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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曾经被贬朗州、连州、和州等地，宦迹所至，常涉洞庭湖和沅湘一带，亦留下了大量立意新颖、通俗清新的以湖湘山水、风物、人文等为题材的诗歌。其湖湘诗继承和弘扬了屈骚传统，形成了奇崛尚怪的审美倾向，意象灵动，意境空阔，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是中国诗歌史和湖湘文化里的一朵奇葩，对后世影响深远。
关键词：刘禹锡 湖湘诗 尚怪 屈骚传统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唐代著名诗人。永贞元年（805），唐顺宗即位，启用王伾、王叔文发起改革，试图瓦解宦官对朝政的钳制，史称“永贞革新”。刘禹锡、柳宗元、吕温等人积极参与其中，但仅过八个月，顺宗被迫退位，新政宣告破产，刘禹锡也被既得利益集团贬为朗州司马。朗州位于今天的湖南省常德市一带，刘禹锡在此羁留了十年，才被皇帝诏回京城，授予连州（今广东连州）刺史的官职。他来到广东之后的第四年，母亲不幸死去，又不得不守护灵柩回到北方。之后，他任官夔州（今重庆奉节），不久之后又从此地调任和州（今安徽和县）。连州位于湘江源头，夔州位于长江三峡，和州位于长江中下游，刘禹锡二十余年间往来南北西东的宦游，差不多都是以洞庭湖为中心。因此，他与洞庭湖、沅江、湘江结下了不解之缘，与战国末期伟大诗人屈原的行踪多有重叠，其湖湘诗亦深受屈骚传统[1]影响，艺术特色十分鲜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浓郁深沉的屈骚情结
二千多年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流放在湖湘地区，行吟泽畔，志洁行廉，最后投江殉国，其精神光争日月，其诗赋永垂不朽。此后一千余年，一代“诗豪”刘禹锡也被贬至此地，与屈原相仿佛的人生境遇和楚地特有的山水地貌、民情风俗给予了他无穷的创作灵感，使其诗歌充满着大量屈骚元素。
常德作为屈原流放时的居留地之一，纪念屈原的文化活动异常盛行，刘禹锡常以诗歌的形式记录这些事情。如他在朗州所作的《竞渡曲》极力描叙该地端午节赛龙舟时的壮丽场面：五月的沅江，水势格外凶猛，当地人竞相把五颜六色的龙舟抬出，在急流之上进行一番惊天动地的较量。只听见水手扬起的桨声和阗阗的鼓声在乱流之中轰然而鸣。一条条龙舟如同风雨中的蛟龙一样，飞速前进，鬐鬣纷动。刘禹锡还讲到，“风俗如狂重此时”，说明当时的朗州人极为重视这项文化盛会，甚至刺史还出来亲自担任比赛的“主裁判”。他卷起翠帏，面对江流，与他人一起借着酒兴观看比赛，对场上的输赢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诗人又写道，当竞渡的热闹渐渐褪去，他还站在招屈亭前，默默注视着东流的沅水，向屈原这位一千多年前的先贤表达浓烈的怀念与崇高的景仰。
此外，这首诗还为今天的读者提供了许多信息，例如：第一，唐代的龙舟与今天的一样，饰以五彩之色，极为华美。第二，其扬桴擂鼓以催奋进的竞技方式，亦与今时无异。第三，诗中“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楫从此起”的说法也值得重视。[2]根据《离骚》，灵钧也是屈原的字，后人常用“灵钧”来指代屈原，而刘禹锡认为屈原去世之日，便是龙舟运动兴起之时。关于龙舟竞渡的起源，有人说是因为宗教祭祀所需，有人说是因为纪念伍子胥，也有人说是因为纪念介子推，刘禹锡这种说法，对于探讨龙舟竞渡的起源，显然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刘禹锡在其湖湘诗中多次提及“楚客”或“楚臣”，或指屈原，或为诗人自指。如《潇湘神·斑竹枝》：“楚客欲闻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又如《问大钧赋》：“楚臣《天问》不酬，今臣过幸，一献三售。”刘禹锡常把屈原高大的精神和人格当成自己学习的榜样，其诗《武陵观火诗》的悲天悯人，与屈原几无二致。这首诗采用赋的手法，极尽铺张之能事，把元和二年朗州一次大火的情形写得非常形象逼真。其中诗句如“怒如列缺光，迅与芬轮俱”，写出大火的光亮与迅速;“火山摧半空，星雨洒中衢”，写出火势的猛烈。但全诗的重点，竟是赞扬“贤守”朗州刺史宇文宿对百姓疾苦的体恤，诗中从细节方面描摹他在现场视察时的神态和举止：止住马匹，对着烟雾长久驻足，脸色“惨忸”，言辞充满关切，他下令蠲除租税，以减轻受灾百姓损失和痛苦，还对百姓说眼下不必远征“鲁臣”和“越巫”，应当充分发动自已的力量，赶紧到附近山上剪伐树木搭建苫棚，到江中挖取淤泥涂抹垣墻。[3]这种对普通民众的关爱，与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情怀何其一致！
