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早上，打工妹胡秀梅从手机回收店里走出来，发现路边有一个卖书的流动摊位，于是便上前翻看。
书摊不大，但种类不少，可只有一个顾客在跟摊主讨价还价。胡秀梅原本只想随便看看，并没想买书，可当她拿起一本名为《发现》的书，翻看了几页后，发现内容很精彩，于是临时决定买书。一看定价是20元，她也不讲价，拿出一张20元的票子往书摊主面前一放，指着书后面的定价处说：“这本书20块，我买了。”书摊主是一个60多岁的老汉，戴着一副老花镜，他转头仔细看了一下书的定价，确认后，点点头，收了钱，说：“姑娘，把书给我，我给你找个袋子装起来。”急着赶车的胡秀梅说了句“不用了”，大步流星地离开了书摊。
走出没多远，胡秀梅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喊“姑娘，等一等”，急于赶车的她没回头，加快了步伐，跟竞走似地小跑起来，直奔前方的公共汽车站。
胡秀梅急速到达车站，眼看就要上车了，突然有人在身后拉住了她，把她吓了一跳，她猛地回头一看，拉她的人正是卖书的老汉，她大声问道：“你干吗？”
老汉气喘吁吁地说：“要……要不是我经常锻炼，恐怕就追不上你了。姑娘，你看看，少了什么东西没有？”
“没有啊！”胡秀梅回答道。
老汉笑着说：“不对吧姑娘，刚才只有你和另一个人买书，你走后，我们就发现了东西，你再好好想想。”
胡秀梅摸摸自己的衣兜，突然，她叫道：“糟了，我的手机不见了，是我刚买没多久的新款诺基亚手机，黑色带蓝边的。”
老汉拿出一部手机，笑着对胡秀梅说：“你刚走，我就发现你的手机落在书摊上，可我怎么喊，你都听不见。”他边说边把手机递到胡秀梅面前。
胡秀梅接过手机，说了几句感谢的话，然后转身就要上车，可又被老汉拉住了。胡秀梅奇怪而又不耐烦地问老汉，还有什么事？
老汉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姑娘，刚才卖给你的那本书有点问题……书可以卖给你，可书里夹的东西却不能卖。”
“书里夹着东西？”胡秀梅惊讶地说，“什么东西？”
老汉说是2005年发行的一张百元钞票，编号是XG6566XXXX。
胡秀梅不相信地说：“书里有钱？不会吧，我怎么没发现呢？”她拿出夹在腋下的那本《发现》，开始翻找，终于找到了那一张钞票，不好意思地把钱递到老汉面前。
老汉拿回钞票，说：“这张钞票是前几天一个小伙子来买书给我的，事后我才发现是假币。我随手把钱夹在书里，一是不让它再流通骗人，二是说不定哪天那个小伙子回来找我。”
“回来找你？”胡秀梅直摇头，“不可能！你想，那小伙子明摆着是用假币骗你，又怎会再回来？”
老汉说：“可我相信，人总有醒悟发现的时候……”
上车后，胡秀梅的心一直无法平静：她去手机回收店卖手机，店方说她的手机虽然外壳很新，但机心已经彻底报废，最多能卖几十块。当她发现书中夹着钱时，灵机一动，故意把手机落在书摊上，本以为老汉发现手机后，就不会追她……她没有勇气告诉老汉真相，但她记住了老汉的话：人总有醒悟发现的时候……
莎士比亚在剧作《李尔王》中说过：“为失败找借口，最后只会使伤口越撕越深。”
从政者一旦犯错，之后死不认错，或者百般推诿，只会令民怨不断加深，让事件进一步发酵，伤口继续淌血。
试问当你生气的时候，最想听到的是什么？是道歉，而非借口，即使对方的辩解并非毫无道理。
举个例子，在2009年台湾莫拉克风灾中，最初，马英九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8月12日，当在灾区仓促间被海外媒体记者采访时，他便掉以轻心地说：“这个地区灾情从来没这么严重过，民众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如果做好准备，民众就会及早撤离，可是，他们死守家园。你看看，他们没有理解到这次风灾有多严重。”
严格来说，他并非全无道理，但在风头火势的时候说这些话，无疑便如火上加油，旋即惹来铺天盖地的批评，说他无耻，把责任推诿给灾民，让他的处境更加雪上加霜。
马英九后来学乖了，再到灾区视察时，只一股脑儿向灾民鞠躬道歉，说自己来晚了。又责备自己和“政府”防灾及救灾不力，这才让灾民消了口气。试想，如果马坚决不道歉，反而选择一路强辩下去，会为自己酿成怎样的一场政治风暴？
美国有位参议员曾就“快快道歉”这一点，以自己与克林顿的瓜葛，说了著名的一句话：“道歉，好过不道歉；而早道歉，又好过迟道歉。”
不用担心道歉后对方会得寸进尺。试问，当别人低声下气地向你道歉后，你会落井下石，狠狠地再刮对方一记耳光吗？即使对方真的穷追猛打，只会自失风度，舆论会慢慢转到你那一边。
相反，如果你继续寻找诸多借口，只会更易撩起对方的好胜心，与你狠狠地再斗一场，把局面愈弄愈僵。即使真的要解释，也待雨过天晴，大家心平气和之后再说。
当然，知易行难，要把道歉话说出口，很多人都觉得有一定的心理障碍。不过，如果你够高明，即使不出声，没有说出口，有时一样可以达到道歉的效果。
