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回顾了明朝的灭亡和李自成的失败，也从中再次验证了“民心乃固邦之本”的历史论断。这次金笔头网为您整理了6篇《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希望能够对困扰您的问题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感觉目前这些离我们还有些距离。公司还没有大到临界的状态。但是公司快速发展，需要做一些大的布局。而这必须涉及新的人员变动和资源投入。公司的内外部布局；未来的市场状况，下一步的增长点，市场份额，开发，渠道，营销，服务等环节的问题在哪里？领导者要有大数据思想，要为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在某些方面加大投入还是拓展新的渠道或者开发新的项目。而这需要投入人力和资源去落实。为了实现方向，现有的人谁能够胜任？配套什么职位和资源？需要什么样的人员引进。而现有的项目中需要做评估和调整。哪些是见效快的，足已支持公司的扩张。见效慢的，需要长期的项目推进。哪些是在浪费公司资源。那些务必纠正，那些能够容忍。
作为公司的一员，我们要伴随着公司的成长而成长。学会从不一样的角度看问题。在解决一个困难，挑战，到达一个高度后，能够不断突破，继续创新。学习在上一个阶层看问题，在下一阶层做事情。能够看清自我的方向，坚定去摸索创新的路径。
互联网企业更新换代更贴合行业的颠覆的规律。昔日的巨头如今也在苦苦挣扎。我们抓住事情的本质，尝试不断的创新。在趋势的变革中，只有接近目标的实质的事物才不会被淘汰。而创新的思维和行动力，对每个人又都是公平的。坚信自我也会是明天的大牛，何必惧怕离开那个自我认为的舒适圈呢！
郭沫若反驳了他人关于“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观点，对于崇祯不抱丝毫的同情，却又在文中明确阐述大顺政权的灭亡主要责任在于牛金星、刘宗敏等人身上，而为李自成做了彻底的开脱。联想到毛泽东对于李自成的态度，与他把这篇文章作为整风的材料，我越发觉得文章折射了太多太多的现实政治，越发觉得思维并不总是理性的，在运作的时候社会与个人的双重环境都会起到很强的牵制作用。这篇文章对于整风可能会有一定的价值，但是这种价值远远高于其在思想上的。
作为一篇普通的文章，之所以能够以单行本的形式一版再版，自然源于毛泽东的巨大威望。文章因政治而生，又因政治而显得璀璨。
如此一来也说明，一件东西的好，除开本身的质量外其它力量的辅助更能成就它的光芒四射。
1944年，著名文学家郭沫若写下了著名的关于李自成农民起义教训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就在这一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全力以赴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并为建立独立、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毛主席对这篇文章非常重视，把它做为整党文件下发全党。他要求全党同志牢记李自成失败的历史教训，廉洁自律，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开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当年在河南，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纪律严明，就连李自成的亲戚犯法也照样处死。起义军对百姓秋毫无犯。同时作为起义军头领的李自成作风比较民主，能听得进不同意见。因为得到人民的拥护，使起义军迅速发展到几十万人。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打下了北京城，推翻了腐朽的明王朝。是什么使李自成进北京短短几十天就失败了呢，让无数起义军将士的鲜血付诸东流，是起义军将领的迅速腐败。如刘金星、刘宗敏之流，把明朝的专制和腐败都继承下来。纵声色，夺名利，掠财物，杀功臣。在战略上，组织上、作风上都犯了严重错误，埋下了失败的祸根。李自成刚进北京，面临第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争取吴三桂，不让他倒向满清政府。可就在这关键时刻，大将刘宗敏抢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尽管忠臣李岩一再要求放回陈圆圆。可刘宗敏自认为功劳大，根本不听。最后导致吴三桂冲冠一为红颜，投降了满清。吴三桂引清兵入关，起义在吴三桂和清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他们经不起权力的考验，没有吸取明王朝灭亡的教训。千秋大业为何毁于一旦，这对后人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打天下的时候，能够想到群众的利益。曾提出均田免赋的口号。可当他们进城，有了权力的时候，就忘记了人民群众。想着当官做老爷。李自成的谋士刘金星，进城后生活极端豪华，有着太平宰相的风度。随着起义接近胜利，他们的个人欲望也在膨胀，这也是大多数农民起义最后失败的原因。他们跳不出历史的周期律。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就是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他和毛主席有一场意味深长的谈话。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多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也。一人、一家、一团体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想跳出这周期律。