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块。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民国初年，北洋系、立宪派、革命党构成一幅宏大的政治版图，北洋系与革命党势同水火，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的立宪派左右摇摆，起着调和南北、平衡新旧的作用。
自戊戌变法起，康有为与梁启超便一直致力于“倒袁”，康有为还在海外建立了庞大的保皇会，希望实现武力勤王，前提就是除掉慈禧的臂膀荣禄、奕勖、袁世凯。但梁启超的态度没那么坚决，他虽将袁世凯当作头号政敌，但也试图与其联络并合作。因为他清醒地意识到，要想在中国推动立宪，保守的慈禧、软弱的光绪、陈腐的官僚、贪婪的军阀都靠不住，真正有望拉拢的唯有袁世凯。
袁世凯尽管属于慈禧的同盟，但慈禧并不十分信任汉族官僚，再加上另一汉族官僚岑春煊因在慈禧西逃时救驾有功而备受宠信，袁世凯的地位有点尴尬。与此同时，无论以岑春煊为代表的朝廷清流派（也被称为“浊流派”）还是北洋系，都想拉拢梁启超。
袁世凯与岑春煊的矛盾因1907年的“丁未政潮”而激化，并以岑春煊被罢官而收场，袁世凯也元气大伤，立宪派坐收渔利，梁启超赢得改革与立宪的话语权。
这时，立宪派将矛头转向袁世凯，尤其在光绪、慈禧相继崩逝后加快节奏，所借助的正是与袁世凯有仇隙的满族亲贵。这些满族亲贵组成“宗社党”，他们大多有留学经历，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礼，认清若想保全君主就要立宪，所以目标与立宪派基本一致。康有为大喜过望，迅速制定了“联满倒袁”的计划。
1908年，梁启超向同情改良运动的宗室发了数封密函，力促清廷诛杀袁世凯，声称光绪死得可疑，不能让奸贼逍遥法外。1910年，梁启超还给摄政王载沣上了一封万言书，历数袁世凯扰乱宫廷、煽动叛乱、培植党羽、虚耗公款等罪状。而在袁世凯被载沣罢官后，清廷立刻建立“皇族内阁”，成员几乎全是满族亲贵，这让汉族官僚与立宪派极为恼怒，也是梁启超转向“联袁倒满”的导火素。
武昌起义爆发前后，梁启超联合汉族将领发动兵谏，逼载沣退位并解散“皇族内阁”。为解决困局，清廷内部形成一股力挺袁世凯出山的势力，而袁世凯出山后确实顺利地镇压了兵谏。另一批不满袁世凯的朝臣则希望立宪派阻止其篡权，康有为有所动摇，梁启超却不置可否。他已接受清廷将被推翻的现实，也准备支持袁世凯掌握权力，这样才能避免动乱、维持社会秩序。其实早在1903年前后，粱启超就因赞同孙中山的革命之说而被康有为严厉训斥，虽然他做了检讨并重新回归师门，但辛亥之后他就再不肯对老师百依百顺了。
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大臣后，接连催促梁启超回国任职，言辞极为恳切。梁启超虽婉言谢绝，却为袁世凯积极建言献策，甚至抛出“开明专制论”为袁世凯的统治背书——这是他在无法实现立宪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的一种政治抉擇，但毫不意外地遭到时人几乎众口一词的批评。
袁世凯登上临时大总统的宝座后，梁启超成立了专门辅佐他的“进步党”，希望借此消除社会积弊、改善国计民生。然而袁世凯为称帝不择手段，积极谋求与日本政府合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梁启超几番劝说无效，终于对袁世凯彻底失望，燃起护国战争的烽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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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教育家，留下的著作有1400多万字。在匡国济世、勤奋著书的同时，他注重对下一代的教育，子女中出了三个院士 —— 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其他子女或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或是新四军女战士，或是爱国军官。
梁启超教育孩子从小树立“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理念，尊重孩子们的个性和兴趣，引导他们努力实现自我。
梁启超不仅是孩子的慈父，还是孩子的朋友。每晚孩子围在桌旁，梁启超一边喝酒，一边讲爱国英雄的故事，将做人的道理融入其中，用其深厚的国学根基和文化思想影响子女。
梁启超注意引导他们对知识的兴趣，又十分尊重他们的个性和志愿，因材施教，对每个子女的发展都有周到的安排，但又不强求他们一定遵照父母的意图，反复征求意见，直到满意为止。
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14岁进入清华大学。其间，梁思成因车祸住院治疗，梁启超陪伴梁思成在病床上温习《论语》《孟子》《左传》等经典名篇。1924年，梁思成赴美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现代建筑技术与文化，后去哈佛大学攻读博士。相隔千山万水，梁启超仍关注梁思成的学业。20世纪20年代末，国内发现了一本宋版的《营造法式》，人们不懂书中讲些什么。梁启超隐约觉得这是一把开启古建筑之门的钥匙，便把它寄给远在美国的梁思成，嘱咐他要很好地研究。梁思成像读天书、破密码一样，终于弄懂这是一本古代讲建筑结构和方法的图书。最终，他成为世界著名的建筑学家。
次子梁思永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时，曾经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并对东亚考古做过特别的研究。当时，考古学是极冷僻的专业，但梁启超看到这个专业的发展潜力，鼓励孩子坚持走自己的路。在哈佛读书期间，梁思永想回国实习，梁启超十分支持，积极想办法安排他到新疆、河南等地考察。1934年梁思永出版了《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这是我国首次出版的大型野外考古报告集。后来梁思永成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开拓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永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1925年，次女梁思庄到加拿大读书。刚入学，考试得了第十六名，她的自尊心受到打击。梁启超写信鼓励她：“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足。因为你原是提高一年，和那按级递升的洋孩子们竞争，能在三十七人中考到第十六，真亏你了。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需努力便好。”经过努力，梁思庄成为班上前几名，很多加拿大孩子还要请教她。