不仅如此，刘禹锡还从以屈原辞赋为代表的《楚辞》里汲取了大量养分。二十余年间，他创作的诗歌可谓琳琅满目，有多首化用或取典于《楚辞》的诗句。如《历阳书事七十韵》：“云雨巫山暗，蕙兰湘水清。章华树已失，鄂渚草来迎。”[4]《窦朗州见示与澧州元郎中早秋赠答命同作》：“邻境诸侯同舍郎，芷江兰浦恨无梁。”[5]《早春对雪奉寄澧州元郎中》：“宁知楚客思公子，北望长吟澧有兰。”[6]其中的“蕙”“兰”“芷”在《楚辞》中甚为常见，屈原往往以之表情寓志，比兴托物。如《离骚》：“予既滋兰之九畹，又树蕙之百亩。”《九歌·东皇太一》：“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九歌·湘夫人》：“沅有芷兮澧有兰。”
刘禹锡也有不少诗句取意于《楚辞》。如诗《赠东岳张炼师》有“玉清坛上著霓衣”[7]一句，即化用于《楚辞·九歌·东君》之“青云衣兮白霓裳”句。屈原谓蔽日而来的神灵，以青云作衣，以白霓为裳，展现出惊人的想象力。而刘禹锡以“著霓衣”来形容张炼师，则隐含着将她与神仙相比的委婉深意。
二.奇崛尚怪的审美倾向
刘禹锡素有“诗豪”的美誉，诗歌风格多为硬朗刚健，而在其贬谪南方时诗风却有“尚怪”的倾向，原因有三：一方面与“元和之风尚怪”的创作倾向有关，这种主宰当时诗坛的审美时尚，也对刘禹锡的创作风格产生了重要影响，并非仅限于此时的诗坛大宗“韩孟诗派”。另一方面，“永贞革新”失败被贬之后，刘禹锡的心情颇为抑郁，这也是其诗风“尚怪”的直接导因。其《彭阳唱和集引》载：“鄙人少时，亦尝以词艺梯而航之，中途见险，流落不试。而胸中之气伊郁蜿蜒，泄为章句，以遣愁沮，悽然如焦桐孤竹，亦名闻于世间。”[8]其胸中的“伊郁蜿蜒”，或许只有通过阴森、奇险、诡谲的表达方式才能发泄。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即诗人在湖湘谪居时深受《楚辞》浪漫怪异之风的影响，加之南方山水卓绝，故其诗意象奇特，比喻诡异，想象肆诞，语言险崛。
前文提及的《竞渡曲》，正是这样的诗作，其中“扬桴击节雷阗阗，乱流齐进声轰然。蛟龙得雨鬐鬣动，螮蝀饮河形影联”之句[9]，将击打船舷的声音比作雷霆阵阵，又把竞渡的龙舟比作齐飞的蛟龙与螮蝀，氛围紧张而恐怖。再如前文提及的《武陵观火诗》，采用“洪炉”“云涛”“鬼神”“膏腴”“金乌”“赤龙”等一系列的比喻，极力渲染朗州火灾的声势吓人，想象大胆新奇，用词怪异奇崛。
元和五年秋，刘禹锡卧病朗州，听闻朝廷讨伐常山失败，遂写下《卧病闻常山旋师策勋宥过王泽大洽因寄李六侍郎》一诗“歌颂”此事。全诗用了“蛩”“槁叶”“火旻”“瘴烟”“跕”“飞羽”“沴气”“饮至”“陋丹水”“槁街”“清庙”“圆丘”等，都是不太容易理解的生僻词语。实际上，“蛩”就是蟋蟀，“槁叶”就是枯叶，“火旻”意指秋天的天空，“瘴烟跕飞羽”是说南方濕热的瘴气使飞鸟也坠落了，“沴气”是恶气，“饮至”是庆功宴，“陋丹水”引用了《吕氏春秋》“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的典故，“槁街”为汉代长安城的某条街道名，“清庙”指宗庙，“圆丘”即天坛。[10]这些生僻语汇，给全诗营造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奇特险怪的氛围。
再来看刘禹锡的《蛮子歌》：“蛮语钩輈音，蛮衣斑斓布。熏狸掘沙鼠，时节祠盘瓠。忽逢乘马客，恍若惊麏顾。腰斧上高山，意行无旧路。”[11]“蛮子”是南方少数民族的俗称，乍看《蛮子歌》此名，似乎是记载“蛮子”所唱的通俗歌谣，或是如《竹枝词》一样经过诗人所改编的新体民歌。但实际上，该诗是对“蛮子”语言、服饰、性格、生活习俗等所进行的记录，且多处使用生僻词汇，如“钩辀音”“祠盘瓠”“惊麏顾”“意行”等。这些词，所指的意思原本非常简单。如“钩辀音”，意为奇怪的鸟啼声;“盘瓠”为犬名，被“蛮子”奉为祖先;“祠盘瓠”为祭祀“盘瓠”之意;“麏”为獐子一类动物，十分胆小，“惊麏顾”意为像麏一样回头看;“意行”是率意而走之意。由此可见，这首原本可以写得通俗易懂的民歌，却被刘禹锡用一系列生僻字，组合成了一首诘屈聱牙的五言诗。其审美意味亦复有趣，耐人寻味，充分体现了刘禹锡湖湘诗“尚怪”的特色。
