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当我们来到赣州郁孤台公园时，正是清秋时节，还赶上“两三点雨山前”。站在半山腰的辛弃疾，并没有回敬我们这些千里迢迢赶来的仰慕者的注目。他目光专一，夹杂着几丝忧虑和愤怒，掠过这座以他为荣的城市——赣州的大街小巷，一直望向天际。他的右手从披着的大氅中伸出，攥住剑柄，把剑身抽出五分之一。下一刻，他或许拔剑出鞘，或许把剑按下。这让人想起莱辛的美学名篇《拉奥孔》。里面谈到，造型艺术家要避免描绘故事顶点的时刻，而宜选用情节发展到顶点前那个“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拔剑出鞘前一刻的辛弃疾，正好保持了艺术表现必要的张力。
低矮的灌木和不知名的树覆盖着半山腰，微雨湿润着红土地，地上的生物潜滋暗长。这场景仿佛持续了千年。时而有鸟鸣声打破寂静，有人说：“这会不会是鹧鸪？”他的问话立即引起人们的兴趣。飞鸟似乎是古典文学中超越时间的存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朝代更迭，物是人非，似乎只有飞鸟可以冲破时空的限制，俯瞰大地和苍生。
来到郁孤台的读书人，不去看看辛弃疾似乎说不过去。他在赣南附近度过了大半的人生岁月。他终生以恢复中原为职志，欲挽狂澜于既倾，但最终壮志难酬。“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这是他传唱千古的名作《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的最后一句。
那一晚的鹧鸪，是否会穿破千年的历史风尘飞到我们面前？我们不得而知。但与我们相比，千年以来的鹧鸪，没有我们变化得那么快。与我们相比，它们离历史现场更近。那么，就让我们听听鹧鸪是怎么说的吧。
南宋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写道，“南渡之初，虏人（金人）追隆祐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还，幼安（辛弃疾）自此起兴”；“‘闻鹧鸪’之句，谓恢复之事，行不得也。”德国接受美学代表人物姚斯说：“第一个读者的理解将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充实和丰富，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得以确定，它的审美价值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得以证实。”后人对于这首词的解读，多少都是站在罗大经的肩膀上而生发的。那么，鹧鸪究竟说了什么，让人以为辛弃疾表示“恢复之事，行不得”。难道怀有雄心壮志的辛弃疾，对于恢复失地也是悲观的？
查宋人所著《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鹧鸪“生江南，形似母鸡，鸣云‘钩辀格磔’者是”。此“钩辀格磔”的鸣声，演化为“行不得也哥哥”和“但南不北”两种谐音，因而有两种不同的寓意。前一种从“行不得也哥哥”生发，常用以抒写离别之苦，后一种与南人思念故土之悲相联系。
历的辛弃疾“壮岁旌旗拥万夫”，二十岁出头就成为抗金起义军的领袖，率领五十多人奔袭几万人的敌营，把叛徒擒拿，带回南宋都城建康。从“沦陷区”山东初来南方，他对朝廷的畏缩并不了解，他曾写出《美芹十论》《九议》等关于抗金北伐的建议。但已经无意打仗的朝廷反应冷淡，只是把他先后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治理荒政，整顿治安。这与他的理想大相径庭。
北宋张咏《闻鹧鸪》云：“画中曾见曲中闻，不是伤情即断魂。北客南来心未稳，数声相应在前村。”“北客南来”也是张咏的山东同乡辛弃疾的写照。他满怀救国之志，而朝廷对这位军事强人始终怀有戒心，处在不能不用又不能重用的尴尬境地。“闻鹧鸪”不仅引逗起他对沦陷故土的怀念，也撩拨着他内心的隐痛。他一生坚决主张抗金，并没有因为屡次受挫而颓废。“江晚正愁余”之“愁”，与《水龙吟》中“无人会、登临意”之“意”，正是一番滋味。英雄终有迟暮，但英雄之心不会死去。
鹧鸪的鸣声不时划破山谷的寂静。朝代更迭已经不知凡几，鹧鸪似乎依旧在对我们诉说着辛弃疾的故事。（郭超）
【篇二】
四川犍为，人文荟萃。最的莫过于“一代循吏”李拔为官当政事迹和脍炙人口的李家“一门四进士”的佳话。然而，通过挖掘故事背后的故事，李母当簪为子择友更加震撼人心。
李拔，号峨峰。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生于犍为城关文林街。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任福宁知府。李拔先祖于明洪武初年徙居犍为。在李拔之前，李家多业儒无成，落泊潦倒。
