯虽自杀身亡，但那毕竟需要勇气。而自己却优柔寡断，一无所就。他停在自己的车旁，不知何去何从。忽然，他眼前出现了克里斯遗孀的身影。这位曾就职于山谷医院的年轻护士，身材苗条，棕色的头发，黑色的眼睛，脸上常挂着迷人的微笑。她正直热情。杰弗利隐隐地感觉到自己会得到她的帮助。于是，他驱车来到一处公用电话亭，从电话簿上查到了凯莉家的电话号码。
杰弗利拨通号码，屏住呼吸，静静地等候。正当他绝望时，话筒里传来凯莉轻柔、令人愉快的声音。杰弗利刚报出自己的名字，对方便热情地说，她记得这位老朋友，并在克里斯出事后试图同他取得联系。这令杰弗利颇为感动。同时，他又不知该不该让对方卷到自己的案件中来。但事已至此，他别无抉择。
他驱车按凯莉电话中所描述的路线。来到一栋白色的两层楼前，楼房四周是一大片白桦林。房内舒适而温馨。凯莉身着健美服，红衣黑裤，充满迷人的魅力。她热情地拥抱来访的杰弗利，并一再表示再次见面令她十分高兴。这一切令杰弗利深受感动。他们一道穿过门厅和餐厅，来到宽敞的厨房。待杰弗利落座后，凯莉从冰箱里取出一块奶酪蛋糕，又为杰弗利沏上一杯茶。这时，杰弗利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吃饭了。
接着，凯莉亲切地询问杰弗利的近况。对方的坦诚，使杰弗利感到自在许多，他的紧张感也消失了不少。于是，他开始讲述自己的困境。在讲述中，他提到了那个重要的物证――证人所发现的标量为0.75％的麻醉剂空瓶。而手术中，自己使用的分明是0.5％的麻醉剂，而这支麻醉剂的空瓶却不翼而飞了。
凯莉听后插问：“那0.75％的麻醉剂是作什么用的?”
杰弗利回答：“多用于眼科手术。”
“出事那天有没有眼科手术?”凯莉又问。
杰弗利想了想，说：“目前，我不能肯定。”
“这值得你调查”，凯莉建议道。“你设法去弄清事实的真相。但首先你要对自己充满信心。当初，亲爱的克利斯就是因为缺乏战胜一切的信心而结束生命的。当时他毫无负罪感，因为，他压根儿就没犯罪。”
杰弗利深深叹了口气，几乎不敢正视凯莉的眼睛。他说，他昨夜也曾想到自杀。凯莉听后瞪大双眼，抓住杰弗利的臂膀，激动地说：“你千万不要自杀，因为那是自私的行为，那只能给生者带来无尽的痛苦。答应我，打消这种念头。无论何时何地，你都可以跟我通话。”
杰弗利内心充满了感激与安慰。
凯莉告诉他，克里斯在出事后曾查阅大量资料，做过大量笔记，这些或许对他有帮助。凯莉领杰弗利来到死者的书房，人去物在，书房里的一切依然井井有条。凯利把杰弗利一个人留在书房里。书房正中那张老式书桌上，台灯下放着一大册药理学书籍。书就翻在“麻醉剂”一章。书页上做了许多标记。杰弗利似乎感到冥冥之中，死去的友人正在向他诉说着什么。他翻开死者的笔记。令他感到万分惊讶的是，克里斯所遭遇到的一切与自己的经历何其相似――少量的0.5％的麻醉剂注射，过后病人立即出现剧烈的异常反应。与产妇帕蒂不同的是，那位病人当时并未毙命，而是一周后才死去。
他在万分震惊之余，产生出如获至宝的感觉。因为他发现了这两个偶发事件中的相同点。这正是自己下一步调查的突破口。于是他手里拿着这本珍贵的死者笔记，来到厨房。凯莉正在准备晚餐。杰弗利提出要把笔记本带回家好好研究一下，同时，他不无幽默地补充道：“这样。我也有一个可以再次来拜访你的正当理由。”凯莉再次露出她那甜美迷人的笑容回答：“你不需要任何借口，这里随时都欢迎你来。”
离开凯莉那栋白色的小楼。天色尚早。杰弗利深感不虚此行。隐约中，一线新的希望正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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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学生自杀”现象看职场
据《信息时报》报道， 3月4日，深圳一名刚从北大毕业的双硕士基金研究员，因试用期末位淘汰被解聘，而跳楼自杀。
看完这则新闻，心中充满叹息。大学生因求职受挫自杀已经成了一个让人关注的现象，到底现象的背后是哪些问题在纠结？作为一名hr，我想的更多的是中国孩子面对职场和职业的稚嫩和脆弱。“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我只能贴出去年求职高峰时写的一篇旧文，告慰新近逝去的年轻生命，劝慰正在生长的年轻人……
早晨的餐桌边，家人利用难得的相聚交换着谈资。爸爸指着一则报道感慨道：“现在找工作真难！一个女大学生担心找不到工作竟自杀了。”
一个贫困农村出身的应届女生，承受不了失业的恐惧，在日记中反复写下：“找工作太难，找工作太难！”毕业前夕自溺在家附近的污水塘中。女孩的父亲是个赌徒，在男尊女卑的乡下，他没有让小儿子读书，而是借债供女儿读大学，如同下了一次最大的赌注。