三.空阔灵动的意境营造
在漫长的贬谪旅途中，屈原曾乘船溯沅水而上，“朝发枉陼兮，夕宿辰阳”。这里的枉陼，就在今天的常德市以南一带。而宋玉，相传曾被放逐于常德以北的澧水畔，与沅水相隔不过区区二十余公里，甚至有人说宋玉本来就是常德临澧人。[12]而屈原、宋玉所居的常德，恰好位于洞庭湖西岸。那时候的洞庭湖，横跨湘鄂两省，浩浩渺渺，横无际涯，周遭多为平原、湿地，空旷无遗，行走其间，倍感荒凉，极易引发人类孤独寂寞的愁绪，对于仕途失意的“迁客骚人”来说，其诗歌更易于营造出一种广阔空寂的意境。因此，洞庭湖区的地理风貌，也是引发屈原、宋玉等人悲情愁绪的一个重要原因，故其诗歌意境往往空旷开阔、寂静高远。
刘禹锡所居之朗州，就是今之常德。常德位于洞庭湖西侧，地势平旷，长期居住此地，难免会有孤独空寂之思。后来，刘禹锡往返京都、连州、和州等地，岳阳是必经之地。岳阳位于洞庭东侧，低洼开阔，故其湖湘诗里的洞庭意象特别多。这些诗词大都立意新颖，设喻巧妙。如其代表作《望洞庭》：“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13]在这首诗里，湖光万里，秋月无边，举目遥望，洞庭湖就像一面巨大的镜子，也像一个巨大的白银盘，而其中似“青螺”一样的君山，与周围广阔的湖面相比较，不仅仅显示出孤独寂寥的感觉，又平添一种灵动的意味。
在另一首以洞庭湖为描写对象的《洞庭秋月行》中，刘禹锡对意境的营造更显精妙。这首诗的意境，是由“洞庭湖”“秋月”“波”“熔金”“孤轮”“游气”“寒镜”“白露”“月”“天地”“岳阳楼”“暮角”“君山”“山城”“朝日”等层层组合的秋天洞庭意象展现出来的，渲染出一种视通万里、湖平天空的感觉。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幅图画里的秋月“生”自湖心，波浪层层叠叠，“孤轮”徐徐运转，湖面“游气”濛濛，岳阳楼头的角声“荡漾已过君山东”，还有一边荡桨一边唱着《竹枝词》的巴丘儿童、一边连着桅杆一边吹羌笛的商人、像野马一样奔腾的浮云、在空中遥相呼叫的“天鸡”……这些意象，给前面所营造的开阔画面又带来许多动感。[14]刘禹锡湖湘诗正是借助于一动一静两类意象，营造出空阔而不失灵动的意境。
四.余论
综上所述，由于深受屈骚传统影响，刘禹锡的洞庭诗呈现出上述三种风格和特色，成为中国诗歌史和湖湘文化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绽放出永恒的艺术魅力。
当然，刘禹锡湖湘诗的艺术特色，远不止以上三点。比如，从整体来看，其湖湘诗往往用“哀”“愁”“悲”等字眼表达诗人怀才不遇的郁闷、痛苦心情，其诗作的感情基调略为沉重。如《潇湘神二首》的第一首：“湘水流，湘水流，九疑云物至今愁。若问二妃何处所，零陵芳草露中秋。”[15]又如《唐侍御寄游道林岳麓二寺诗并沈中丞姚员外所和见征继作》：“灵山会中身不预，吟想峭绝愁精魂。”[16]再如《游桃源一百韵》：“聊复嗟蜉蝣，何烦哀虺蜴。”[17]诗人少怀壮志，却身贬他乡，难免产生“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此时的所见所闻便成为诗人抒发内心愤懑和失落的媒介。这些，与屈骚传统的关联也是显而易见的。
注 释
[1]李泽厚. 美的历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93-118.
[2]刘禹锡撰.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m].陶敏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9：181.
[3]刘禹锡撰.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m].陶敏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9：133.
[4]刘禹锡撰.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m].陶敏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9：590.