毛主席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一条新路，就是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正是基于对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总结，毛主席在全国胜利前夕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这就是：务必使同志们继续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燥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49年3月23日，毛主席在离开西柏坡向北京进发时，又提起李自成的教训。毛主席说：我们是进京赶考，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李自成进京后就变了，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2002年，胡锦涛同志在考察西柏坡时强调，赶考还在继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开展加强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就是要求广大党员要牢记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新电和海州区合办的廉政教育基地，在干部腐败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不少腐败分子，他们原来工作努力，成绩突出，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可他们随着职务的升高，权力的增大。忘记了一个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宗旨，忘记了自己的权利是人民给的。忘记了党的培养，人民的期望。他们经不起糖衣炮弹的攻击，经不起金钱的诱惑，堕落为腐败分子，他们上对不起革命先烈，下使子孙后代蒙羞。悔之晚也。从解放初的刘青山、张子善，到改革开放时期的胡长情、成克杰、陈希同等。可以说他们原来对党和人民是有功的。可是他们后来放松自己对于世界观的改造，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把个人利益放到人民利益之上。走到人民的对立面，他们就是当代的刘宗敏。在成绩面前，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__烈士说过“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这正是革命者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在抗战时期，一位记者访问延安，他惊奇的发现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朱德一个月工资只有五块钱，而国民党一个师长就能拿一千大洋。从这里我们已经看到共产党为什么得天下的道理。
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每个中国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今天。重读《甲申三百年祭》很有必要。成由勤俭败由奢，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人都是这样。《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到今天已经整整70年了，今天读它，仍感到警钟长鸣。读史使人明智，让人保持清醒的头脑。蝼蚁之穴可溃千里之堤。我们要从思想上筑牢防腐拒变的堤坝。和腐败现象作坚决地不妥协地斗争。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中国共产党兴旺发达的法宝，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实践群众路线教育，永远保持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和国家走向新的辉煌的保证。
1944年的暮春时节，郭沫若在重庆发表了他的历史散文《甲申三百年祭》。选择这个时间是意味深长的，因为正是在1644年的暮春时节，闯王李自成杀进了北京、崇祯皇帝吊死煤山、立国276年的明朝灭亡了。所以《甲申三百年祭》的第一句话便是：“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周年纪念了”。
文章立刻引起了远在延安的毛泽东的注意，他将其列为整风文件，并多次号召全党认真学习。《甲申三百年祭》因此而扬名，但人们也因此形成了这样一个固定印象：文章主要是在总结农民起义军因为骄傲而失败的教训。
前段时间重读《甲申三百年祭》，我却有了一点新的感悟：文章不仅总结了李自成的教训，实际上更是如作者开宗明义所说的那样，是在总结明亡的教训。
明亡的教训现在看起来，也还让人不胜唏嘘。崇祯登基后的明王朝可以说是风雨飘摇，内忧外患。外有努尔哈赤的后金虎视眈眈，内则是连年的旱灾、蝗灾，闹到了“人相食，草木俱尽”的程度，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已成燎原之势。对朝廷来说，要御侮，要救灾、要“剿寇”，提供这些“公共产品”都需要钱。问题是钱从哪儿来？
郭沫若写到：“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项相当合理的办法，然而却遭了大学士们的反对，便寝而不行了。”这位名叫李琏的武生提出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请令江南富家报名助饷”，也就是说，让富人出一点钱。
用今天的话说，李武生的观点显然是属于“极左”、“仇富”的，结果遭到了“主流公知”的强烈反弹。皇帝身边的大学士钱士升便上书崇祯，说李武生“倡为缙绅豪右报名输官，欲行手实籍没之法。此皆衰世乱政，而敢陈于圣人之前，小人无忌惮一至于此！且所恶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贫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而籍没之……此议一倡，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乱自此始矣。”总而言之，不能仇富，不能向富人开枪，不能搞民粹主义，否则的话就会“大乱自此始矣”。