后来，梁思庄考取了加拿大著名的麦基尔大学。梁启超建议女儿学生物学，因为他感到生物学对社会发展十分重要，而中国缺少这方面的人才。当他得知女儿对生物学不感兴趣，立即去信说：“凡学问最好是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你离开我很久，你的思想近来发展方向我不知道，我所推荐的学科未必合你的意，你应该自己体察做主，不必拘泥于爹爹的话。”收到信后，梁思庄改学图书馆学，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后成为举世闻名的图书馆学专家。粱思庄回国后，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和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
梁启超不仅努力培养孩子成为有学问的人，还要他们成为有高尚品德、对社会有用的人。他不强求孩子们都和他一样，而是相信孩子们最终将走自己的路。梁启超的子女们各有自己的成就，成为本行业的专家。他们都不靠父亲的名声，而是十分用功，各有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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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书彬
1916年，梁启超43岁，这一年，他决定告别政界，把主要精力用于教书、著述以及教育子女。当年2月8日，在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里，他透露了这些想法：“此次义举（梁启超推动的护国运动——笔者注）虽成，吾亦决不再仕宦，使汝等常长育于寒士之家庭，即授汝等以自立之道也。”
他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一方面是出于对现实政治的失望，比如也是在写给梁思顺的信中，他痛斥腐败、空转的政治，使中国陷于“五浊恶世”而不能自拔。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一直坚信教育的力量。他认为，教人学做现代人的新教育的实行，才是改良国家和社会的根本之道，才能真正带来一个现代中国。
何谓新教育？
在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即以他的如椽巨笔，创作了《论幼学》《论女学》等多篇文章，宣扬变革教育以造就新国民。他痛陈，西方各国的教育皆以开启民智为目标，唯有中国人何其不幸，少年时，被“蠢陋野悍、迂谬猥贱”的学究伤害心智，长大后，又被囚于八股之中，唯知功名利禄不知其他，“中国四万万人之才、之学、之行、之识见、之志气”，就这样统统葬送。
梁启超认为，唯有形成培养“新学之青年”的新教育，让有自由、扬个性、有权利、守义务的新国民成为社会的主体，中国才真正有希望可言。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创办《新民丛报》等报刊，继续宣扬“新民说”。在他的“新民”思想继续完善的同时，他也很自然地把“新民说”应用在了家庭教育之中。他不以传统的严父角色自居，而是平等地和孩子们相处。他做他们思想上的导师，也做他们生活中的朋友。他尊重孩子们的兴趣，也努力创造条件，让孩子们在活泼、快乐中学习。比如，为了让孩子们感受学习数理化的乐趣，他甚至在家里建了一个小型实验室，让孩子们在遇到想不通的问题时，自己动手做实验以加强理解。
在一种常见的历史叙事里，因为戊戌变法失败这段经历，梁启超的角色也成了一个失败者——他的所有行动，只能证明改良主义走不通。这种单向、机械的历史叙事，使历史丧失了复杂性、丰富性，也使梁启超这样的重要历史人物的形象变得刻板化。这样的历史叙事，与其说是在让人学习历史，不如说是在让人丧失对历史的兴趣，让很多人失去了多方面去了解梁启超的愿望。
在日本的那段时间，也是梁启超一生中和孩子们相处较多的一段时光。回国后，他常常想念这段“居东之乐”。后来因为他事务繁忙，以及孩子们各自前往他处求学，不能再和他们朝夕相处，他就一直通过和孩子们保持频繁的家书往来，在修养、读书、择业等方面，做几乎是事无巨细的沟通。
梁启超共有9个子女：长女梁思顺，1893年出生于广东新会；
长子梁思成，1901年生于日本；
次子梁思永，1904年生于澳門；
三子梁思忠，1907年出生于日本；
次女梁思庄，1908年出生于日本；
四子梁思达，1912年出生于日本；
三女梁思懿，1914年出生于北京；
四女梁思宁，1916年出生于上海；
五子梁思礼，1924年出生于北京。
梁启超一生留下的书信超过2000封，其中300多封为家书。若以1916年为节点，把这些书信分为前后两期，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前期，当他的子女多数尚年幼时，他的家书内容主要为他的从政活动及感受；
在后期，他的家书几乎成了他给子女们开办的“家庭课堂”。
在对长女梁思顺解释他退出政界的决定时，梁启超也对她说，希望她的夫婿周希哲辞去外交部的职位。理由是：“做官实易损人格，易习于懒惰与巧滑，终非安身立命之所。”
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看法？
一方面，这和他的自身经历有关。也是在写给梁思顺的信中，他反思说，他之前身居高位，从政而不见政治之改良，简直可谓“无端度虚荣之岁月”，因此，舍官位而就教育，不仅是他自身“脱险”于人格丧失之患，也是践行作为国民一分子对国家的责任，以及让家人“脱险”。