1947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访问墨西哥期间，临时更改行程，停留在查普特佩克城堡，并在一个纪念碑前鞠躬和献花，才默然返回车上。此举意义非凡，因为这个碑是用来纪念刚好一百年前，即1847年，墨美战争中以身殉国的16位年轻士兵。第二天，当地报纸以“杜鲁门永远愈合了一个恒久的民族伤口”为题，高度赞扬此举。
已故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千禧年来临前的除夕，突然决定辞职，提早引退，令世界大吃一惊。他在电视发表演说，向百姓道歉，说：“我为大家那些未能实现的梦想恳求原谅；我为未能透彻了解大家的心愿而恳求原谅；我更加要为未能把祖国带领进一个富足、文明的社会而恳切请求原谅。”
这番充满感情的道歉，令那些原本对他无丝毫好感甚至咬牙切齿的人，都为之动容。
只要不涉及法律问题或实质损害，在生活中如遭遇责难，明智的做法是道歉。别人对我们的抱怨，可视为是我们持有的急速贬值的股票，道歉等于是及时抛出，虽会造成损耗，却可因止损而变相受益，而找借口就是继续持有，辩驳则是想让股票上涨，等于是想借一己之力而操纵股票走势，那一定是难上加难。
在正常的社会里，道歉是官员的日常动作。公务系统等于是社会出钱购买的商品，顾客就是上帝，商品有瑕疵，提供者理应道歉并尽快解决；官员的关键任务是聚拢人心，而道歉则是赢得人心的最佳途径之一。
17岁时，御厨世家出身的他，便跟着饭店掌勺师傅后面打下手，负责择菜、洗菜和切菜。那是家国有星级饭店，优势是他在那里上班不仅有保障还有编制，劣势是他的岗位编制就是打下手，一辈子也做不了厨师。
打了整整3年的下手，有一天，掌勺的师傅突然感冒了，咳嗽得厉害，不能再站在锅台前炒菜了。但偏偏这时饭店里的客人又多，都在等着菜吃，急得饭店经理和师傅团团转。见此情形，他对经理和师傅说，让我来试试吧，师傅很是惊讶，因为他从没教给他怎么炒菜，也从未看见过他炒菜，能行吗？
死马当活马医吧，经理表示同意，于是师傅便让他炒了。没想到，他炒出来的菜居然一点都不比师傅的差，味道堪称绝美！师傅更加迷惑了，问他从哪学来的厨艺？他说，师傅呀，虽然你没有手把手教过我，但是我天天就在你身边打下手，整整观察了你炒了三年的菜，早已记下了你日常炒菜的方法火候和放佐料的先后顺序了，还能炒不好吗？
经理和师傅听后都大为感动，这之后便把他调去掌勺了，几个月后，他便代表自己所在的酒店参加了当年的北京市厨师烹饪大赛，并且一举夺得金奖。
就在他顺风顺水，每个月都有着不菲的收入，外界都以为他会在饭店里一直掌勺下去的时候，他却在心里暗下了一个决定，那就是40岁后一定不再炒菜，理由很简单，他不想像师傅那样一辈子都站在烟熏火燎的灶台前，仅仅只是个厨师！
他果真是想到做到，几年后，他便在众人的一片诧异声中，辞了职。然后在北京的平安街上开了一家叫“二友聚”的小饭店，虽然饭店很小，只有四张桌子，可每个月的收入都在一万元，在人人都不是很富裕的上个世纪90年代，月月都是“万元户”，让他感觉非常高兴和自豪。
可是，很快他就发现一个问题，那便是他每培养出来一个徒弟不久后，他们就会以各种理由作为借口离开“二友聚”，跳槽到薪水更高的饭店去干，徒弟一走，他便又要不得不重新去招新徒弟，然后又手把手的教，可一旦教会又会走掉，如此反复。
教会了徒弟，累死了师傅。他痛彻心扉又无可奈何地认识到，如果一个饭店太仰仗于几名大厨了，那么注定永远无法做大做强，因为这些大厨不但要的报酬高，拿走绝大部分利润，而且还常常拿腔作势，说走就走，得罪不起。这也是中式饭店为什么不能如肯德基、麦当劳那样做成连锁，形成规模效益的原因所在。
于是，如何开一家没有厨师、根本不受大厨限制的餐厅，成为他决心要解决的问题，他要将中餐像西式快餐一样实现标准化。
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想到自己的出身，从家里翻出了一本老祖宗留下的宫廷菜谱，很快有一种宫廷菜肴便进入了他的视野——这种菜只需要事先配好祖传的秘方，然后再将秘方和食材一起放到电磁锅里加热焖上十几分钟，便可吃了。而且其味道远胜过传统的炸或烧，不仅入口嫩滑，而且外形整齐，色泽好看。更让他高兴的是，无论让谁来做，在什么地方做，只要按照制定好的标准比例放人食材和配料秘方，人人做出来的味道都是完全一样，也就是说这种菜肴易于标准化复制！
直觉告诉他，这就是他所想要的，果然，这种焖出来的菜一经推出后，便大受欢迎，每天都是食客盈门！如今，他在全国已经发展了200多家连锁店，被业界誉为中式“肯德基”！
不错，这家饭店的名字就叫“黄记煌三汁焖锅”——将配料和食材放在顾客面前的餐桌上焖，之后便能揭锅食用，透明卫生、健康味美。而他也就是黄记煌三汁焖锅的掌门人，黄耕！
做徒弟时认真观察师傅的炒菜技艺，当上大厨时又立志将炒菜的极限定在40岁前，为了不受制于他人，又决心做一个不需要厨师的饭店。黄耕以自己的不满足和创新，打破了中餐由于依赖大厨，无法标准化统一味道的瓶颈，实现了最终的自我掌控！
“如果你需要仰仗他人，那么就永远只能看别人的脸色行事，受控于别人，唯有彻底突破传统，创造出一套全新的模式来，方能改变这一切。”黄耕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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