[5]刘禹锡撰.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m].陶敏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9：143.
[6]刘禹锡撰.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m].陶敏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9：141.
[7]刘禹锡撰.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m].陶敏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9：773.
[8]刘禹锡撰.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m].陶敏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9：1993.
[9]刘禹锡撰.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m].陶敏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9：181.
[10]刘禹锡撰.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m].陶敏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9：96.
[11]刘禹锡撰.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m].陶敏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9：186.
[12]吴广平，何桂芬.临澧宋玉传说的文化意蕴管窥[j].云梦学刊，2017（03）.
[13]刘禹锡撰.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m].陶敏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9：562.
[14]刘禹锡撰.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m].陶敏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9：326.
[15]刘禹锡撰.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m].陶敏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9：331.
[16]刘禹锡撰.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m].陶敏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9：509.
[17]刘禹锡撰.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m].陶敏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9：284.
（作者介绍：高敏，湖南理工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汉语17-2bf班学生;李有梁，湖南理工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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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与歌者米嘉荣》唐诗鉴赏
唱得《凉州》意外声，
旧人唯数米嘉荣。
近来时世轻先辈，
好染髭须事后生。
米嘉荣是中唐著名的歌唱家。现存刘禹锡诗中有两首提到他，另一首的题目写作《米嘉荣》，大约是本诗的初稿。《与歌者米嘉荣》，从反面落笔，于温柔敦厚中透愤懑不平，工巧新颖，深得风人之旨。
“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凉州》是曲调名，原是凉州（今甘肃武威一带）民歌，由玄宗时的西凉府都督郭知远进献朝廷。据记载，《凉州》在唐代宫廷中演出时，有人反对，说能引起“悖动之事”、“播迁之祸”，但也有人大声欢呼。