如果这女孩不选择这条最不该走的路，对这位父亲来说，这也许是一次极有远见的赌博。因为，现今著名高校中许多品学兼优的女生都出身农村，她们找工作时面对家庭状况的提问，丝毫不羞于提及仍在田地里劳作的农民双亲，她们为自食其力、自我奋斗、能替父母争光而自豪。大学里的老师一般对这些学生也非常照顾，总是把她们优先向最好的单位推荐。
在我身边，大有作为而出身卑微的传奇人物比比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居住高屋阔室，安坐宝马奔驰，但他们的父母皆属于中下阶层，他们青少年时期历尽艰苦，甚至忍饥挨饿，一碟咸菜过一天。在我的职场视野中，没有一例经过奋斗而不能改善自身境况的。
一次应届毕业生社会实践汇报会上，一个女生引起我的注意。她神态庄重自然，形象阳光健康，发言时语言清晰流畅，思维严密敏捷。她的父母是农民，供养两个孩子读书，相当艰难。在别人抱怨现实、忧虑未来时，她却坦然而平静：“我会努力找一份喜欢的工作，我不怕吃苦。如果暂时找不到，我愿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做义务志愿者。”
聚餐的时候，她默默地为同桌的人倒茶，离开时细心提醒大家带好随身物品。当我为记一个电话号码刚向包里找笔时，她已将写好号码的便笺递到我手里。
这是一个有心机不张扬、善解人意的女孩，适合做文秘和行政助理。经过一天的观察，我为她找了份她非常满意的工作。
和那绝望的女孩比，她俩的外在条件和所处环境几乎一模一样。而不同结局的区别在于她们执著的精神、向上的心态和寻找并抓住机会的决心。
毋庸置疑，那位女生的自杀对为她付出巨大牺牲的家庭而言，无异雪上加霜。其实，她的悲剧源于视野狭窄，没意识到奋斗是可以改变一切的，包括性格和命运。
小莹，曾是来自农村的家庭小保姆。她中学毕业后独自闯荡北京，找不到工作，靠着从家里带来的几十元钱挨过了一个月。后来，在北京崇文门三角地被一对从美国回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夫妻挑中，做了他们的家政服务员。
小莹勤奋、肯吃苦、忠厚、悟性高，更可贵的是有追求不甘心平庸，工作之余报夜校读书补习。女雇主生病住院时，她丈夫出差不在家，小莹像女儿一样尽心照料，深得夫妻俩信赖，待她如家人，平时出门也带着她。
一次，雇主夫妻带小莹参加一次朋友聚会，席间“眼里有活儿的”小莹被雇主的美国朋友——某软件公司董事长看中，招她进公司做行政助理。小莹喜不自胜，从此成为职场小白领。
工作中小莹充满激情，不爱计较，少说多干。只要叫她帮忙，她从来积极主动，没有半点勉强。月底我让她帮忙统计考勤，她干到半夜做完，为给公司节省打车费，就合衣睡在休息室里。第二天照常上班，毫无怨言。
逢年过节回家，小莹深受乡亲羡慕。因为，她不依靠任何家人亲友的关系，完全凭自己的努力奋斗打拼出一条阳光出路。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得知她已经通过了本科自考。
这几年是毕业生的寒冬，大学寝室里有人欢喜有人忧。学生们动用了全部人际关系资源，父母亲友不惜一切代价八面出击，在求职道路上转战南北。
一位知名央企人力资源总监告诉我这样一件事：因为打招呼递条子的太多，为体现公平竞争，单位决定公开招聘应届生。公司事先内定了几个大客户重点关照过的学生，没想到最后的结果打乱了先前的安排：内定聘用的实在乏善可陈，没人要；没背景、不准备录用原来只拿来当分母的学生却因表现好，被几个部门抢着要。
世界著名咨询公司的总监hellen，风度高贵、气质娴雅。这家咨询公司的顾问总监们，年薪都超百万，几乎全部出身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国际一流学府。我和她彼此很熟悉后，她告诉我：“我是中专毕业，工作以后业余时间自学的本科。”这太出乎我的意料了，不敢相信！以她的背景条件，竟能进入这样的企业做高管。多数情况下，第一学历决定人生档次，像hellen这样突破自身局限，勇敢挑战世俗规则，跻身于令人羡慕的金领行列，是个人奋斗改变命运的典型案例。当然，我确信，走到今天她一定闯过很多艰难险阻。
十几年的hr工作经历，我最大的感慨就是：职场发展中，只要敢想敢做，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实现的。人生成功的重要因素：背景、靠山、人脉、金钱、工作、地位、能力、机会、发展前景，即使你一无所有，但只要拥有坚忍乐观的精神、训练有素的职场技巧、果敢迅速的行动能力，你就能成功，你也会惊诧人生竟有这么多机会！最终，你将凭借自己的力量，实现“面向大海，春暖花开”的人生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