另一方面，这和他当时的一些观察有关。在他看来，晚清以来的“功力改造政策”导致了只重知识不重修养的学风，进而导致青年失去了做人的标准，产生了“精神饥荒”。
他的这些看法，集中表现在他的一篇名为《为学与做人》的演讲中。当时，他在苏州演讲，对台下的青年说，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立人，在于养成人格，在于形成自由意志，非如此，则教育名为培养青年，实则让青年容易迷失。他请台下的青年想一想：“专门助军阀作恶鱼肉良民的人，是有智识的呀，还是没有智识的呢？诸君须知道啊，这些人当十几年前在学校的时候，意气横厉，天真烂漫，何尝不和诸君一样？为什么就会堕落到这样田地呀……天下最伤心的事，莫过于看着一群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地往坏路上走。诸君猛醒啊！现在你所厌所恨的人，就是你的前车之鉴了。”
这时，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忠等人都陆续成年。梁启超绝不希望看到，他所厌恶之事也发生在家里。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正在美国留学学习军事的梁思忠想要中断学业，回国参军。这一年的5月13日，梁启超写信给梁思顺，请她一起留意梁思忠的情形并帮忙劝说他：“思忠呢，最为活泼，但太年轻，血气未定，以现在情形而论，大概不会学下流，我们家孩子断不止下流，大概总可放心，只怕进锐迟速，受不起打击。他所择的术政治军事，又最含危险性，在中国现在社会做这种职务很容易堕落……你要就近常察看情形，帮着我指导他。”
1928年10月12日，他写信给梁思顺，又说到他对政界的厌恶：“新贵们只要登台三五个月，就是腰缠万贯，所谓廉洁政府，如是如是。希哲在这种政府底下做一员官，真算得一种耻辱，不过一时走不开，只得忍耐。”
不再对政界抱有期望的他，转而希望通过改革教育来变革社会风气。在清华，他对学生们说，他希望他的言行能给青年们以熏染，能够激起诸多的青年人以改变社会风气为己任。
在家书中，他也常常这么讲。
1927年5月5日，他写信给梁思忠说：“我自己常常感觉我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不愧做你们姊妹弟兄的模范。我又很相信我的孩子们，个个都会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
梁启超所说的“模范”是什么样的呢？他所指的“遗传和教训”又是什么呢？在家书中，梁启超多次谈到他在这方面的看法和感受。
他勉励子女们，要做负责任的国民。1919年，在欧游归来前夕，他在写给梁思顺的信中说：“总要在社会上常常尽力，才不愧为我之爱儿”；
1923年11月5日，他在写给梁思顺的信中，又写道：“我常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士大夫救济天下和农夫善治其十亩之田所成就一样。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去做，便是第一等人物……便是天地间堂堂地一个人。”
他对子女们说，治学的态度，应是“莫问收获，但问耕耘”。1927年，他在写给梁思成等子女：“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
他主张人生要乐观，要有趣味。梁思成所学的建筑学是个很专业化的学科，他在写信时，就建议梁思成“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为什么呢？他接着解释说：“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若你的学问兴味太过单调，将来也会和我相对词竭，不能领着我的教训，你全生活中本来应享的乐趣也削减不少了。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对次女梁思庄，梁启超也有同样的建议：“专门科学之外，还要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
有时，因为事务实在太多，梁启超甚至要断断续续写上十几次才能写完一封家书，但无论多么忙碌，他绝不放松对子女的指导。
1927年，梁思成开始写作博士论文。这一年年底，梁启超写信给梁思成说，在归国之前，他应该“到欧洲实地开开眼界”。三个月后，梁启超又写信给梁思成说：“你脚踏到欧陆之后，我盼望你每日有详细日记，将所看的东西留个影像（凡得意的东西都留他一張照片），可以回来供系统研究的资料。”
1926年年底，梁启超听说李济等人要去山西发掘西阴村遗址，就力主学考古的梁思永参加这次发掘行动，以尽快获得实际的考古经验，后来由于时局动荡，梁思永没有成行，梁启超就不断写信向他通报发掘情况。1927年1月10日，梁启超又写信给梁思永：“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这个名誉，总要非常努力才好……你回来后看时局如何，若可出去，他们便约你结伴；
若不能出去，你便在清华帮他整理研究。两者任居其一也，断不至白费这一年光阴。”
青年们由于自身的特点，容易激进也容易流于悲观失望，但梁启超绝不愿意看到青年们，包括他的子女走到“悲观沉郁一路去”。他一直抱持乐观主义，也在演讲中把为什么要乐观的道理讲给青年们。他说，持以“仁”的人生观，就会不会忧得失，“因为我们知道宇宙和人生是永远不会圆满的……‘仁者看透这种道理，信得过只有不做事才算失败，凡做事便不会失败……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成败可忧呢？”
随着子女们陆续学成，他又指导他们如何开始职业生涯。
1928年4月，梁思成即将归国，但是国内时局的动荡，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他这样的青年学者展开工作，在这种情形下，梁启超写信给梁思成说，归国后可以“暂时随缘安分，徐待机会”。“若专为生计独立之一目的，勉强去就那不合适或不乐意的职业，以致或贬损人格，或引起精神上痛苦，倒不值得。”“纵令归国后一时未能得相当职业，也不必失望沮丧。失望沮丧，是我们生命上最可怖之敌，我们须终生不许他侵入。”
1928年10月，在梁启超去世前三个月，他还在写信给梁思成等人，关心着他们的学业，同时着手写作《辛稼轩年谱》。未几，稿未成而疾大作。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协和医院。