皇帝当然是害怕“大乱”的，何况钱士升的资历和专业水平，也不是李武生所能够相比的，所以他的建议也就被搁置了。三百年后，郭沫若仍然为崇祯犯下的这一错误扼腕叹息：“‘搜括臣宰’的目的，在李武生的原书，或者不仅限于‘助饷’吧？因为既言到兵与荒，则除足兵之外尚须救荒。灾民得救，兵食有着，‘寇乱’决不会蔓延。结合明朝全力以对付外患，清朝入主的惨剧也决不会出现了。”
富人的钱不能动，皇帝自己舍不得出钱，“剿寇”又是火烧眉毛的事，不能稍缓。怎么办？只能是给政策，让他们自己去“创收”。明末清初的李清在其《三垣笔记》中说：左良玉(明朝大将)的兵一半要算群盗，甚是淫污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将人夹住，小火烧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们抢掠来妇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污。因为朝廷严重拖欠军饷，士兵还要卖命打仗，抢劫起来自然理直气壮。当然，用这样的兵来“剿寇”，只能越剿“寇”越多，终于进了北京，反而把皇帝给“剿”了。
虽然在郭沫若看来，李武生是“很有政治的头脑”，但他这个建议还是彻底得罪了当时的“士大夫”们。当时崇祯为了故作姿态，一面采纳了钱士升的理论，一面也对钱进行了“切责”。但郭沫若发现，“当时一般的士大夫都左袒钱士升。钱受‘切责’反而博得同情，如御史詹尔选为他抗辩，认为‘辅臣不过偶因一事代天下请命’。他所代的‘天下’岂不只是富家的天下，所请的‘命’岂不只是富者的命吗？已经亡了国了，而撰述《明李北略》与《明亡还略》的人，依然也还是同情钱士升的。”
郭老的眼光是很准确的。崇祯自杀之后，这些士大夫们并不为他“死节”，而是热衷于当李自成的“大顺”朝的新贵。明朝遗民写的《小史》记载，李自成手下的将军李岩和军师宋献策在北京街头曾经“见先帝柩前有二僧人在旁诵经，我明旧臣选伪职者皆锦衣跨马，呵道经过”，不解“何以纱帽反不如和尚？”实际上，在清兵入关后，这些人很快又成了“大清”朝的新贵。看来，只要能够保住他们的地位和财富，则无论国号是“大明”、“大顺”还是“大清”，无论皇帝是姓朱、姓李还是姓爱新觉罗，他们都不是很在意的！
一晃明朝已经亡了372年了。无论是李自成因为骄傲而功败垂成，崇祯因为被人误导而招致覆灭，都已经是历史长河中的既成事实，不会因为我们的惋惜、愤怒和悲伤而改变，最重要的我们应该能够从中汲取足够的教训。法国“新史学”的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说过这样一句很有分量的话：“拒不思考历史的民族、社会和个人都是不幸的，因为同历史遗亡症引起的伤害相比，往昔的创伤其实是微不足道的。”
饥荒诚然是严重，但也并不是没有方法救济。饥荒之极，流而为盗，可知在一方面有不甘饿死、铤而走险的人，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不能饿死、足有诲盗的物资积蓄着。假使政治是休明的，那么挹彼注此，损有余以补不足，尽可以用人力来和天灾抗衡，然而却是"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这一句话已经足够说明：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
这层在崇祯帝自己也很明白，十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时的《罪己诏》上又说得多么的痛切呀："……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
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明季北略》卷十三）
这虽不是崇祯帝自己的手笔，但总是经过他认可后的文章，而且只有在他的名义下才敢于有这样的`文章。文章的确是很好的。但对于当时政治的腐败认识得既已如此明了，为什么不加以彻底的改革呢？要说是没有人想出办法来吧，其实就在这下《罪己诏》的前一年（崇祯九年），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项相当合理的办法，然而却遭了大学士们的反对，便寝而不行了。《明季北略》卷十二载有《钱士升论李琎搜括之议》，便是这件事情："四月，武生李琎奏致治在足国，请搜括臣宰助饷。
明朝的灭亡认真说并不好就规定在三百年前的甲申。甲申三月十九日崇祯死难之后，还有南京的弘光，福州的隆武，肇庆的永历，直至前清康熙元年(一六六二)永历帝为清吏所杀，还经历了一十八年。中国台湾的抗清，三藩的反正，姑且不算在里面。但在一般史家的习惯上是把甲申年认为是明亡之年的，这倒也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因为要限于明室来说吧，事实上它久已失掉民心，不等到甲申年，早就是仅存形式的了。
要就中国来说吧，就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年间一直都没有亡，抗清的民族解放斗争一直都是没有停止过的。
然而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无论怎样说也是值得我们回味的事。
在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责骂的。
崇祯帝可要算是一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就是李自成《登极诏》里面也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①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不用说也就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雅化了。其实崇祯这位皇帝倒是很有问题的。他仿佛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走着错误的路径。他在初即位的时候，曾经发挥了他的"当机独断"，除去了魏忠贤与客氏，是他最有光辉的时期。但一转眼间依赖宦官，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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