李拔回忆自己年幼时的情景时说：“家庭生计日艰，母亲在家‘饲豕养蚕’，父亲外出为人‘采薪、负米，数濒于死’。”由于李父长期忙于生计，无暇顾及家庭，便把李拔三兄弟托付妻子教导。李母周氏为塾师之女，贤惠持家。虽然家庭极度贫寒，但是李母始终督促李拔读书不辍，在家亲自教李拔读书识字。只因在她内心深处，始终怀揣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李拔15岁的时候，母亲周氏忧心忡忡，孩子聪明勤奋，颇有天赋，却苦于家境贫寒，无法为其聘请指点。内心的煎熬让她夜夜无法入眠。经再三思索，她想到“无师当取益友”，于是，决定当掉家中值钱的东西——头上的簪子，用典当来的钱招待儿子的学友，以吸引挑选优秀学生与儿子一起学习。李拔明白母亲的良苦用心，更加发愤图强。雍正九年（1731年），18岁的李拔考中秀才。饱读诗书的李拔确立了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他曾自书联语“立志不温饱，读书岂为功名”，天下为公的思想至此厚植于心。
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李拔因家庭生计所迫，想要放弃学业的时候，母亲反问：“古人由困而亨坎檩，穷愁益励操持，汝等可以饥寒隳厥志乎？”谆谆教诲，坚定了李拔学习的决心。在他人生的重要阶段，在他为择学友而彷徨的时候，是母亲为他创造了良好的学习交友环境。
孔子说：“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李母当簪为子择友，这一历史故事所蕴含的智慧光芒照耀着世人。时代呼唤“李拔”，也呼唤越来越多的“李母”！（李佳吴伟）
【篇三】
中华民族尚“礼”。“礼”，是先贤们提倡的观念经两千多年的被选择、被认同后，铸成的民族性格。
孔子提出“克己复礼”，认为礼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进步的必由之路。《礼记》中有这样几段话：“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以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意即为，人之所以为人，区别于鸟兽，是因为懂得“礼义”。
“礼”，对于个人而言，是规定品德修养、行为举止的具体要求；对于社会而言，是规范社会秩序、人际关系的具体约束。“克己复礼”，就是要人克制自己的私欲，用公认的道德规范来要求自己，回到礼义的规范中去。东方儒学讲求“吾日三省吾身”“知耻近乎勇”。马克·吐温说，只有人是知道脸红的动物。诸如羞耻、尴尬之情，是“克己复礼”的心理基础。法律可以让人不敢越矩，制度可以让人不能越矩，只有“文化”，可以让人不愿越矩。
家风与家教，无形中培育着下一代的意志和品格。“礼”与“义”之内涵，诸如“*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是传统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千年的传袭与继承中，具体化为“忠厚传家远，诗书济世长”等铭文。
良好家风传承，非通过训诂等口头方式传承，更重要的是长辈的“身体力行”。西汉初年学者韩婴《韩诗外传》中记载有孟母“断织”的故事：孟子小时不知努力学习，时常中断自己的学业。孟母为教育他，有一次竟用刀将自己织机上将要织成的布割断，从而使孟子感悟到“半途而废”的道理。刘向《列女传》亦有的“孟母三迁”故事。范仲淹之所以志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因为幼时母亲告诉他，“不为良相，即为良医”——良相可以治国安邦，良医可以治病救人，一个人想要自己快乐，就必须让别人先快乐。家教之重要性，还可以马为喻。马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但若把一匹幼马从小单独饲养，长大之后才让它进入马群，由于它的社会性本能从未被后天诱导过，它就不懂得遵守规则，容易成为“害群之马”。人同样如此，儿童若是从小缺乏道德的启蒙，他的善良本能就无法激发，自私与冷漠的性格便难以抑制。
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衍生的精神支柱。虽在时刻变动，但任何民族都不可能抛弃它的传统而重新开始。中华传统“礼”“义”之文化中所包含的人伦观、自然观、生命观，都应当成为酝酿当下“家风”的珍贵的思想资源。（李庚其作者系国学教育家、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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