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自诞生之日起，就如朱自清所言，一直行进在“学习新语言，寻找新世界”的途中。这使它一方面背靠2000多年古典诗歌的伟大传统，一方面又始终呈现充满活力、朝气蓬勃的少年气象。回顾当代新诗走过的70年历程，它当之无愧是最贴近中国人心灵，也是最能体现时代气质和民族精神追求的文学形式之一。梳理总结新诗在实践与反思中的成长之路，为的是更好汲取经验，产生更多优秀诗人与诗作。
时代颂歌，诗歌中国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几乎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涌现过一些令人难忘的诗潮、诗作和诗人。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和新中国宣布成立之际，无论是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还是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诗人都为站起来的中国和成为国家的主人感到自豪，并且以新中国主人的身份投入创作，把写诗当作参与新的生活与斗争的方式。
其中最为动人的篇章，是一批热情拥抱新生活、建设新生活、赞美新生活的时代颂歌。诗中投身时代的真诚与执着，晴空一样透明的诗意，以及没有杂质的心灵感受与折射出来的生活情趣，象征了年轻共和国的蓬勃朝气。郭小川总题为“致青年公民”的组诗，以鼓点一样的诗句呼吁“投入火热的斗争”，邵燕祥诗集《到远方去》体现了一代青年奔向“远方”、实现远大人生价值的梦想。以公刘诗集《边地短歌》、闻捷组诗《天山牧歌》为代表，一大批充满新生活情趣的诗篇，既见证了新生活的光明美好，也见证了新中国诗人的澄怀味象。这是他们诗中的城市：“灯的峡谷，灯的河流，灯的山/六百万人民写下了壮丽的诗篇/纵横的街道是诗行/灯是标点”(公刘：《上海夜歌》)；这是他们笔下的笑声：“当她在笑/人感到是风在水上跑/浪在海面跳”(蔡其矫：《船家姑娘》)。而贺敬之，则将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与中国革命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联系起来，写出《放声歌唱》《雷锋之歌》等气势恢弘的长诗。
改革开放以来，诗歌既受惠于也见证了蓬勃发展的时代，以对时代激情与梦想的表现，成为时代心史的忠实记录者。三代诗人(新中国成立之前成名的现代诗人、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当代诗人，以及诞生于新中国的青年诗人)在上世纪80年代前后重新集结所形成的诗歌繁荣和多元格局，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象征，《相信未来》《致橡树》等无数名篇名句伴随着当时的诗歌朗诵会，成为一代人的动人记忆。许多被读者广泛传诵的诗作，成为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化见证，也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见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诗歌作为民族历史文化记忆和情感的信物，在凝聚民族文化共识和精神情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诗歌中国”具有强大向心力，无论是港澳台地区，还是海外华人世界，各具特色的优秀诗篇用汉语想象世界、传达情感，跃动着“中国心”的节拍和旋律。其中，以余光中、洛夫为代表，对乡愁的表达和对文化中国的追寻，尤为感人，见证了血浓于水的民族感情。许多诗歌选集、理论评论也都秉持汉语诗歌的共同体意识。“诗歌中国”的形成，本身也体现了当代中国诗歌创作的多元性和丰富性。
“化古”与“化欧”
70年诗歌成就的另一个侧面，是新诗这种文体的进步与成长。所谓“新诗”，开创之初是以中国古典诗歌(旧诗)为革命对象，使用白话，不遵循传统形式秩序的现代诗歌写作。在2000多年伟大诗歌传统中，它就像是一个叛逆的少年，充满理想，充满活力，也充满成长的烦恼。其中最大的烦恼是形式与趣味缺少基本共识，资源与参照意见不一，产生了一些诗学观念上的“迷思”，误以为“新”就是新奇时髦，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或者相反，认为“中国性”就是古典诗歌和民歌。观念迷思带来的教训正在为新诗所吸取，围绕这些观念的讨论和辨析为新诗实践提供养分，当代诗歌已经走出“新”与“旧”、中国与西方的二元对立，重新认识和汲取传统价值，在立足本土中不断出新。
比如，《诗刊》几十年来一直坚持在新体诗为主的刊物上开设旧体诗词栏目，并在近年将栏目名称更改为“当代诗词”。再如，“中国诗词大会”“为你读诗”等公共阅读与传播活动，不分新旧而从“好”的立场出发推举优秀诗篇，已经形成一种基本共识：能够不断引起心灵共鸣的诗篇，是永远不会变“旧”的，它会在一代又一代的阅读中，一次又一次地获得重生。而创造这些诗篇的经验与技巧，也会作为一种资源，为后来的创新与发展，提供有益参考。这种认识改变了新诗的激进立场，回到了诗歌的初心：诗歌的转型与创新，不是简单地求新求异，显示与传统的不同，而是要通过凝聚不同时代的精神记忆和情感经验，让文化价值和生命情趣在不断延伸的时间中熠熠发光。同时，这种认识也使当代诗人意识到：中国诗歌既无法在自我封闭中发展，也不能失去自己的文化定力，而是要把不同文化范式转化为自己成长发展的资源，如诗人卞之琳所说到的那样，在“化古”“化欧”中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