可见，《凉州》是具有意外之声、奇特之调的曲子。
《凉州》曲调的不寻常，衬托着米嘉荣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技艺。“旧人唯数”，又从正面突出米嘉荣。
因为，米嘉荣的技艺越高超，就越能赢得人们对他被冷落的'同情。
“近来时世轻先辈，好染髭须事后生。”后二句，笔锋一转，突出题旨。米嘉荣一身绝技，理当受人敬重，可社会上流行的风气是轻先辈重后生。时世如此，您还是将就点，将白了的胡子染染黑，去伺候那些年轻人吧。劝慰之中，暗含着无限辛酸和诗人自己的愤世之情。被时人视作“宰相之器”的刘禹锡，由于政见不同而遭贬逐或投闲置散。如果要争取进用，就得放弃自己正确的政见，这不就象身怀绝技的老艺人“染髭须”去“事后生”吗？刘禹锡反对“时世轻先辈”，却奉劝人们“染髭须事后生”，这是忍着愤怒的温存，含着泪水的笑意，而自隐藏着讽刺的锋芒。
这种手法，即所谓“正言若反”，于正中见反，于平和中见激荡，能使人体会到诗人的委屈，能激起人们更多的同情。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正说，有急切直率之嫌；反说，有尖锐泼辣之忌。只有这种正反结合的“正言若反”，可以化尖锐泼辣为含蓄蕴藉，化急切直率为委婉淳厚，使诗意更为隽永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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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与柳宗元散文的构思立意分析
刘禹锡和柳宗元作为唐代杰出的文学家，因生平交游及难分伯仲的诗文成就而被人以“刘柳”并称。
构思是创作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环节,其质量直接关系到文章的优劣。刘熙载《艺概・文概》云:“文以炼神气为上半截事,以炼字炼句为下半截事。”[1]此中“炼神气”即指构思,可见构思的重要性有时甚至要超过语言的运用。
严谨缜密的构思是刘、柳散文创作的共同特点。刘熙载说:“柳州记山水,状人物,论文章,无不形容尽致;其自命为‘牢笼百态’,固宜。”[2]柳宗元的各类文章之所以能够做到“形容尽致”、“牢笼百态”,其中主要原因就在于其严谨缜密的构思。他的论说文往往论证缜密,富于逻辑性。如《桐叶封弟辨》一文,文意有多处转折,纵横捭阖,层层辩驳,层层推进,一段比一段精彩,理路明晰而意味深长,笔无虚言而论证精密,给人以警快锐利之感。柳文还常以奇峭的构思引人入胜,如《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一文便构思别致,失火当然是件坏事,而柳文的标题却冠一“贺”字,大反逻辑规律,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极有意致。文章开篇叙述作者得知王家失火后由惊骇到大喜的心情变化,说:“得杨八书,知足下遇火灾,家无余储。仆始闻而骇,中而疑,终乃大喜。”然后再解释其中的缘由,原来王氏是富豪子弟,虽然工文章、善小学,但由于家中过于富有,廉洁之士因避嫌纷纷退避三舍,以致牵累其才能的显扬;同时又表明自己虽曾夸赞王氏,但总因其富有而担心自己为人诟病。尔今一把大火,烧尽了王氏财产,反倒让他有显扬才名的机会,因而可喜可贺。文章以奇特巧妙的构思,表现了严肃的主题,反映了当时社会以财论交的不良风气和科场腐败的种种弊病。
刘文严谨缜密的构思主要体现在其论说文中,此类文章通常说理详密、论证深入,有些作品完全可与柳文相颉颃,柳有《天说》,刘有《天论》;柳有《非国语》,刘有《因论》。《天论》是刘禹锡论说文中的代表,从中可以见出该类文章的一般特点。该文分上、中、下三篇,是一组思虑精微的哲学论文,全面表述了作者在自然观、天人关系、天命论根源等方面的认识,论证犀利、逻辑严密。作者在论证中时时设问,多有辩驳,将其哲学观点作了透彻的表述。刘禹锡曾自信地与韩愈相比,说:“子长在笔,予长在论。持矛举盾,卒不能困。”[3]这里的“笔”指各体散文,“论”专指论说文。王应麟曾讥嘲刘禹锡的这一言论是“不自量” [4]的行为。虽然,刘禹锡可能有点自负,但他只标榜自己的论说文,而不及其他,这不会是偶然的。韩文虽气势雄壮,但刘文严密的逻辑思辨和深刻的理性分析是韩愈所不及的,刘禹锡深知这点,故而会有此说。