在他的身后，9个子女个个成才。一门三院士，就是梁启超造就的“家教奇迹”。
梁家子女们后来常说，父亲的“遗传和教训”，乃是他们最宝贵的财富。
年近九旬时，梁思礼还常常想起父亲：“他与孩子们之间，除父亲与子女之情外，还是知心的朋友。孩子们提出不解的问题及个人前途的选择，这一切父亲均能逐个给以详尽的解答并予以鼓励。除了以上谈及之外，他更关注对子女们人格道德品质方面的培养，在这方面他更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循循善诱。”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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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晚清著名政治家、革新派诗人黄遵宪、康有为与梁启超，因缘际会，曾经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先后到访加拿大或作短暂居住，他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对于加拿大华人文学的早期发展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本文试从他们的行迹和著作，看华人文学跨国生成的性质，以及异国元素在文本中的交融。原籍国著名人士到侨民移居国，不论逗留的时间长短，无形中对移居国侨民的离散文学的发展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也许，这个历史经验也能适用于其他国家华人文学的发展。
关键词：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加拿大华人文学；跨国生成；异国元素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3）3-0058-06
中加两国之间的文学（文化）交流，是从民间开始的。有历史资料显示，从十九世纪中叶，从淘金年代开始到二十世纪初，广东珠江三角洲四邑一带华人乘坐轮船到达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域多利victoria）后，被羁留在一座犹如监狱般坚固的大楼，等待呈交人头税、查阅文件、检查身体，全部符合条件，才可以离去，否则会被遣返。他们有些被困多月，苦闷彷徨，于是在墙上留下了一些古典诗歌，虽然数量不多，而且残缺不全，模糊不清，却是华文文学登陆加拿大最早最有力的证据，①其重要性可以媲美三藩市天使岛的诗作。华人到达加拿大后，与乡间亲人的书信来往不断，长年累月，形成大量的以家书为主体的具有历史和文学价值的叙写文本。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淘金者和煤矿华工活跃的地区，已经有粤剧戏班演出，而且规模不小。②从民国初年到解放前夕，白话剧的演出也成为华人的重要娱乐和文化活动。③种种历史事实说明，这些早期来自岭南侨乡的华人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把中华文化（文学）带到加拿大。值得注意的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因缘际会，因着某些精英人士的到来，以其人格力量、思想文采以及精神魅力，留下了标志性的遗产，对移居国侨民的离散文学的发展，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
二十世纪前后踏足加拿大的三个富有政治抱负的革新诗人黄遵宪（1848～1905）、康有为（1857～1927）和梁启超（1873～1929），就是典型的例子。凑巧的是，他们三人都是来自广东。有学者指出：“与生活在内地的诗人相比，生活在广东的诗人首先接触到形形色色的文明事物；首先见识到外来文化的真实面貌；首先有着航海出国的经历；首先体验到中西两种文化观念所带来的种种矛盾冲突。”④他们三人以自身的地理背景和阅历，对政治改革的热情和救国救民的紧迫感，在北美停留期间，特别留意西方那些先进的文化实践，同时，也注意到国人的缺点和优点。
作为诗界革命的领头人，他们顺理成章地把异地风情文化事物融入作品之中。例如黄遵宪在美国写的《逐客篇》，康有为在加拿大的三十多首诗作，都显示了革新古典诗歌的创作实践，为后来加拿大华人古典诗的异地化起了领头和示范作用。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以锐利的眼光，利用西方的参照系审视国人，是较早涉及华人自我形象建构的文本。本文试图从他们的行迹和著作资料，来探讨他们在加拿大华人文学的发展史上的贡献。
一、黄遵宪
从1858年到1885年，关于加拿大华人的议题，几乎都与移民和劳工有关。黄遵宪与加拿大华人发生联系，也缘于这些议题。他从1882年到1885年（光绪8年至11年）任三藩市总领事。⑤加拿大立国（1867）之前，英国是宗主国，清廷与加拿大的外交关系都通过英国办理。1876年（光绪2年），清廷开始在英国设立使节。加拿大华人若有事务需要跟加拿大政府交涉，可通过两个渠道，一是由维多利亚的中华会馆通知驻英使节，另一是通过驻美国加州三藩市的清廷总领事。
黄遵宪是广东梅州人，谙广东方言，与华人相处融洽。在三藩市担任总领事期间，除了通过信函处理加拿大华人的事务之外，1884年，他还北上加拿大的维多利亚视察，协助侨商创立中华会馆，并于1885年亲临维多利亚主持揭幕礼。黄遵宪最为老华侨称道的莫如协助铁路华工。1885年，太平洋铁路即将完工，华工被大量解雇。大批无业华工流离失所，生活陷入困境。1885年冬天，铁路全部完工，有七八千华人集中在维多利亚和二埠（即新西敏寺new westminster）。在黄遵宪的协助下，维多利亚中华会馆集资救济他们，租船把老弱者遣送回国。⑥后来，他即使到英国出任参赞，仍然为加拿大华工处境担忧，并曾致函维多利亚中华会馆说：“弟屡自念远离贵埠，时存保护桑梓之心，而鞭长莫及，辄付诸莫可如何。”⑦这封信真切诚恳，怜悯心肠溢于言表。
关于黄遵宪与加拿大维多利亚华侨诗人的交往，李东海在《加拿大华侨史》有简要的描述：