所以,清人李慈铭就认为刘禹锡“于韩、柳外自成一子。……王厚斋笑其‘不自量’,未为知言。”柳宗元的论说文虽也以构思严密著称,但从刘禹锡作《天论》以补正《天说》一事来看,刘文的构思有时比柳文更为严密。除了论说文,刘禹锡的其他散文的构思也具有类似的特点。如科技类说明文《机汲记》,此类文章为了符合实用的目的,必须将个个环节交代清楚。文章充分体现出作者在构思上的用心,把繁杂的机械制造安装工艺写得有条不紊,清楚明白。此外,刘禹锡多年的仕宦生涯,让他转徙各地,从而创作了一批厅壁记之类的文章,这类作品常融人事变迁、地理沿革等内容于一篇,文字俭省而法度井然。无论长篇短制皆能巧于构思,严于组织。如《连州刺史厅壁记》一文,既表现了山水风景之美,又达到了实用的目的,在条理分明的叙述中显现出作者的谨严构思。
结构也称“文法”,既是文章谋篇布局的方式,又是文章构思的外在显现。如果把语言比作是文章的血肉,结构就是文章的骨骼,其重要性自不待言。柳文就十分重视谋篇布局。结构上,既有条理清晰、环环相扣的一面,如《封建论》、《天爵论》等论说文,不仅于外在的文字上有连结、转折和呼应,在段与段之间也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段太尉逸事状》等记叙文也是精于剪裁,结构清晰;但同时又具有平中见奇,层见迭出的特色。其山水游记的谋篇布局绝不雷同,结构变化多端,各极其妙。柳文不仅讲究一篇之内的巧妙布局,有时在篇与篇之间也存在独具匠心的结构。如《永州八记》,既各自成篇,又前后连贯。每篇的开头与上篇互相关联,合则似山水长卷,分则为八折屏风。这样巧妙的布局,有利于突出了八处山水各自的特点,避免了重复雷同。结构上的灵活多变,造就了柳文“奇峰异嶂,层见叠出” [5]的特色。
相对而言,刘文的结构较少变化。他的论说短文和杂文,如《因论》七篇、《观博》等,都是先叙事后说理,条理是清楚了,但缺乏新意。此外,他的厅壁记、驿路记之类,如《和州刺史厅壁记》、《武陵北亭记》等文,往往依照地理位置逐一写去,似乎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程式。他为友人写过不少集纪,往往是先议后叙。他的碑传文被誉为“饶有史才” [6],但也缺少结构上的变化。当然,刘文在结构上也并非毫无变化。洪迈便指出,刘禹锡的一些表文在结构上存在打破旧套、不依程式的现象。他在《容斋随笔》中说:“郡守谢上表,首必云‘伏奉诰命,授臣某州,已于某月某日到任上讫’。然后入词。独刘梦得数表不然。”[7]《夔州刺史谢上表》即是如此,作者在“授臣某州”之后,即接以长篇自明的文字,最后才说“臣即以今月二日到任上讫”。这些表文能够不依固定的格式规范,打破旧时谢表的俗套,可算是刘文在结构上的闪光点。
立意指文章主题思想的构建与表达。柳刘散文在立意上都具有新奇而深刻的特点。柳文往往能从平凡的、人所常见的.事物中出人意表地归纳出有意义的主题。比如他的寓言作品,就善于通过日常事务来揭示生活的本质或某种普遍的哲理。他以卓越的见识和敏锐的观察,择取具有社会意义的典型事例,把丰富的现实人生写进寓言之中,透过现象深究本质,寓意深刻而发人深省。如《三戒》中所讽刺的对象,既是现实政敌的化身,又包含了自己无法言说的隐痛。他的山水游记也是如此,永州山水在南方的景色中并无独特之处,但柳宗元能以独具匠心的象征手法,借助平凡无奇的山山水水来表现自己的悲剧命运。其传记散文大多有所寄托,人物的事迹和品格,往往只是感想的触发点,常以类比的方法引申出某种深刻的哲理。
刘文在立意上也有相类似的特点,同样善于从生活中归结深刻的道理。其《救沉志》、《观市》等篇,都借题发挥,揭露世间丑行,文短意长。《因论》七篇,往往一事一议,从习见小事中提炼出人生哲理,或将其与治道联系起来,以小见大,表达深刻见解。并且注意发掘客观事物中普遍存在的各种互相对立的矛盾因素,富于辩证思想。如《叹牛》一文,也是借题发挥,通过对牛“用尽身残,功成祸归” [8]的描述,告诫人们应采取一种“执不匮之用而应夫无方” [9]的立身处世之道。作者有感而发,以牛譬人,立意巧妙,说服力很强,令人深受启发。
总体而言,刘禹锡和柳宗元都很重视的散文创作的构思立意,从而使他们的文章大都兼具深刻的思想和新颖的结构,达到了形式美与内在美的统一。相较而言,则柳文以结构多变取胜,刘文以构思慎密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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