遵宪非但勤政爱民，且为多才多艺之君子也。当其在金山大埠时，尝联络刘云樵、李韶初（佑美）、陈瀚池、黄雪香、雷达三与侨寓维多利亚之李慎之（弈德）、卢仁山、林赞卿、徐畏三、刘小五等吟和唱酬，创金山联玉，以发扬祖国文化。⑧
黄遵宪除了任职于美国三藩市之外，也曾任职其他国家，见识广阔，洞悉世界大势。在诗歌创作方面，他主张“我手写我口”，把域外所见所闻，化作意象入诗，石破天惊地开拓了古典诗的境界。他在三藩市为华人被禁止入境写有长诗《逐客篇》，表示强烈的抗议。⑨1908年，康有为替黄遵宪的诗作写序称赞说：“而诗之精深华妙，异境日辟，如游海岛，仙山楼阁，瑶花缟鹤，无非珍奇矣。”⑩梁启超与黄遵宪友情深厚，他在《嘉应黄先生墓志铭》特别推崇黄遵宪：
自其少年，稽古学道，以及中年阅历世事，暨国内外名山水，与其风俗政治形势土物，至于放废而后，有时感事，悲愤伊郁之情，悉托之於诗，故先生之诗，阳开阴阖，千变万化，不可端倪，於古诗中，独具境界。
2005年，黄遵宪逝世一百周年，温哥华中华会馆率团到梅州出席黄遵宪纪念公园奠基典礼。黄遵宪无疑是第一位关怀加拿大华人的文学家，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施吉瑞（jerry d. schmidt）著有《人境庐：黄遵宪的诗》（1994）一书，系统评介了黄遵宪的诗作理论与实践，并翻译了从早期（1864～1868）到后期（1899～1905）的大量诗作。
二、康有为
戊戌维新失败之后，康有为本来流亡日本，但日本受到清廷的压力，而英国则同情他的政治理念。在英国的帮助之下，他于1899年4月（光绪25年）流亡加拿大，并先后到加拿大三次（1899，1902，1904）（或说四次），停留时间达两年之久，写下三十多首古典诗和一篇《游加拿大记》。
康有为名闻天下，渴望祖国强盛的加拿大华人，对他热情欢迎，并寄以厚望。他不但获得华人的支持，还通过英国的关系和加拿大政界人士往还。1899年4月16日他在温哥华演讲，吸引了1300人，引起轰动。1899年4月21日他到访维多利亚时，加拿大政府获得到英国密令，下令皇家骑警严加保护。康有为在维多利亚鼓吹维新，成立保皇会（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是为保皇会的发源地。康有为的足迹遍及加拿大，在许多城市成立保皇会分会，会员达到七千之数，加入保皇会一时成为华人的爱国表现和认同。1899年8月13日，康有为曾在维多利亚为文祭六君子。
康有为著述甚勤，每到一处均作诗记事，在加拿大的诗作分别收入《明夷阁诗集》和《寥天室诗集》中，这些诗作的特点是诗题较长，他这样做是有意把诗的内容明朗化，即使用了比较象征性的意象，也能够知道诗作的时间和地点，以便日后记忆，对于广泛游历的康有为来说，这种记录可能是需要的。
康有为把加国风光和新鲜事物转化为诗的意象，顺手拈来，视野雄伟开阔。例如，1899年3月康有为写的一首诗，诗题颇长，为“三月乘汽车遇落机山顶大雪封山，雪月交辉，光明照映如在天上，其顶甚平，译者请名之，吾名为太平顶”：
洛机铁路绕■岩，大雪长封矗蔚蓝，
身世支登太平顶，峰峦直走美洲南，
光明混合廖天一，孤影真同明月三，
此是玉京瑶岛路，欲为天问试廖廖。
康有为身在江湖，心存魏阙。1904年（甲辰）他第三次访温哥华时，听闻八国联军入侵后，列强要求赔款的情况，顿生忧愤，写了长诗《在加拿大闻偿款加镑价重税频加忧而作，时甲辰十月也》，为首四句情绪激昂：“币偿十万万，自古无此奇，此金从何取？刮自民膏脂。”同年11月，康有为在温哥华病卧休养，住处四周树木参天，他有感而作，诗题为《病卧湾高华山泽浪游地多僵木皆数千年烧之以僻人居板桥四通行之无尽》：
板桥石濑溜溅溅，临水山花亦妙研，
行遍荒山看野烧，荒僵巨木尽千年。
同月，他又写了《湾高华对海旅店夜步》：
海夜波涛拍岸粗，冷风吹月渡明湖，
步■烟剪巢边过，大雪封山万树枯。
诗中所说的“烟剪”是印第安人的indian一字的音译。烟剪巢指的就是印第安人居住的帐篷。这首诗写海涛，写土人，写大雪封山的荒凉，异域风光与孤单旅人，境界开阔。他也曾到温哥华附近的哈里逊温泉（harrison hot spring），他的《重游嬉理慎温泉故店》（注：即哈里逊），把大自然的湖光山色，与旅人攀登林石、静听泉声、仰观云影作的自得，作了无缝的结合。
重山伐木深通道，山尽途穷见水明，
廿里烟波开妩媚，万衫楼阁对澄清，
岭巅雪影兼云影，桥畔泉声与浪声，
再循磴道摩林石，虽酌温泉已冷成。
1904年12月除夕，康有为抱病写了《除夕加拿大海岛卧病感怀五首》，洛矶山的万树参天与个人如屈原般报国无门的心绪，作古今中西意象合璧，立意深远：
纵横宙合周寰宇，漂泊身名度洛机，
泽畔行吟无远近，海边啮雪太支离，
一年垂尽阴阳战，万树僵枯云物悲，
谁识伍胥吴市日，鬓须全白异当时。
康有为流亡海外十六年，期间周游列国，目的并非游山玩水，而是寻找革新富强之道，和推行保皇党的政治理想，故此每到一个国家，就对其典章制度、文化艺术和国民生活状况，作详细记录。他的《游加拿大记》是中国文人第一篇以游记形式记录加拿大的作品。因为篇幅精短，不防把全文分段描述：
他从西部温哥华出发，乘坐华人在1885年参与建筑的太平洋铁路，经过洛矶山，沿途穿越八十多个山洞，火车奔驰在西部草原区域时，他看见扎帐而居的印第安人。六天之后，到达首都渥太华（他翻译为阿图和），整个行程的景色尽入眼底。他写道：
三月之末，度加拿大。逾落机山，千峰积雪，长松覆地；铁路转壳曲折，循山逾涧若长蛇。凡经雪架山洞八十余，涧桥无数。俯瞰碧湍，光景奇绝。铁轨盘山顶而过，山顶甚平而无名。西人请吾名之；吾名之为太平顶，期大地之太平世也。逾山则雪藉数千里，无寸土草及人居。时有一二烟剪（按：指印第安人）帐居于是牧畜，想见吾漠北气象，如是者四五千里，乃到苏波湖（lake superior），湖中万岛，界分英美。烟波洲渚，浩渺微茫，石阜长松，连续千里。此地殆中原所无，亦地球所少见也。三月晦夕，至阿图和（按：即渥太华，ottawa）凡六日，铁路行万里矣。
康有为此行的目的，是接受总理威尔法德·罗利（wilfrid laurier，1841-1919）的邀请。康有为无疑受到非常高规格的接待。在渥太华，他注意到加拿大虽然是英国前殖民地，总理（他称为总统）是民选，上面还有一个总督。康有为对罗利总理的热情很是受落，特别提到罗利见他时“一握手即曰吾与子皆新党”。他获得罗利的认同，深感喜悦，二人更“密室密谈，情意至厚”。他写道：
其国预派巡捕官于车站前相接，越日其总督、总统、税务司官约见，其总督由英所命，若吾之镇守将军也。加拿大虽属英；而别为民政如美国。其总统由民举，虽位总督之下；而大权一切属之。总统名罗利（wilfrid laurier）、法种，额而新党新得政者也。一握手即曰吾与子皆新党，愿子迅得政如我，相接欣然。延入密室密谈，情意至厚。述及彼旧事，相与欷吁国种。令我过戈壁视其旧垒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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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毅力梁启超的文言文原文赏析及翻译
上学的时候，大家都背过文言文，肯定对文言文很熟悉吧？文言文是指用文章语言，而不是日常语言写的文章。那么问题来了，你还记得曾经背过的文言文吗？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论毅力梁启超的文言文原文赏析及翻译，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天下古今成败之林，若是其莽然不一途也。要其何以成，何以败？曰：有毅力者成，反是者败。
盖人生历程，大抵逆境居十六七，顺境亦居十三四，而顺逆两境又常相间以迭乘。无论事之大小，必有数次乃至十数次之阻力，其阻力虽或大或小，而要之必无可逃避者也。其在志力薄弱之士，始固曰吾欲云云，其意以为天下事固易易也，及骤尝焉而阻力猝来，颓然丧矣；其次弱者，乘一时之意气，透过此第一关，遇再挫而退；稍强者，遇三四挫而退；更稍强者，遇五六挫而退；其事愈大者，其遇挫愈多；其不退也愈难，非至强之人，未有能善于其终者也。
夫苟其挫而不退矣，则小逆之后，必有小顺。大逆之后，必有大顺。盘根错节之既经，而随有应刃而解之一日。旁观者徒艳羡其功之成，以为是殆幸运儿，而天有以宠彼也，又以为我蹇于遭逢，故所就不彼若也。庸讵知所谓蹇焉、幸焉者，皆彼与我之相同，而其能征服此蹇焉，利用此幸焉与否，即彼成我败所由判也。更譬诸操舟，如以兼旬之期，行千里之地者，其间风潮之或顺或逆，常相参伍。彼以坚苦忍耐之力，冒其逆而突过之，而后得从容以进度其顺。我则或一日而返焉，或二三日而返焉，或五六日而返焉，故彼岸终不可达也。
孔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孟子曰："有为者，譬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成败之数，视此而已。
从古到今，人们事业的成就，经验教训众多，呈现出种种不一的情况，途径。概要的推究他们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结论是：有毅力的人就会成功，相反的人就会失败。
人生的历程，大体逆境占了十分之六七，顺境也占了十分之三四，而顺逆这两种境遇又常常是相互交替着轮流出现。无论事情是大是小，必然会遇到几次乃至十几次的阻力，这种阻力虽然有的大有的小，但总之必定是不可避免的。那些在意志和能力方面薄弱的人，开始的时候一定会说我想要如何如何，我要如何如何，他心里认为天下事本来就是很简单容易的，等到马上尝试，阻力突然来临，就颓然丧失了信心。那些意志能力比较弱的人，凭着一时的意气，通过了这第一关，遇到第二次挫折就退缩了；意志能力稍强的人，遇到三四次挫折才退缩；又坚强些的人，遇到五六次挫折才退缩。他所做的事情越大，他遇到的挫折就越多，他不退缩也就越难。不是极其坚强的'人，就没有能够善于达到它的终点的。
如果遇到挫折而不退缩，那么小的逆境之后，必定有小的顺境；大的逆境之后，必定会有大的顺境。经过了盘根错节的复杂情况以后，尔后随之才会有迎刃而解的一天。旁观者只是非常羡慕别人的成功，认为这个人大概是个幸运儿，而老天总是因为某种缘故宠爱他；又认为我遭遇不顺利，所以成就也比不上他。这种人哪里知道所谓的“不顺”啊、“幸运”啊，对于他和我都是相同的，而是否能征服这些“不顺”，同时又利用这些“幸运”，正是他成我败的区别所在。再用驾船来做个比方，如果用二十天的时间，来走一千里的路程，这期间风向潮流有时顺有时逆，常常交互错杂。他凭着艰苦忍耐的力量，迎着那逆风逆流冲了过去，然后能从容地前进，去度过顺风顺水的一段。但是我或者一天就退回来了，或者两三天就回来了，或者五六天就回来了，所以彼岸就始终不可能到达。
孔子说：“比如造山，还差一筐土，如果停止下来，那是我自己停止的；又比如填平土地，即使只倒了一筐土，如果继续去填，那是我自己去填的。”孟子说：“做事的人，比如挖井，挖了七、八丈深，还没有挖到井水，还是废井。”成败的规律，在此而已。
本文的论述结构为先总后分。开篇从古今人事的成败引出其原因“有毅力者成，反是者败”，简洁明快地提出了中心论点。然后从三个方面论述论点。第二
段论述人生历程必有顺逆，事无大小必有阻力，只有毅力至强的人，才能最终获得成功。第三段论述只有挫而不退，才能化逆境为顺境;只有善于利用“幸”，征服“蹇”，才能成功;又以操舟为喻，说明事业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冒其逆而突破之”。第四段引述孔孟的名言论证做事贵在坚持，而能否坚持，关键又在于有否毅力。
本文在论证方法上，自始至终采取了正反对举的手法。如论点中的正反成败的对举;论述中逆顺对举，至强之人与其他四种人对举，成功者与旁观者对举，彼与我对举，功亏—篑的造山者与虽覆—篑的填土者对举。在这些对举中，处处贯穿着有毅力与无毅力两种态度的对比，贯穿着成功与失败两种结果的对比。这样正反对举，使正面和反面两种情况都显得十分鲜明，从而使毅力的重要性也显得更加突出。
语言生动形象是本文的又一特点。比如写“志力薄弱之士”，以“始固日吾欲云云，吾欲云云，其意以为天下事固易易也，及骤尝焉而阻力猝来，颓然丧矣”，把那种人始而轻率从事，—遇挫折便颓然丧气的态度、神情毕肖地勾画出来。又如用操舟之喻，说明在目的相同、条件一样的情况下，只是由于“坚苦忍耐之力”的有无和大小不同，结果就完全不同，贴切而形象地证明了毅力的有无和大小，是事业成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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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是享誉海内外的国学大师，他的长子梁思成是著名建筑学家，次子梁思永是著名考古学家。为什么两个儿子都没有继承他的学问，反而学起了建筑和考古这两门在当时非常冷的学科呢？原来，这是梁启超一手安排的。
1914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受聘来华进行地质调查，发现了周口店遗址和仰韶遗址等，他开启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序幕。其后加拿大人步达生、德国人魏敦瑞、法国人德日进、日本人鸟居龙藏等纷纷来华从事考古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而号称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却如此滞后。
梁启超对这种现状颇为不满，他曾对友人说：“以中国地方这样大，历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富，努力往下作去，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学上占有极高的位置。”梁启超没有只是说说而已，正是由于有这样一种眼光和信心，他后来才让长子梁思成赴美国学习建筑，次子梁思永学习考古。梁启超考虑到现代生物学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空白，他还建议次女梁思庄学习生物学。梁启超如此安排，是为了让当时不受中国学术界重视的冷僻专业如考古、建筑等，能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为中华民族在这些领域争得世界性荣誉。
不过梁启超也不是个专制独断的家长，他安排梁思成学习建筑，是因其美术非常好；而梁思永则是因为性格沉着稳重，非常适合考古这种需要细心与耐心的学问。梁思成与梁思永学成归国后，渐渐成长为各自专业领域中的著名学者。而在梁启超建议下学习生物学的梁思庄，后来发现她的兴趣不在生物学上，苦恼的她向大哥梁思成诉说了此事。梁启超知道后，深为自己的引导感到内疚，他赶紧写信给梁思庄。在梁启超的鼓励下，梁思庄改学图书馆学，最终成为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父亲，既有民族责任感、历史性眼光，也十分尊重孩子们的个性和意愿，让他们各得其所，学有所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梁启超九个子女个个成才，其中三人当选为院士，被誉为“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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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们在对梁启超的研究中不能顾此失彼，应该注重全方位地对梁启超的政治成就、学术成就等进行分析研究。梁启超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等方面都有相关论说，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主张。并且，梁启超的很多教育思想放在当下的教育形势下依然适用，具有很强的借鉴作用和研究价值。本文将从作为教育家的梁启超来切入研究，探究梁启超对于教育领域的论断及成果。
【关键词】梁启超；教育家；教育理论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戊戌变法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改良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其在教育方面的成就亦不可忽视。
自1896年梁启超撰写《变法通议》后，直到他逝世，包括《变法通议学校总论》在内，先后发表了《上南皮张尚书论改书院课程书》、《教育政策私议》、《论教育当定宗旨》、《教育与政治》《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等十几篇教育论文。不仅仅只有理论研究，梁启超在教育领域的实践经验也十分丰富。1897年10月，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离沪赴湘，就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1899年8月，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往日本，在东京建立东京高等大同学校；1900年3月，梁启超在日本神户建立了神户华侨同文学校。1922年起梁啟超在清华学校任教，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与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为当时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不仅如此，梁启超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东南大学等高校任教和演讲，极大地推动了近代教育体制、教育思想的发展，为中国后来的教育实践活动提供了宝贵经验。梁启超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主要分布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两个方面。
一、家庭教育
梁启超本身为教育家，他对于教育的理解和实践渗透到了对子女的培养中。梁启超一共有九个子女，且满门才俊，培养出了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个院士；有六名子女出国留学，就读于国外名校，其他子女也在各自的领域中有突出贡献。对于子女的教育，梁启超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立足于幼，重视早教
“春秋万法托于始，几何万象起于点，人生百年，立于幼学。”①梁启超非常注重子女们的启蒙教育，他认为幼学是人生教育的起点，他主张因材施教，追求知识教育。西方的教育理论在1883年由同文馆总教习的丁韪良撰写、总理衙门印行的《西学考略》中就被系统介绍给了国人，梁启超受到西方教育理论地影响，将中西教育理论相比较，认为儿童应该先接受这个年龄段能够接受的知识，重在培养儿童的学习兴趣。他在《变法通议·论幼学》中提出：“先识字，次辩训，次造句，次成文，不躐等也。识字之始，必从眼前名物指点，不好难也。……日授学不过三时，使无太劳，致畏难也。”对于幼儿的教育应该由浅入深，循序渐进，要注意直观教学，把握难度和强度。不仅如此，梁启超还主张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在授课中主要教授天文地学浅理、古今杂事、数国语言、算学、音乐、体操等，使用演戏法、说鼓词、歌谣等灵活的教学方法，“导之以理，抚之以术”，使学生便于接受。
（二）注重家风，趣味教学
“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梁启超丰富的人生经历让他认识到与子女的情感沟通是多么重要，除了对子女们的爱国教育，他还十分注重对子女们的亲情、友情，乃至面对困难与挫折时的教育。
最能体现他对子女们的情感教育的是他与子女们的往来书信。从1898年到1928年整整30年，梁启超的家书超过了2000封，其中有300封以上是写给子女们的。比起父子或者父女的关系，梁启超与子女们的相处方式不如说更像是同志、朋友，在与子女们的信件往来中，梁启超与子女们谈论的一般是家庭事务，亦有有关子女们的学习、就业、婚姻等而各个方面，提供了许多意见以及建议供他们参考，尊重子女们自己的选择。
在对子女的教育中，梁启超也十分注重对子女的趣味教育，即“做学问”要有“趣味主义”。梁启超所说的趣味，指的是以趣味为始终的事情，他认为能作为趣味的主体的，莫过于劳作、游戏、艺术、学问四类。梁启超秉持教育应该注重唤起学生的趣味，要注意不可摧毁学生的趣味的理念。梁启超不仅在学业上给予了子女们大量的帮助，而且还鼓励子女们在学余多多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多与人接触，做到劳逸结合。梁启超的趣味教育还体现在重视子女的专业兴趣上：梁启超最初建议女儿梁思庄学习生物学，奈何梁思庄所在的学校生物教授教的不好，不能唤起梁思庄的兴趣，为此烦恼而向二哥梁思成诉苦。梁启超听闻此事后，立刻写信给了梁思庄，让她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专业研习，不必一味听从他的安排，后来梁思庄选择了与自己个性相投的图书馆学，最终成为了一名著名的图书馆学专家。
二、学校教育
梁启超在学校教育方面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主张学校教育要分为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四个方面全面培养学生。
德育重在对学生政治方向、道德品质、人生观和世界观三个方面的教育。政治方向教育包括对学生政治意识的培养，加强学生对时政的关注程度，激发学生对时政的主观见解。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落后于世界新兴国家的时期，中国急需政治人才来进行自我改造，因此，梁启超还主张建立专门的政治学院，学习西方的先进政治制度，摒弃八股科举取士的手段。梁启超将道德品质教育归结为了六个方面：辩述、立志、知本、存养、省克、应用。辩述即分辨善恶真伪；立志即确立志向；知本即懂得修身养性；存养即存心养性；省克即自我反省克服缺点；应用即学以致用，以身作则。对于加强学生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培养，梁启超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树立一种临界于全人类的责任感，保持正确的就业观，敬业乐业。
在梁启超看来，智育关乎到国家兴亡：“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② 梁启超将智育建设分为博览、穷理、学文三者相辅相成。学生一方面要在课堂上接受知识，在课余也要广泛阅读各类书籍；教师不仅要教授学生知识，还要向学生解读道理，让学生能够深入理解其所学；还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创作能力，训练他们能够写出“觉世之文”，针砭时弊。
梁启超认为，体育可以锻炼人的胆量和魄力，在体育锻炼的过程中还能增强学生的合作能力，培养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他曾在《变法通议·论幼学》中专为8-12岁儿童拟出一份课表，课表中下午上课前规定为“习体操，略依幼学操身之法，或一月或两月尽一课，由师指授，操毕，听其玩耍不禁。”
美育即梁启超的情感教育。梁启超既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之美，又积极借鉴西洋文化史，归纳出了“美即真”和“求美先从求真入手”的美学命题。他主张用艺术、文学、美术等方法进行情感教育，培养中华民族的美德，发扬传统文化中美的部分，去恶扬善。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其在教育方面做出的贡献不容忽视，他创新和引进了许多当时中国没有的教育理念，为中国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同时，梁启超所提出的教育理论具有相当的现代性，至今仍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注释：
①梁启超.变法通议·幼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②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少年中国说[m].北京：中华书局，2015.
【参考文献】
[1]杨晓梅.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研究[j].学术交流，2004（05）：166-171.
[2]张红霞.梁启超家庭教育思想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06.
[3]赵永进.梁启超的学校教育思想和实践[d].湖南师范大学，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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